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效率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新古典金融促进论、内生经济金融发展论、金融分工功能论等理论多视角诠释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然而，金融的快速发展(甚至是过度繁荣)带来的金融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引起了普遍的焦虑，视线再次聚焦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性。研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以下简称为金融效率)成为普遍关心的学术焦点。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2000～2010年间，M2/GDP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8)①，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对总量过度崇拜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益发值得反思(Blanchard et al.，2010)。因此，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绝非仅仅是数量的关系。基于效率维度，对金融效率的关注与重拾就成为现阶段的占优策略。从效率维度探讨“虚”与“实”关系，有助于我们从金融乏力的困局中拔出泥足、更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
二、文献综述
在内生经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大量文献云集于从市场角度考察“虚”、“实”关系，使“投入—产出”模式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孙伍琴和朱顺林，2008；熊鹏和王飞，2008)。传统的金融发展效率研究更多强调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功能，因此，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是金融效率发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Ang，2008)。虚拟经济的发展拓展资本积累的渠道、加速资金融通，支撑了实体经济的繁荣(Hermes & Lensink，1996)；同时，金融的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提升实体经济效率。伴随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以及内生经济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近年来金融的创新效率受到关注，并认为金融发展的技术创新效应也是金融效率不可或缺的一极(Bittencourt，2012)。受制于技术创新的极度不确定性和高额固定成本，创新活动易于受到融资困扰(范红忠，2007)。金融发展致力于促进金融要素的合理流动，孵化创新项目，从而缓解创新活动的资金约束。另外，金融创新效率有益于稳定货币需求(Ireland，1995)、提升市场竞争力(Santiago & Francisco，2007)和降低金融系统风险(Gai et al.，2007)，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效率的发挥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金融特性以及制度环境息息相关。中国经济改革的施行以及地区经济的实际差异，造成国内市场进程的非一体化和区域金融发展的不一致性(赵勇和雷达，2010)，使得金融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导致以地理关系为依据形成多个集群(方先明等，2010)，促使金融效率呈现不均质分布。各地区在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和金融政策运行空间方面的不同，也是金融效率差异性的源泉(Demetriades & Andrianova，2004；周立和王子明，2002)；政府对金融的控制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常态(鲁晓东，2008)。政府的金融控制政策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分割(Boyreau-Debray & Shang，2005)，成为我国金融发展区域性差异的重要来源。
现有文献多拘泥于总量角度管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性，疏于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研究，更缺乏对金融效率的分解。事实上，金融配置效率与金融创新效率是金融效率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不同的作用与机理。虽然金融效率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但更多文献基于经济和地理的差异性研究金融效率差异，鲜于从金融与经济的投入与产出视角研究效率。而且，更多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虽有部分研究关注金融配置效率与金融创新效率的测度与分析，但因采用简单指标法和线性回归法而有失偏颇。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效率角度窥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将金融配置效率与金融创新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深化和明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路径；(2)多维度分析我国金融效率的分布特征，既有省际维度，也有传统东中西部区域维度，更有金融控制水平维度；(3)摒弃通常的线性方程法，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度金融效率，避免由于方程设定偏差所导致的效率估算偏误。
三、研究方法
依据内生经济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系统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被引入生产函数。金融效率可以用“金融投入”的“经济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早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主要采用索洛剩余法，但该方法要求的生产函数及假设过于苛刻；考虑到效率本身是一种相对指标，利用传统的脉冲响应等处理方法难以将其量化和比较。而新近发展起来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假定为一个“金融投入”和“经济产出”的“黑箱”，控制金融投入指标，运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效率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相对于生产前沿的偏离程度来评价它们的效率高低，从而精确量化各省域的金融效率。
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假定，可进一步将上式中的距离函数变动率
由于在规模报酬不变(CRS)条件下的分解思路更为清晰(Grifell-Tatje & Lovell，1999)，且各省域在选择投入数量和运营规模方面的非随意性(冯蕾，2009)，本文选定CRS假设下的分解方法进行分析。按照式(5)进行分解后，TFPCH测度的就是该省域的金融效率；TECHCH刻画的是金融发展促进内生经济增长即技术水平的变化，可反映金融创新效率；EFFCH反映的是金融发展整合资本和劳动要素能力的变化，用以表示金融配置效率。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基于DEA方法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遵循的是“投入—产出”的测算范式。为测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全要素Malmquist指数，“金融投入”和“经济产出”的指标选择如下：
金融投入指标。表征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尚未形成共识(武志，2010)。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兼顾指标的一般性和数据的可得性，选择银行贷款、非国有企业贷款、保费收入和金融业产值4个指标来综合评价金融发展全貌③。由于没有各省域的银行提供给非国有企业贷款的统计数据，本文参照赵奇伟和张诚(2007)的做法，假定银行配给到国有企业的贷款与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正比，而分配给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为银行贷款总额与国有企业贷款额之差。
经济产出指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只表现在经济总量方面，金融发展同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杨胜刚和朱红，2007)，基于此，本文选择实际GDP(2000年为基期)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产出指标。其中，产业结构调整以第三产业产值的GDP占比(%)度量④。
本文采用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对金融效率进行测度，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各期。
(二)金融效率的测算结果
首先从时序层面报告我国金融效率的测算结果，勾勒出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化轨迹。图1报告金融效率(TFPCH)、金融配置效率(EFFCH)和金融创新效率(TECHCH)均值的时间趋势。图1显示，研究期间我国的TFPCH、EFFCH和TECHCH徘徊在1值左右，表明我国的金融效率提升缓慢，导致金融效率偏低。
为从总体上认识金融效率变动的统计特征，表1报告了金融效率(TFPCH)、金融配置效率(EFFCH)和金融创新效率(TECHCH)总体的描述性统计。不难看出，研究期间我国金融效率平均增长率仅为0.8%，金融配置效率平均增长率为0.6%，金融创新效率更是低至0.4%。这一方面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与经济都取得长足发展，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多是总量关系，金融效率发挥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效率的发挥主要依赖于金融配置功能的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多地停留在要素堆积阶段，而金融发展引导的创新能力不足。
(三)金融效率的分布特征
金融效率的提升既受市场的影响，更受政府控制的约束。因此，金融效率的全面分析需要多维度的测算。为进一步研究我国金融的效率特征与构成，本文从省际行政、地理区域和金融控制等多维度探讨我国金融效率的分布特征。
从表1可以看到，金融效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的高低极差(即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分别达到0.697、0.61和0.681，说明地区间金融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现阶段金融效率的发挥主要倚重于金融配置功能的实现，为比较省际金融效率的高低，我们以金融配置效率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汇总了各省域的金融配置效率的水平值(见表2)。总体上看，2000-2010年间，金融配置效率处于上升通道的省域有15个，占比48.4%，而处于下降趋势的省域有7个，占比22.6%。表明我国省域的金融配置效率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与我国总体的金融配置效率状况相符。
Rioja & Valev(2004)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有所差异，而我国金融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明显，研究金融效率的区域分布特征更具现实性。按照传统的地缘关系分类方法，表3报告了东中西部的金融效率(TFPCH)、金融配置效率(EFFCH)和金融创新效率(TECHCH)的区域描述性统计⑤。不管是在金融效率方面，还是在分解后的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方面，东部地区都雄踞翘楚地位，中部最低，效率的区域特性明显。
上述的区域划分方法虽有助于组织区域经济活动，但由于区域内部各主体的经济水平良莠不齐，不利于实施差异化的金融调控政策(范祚军和关伟，2008)。因而，根据地理条件制定的区域统筹政策就值得商榷。
鉴于我国金融控制的常态性，本文依据金融控制强度划分区域⑥，结果汇总为表4⑦。本文认为，这一分区方法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金融控制程度下的金融效率，来揭示出金融控制政策对金融效率的直接后果。
表5报告了按金融控制强度划分的金融效率(TFPCH)、金融配置效率(EFFCH)和金融创新效率(TECHCH)的区域描述性统计。结果明示，金融控制的强度与金融效率的提升负相关，金融控制的强化阻滞了金融效率的发挥，从而丰富和深化了Rioja & Valev(2004)的研究结论；对于分解后的效率而言，金融控制强的区域在金融配置效率提升上略胜一筹，在金融创新效率提升方面却表现欠佳，说明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尚且滞留于简单的数量扩张阶段，而由于政府难以胜任金融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⑧，金融创新积极性受抑，创新空间被压缩，金融创新效率低下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大桎梏。
五、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省域的金融效率进行测定，并从多维度开展对金融效率分布特征的讨论。从效率测算结果来看，我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观，金融创新效率尤其低下。金融效率具有较为典型的区域特征，中部金融效率最低。另外，以金融控制强度作为分区标准的研究显示，金融控制程度是影响金融效率提升的重要变量，特别是抑制了金融创新效率。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桎梏于传统的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金融创新效率不足是金融效率提升的极大钳制因素，而金融控制的渐近渐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金融创新效率低迷是金融效率偏低的症结所在，因此，加快推进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向由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金融效率的分布特征显示出我国地区之间存在着资本流动障碍(曾五一和赵楠，2007)。所以，在经济转型中应赋予金融市场更大的开放性，鼓励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和重新配置，增强金融要素的使用效率。金融控制弱化了金融创新效率，反映出金融控制政策的“紧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创新活力的降温和研发投入的不足，而科技研发活动对一国的金融创新能力至关重要(Cheung & Lin,2004；Faber & Hesen,2004)。因而，积极疏通和引导金融资源向技术创新研发领域分流，渐次放松并逐步取消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就成为未来发展道路的必由之选。当然，应时刻警惕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收入差距问题(Maurer & Haber,2007；魏浩和刘吟，2011)和信用分配问题(何其春，2009)。因此，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必须构建在市场培育和稳定的基石之上。
注释：
①M2和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②基于此，在VRS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表示为：TFPCH[，0](t)=TECHCH[，0](t)×PECH[，0](t)×SECH[，0](t)。
③在中国，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良好变量(Kuijs，2005)；非国有企业贷款绕开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难以度量的“货币当局”和“政府机构”贷款，是反映金融发展质量的一个代表性指标(沈坤荣和张成，2004)；保费收入和金融业产值分别从保险业发展和金融业产能角度刻画金融发展程度。理论上讲，金融发展还应包含股票市场的发育状况。但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因此，与国内学者的普遍做法一致，本文忽略股票融资的影响。
④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描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渐近增大，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
⑤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标准，并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本文的区域划分如下：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省份；西部包括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西藏等10省份。
⑥对金融控制强度的详细论述，请参照王晋斌《金融控制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7年第十期。
⑦表4的区域划分结果是以金融控制强度的中值作为临界点的，遵循王晋斌(2007)，本文也采用平均值来进行区域划分，所得结论与后面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因而，本文仅报告了按中值划分区域的实证结果。
⑧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第一行动集团”指的是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决策主体。政府主要充当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而难以胜任像金融创新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