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官本位何以久治不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本位论文,久治不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官本位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30年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指出：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决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权，改变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状况，加强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而最重要的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如果说，当时《决定》尚没有直接针对大学的行政化和官本位问题，那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直指日趋严重的大学官本位问题，非常明确地提出改变大学行政化的目标和要求： “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规划纲要》还提出了明确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试点意见，如“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和“完善校务公开制度”等。 应该说中央对大学的行政化和官本位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并且就如何解决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但遗憾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却仍然愈演愈烈，对大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一、大学官本位制度的恶果 大学官本位制度正在全方位地解构大学，颠覆大学的理念，蚕食大学的学术实力，使大学流于平庸，失去国家创新发动机的地位，难以继续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的理性灯塔。 首先，官本位制度使大学失去独立自主的办学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大学主要负责人被冠以“副部级”或“司局级”之后，更认同自己的官员地位，而把“教育家”只看做一个概念，一个观念转变层面的问题。他们更注重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而非对自己所领导的大学负责，他们在工作中格外注意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中建立的各种“关系”，以求获得“政绩”，得到晋升。他们所忙碌的主要是如何满足政府所提出的各种短期目标，应对政府的各种考评等。他们不大可能冒失去官员地位的风险，从政府争取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也不大可能关注大学的长远发展战略。目前校长或书记的岗位难以把一名学者培养成教育家，更可能将其历练成官吏或熟练利用关系的“政客”。 官本位制度正在使大学办学模式单一化。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瞄准了“综合性、研究型、世界(或国内)一流”，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为此游说各方，甚至不惜贿赂主要有关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实现学术飘移，升格学校的行政级别，当然最终的目标自然要落在学校领导的官员级别上。其实，“从来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模式，也不存在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追求的‘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模式’。” 其次，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使命随着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单一的教学发展到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结合。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大学的服务必须是在研究基础上的服务，必须有利于学生的培养，不能离开学术来谈服务，更不能以服务吸引了领导层的眼球而沾沾自喜，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弗莱克斯纳(A.Flexner)认为大学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学术工作——科研与教学。他指出，“现代大学要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极尽一切可能地促进知识发展，研究不管产生自何方的任何问题，以及培养人”。今天我们的大学由于官本位作祟，正在改变大学的教育使命，大学本应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培养能够提出和解答问题的学生”。而官本位制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冲突，创新是不断质疑权威意见和观点的过程，而官本位则是要学生唯命是从，这就使学生失去问问题的兴趣、勇气，甚至能力。我们的大学教师今天确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去，但目标有时是功利的，甚至是媚上的。大学的服务则更多地以领导的意志和获取利益为转移。哀哉，大学！我们要切记，“打破常规、拓展视野，这一直是高等教育特有的关切。正是因为拥有对我们自己、对世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大学才能蓬勃发展”。 第三，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价值取向，造就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一些教师在官本位制度下精心设计和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游走在从政和学术之间，力求升官与学术职称晋升两不误。“双肩挑”者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校园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引领了价值取向和职业生涯抉择，使得一部分优秀青年学者进退失据，进入领导岗位后，或者不能全身心投入领导工作，或者根本不具有必要的领导能力，更可怕的是利用手中权力捞取个人好处，而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逐渐失去领先地位，仅仅徒具虚名而已。这种制度误导了大批学者，葬送了一批优秀青年学者。 一些本来可以很优秀的学生，只要全身心投入学习，是可以在学问上不断进取，成为优秀的毕业生的。但是他们却把学生干部作为一种工具，来规划人生的道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批评学生干部，只是想说他们中的一部分，扭曲了价值观，不是把担任学生干部作为一种服务，一种人生经验，而是利用学生干部身份来铺平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学生可能人数并不多，但是却具有可怕的示范效应，成为精致个人主义者“喜获成功”的展示橱窗。 第四，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基础结构。今天的大学从外观上看与30年前的大学最大的区别除“壮美”的校园建筑以外，可能就是各个楼前和楼中目不暇接的金字招牌。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院系所名牌，一类是各种奖牌，一类是各种中心或实验室名牌。我们从这些牌匾中所嗅到的是大学的浮躁。毋庸置疑，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是大学的学术核心、基本组织单元，大学需要不断建设和细心呵护。当然这些机构有它遗传的缺陷，就是很难跨学科解决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复杂问题。因此在大学中构建跨越学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中心的成立太过随意，经常是校长、书记或其他学校领导，甚至学校职能部门领导一手建立起来，他们决定建立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往往是上级领导的意图，或者市场的需求。这种考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他们对大学的基本属性，大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却考虑不多，决策也很少经过学术机构(比如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审批。这些机构在运行中更多地得到领导们的关爱，分享更多的学校资源。更有甚者，他们往往自任这些机构的领导，在这些机构中他们往往独断专行，更像政府部门中的首长或企业中的CEO。这些机构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功利，急于求成，做了一些大学并不擅长的工作，而忽略了大学对社会和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在于通过基础研究进行创新，也就是提供长远和战略上的服务。大学切不可把主要注意力仅仅放在这些中心上，而忽略了大学传统的院系所的建设。 第五，官本位正在解构大学的核心——学术共同体。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民主，成员共享平等的权利，具有共同的责任，通过达成一致意见做出决定，尊重个人思想自由的权利，从而形成和谐的学术氛围。这几乎成了共同体成员的信仰。在这种学术共同体里拂去世俗的纷扰，静下心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对于真理的探索工作，对于大学教师的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成为吸引大学教师安之若素、安贫乐道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样的原则与官本位制度格格不入。在官本位制度下，大学的人、财、物等重大决策权实际上都在主要领导手中，在校园中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 由于大学管理中的官本位，学术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学校领导所在的学科占据了不合比例的学校资源，中层以上官员也相应占据了大量学校资源，与普通教师相比他们获取了与其比例不相应的过多的重大科研课题和各种学术奖励。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失去了参与大学治理的兴趣，不得不去应对行政主导的偏向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一旦学术共同体遭到破坏，学术研究就可能背离学术精神和学术至上的价值，官本位制度成为学术出版“膨胀”和学术行为不端滋生的温床。 在官本位的制度之下，学术共同体遭到解构，当大学学术共同体不复存在或被扭曲之后，依托于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文化品味与传统——“利益无涉的研究、对真理的自由追求、信息的自由分享、广阔而平衡的知识追求与传播、共同参与治理所包含的价值”——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 二、大学官本位制度为什么久治不愈 每年“两会”的发言、大量文章以及大学教师在私下与公开场合所表达的意见，对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已经进行了深刻广泛的口诛笔伐，一位校长甚至公开表示，把校长职务与副部级联系起来，是对其的侮辱。中央文件也直面这一问题，并且确定了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看起来已经进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快车道，会很快得到解决。但是，现实却是大学中的官本位愈演愈烈，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到底原因在哪里。 首先，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有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中，中国创建了文武官制度，整个社会围绕这样的制度运转。“读书做官”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几乎唯一的目标，是读书人的精神和物质追求。在人们的观念中基本上只有官与民，而二者的关系则是“上智下愚”，官是父母官，民是子民，民主和参与根本不在封建国家治理的语汇中。自辛亥革命以降，无数志士先贤尝试搏击官本位制度，但是这种融化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制度却难以消失殆尽。 1949年以后，中国以计划为核心治理整个社会生活，建立了庞大的、全能的政府。社会各种机构(文教体育卫生机构、群众团体、党派和宗教机构等)都成为政府治下的分支机构，都具有了行政级别，负责人都成为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在我国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第三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有问题找政府，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于是官本位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社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社会的各种制度，工资、医疗、退休和保险等都向政府官员倾斜。 其次，在这种整体的官本位环境下，我们可以说，政府是大学官本位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政府把大学作为实现国家即时目标的工具，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政府任命大学的领导干部，赋予大学领导干部行政级别，按照国家干部标准与要求管理大学领导。在大学领导被赋予行政级别以后，大量的政府官员蜂拥到大学“做官”。据统计，2014年新上任的15位部属院校书记中有8位来自党政机关。在地方，进入院校做领导，已然成为地方官员获得晋升的重要渠道。政府官员进入大学以后，把政府的工作范式和程序带到大学，写报告和发文件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发命令、跑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教师和学生既没有权力选择学校领导，也没有权力监督学校领导，致使大学领导的权力不受监督，官本位制度得以不断延续和强化。大学的官本位制度正在校内外形成利益链。大学设置行政级别，就为政府安排大批官员打开了大门，就为大学中的官员到政府从政开辟了渠道。这样就不断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演化成为官员之间的关系，而官员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政府以行政化的方式配置大学资源，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和逻辑，大学领导不断“跑步”到政府，力争“钱进”；政府的触角也延伸到了教师，政府管人才，主导了各种人才计划，使得人才愈来愈等级化，影响了大学和谐的学术环境；政府还管学科建设、管科研项目、管工程建设项目、管招生，甚至管到教材。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对大学无所不管，无所不包。 第三，在大学内部复制了政府的管理模式，成立了与政府主管部门一一对应的职能部门，以科层制的方式控制、管理学术事务，管理层级增加，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大学内部也以行政化的方式和逻辑配置资源，那些“跑步”到大学担任领导的部门和学术机构，就能获取大学的大量资源。大学为“双肩挑”者设置了理想的晋升路径，提供了一般教师所不能及的机会。大学中的各项政策也向他们倾斜，在大学中创造了官本位得以畅行无阻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大学内部的学者“自治”组织处于被大学领导者组织与管理的状况。这些组织的成员实际上由大学领导选任，其工作范围由大学领导确定，甚至工作日程也由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所谓“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不过是目前官本位制度下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当前大学所面对的激烈市场竞争对大学的官本位制度推波助澜。从社会整体来说，从战略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不断压缩官本位制度存在的空间。但是很蹊跷的是，大学在应对激烈市场竞争中却强化了官本位制度，管理超越了学术成为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大学正在经历一种管理范式的转变，从传统的学院(学者社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转化。一套新的管理话语已经生成：市场价值、成本—效益、战略规划、成就指标、质量保障、问责和审计等。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气氛和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大学的商业价值和实践，像管理公司、企业那样管理大学。于是大学的领导不仅是政府的官员还成为“大学”这一每年流通几十亿元巨大企业的CEO，大学领导的这两种角色互相支撑，互相强化。 第五，大学中行政文化已经生成，并且在不断发展，不断挤压学术文化。大学既是传播文化的地方，又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地方。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穆勒(S.Muller)指出，大学“早期存在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文标准正在受到规模、制度和程序的侵蚀。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自治更难于实施”，大学“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B.Clark)更明确地阐明，“在学术事业和系统中最少被注意到，但又变得日益重要的是行政文化从教师和学生文化中的分离。行政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相互影响作用，他们每日的工作与教学和科研根本不同。他们把教师和学生看做是缺乏现实感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新文化一旦生成就会不断向原有的主流文化挑战，不断挤压原有的文化。这样，在大学中两种文化——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独立并存，相互冲突，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大学治理中一个持久的、挥之不去的问题。这种新文化成为大学官本位制度的土壤和雨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学的领导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代表行政文化，帮助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获取更多的权利，从而不断强化行政文化，挤压学术文化生存的空间。 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重构大学的思想、制度和文化基础 我国大学被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传统所束缚绑架，现在要根本改变这一文化传统，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想首先要在社会、政府和大学之间形成共识，即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是企业，大学是自由追求真理的地方，是守护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社会与其代表机构政府要履行大学与社会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契约，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这是处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是大学独享的特权。大学要捍卫学术自由，因为学术自由是教师追求真理的基本保障，“追求真理”是大学永恒的使命，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理性，是大学精神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如果社会、政府和大学能够树立起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向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其次，大学的自治要有法律保障，以法律的形式约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法制建设遏制政府干预大学的冲动。政府要依据法律尊重大学的自主权，尽快改变以管理政府官员的模式管理大学的领导的做法，取消大学及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制定相应政策让教师能够参与大学领导的选任，监督大学领导选任的全过程。制定大学宪章，明确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容和边界，规定大学主要领导的遴选制度与程序。 第三，可以尝试通过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在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挡住政府的直接干预，一方面体现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的合法诉求，同时建立起对大学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第四，构建现代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将以学术权威为基础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并且建立起组织保证机制。保证教师(主要是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参与大学的重大决策。建立“终身聘用制”和“教师投诉听证制”等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教师享有学术自由，保障教师积极参与大学的治理。 鉴于官本位制度在中国是一个顽疾，已在大学生根，成为大学的一种制度文化，要想摒弃这种制度，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中国大学要摆脱平庸，建立起自信心，迈向世界一流，必须义无反顾地、坚实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第一步就是要取消大学及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这样做了，大学的官本位制度也就开始坍塌了，尽管路还很长，但是毕竟宣示了政府的改革决心。同时大学领导要自省，不断检讨自己的立场，认识自己不仅仅是大学行政最高负责人，不仅仅要向政府负责，还要不断重申自己是大学学术的代表，要对教师和学生负责。大学领导要有勇气顶住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向社会索要和捍卫自主办学的空间，在校内还要抑制行政权力的空前膨胀。大学教师要积极参与大学治理，积极参加学术组织的工作。一心只读圣贤书，只关心自己学科领域的世界，就会失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就会使官本位制度畅行无阻，学术共同体的良好氛围就会荡然无存。总之，中国大学要打破官本位制度的囿困，需要政府、大学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