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思念——忆白寿彝师的教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念论文,忆白寿彝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5年秋，我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白寿彝先生当时任系主任，从此在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学习；毕业工作后有时回校向老师请教，近20年又在老师直接领导下从事回族史工作，直到老师逝世，时间长达45年。
蚂蚁找食 蜜蜂采蜜
1956年上半年，即我入学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五四”青年节晚上，学校操场搭起高高的架子，上有用松枝编成的“向科学进军”5个大字。新团员入团宣誓后， 全场灯光熄灭，5个大字点燃，在夜空中燃烧，十分醒目。 适应这种形势或在这种大背景下，老师不断讲治学道理和方法，指导青年学子和青年教师。我记得《师大校刊》上登出老师的文章（或者是采访老师的记录），说要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史料，因为历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我还记得老师说做学问要先搭起一座小房子，然后发展成建筑群。意思是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成名，但又要脚踏实地，不要东打西击。我把这些谈话剪下来贴在自己“杂志”本上，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去干校时连同其它一些东西（日记、信件等）都烧掉了，但老师的话仍记在心上。
1959年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教世界中古史。按老师的教导到处收集资料，除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外，还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母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做卡片，不久积累的卡片成一大盒，用16开稿纸摘抄的资料积了一摞又一摞。在搞世界中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阿拉伯史，而阿拉伯史的研究和教学又离不开伊斯兰教，因此我涉足伊斯兰研究领域，参加了吴晗主编的世界历史小丛书有关部分的编写工作。不久运动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放弃教学和研究，投入运动，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我的小书《伊斯兰教史话》初版，送呈老师指教。老师向我讲了研究伊斯兰教的难度，我似是知难而转，将重点转移到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最后定点为回族史。这是从外向内的大转换，教学研究工作重点的大转移，我必须从头收集资料。于是又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又积累了许多，成为我的学术新财富，每当我向老师汇报我的某项工作成果时，老师总说：“资料做得不错”。1981 年我写的《回族史研究的四十年》（1940 —1980）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送呈老师后，老师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上发表。1987年，我将整理成的《回族史研究生专业课阅读书籍一百种》（油印件）送呈老师。老师看后高兴地说：“目录学搞得不错”，还问我目录中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的具体情况，因为抗日战争期间老师在云南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时，和吴乾就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和研讨。从1982年开始的《回族人物志》编写，分配给我的每个人物，我都先收集齐资料（就我所知和我能找到的）再动手写。此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如西北马家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函（档案）、马邻翼的手迹等，也收入人物志的“附卷”之中。1997年5 月，老师打来电话，说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伊斯兰教部分不能用，嘱我重写一下，6千字，10天交稿。我接到任务，日夜兼程， 按时将稿交去。过了几天秘书打来电话，说“稿子白先生通过了。”顿了一下又说：“白先生很高兴。白先生说李先生手快。”我所以“手快”，除了把老师交来的任务当作排他性任务、全力完成以外，还由于手中有资料；没有平时资料的积累，别说10天交稿，连收集齐资料恐怕也有困难。1999年初，开始撰写老师分配我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第一部分，3月下旬完成。 以后马寿千先生（马先生和我共同协助老师做这项工作）来信说：秘书“每天把你那部分给白先生念一、二段，白先生很满意，认为是‘资料库’。”
所以能完成老师交的任务，是因为记住了老师的教诲，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毅力搜集、积累资料。
“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
1982年春，《回族人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召开，老师讲了编写回族人物志的意义、进程和具体写法。分给我一些任务，我怕完不成，老师说：“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一开始，不会写人物传记。老师说：“人物传记和论文不同，不要议论过多。开头写一两句定性的话，末尾写几句（或一段）结论性的话。全文以叙事为主，但又要有重点，不能像流水帐。”又说：“有些人不易下结论、或目前还做不出结论，就先摆出事实。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写法。”老师特别强调唯物史观，说“要写出时代，写出时代特征，不可评价个人过高。”还说：“要用现代语言写，但人物不可现代化。”这些都成为我写人物传记的座右铭。
1984年底，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聘书”。聘我为“回族人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盖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公章，和所长老师的私章，以及老师的亲笔签字，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从此我又多了一些学习机会，除写稿外还参加会稿和审稿，还标点一些资料。到1992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完稿时，我写了该册中23卷的近6卷，完成了老师“多写点”的要求。
1993年我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出版，我在前言中说：“这十年，我还在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师的领导和指导下，参加了《回族人物志》全四册的编写工作。这对我不止是回族史知识的学习，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我将1990年4 月第三册《回族人物志》会稿期间和老师的合影置于书前，作为这段学术行程的纪念。
第四册《回族人物志》（近代）1992年完成，因故到1997年才出版。从1982年开始编写第一册，到1997 年全四册出齐， 共15 年时间。 1997年是老师的“米寿”（八十八岁），我写了《白寿彝先生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在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的刊物上发表。同年又写了《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在老师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中刊出。后文中我提出：回族史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和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的一系列著作，还要学习《白寿彝史学论集》，和老师主编的《史学概论》及老师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以提高回族史学界整体水平，把回族史研究推向前进。
1998年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发来通知，命我写一篇白寿彝老师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文章，收入明年（1999年）老师的九十大寿庆寿文集。我以《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为题，按期完成，交到史学所。1999年4月26 日老师九十大寿寿庆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庆寿文集《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出版，我的文章收入其中。我翻阅目录，见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只是老师学术活动的一个方面。老师在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当时全部出齐、老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是老师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老师完成了等身著作，构筑成了自己的学术建筑群。我在庆寿文章中说：“一个人出点学术成果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出成果，并在多方面达到高水平。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我庆贺老师的成就，作为学生也感到自豪。如果说我作为学生也写了一些东西，那和老师的指导分不开，和老师“多写点”的鼓励分不开。
“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
老师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需要艰苦的努力。”老师走的正是这样的路。抗日战争开始后，老师说“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1939年初到达云南，着手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校写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寄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书稿下落不明。后又集中精力校写，增加内容，成《咸同滇变见闻录》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现代化手段（如复印等），校写这些资料是辛苦的，而且只有老师这样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人，才能校勘这些史料。书在付印前，老师在《付印题记》中说：“本书稿本迭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可见老师和这书稿本走过的不坦易的路。在云南，老师开始写《中国回教史》。他说：“1942年12月，因避日机轰炸，避居嵩明县的杨林镇。村居多暇，着手写《中国回教史》，成三章。苦于手头缺书，明清时期的部分没有法子写下去，也就搁笔了。此后辗转迁徙，已成三章，只有这一章（指《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保存下来。”可知老师在不坦易的路上坚持做学问。老师还善于抓住每一个间隙、机会作学问。1939年12月，在柳州候车赴云南的一个月时间，就近访问清真寺，成《柳州伊斯兰和马雄》一文，成为利用碑刻资料研究回族和伊斯兰史的范作，这当然更是在不坦易的路上作的。
老师欣赏王国维治学三个境界的词，说“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总主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开始后，有家报社采访了老师，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题报道了老师开始的学术道路新长征。在聆听老师的多次谈话中，老师一再强调做学问要“坐得住”，说坐得住才能出东西。一次便谈中老师戏言：藏起来俩礼拜，谁也找不着，东西出来了。这是戏言，也是实情。像老师这样的人，社会兼职多，活动多，不设法坐下来是难以完成那样多的著作的。老师很好处理了社会活动和潜心著述的关系，以及多种学术工作间的协调。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卷题记中说：“本册从1983年六月十六日决定要写，七月四日开始动笔的，一直到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完稿。这中间，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会，写了一些无法推脱的文章，还审阅、修改了《回族人物志》第一、二册。实际上写史学史的时间不到十个月。”“我总想排除一切干扰，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我也有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在同一书中老师又说：“治学大不易，课程开设也很难。既要扎实周密，又要勇于前进。”这话是1984年说的，和老师1948年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的那段话：“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需要艰苦的努力”，是一致的。
1999年4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庆祝老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盛会，也是庆贺老师学术活动七十周年。七十年来，老师走过了不坦易的路，在这条路上不懈攀登，终于到达学术的光辉顶点。
我达不到老师的水平，但学习老师的精神，在学术道路上不求一帆风顺，只求努力向前。
无尽的思念
2000年3月22日我得到消息，老师于3月21日晚与世长辞。顿时眼前一片空白。几经镇静之后，往事一件件呈现眼前：1955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老师40多岁，正当年富力强，是有名的史学家。除了在校刊上读老师谈治学的文章外（如上述），还常在全系会上听老师关于学术问题的讲话，如当时关于曹操的评价，厚今薄古的口号等；还和同学一起到老师家中，听老师讲学习历史的意义，老师侃侃而谈，成竹在胸。毕业工作后，因从事历史教学，仍注意读刊物上老师的文章，如《红旗》上《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及《新建设》上《谈史学遗产》等，指导自己工作。以后运动多了，我被抽去搞五反、四清，脱离教学、科研，就没读也没见到老师的文章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
文化大革命后我和老师重又接触。在老师的引导下，我转到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定点为回族史后，向老师请教的机会就多了。为庆祝中央民族学院建院30周年写的《回族史研究的四十年》，在老师关怀下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以后又全文收载《新华文摘》上，树立了我涉足回族史的信心。可以说，一进入这个领域就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的。1982年编写《回族人物志》，开始在老师直接领导下工作，和老师的接触更多了。常去老师处请教，送稿、会稿、审稿，以及送去一些材料。有一次我将老师1940年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连载的《滇南丛话》共七篇复印后送去，老师拿在手中，近半个世纪前的东西又在眼前，若有所思。又一次，我将《清真铎报》复刊后新一号上老师的文章《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复印件交老师，老师谈起当时的情况，说马坚已从埃及回国，他正在昆明，和马坚一起恢复了《清真铎报》，我知道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台湾《中国回教》登载了老师写的杜文秀碑文，我将该期给老师送去。老师文章遍及各处，特别是民国时期发表在大后方刊物上的，我设法帮老师收集，对我也是学习。我发表的文章，如《新疆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西北史地》、《甘肃民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回族研究》、《中国回族研究》、《新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亚非洲》、《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通讯》、《历史教学》（天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纵横》（长沙）、《阿拉伯世界》（上海）、《宗教》（南京）、《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师院学报》、《昆明社科》、《思想战线》上的，都呈送老师。老师喜欢听我谈各地回族情况，特别是各地回族研究的情况，这是老师从青年起就从事的带有浓厚感情的事业。老师老年耳背了，别人去谈话要带助听器。我向老师汇报这些情况，又凑近老师耳边，老师不带助听器就能听明白。谈起来往往超过时间，秘书提醒才向老师告别。
不断举行的回族史讨论会，增加了我和老师接触的机会。1989年第5次讨论会在老师家乡河南举行，我去问老师有无什么事？ 师母牟传珸说：白先生想吃点家乡的香油，顺手交我2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接。师母笑着说，不化钱的香油吃着不香。我只好将钱接下。到河南后，此事一提，许多人都争着给老师买香油、送香油，说让白老尝尝家乡的香油。我说老师说了只买二斤；一律不让送，婉言谢绝。20元钱交友人买了二桶（一桶一斤）。会议在郑州开，后到开封参观，河南民族中专以全校师生名义送二斤（两桶），说无论如何要收，我只好收下。拎着四桶香油到洛阳，由洛阳回到北京。我骑着自行车送到老师家中，面交师母，说：“两桶香，两桶不香。”师母一时未解。我说“两桶买的，两桶送的。”师母笑了起来，老师大笑起来，笑得很爽朗，我也很高兴。
无情岁月增中减。1982年在北师大史学所开《回族人物志》编写会议时，老师行动方便，思维敏捷。后年事日高，行动不便，回族人物志后期会议在老师家举行。散会时老师往往还要送送大家，说你们走远路，我走近路。再后只能目送了。……1999年4月庆祝老师九十大寿时， 老师坐轮椅来到会场，又坐轮椅离开，发言稿是别人代读的。巨量的工作和不断积高的学术成就，消耗了老师体力和精力；老师亦毕竟是九十岁的人了。
老师定期体检，1999年秋，照例到医院检查身体， 进行调理， 但10月1日50年大庆时没有出院。同年12月17日， 我将整理好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第三部分（专论）、第四部分（传记）稿件送到医院呈老师（马寿千先生收集、校阅，然后由我整理、编辑），老师正在输液，闭目静养。我没打扰老师，向秘书交待完有关事，就出来了。心情沉重。2000年元旦和春节，老师仍然在医院度过。从2月下旬起， 听说老师病危，医院全力救治。但医术无力回天，老师于3月21日晚去世。
老师去了。一切已成回忆。老师留下丰厚的著作，特别是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供我们学习、致用，把老师毕生从事的史学事业，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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