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信任能否建立。信任程度决定着国家间的合作程度。信任程度高，国家间合作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猜疑和误解比比皆是，培育信任是一个充满挫折、需要善意和坚韧的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信任往往是稀有产品。对于国家间的信任问题，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用这三种国际关系主流范式观察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现两国之间在培育信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实主义：信任难以产生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在国际系统中，主要行为体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家作为自助的行为体，始终以追求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在无政府状态下，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对安全的担忧，对别国的不信任，决定了国家对力量关系变化和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的敏感，这种敏感又进一步导致国家对安全领域合作的审慎态度。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是阻碍信任产生的首要障碍。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并没有使信任变得容易产生。在现实主义看来，相互依赖会损害国家的主权，甚至国家的生存。国家为了逃避因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脆弱性，有时会采取暴力的行为，进而导致冲突。主权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国防建设这一途径来实现。但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这种做法往往会被他国视为威胁，并导致效仿行为，而其他国家的效法行为，又进一步增加这个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中美关系，两国力量不对称状况十分突出。
小布什上台后，保守势力充斥政府，现实主义成为美国这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理念。追求单极世界和绝对安全，以美国划线，建立新“三位一体”力量结构，实施“先发制人”战略，进行全方位威慑等，天在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力量的优势地位将得以保持，布什政府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傲慢自大、偏执狭隘将使这种优势力量变得非常危险。在中美关系方面，布什政府一上台就一再强调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不相信中美之间应该携手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美国政府信奉实力政策，敌视和不信任中国，致使中美关系难以稳定发展。有些人认为，中美关系中常表现出危机反应式的特征，主要源于双方缺乏长远战略打算。其实，应该看到美国在长远战略打算中不信任甚至敌视中国，是中美关系起伏波动的根本原因。
自由制度主义：制度是信任产生的桥梁
自由制度主义也承认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任是难以产生的。不过它相信，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行为体，虽然可以自主独立地决策，但是在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行为者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同时国家既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它必然追求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当武力冲突解决问题代价过高以及合作可使双方均有获利前景的时候，就产生了对合作的需求。这里合作能否产生，除了利益的相关性和近、长期利益得失的估算外，信任仍然是关键。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如果建立能够改善信息不畅、增加透明度的国际制度，会有效地促进信任产生。新自由制度主义相信，国际制度一经建立，对国家行为体就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重建制度通常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而制度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一般地说，国家安全也是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去追求的。通过签订条约，建立关于武器系统和力量结构的限制网络，并形成体现透明度和包容性，具有总结、评估和反应能力，提供服务和惩罚功能的制度规范，就可以消除国家间的疑虑，建立互信，限制军事行动和武器扩散，防止冲突发生。因此，建立在互信基础上以预防为主的制度化安全是完全可能的。通过制度的桥梁作用，会形成一种规范和制约行为的环境，使各行为体在安全上照章办事，有规律互动，信任由此产生，并导致良性循环。
制度是利益的产物，利益相关性是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治安全领域，战略合作的可能性比在经济领域小。因此，在安全领域，有了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制度就能够建立起来。
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制度是国家间合作的桥梁，制度可以培育信任，降低交往成本，减少冲突。制度的最初建设，特别是安全领域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国自身的克制和良好的意愿。据此检讨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现中美之间在建立制度化机制以便形成持久信任方面存在着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现政府不是一个愿意约束自身行为的政府，并且总是以“双重标准”看待世界。
追求绝对优势、不愿受国际制度约束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的一大特点。2001年12月12日，布什总统发表了退出反导条约的讲话，声称不能允许美国仍受制于阻碍其发展有效防务手段的条约。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客观上会造成美国在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军事优势最终扩展到近地空间，从而使美国达到全方位优势，与其他力量的对比进一步不平衡发展。
考虑到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做法，很难指望美国现政府会在中美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主动约束自身行为，同中国一道在各个领域建立各种层次的制度，以便加强磋商，增进信任，建立可预测的良性互动关系。反恐斗争为中美提供了利益相关的契合点，美国如能为了反恐斗争的顺利进展，在中美关系领域采取主动的战略性约束，则中美关系有望朝着制度化合作的方向发展。
建构主义：信任与身份相关
建构主义认为，信任是和国家的身份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建构主义强调指出，国际系统中的国家并非像沃尔兹所说的那样是单一性的“相似的单位”，只有权力大小的区别。建构主义强调指出，国家是有身份的，而身份又是多样的。
建构主义认为，具有共同命运和利益相关的国家之间，如果彼此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遵守和尊重相同的规范，就会有效地培育彼此之间的信任，在行为上做到自我约束，从而形成不以武力解决矛盾的安全共同体。在这里，安全需要信任，而信任与身份密切相关，身份的建构取决于政治文化因素。
建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指出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建构主义提供了一种跳出现实主义无休止权力争夺循环的途径，赋予了国家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但是，温特也指出，由于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惯性和惰性，角色身份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确定了集体身份为敌或者为友，角色身份会相对固定，并且有可能随着规范内化的程度加深，身份越是不易改变。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现中美两国各自的角色身份缺乏同质性。在同质性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美政治哲学迥异，文化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政权组成方式也完全不同。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把中国看成是异己力量，对中国的猜疑和敌视没有减少。2002年初被《纽约时报》披露出来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首要核打击目标。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明确表示中国国家性质不确定，因而未来发展方向也不确定，也就是说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些报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安全担心的合法性不予认同，对中国身份的竞争性怀有深刻的戒备，因而在其政策上明显表现出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政策趋向。
当然，建构主义还强调国家之间互动对观念结构的影响。这要求国家行为体朝着有利于“康德文化”结构的方向能动地转变自己的观念，重塑国家利益，这一过程可能非一朝一夕之功。
总之，信任在国家间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决定国家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冲突的关键因素。西方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范式对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有相当多的论述，从这三个理论框架中检讨中美关系，会发现它所描述的画面难以令人鼓舞。它提示学者和政策决策者不要为中美关系的表象所迷惑，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中美关系的一时或好或坏而忽视了处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西方三大理论为观察中美关系带来的分析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们不能满足全球化形势下对国际关系多元化民主化和平等进步的要求。还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都是为一定的目的和为一定的人群服务的。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从美国的视角出发看待世界，不同的流派强调的重点也很不同。由于美国的强势地位，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体系也由美国主导。如何摆脱西方理论的范式分隔和主导观念，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在现实政策中为中美关系研究带来新思路和新办法，探寻中美关系稳定合作的基础，这是中国学者、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