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的合作主义与亚太安全——解决冷战后亚太安全问题途径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战后论文,安全问题论文,途径论文,灵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亚太地区（注：“亚太”与“东亚”在使用时常常混淆。从地理范围看，“亚太”指所有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包括南美洲国家，“东亚”指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有时“亚太”与其地理范围一致，如APEC成员的范围。但通常谈到“亚太”时，主要指东亚地区以及与东亚地区紧密相关的几个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本文取其通常的含义，核心是东亚地区。）热点问题降温，区域内国家纷纷改善关系，区域总体上保持着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但是，一些旧的安全问题仍未解决，新的安全问题又逐渐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和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产生的问题，如领土争端、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逆裁军问题、“中国威胁论”和多极化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些问题的存在始终是地区安全的隐患。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近来美日决定联合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对亚太国家间关系趋缓的局面带来了不利影响，加重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另外，冷战后，亚太各国普遍重视国内经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很快，但安全问题的存在成为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怎样解决区域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区域内各国面前。
传统安全观及传统安全方案——均势
1.传统安全观的特点
传统安全观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生存和安全的前提是权力，军事实力是衡量权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中夺取权力。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安全观具有以下特征：（1）安全是狭隘的，仅限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2）安全是相对的，一国的安全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国际政治中不存在所有国家的安全，只有某段时间某些国家的安全。（3 ）维护安全完全是一种单边行为。国家只有最大限度地扩大单边军事能力，才能够对付潜在和现实的威胁。
2.传统安全方案——均势
依照传统安全观，均势是维护地区安全的主要手段。
均势的含义常常含混不清。从维持地区安全的角度出发，本文把均势看做一种倾向和法则。通常建立和维持均势的途径有：军备竞赛、结盟、分而治之、建立缓冲区、战后领土补偿、建立势力范围、外交上的讨价还价等。
均势思想在冷战后亚太地区的主要表现是结盟政策，美国是此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和制造者。美国在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组成单位包括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共同防御条约、美泰共同安全法、与台湾关系法以及1990年签署的美国新加坡后勤设施使用谅解备忘录和1994年签署的美国文莱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1996年4月17 日的美日联合安保宣言把美日防御同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日军事同盟。继美日安保宣言之后，1996年7月7日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发表了加强防卫合作宣言。双方表示将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合作共同对付潜在的地区冲突。从1999年起，美日开始联合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加强了对区域内一些国家的威慑。
均势在历史上很早就被用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但其作用就像双刃剑，维持和平与导致战争的作用常常交织在一起。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均势格局，即威斯特伐利亚格局、维也纳格局、凡尔赛格局和雅尔塔格局。虽然每次格局都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和平，但它们都产生于战争，并结束于战争（只有雅尔塔格局和平结束）。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摩根索认为均势的缺点有三方面：（1）不确定。因为均势要求对有关各方的实力和意图准确估测， 这一点很难做到。估测不准，就会影响势力间的平衡，引发战争。 （2）不真实。因为政治家不是以均势而是以取得优势为目标，以避免由于估测不准而带来的损失。这样势必造成安全困境，国家间变得更不安全。（3）不完全。17、18和19世纪的和平并不仅仅由于均势的作用。 事实上，实现和平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注：[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中译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编第14章。）
均势方案实际上也不能解决亚太安全问题，维护区域和平。目前，在领土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均势所起的作用只是维持现状；对于转型期内区域秩序的转变，均势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遏止。然而领土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分裂的国家迟早是要统一的，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遏止的，区域秩序必定要发生转变，均势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均势的路子走下去，恐怕战争将不可避免。
安全观念的转变
均势方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然而要实现对它的超越也非常困难。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点，首先需要跳出传统安全观的思维模式。二战后，世界和亚太形势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发展为跳出传统安全观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1.安全内涵的重新认识
在国际政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战争的连绵不断突显了国家的重要地位以及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人们在谈到安全时，通常指国家的军事安全。
但是，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安全已经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范畴。安全的含义可从纵横两个方面延伸。在横向（水平）上，安全实际上包括至少5大部门的安全：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以及军事，它们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在纵向（垂直）上，安全的含义包含3个相关的层次：人、国家和全球。
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问题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跨越一国的边界，靠一个国家也无法解决。广义安全的出现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单个国家的利益密不可分，这使得国家在关心本国安全的同时必须关注全人类的安全，维护本国的安全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合作求安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必须。
2.“安全困境”的突破
“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Anarchic）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 无论是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注：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安全合作——关于全球变化与安全问题的若干新思考》，载《欧洲》，1997年第1期。 ）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代，“威慑”和“遏制”等对抗性手段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惟一手段。古巴导弹危机后，一些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安全同苏联的安全是紧密相关的，减少苏联的安全并不能增进西方的安全。“安全困境”可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以牙还牙”的战略不再是惟一的选择，国家间的合作逐渐发展起来。70年代开始的军备控制即是一种合作。
总之，安全困境的突破只能依靠合作。
3.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
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趋于缓和，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相互依存的加深对各国的意图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各国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必须考虑本国经济与他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间的矛盾，增强了妥协倾向。同时，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逻辑也要求国家以合作求安全，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经济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国家以合作求安全。
从70年代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美国亚太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亚太区域日益扩大的经济相互依存对于战略对抗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制约因素，这一点已得到证明”，“一条强大的经济法则正在驱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去寻求缓和与自己前敌国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战略对手成为经济伙伴”。（注：[美]哈里·哈丁：《亚太区域的新时代：从两极到多中心》，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160页。）
此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也使亚太各国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确保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强本地区在国际竞争中的抗衡能力。这又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的压力。
4.核武器的作用
帕尔梅委员会（Palme Commission）的报告指出，现代战争的毁灭性和恐怖性，使得战争失去了其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意义，战争性质的变化以及全球相互联系使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过时了，因为一旦所有国家都热衷于建设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么所有国家都不能通过单边军事措施来保障其安全。所以，安全概念不仅包括一国自己或其同盟国，甚至还要包括其对手和中立国；我们要么同所有国家享有共同安全，要么什么都没有；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共享生存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彼此毁灭相威胁。（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6页。）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只能是相互摧毁，战争失去了胜利与失败的意义。因而，核武器的出现迫使国家通过合作实现安全。
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中美两国合作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
5.合作的好处
70年代末兴起的规制（Regime）理论认为国家合作至少有两种好处，防止政治市场的失败和降低交易费用。政治市场的失败是指行为主体们有共同的利益，但由于不能联合起来而无法促其实现。如果行为主体们能够实现合作，它们将获得更多的利益。交易费用指与交易有关的所有费用和代价（经济的和政治的），其中包括获取信息、讨价还价、监督和执行所需的费用等。国家合作并建立一定的机制，就能剩下大量的交易费用，增加国家的利益。相反，不合作，机制就建立不起来，国家就必须花费大量的代价用在交易上。当今时代，发展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良好的合作无疑是对发展的巨大推动。
以上形势与认识的发展提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一种新的安全观逐渐形成。1990年9月， 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首先提出了“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概念，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与传统安全观相比，新安全观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点：
（1）安全是综合性的，不仅包括军事领域，而且包括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问题等多方面；不仅是国家安全，而且包括国际安全和人民安全。（2）安全不仅是自己的事情， 而是与他国的安全密切相关，离不开他国的合作与支持。（3 ）获取安全的途径是合作而非对抗。安全问题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以合作求安全，这与传统安全观中以对抗求安全的思路截然不同。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我们来重新审视传统安全观下的亚太安全问题，以期突破均势方案的局限性。
新安全观方案——从多边主义到灵活的合作主义
1.多边主义方案
80年代以来，以合作求安全的探索主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努力上。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建立，塑造新的规范和价值，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冷战后，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主要提倡多边主义与安全问题的结合，即建立多边安全机制。
从概念上讲，“多边主义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依某种既定的原则而发生协调的关系”。（注：John Gerard 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 (Summer 1996),p.568.）多边主义强调集体合作和集体的利益，认为国家参与多边合作可以享有更为广大的利益空间，代价是个体的行为必须遵守规范。换言之，即使某个国家为多边行为失去暂时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回报会更多。多边主义还强调机制与规范的作用。认为只有建立起程序、机制和规范，才会更有利于协调彼此的政策，达到集体一致，采取联合行动。
以多边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区域性安全机制就是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机制为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由于亚太地区更多地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多边主义强调一致、规范的做法如果放到亚太的区域环境中来考察，则多边安全机制有些脱离亚太实际。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缺陷：
第一，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是集体安全。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意味着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通过条约或协议确立共同的安全责任和义务，承诺信守某些共同的安全体系法则，并对单方面破坏集体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行动采取共同行动，如抵制、制裁等等。（注：朱锋、朱宰佑：《多边机制与东亚安全》，载《当代亚太》，1997年第5期。 ）然而集体安全极难实现。历史上，作为集体安全思想的实践，国联失败了。此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在冷战时代也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原因在于实现集体对安全的维护需要苛刻的前提条件。大卫·德威特认为集体安全体系需要4个前提条件：（1）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成员应同意将自己拥有的资源用于集体的行动；（2 ）成员之间的双边协定应服从集体安全需要；（3）负担分配应是平等和可行的；（4）集体须保持强大的凝聚力。 （注：David Dawitt: Common, Comprehensive,andCooperative Secu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7,No.1,1994.）当前亚太地区各国有着巨大的差别和深厚的不信任感，大卫·德威特所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实现。
第二，多边安全机制强调规范化和制度化，但是亚太地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使得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很少有共同点，规范和制度没有形成的基础。而且，根据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否有必要像西方人那样必须建立一套制度还是个未知数。迪蒙德·伯尔说，从亚洲观点来看，“西方对建立组织、形式、结构、制定规矩和核实责任的热衷是微末小道；东方手法强调的是耐性、非正式、实务、共识和渐进改革。”（注：Desmond Ball,A New Era in Confidence Building, inDesmond Ball,Richard L.Grant and Jusuf Wanandi, Security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gnificant IssuesSeries,Vol.15,No.5(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International Studies,1993 )转引自田弘茂主编： 《冷战后时期亚太集体安全》，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464页。）这种强调非正式的风格，也可从亚太经济合作模式中看出端倪。东亚的经济整合并未依赖一连串复杂的政府间的协议，而是依赖单方面政策的调整习惯。
第三，尽管多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替代双边主义，但多边主义并不认为两者是平行的。然而，亚太地区内的许多问题，如南沙群岛问题，具有双边的性质，只能依靠双边机制来解决。多边机制不能凌驾于双边机制之上，否则可能会使双边的矛盾被第三方利用，使矛盾扩大化。而且，良好的双边机制也是多边机制的有益的补充。当然，根据新安全观，这种双边机制不能是针对第三方的，目的只是解决两国间的安全问题。
第四，亚太地区并不是各个组成部分性质相似的地区，事实上各个次地区都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每个次地区都有着独特的安全需要和安全关系。（注：[美]威廉·潘得利：《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对形成亚洲和平与稳定框架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6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清晰的多层次的结构更有利于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
多边主义为采取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但笔者认为多边主义较脱离亚太实际，要解决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需要对多边主义进行一些修正。
2.灵活的合作主义
由于多边主义的缺陷，我们必须设计一种适合亚太地区特点的新方案。为此，笔者在吸收与借鉴目前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着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灵活的合作主义”（注：由于笔者对“灵活的合作主义”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尽管“灵活的合作主义”与“合作安全”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故笔者不使用“合作安全”的概念。）。“灵活的合作主义”指一种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同时结合亚太地区差异性、多样性和东亚传统文化的特点，在解决安全问题的观念和方式上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主张。它由三部分组成：亚太合作安全观、东西方文化的兼顾和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注：由于“多边安全机制”的“机制”具有约束性。为避免概念的混淆，笔者使用“安全安排”一词指代一种非约束性的机制。）这三部分紧密联系、互相支持，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1）亚太合作安全观
合作安全观即上文所提到的新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与亚太地区差异性、多样性的特点相结合形成亚太合作安全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组织方式的松散性。亚太地区在安全上的合作应以实质内容为中心，不必在制定制度和建立机构上过分纠缠。松散的方式更有利于亚太各国间的安全合作。建立“对话”的习惯是其中较好的选择。
二是成员和论题的包容性。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国家的对外政策如何等差别，所有国家都可自愿参加安全合作。除政府外，非政府官员和非政府机构也可以参加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论题针对广义安全，而不只是军事安全。
三是问题解决的渐进性。亚太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决定了亚太各国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所以，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消除国家间的不信任感，将合作推向深入。过快的速度只会加重国家间的不信任，使国家产生受威胁的感觉，反而带来负面效果。
四是决议的协商一致性。在某一安全问题上取得最终决议需要所有参与国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真正体现了合作的精神。强制的做法会破坏合作的气氛，可能重新引起国家间的对抗。
（2）东西方文化的兼顾
亚太地区的重点在东亚。东亚地区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在历史中形成的牢固的传统文化，其影响不可忽视。
举例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安全战略和外交就有很大的影响。比较中美两国的核战略就可看出。美国认定有遭受核打击危险时，就会对核威胁国家先行摧毁打击（pre－emptive attack）； 而中国明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只有在遭受核打击时进行核报复反击（retaliative attack）。这与中国为了保证使用武力的道义性，总是在遭到攻击时迫不得已才动武的传统是一致的。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说：“我理解的中国优秀传统起码包括：第一，刚强有为、永远前进的自强不息精神；第二，注重和谐、主张团结的兼容宽容精神……事实上，中国这些年来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她的优良传统。”（注：《励志民族复兴耄年致思不已》，《北大青年》（非正式出版物）第3期，第3版。）东盟组织上的风格，如兼容并包、意见一致、地位平等、耐心协商也体现了印尼农村的两条规矩：玛加瓦拉（Mus Jawarah，协商）和玛卡法特（Mukafat，意见一致）。有人还把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准则称为“东盟精神”或“东盟模式”。
东亚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在进行亚太安全安排的时候，不能照搬西方人的模式和观点。怎样将西方先进的思想与东亚文化的特点结合起来是一个大的课题。在这方面，APEC作出了成功的探索。APEC组织形式上混合了不同文明和民族的风格，创造性地提出了“软地区主义”、“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开放的地区主义”等主张。有人将这一演变过程称为“异花授粉”、“混血杂交”、“溶解合并”。（注：约伊奇·富纳巴什：《亚太地区的融合：日本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作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95年10月，第52页；转引自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3）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
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考虑到当前亚太安全问题的错综复杂，认为安全安排应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是区域内各个国家间的双边安全安排，尤其是中、美、日、俄、东盟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第二是安全需要各不相同的东北亚、东南亚的次地区安全安排；第三是全区域的安全安排。这三个层次关注不同范围的安全问题，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这样有利于将错综复杂的矛盾梳理清楚。但在需要时，也可跨层次进行一揽子解决。当然，双边安排只是为更有利于解决问题，不能针对第三方，重新变为军事同盟。不同层次、不同环节的难度不同，进度将不会一致，但每一部分的进展都会加强整个区域安全的基础，增加区域内合作的气氛，推动其他部分问题的解决。在所针对的问题解决后，某些环节将自动消失，整个区域的差异性也将逐渐减少，一致性逐渐增加，区域的稳定也将更有保障。预计到最后，整个区域将只剩下一个全局性的多边安全安排。
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的建立和运行以亚太合作安全观和东西方文化的兼顾为原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亚太地区都不适合太正式和带有约束性的安全机制，更不适合建立类似欧安会的组织，主要的安排形式应是安全对话。对话的好处在于可以培养区域内以合作求安全的气氛，培养国家间的信任感，减少差异性，增加一致性。对话讨论的问题应由易到难，先从较容易合作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入手，扩大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涉及到军事安全时，也应逐渐过渡到矛盾的核心。对话可在官方渠道与非官方渠道之间灵活掌握，或两者兼有，或取其一。相对来说，非官方渠道的讨论较自由，思想较活跃，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官方渠道较正式，最终决定进程的发展。从经验上来看，两者结合效果较好。
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相关国家都同意的情况下，可考虑着手建立有一定约束性的机制。但到那时，机制的性质和内容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3.灵活的合作主义在现实中的考察
冷战后，亚太形势的发展使灵活的合作主义在现实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显示了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冷战后，亚太地区处于近代史上少有的和平稳定状态，以合作求发展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合作，发展势头迅猛。在安全合作方面，步伐相对较慢，但也有了良好的势头。中俄两国以合作安全的方式解决了两国的划境问题。1994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举行了首次会议，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东亚大部分国家都参加了会议。1995年第二届会议上，与会外长们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中第一点就是“鼓励所有参与国就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双边、次区域、区域性等基础上，强化对话及协商。”（注：林正义：《亚太安全保障的新体系》，《问题与研究》（台湾），1996年第35卷，第12期。）东亚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亚太安全理事会（CSCAP）的会议上， “大多数国家代表认为亚洲文化的特殊价值体系导致亚洲国家对战略问题有其特殊的观点。”（注：林正义：《亚太安全保障的新体系》，《问题与研究》（台湾），1996年第35卷，第12期。）一个内容为“亚洲的安全观”的课题也正在由来自亚洲12个国家的学者进行研究。（注：见保罗·埃文斯：《建立太平洋地区的和睦关系》，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95年10月， 第52页；转引自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当前，安全安排尚处于刚刚开始阶段。在双边安排上，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两国总理和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东盟与中、美、日等国也建立了对话机制；在次区域层次，东盟已经确立了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东北亚安全安排尚未建立；在全区域层次，东盟地区论坛带有一定的区域性色彩，但还不是真正的区域安全安排。
灵活的合作主义在现实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以下困难：
首先，均势思想与均势安排严重地制约着灵活的合作主义的实施和发展。目前，均势思想在区域内国家，特别是一些国家的认识中仍占着上风，新安全观已经出现但只是均势思想的补充。因而，“就东亚和亚太的安全而言，今天起支柱作用的还远不是东盟地区论坛或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更不是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而依然是立足于单边或双边基础之上的传统势力均势，区域内各种力量的战略均衡目前仍然是东亚和亚太安全的主导机制。”（注：朱锋：《区域主义与东亚安全》，载《当代亚太》，1998年第4期。）
其次，亚太地区面临的大多数安全问题较难解决。事实上，像领土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建立区域新秩序等问题都非常棘手。灵活的合作主义指出了合作的必要，设计了合作的途径，但真正能否实现合作还要看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怎样找出双赢的解决方式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挑战，也是对灵活的合作主义的重要考验。（注：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冷战后对“区域主义”的重新审视，规制（regime）理论的研究，日本学者猪口邦子提出的后霸权体制等。）
当前，灵活的合作主义面临的问题是松散的复合安全安排的三个层次架构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使得灵活的合作主义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还很微弱。在今后的发展中，灵活的合作主义将主要受美、中、日、俄四大国之间协调的影响，而美国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若美国的政策倾向以合作来维持亚太安全，四大国间的关系将较容易协调，灵活的合作主义也将发展较快，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作用也会更大。反之，若美国的政策倾向以依靠一方，打击另一方的均势手段来维持亚太安全，四大国协调起来将很困难，灵活的合作主义将难以发展，发挥的作用也将有限。但不是在地区形势极度恶化的情况下，灵活的合作主义也不会消失，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渠道，留下了缓和的余地。
从长远看，灵活的合作主义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对国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造，是人类彻底摆脱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又一次艰苦努力。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