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进外资论文,过程中论文,对策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9734(2006)02-0031-04
2004年长三角地区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已达254.01亿美元，占全国(606.30亿美元)的41.89％。但是近年来，这一区域引资增幅呈下降趋势。据上海外经贸委统计，2004年上海吸引合同外资比2003年增幅同比下跌10.9％；实到外资比2003年增幅同比下跌18.3％。据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计，与2003年相比，2004年该省吸引合同外资增幅同比下跌56.7％；实际利用外资增幅同比下跌49.71％；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比上年减少13.9％。据江苏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04年底，该省合同利用外资增幅同比下跌39.5％；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同比下跌37.9％；新批外商投资项目比上年减少1.6％。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长三角地区的总体投资环境，使外资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稳定的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88年以来，长三角利用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上海市从1988年的3.29％增加到2003年的19.73％，江苏省从1988年的1.01％增加到2003年的24.49％，浙江省从1988年的0.47％增加到2003年的9.11％，其增长率均在5倍以上。外资已经成为长三角固定资产投资中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的第三大资金来源。
从FDI对GDP增长的带动看，1990～2003年期间，长三角地区FDI和GDP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江苏FDI增速位居第一，1990～200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9.8％；整个长三角FDI和GDP年均增长速度也分别高达58.6％和19.0％，均远远高于全国年均增长水平。计算GDP与FDI的增长弹性系数，长三角中浙江最高，为0.341；上海与江苏弹性系数相近，说明各地FDI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同。平均而言，长三角地区吸收的FDI每增长1％，GDP就会相应增长0.324％(见表1)。
表1 FDI与GDP的回归分析及增长弹性(1990～2003年)
年均增长率
FDI与GDP的回归分析
增长
FDI(％) GDP(％) 相关系数 贡献率弹性
全国30.814.8 0.84930.620.482
长三角地区 58.619.0 0.84250.510.324
上海64.717.9 0.76360.500.277
江苏69.818.7 0.85140.480.268
浙江59.420.3 0.86940.540.341
注：增长弹性=GDP增长率/FDI增长率，表明FDI每增长1％，GDP的增长百分点。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此三省市统计年鉴1991～2004年版.
此外，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可以反映出GDP增长与FDI的内在依存关系。假定GDP与FDI之间存在ln(GDP)=αln(FDI)+β，即GDP=e[β]FDI[α]，这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致。其经济含义为：FDI要素投入与产出(GDP)之间满足对数型函数关系。α表示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即FDI投入每增长1％时GDP的增长率；e[β]作为常数项，表示除FDI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主要包括劳动要素。回归结果(表1)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长三角地区的FDI投入对GDP的贡献率是0.51，即当FDI投入增长1％时，GDP将增长0.51％左右。当然，长三角各省市的贡献率存在差距，一般说，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为特点的省市，FDI的贡献率较低，但通过与FDI的有效结合，可以显著提高这些低廉的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这种特点说明在长三角的投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占有较大比重，长三角地区仍然具有劳动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较大的典型特点。
总之，长三角各省市FDI与GDP存在较稳定的内在依存关系，目前流向这一地区的FDI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贡献有增无减。因此，该区域需要找出投资环境的薄弱环节，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
二、长三角地区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长三角地区引资中出现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引资不平衡问题。长三角外资的地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以上海为辐射源向周边地区辐射的“中心地模式”和以开发区为引资基地的“据点开发模式”。上海及周边地区是外商投资的密集区，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各类开发区。外商投资过于集中，导致区域引资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例如，2004年，该地区引资最多的是上海市，达65.41亿美元，最低的为舟山市，仅2300万美元，两者差距达到284倍。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地投资条件因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相关配套产业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导致外资流向过于单一；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引资的数量，而忽略投资质量，盲目崇拜GDP数字，大搞所谓的“支柱产业”建设，引资大战让各地争相把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等产业作为本地区未来的主导产业，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例如，在长三角地区，选择汽车行业的有11个城市，选择石化的有8个城市。在这种无序的发展狂潮下，苏、沪、浙三地出现恶性的引资大战，导致内耗加大，各地投资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是投资方式仍以“绿地投资”为主，开发区过多过滥。据统计，在中央下文整治开发区问题之前，浙江省内开发区多达758个，江苏省702个，上海市176个，几乎达到了乡乡镇镇都有开发区的地步。开发区的泛滥引发了大量问题：
(1)妨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些开发区为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任意出台土地优惠政策，竞相压低地价，甚至不惜零地价或赔本出让，导致土地开发收益大量流失，加剧了开发区内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2)助长低水平重复建设，妨碍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开发区定位不清、项目雷同、功能重复，甚至只注意企业或项目的引进，不重视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产业、产品结构的层次较低。
(3)侵犯农民利益，加剧社会矛盾。一些地方在开发区建设中，强行向农民低价征地，再高价出让土地，“以地生财”，形成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犯。一些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缺乏保障，影响社会稳定。
(4)增加地方财政风险，容易滋生腐败。有些地方盲目圈地建开发区，政府不惜花巨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但由于区位比较优势不明显，引资效果不佳，导致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无法收回，形成地方政府的显性或隐性负债。
三是“资源荒”使长三角引资的环境优势大打折扣。目前，长三角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弊端已初现端倪：电荒、地荒、水荒、技工荒的警钟接连在长三角地区敲响。
电荒：2003年以来，我国最大的区域电网——华东电网仅1～5月份，拉限电总量就超过56亿千瓦时，接近2002年全年限电总量60亿千瓦时的水平，达到历史之最。大面积的缺电使得区域内众多企业经受了“开五停二”或“开四停三”的减产之痛。
地荒：“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本是土地丰饶的长三角地区的可用土地越来越少。
水荒：由于工业排污日益严重，长三角的水源不断恶化，河网纵横的长三角地区竟然因为水质型缺水而酿成“水荒”。每年夏天，苏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就会出现工业用水和居民饮用水紧张的局面。
技工荒：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缺乏也成为阻碍地区发展的巨大隐患。例如，在无锡，有关部门最近专门调查了无锡新区700多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结果发现“管理人才好找、技工人员难觅”的问题普遍存在，技工缺口高达上万人。
长三角地区的“资源荒”大大影响了长三角的投资环境，对当地招商引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动摇了一些外资企业的投资计划。例如有专家表示，电力紧缺以及电力的贫富不均将加快外资企业在中国内部的转移速度。2005年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致信杭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指出：“如果杭州研发中心的业务开展遭到电力供应的严重掣肘，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诺基亚，还有杭州招商引资的信誉和效果。可以想象，没有一家公司会投资在一片电力供应无法得以保证的土地上。”
三、转变引资方式的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长三角投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加入WTO后，在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方面，长三角现行的市场体系、运行机制、法制环境、服务体系存在差距；另一类是长期粗放经营带来的恶果。因此，对现有引资方式和相关制度进行创新与完善，转变引资方式是长三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从缩小各地引资差距，促进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各地的招商引资应该打出“泛上海都市圈”的统一引资旗号。泛上海都市圈是指以上海为增长极，长三角16个开放型经济城市为基础的国际大都市圈。国外投资者知上海者多，知长三角者少，各城镇打出“泛上海都市圈”的引资旗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品牌效应，开展“前店后厂”的引资分工，缩小各地区引资的差距，实现从“行政区引资”向“经济区引资”的转变。
从创新引资模式、转变引资增长方式角度分析，我们的思路是：创建以市场力量为主的引资新机制，逐步从以优惠政策为平台的招商引资机制转变为以政府服务为平台促使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市场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引资新机制。一方面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订者和市场行为的监督者，要逐步淡出具体的企业运作、招商活动，淡化政府色彩，让企业成为谈判桌上的主角；另一方面应把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BOT、兼并收购、股权融资、风险投资、非股权安排、项目融资等以企业为主体的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倡导政府为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与国外投资银行、各种投资基金搭桥牵线，进行海外融资，在增强政府服务及调控能力方面争取有所突破，以转变引资方式。
从消除行政体制障碍角度分析，要着力于政府引资职能的转变，进行弱化行政权力管理职能、强化市场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
一是整顿开发区秩序，优化引资环境。从统筹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土地等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撤销县级及以下开发区，改变过去先批后核的做法，批项目与核土地同步进行，并严格按照集约化原则，控制土地总量，加快存量利用，推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同时，采取一些方法最大限度地节约利用土地，如：鼓励开发区企业增资扩股，实现土地的零招商；做好规划，提高产业层次和投资强度；推行多层标准厂房，实现开发区的集约开发，等等。
二是转变政府主导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引资方式。改革分灶吃饭、分级管理的投资管理体制，把政府的行政力量从开发区的开发主体中退出来，减少政府对具体事务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探索新型的工业园区管理体制与建设机制，使政府真正地把自身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改革一刀切的政绩考核机制，借鉴国外经验，政府不再单纯以引资为政绩，而是实行“绿色GDP”考核，在考察外资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的同时，重点考虑引进产业对本地区环境、生态的影响和是否有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以提高引资的质量与效益。加强政府科学管理和法制建设，营造法律健全、管理规范、充满人文关怀的投资环境。
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角度分析，要通过建立圈层式的产业协作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完善产业链布局，治理、保护投资环境，提高引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得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长三角集聚，诱发了该区域以上海为增长极、向周边地区圈层状辐射为特征的产业集聚。目前，在核心城市上海，产业结构已出现了由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移，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而苏南、浙北产业结构相差不大，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第二产业方面，上海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而江浙两地尚处在轻加工业阶段。这种地区工业高度专业化和结构的差异性，形成了较大的配套性和互补性。同时，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科技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大幅增长，出现了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阶段的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进行横向产业链式投资的新动向。
因此，长三角地区的招商引资应因势利导，适时调整引资的政策，把引资重点放在把握外商投资动向和将本区域的优势产业及产业集聚现状相结合上，按产业链引资，发展配套产业及下游产业，把支柱产业变成主导产业，把单一产业变成产业群，把孤悬的点状企业拉成链条产业，把产业链条变成产业“板块”。因此，应根据泛上海都市圈产业空间经济结构的特征，在中心城市的都市核心区域，侧重于金融、保险、信息、涉外贸易服务等城市第三产业的引资；在都市外沿区域侧重于高新技术、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引资；在都市边沿区和乡村地区则侧重于零部件的配套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引资。通过建立圈层式的产业协作体系，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引资途径，冲破现有园区行政建制的桎梏，以解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提高引资效率，缓解长三角地区的“地荒”压力，在更高、更新的层次上吸引跨国公司的系统化投资。
同时，在招商引资中，从招商引资到整体规划，每一个环节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科学理念进行规划，整体打造“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静脉产业链”。用产业链连接出循环经济，再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从“资源—产品—废弃物”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把经济发展融合于环保之中，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企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相信，长三角通过引资方式的改革，广阔的市场前景将会进一步增加其对外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