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的德育价值——基于三种美德体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三种论文,仁义论文,德育论文,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12-0083-08
在价值多元化时代，道德教育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要培养哪些美德或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综合利用不同美德或者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从而能面对复杂的道德情境而做出优化的选择。这就要求美德的传授不能以单个“德目”的形式出现，而必须建立在美德系统论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以体系化的框架将美德内涵和关系整合得更为清晰。这不仅可以避免片面的和僵化的道德灌输，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人们对多元价值整体性的了解，从而使得基于不同价值观的对话和协商成为可能，而不停留在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
对于中国的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而言，这样的体系化的框架还必须能够反映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根性和精神特质。以先秦道家、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就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诞生的理论框架之一。五德体系历经沧桑，在历史长河中曾经以多种形式出现过，也曾促进或阻碍过中国社会的发展。五德体系能否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贡献价值，这是需要以开放和谨慎态度来考察和论证的。跨越历史的鸿沟，返本还源地阐释五德体系的内涵，并通过与其他美德体系的比较，来检验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辩证性、整体的包容性与子系统的独立性，是判别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对当代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本文将先秦道家、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与当代两种美德体系进行了比较。第一个美德体系是来自于近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积极心理学，代表心理学领域有关“德目”问题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将美德与性格特点联系起来。第二个美德体系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品格教育运动，代表了美国教育学领域有关“德目”问题的一些特点，其运动的兴起、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对我国的核心价值教育具有借鉴价值。从体系的渊源来说，三种美德体系都是基于传统的或古典的道德哲学或宗教哲学。仁义礼智信五德是直接基于先秦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而且融入了先秦阴阳五行思想。积极心理学建立在对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南亚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跨文化比较的基础之上。美国品格教育的思想根源是希腊四主德和美德伦理学。
一、三种美德体系的内容和特点
(一)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气质—美德体系
我国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天德与祖宗之德、制度之德、精神品行之德三个阶段。西周之后，“天德观”逐渐消隐。[1]老子大概是有文献可查的最早系统化论述道德内涵的。在老子思想中，完整地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德内容，而且是作为淳德的基础元素而加以肯定的。只是在复归德道的过程中，超越到淳德未散的境界时，则需要摆脱对“仁义”的执著。《老子》德篇第一章中提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这一段文字实际上言简意赅地构建了老子思想中的道德体系。道、德、仁、义、礼是老子明确提出的，“信”以“忠信之泊也”形式提出，智则以“愚之首也”的形式提出，“愚”是“智”的反义词，老子认为当道、德、仁、义、礼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所剩下的“智”已经无法表现出智慧的功能，只能表现出“愚”的状态。所以，这一段实际上包含了“道、德、仁、义、礼、智、信”七字系统。其中道是德的最高端，仁、义、礼、智、信是“德”无法保持圆满状态之后朴散而出的下德状态，是德的五个子系统。在保持不了“德”的完整性的时候，“德”会分解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元素，而且仁、义、礼、智四种状态和阶段就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信则包含在其他四种元素之中，起承载作用。
先秦儒家伦理主要包括四则、四端、八维等概念体系。孔子重仁和礼治，《论语》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则”非常有影响力。孟子提出四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称之为儒家的八维，其中“礼义廉耻”，称之为四维，其实出自《管子》。
将五行与五德相配，文献上可以追溯到西汉的董仲舒、扬雄和东汉的班固。班固《白虎通》中，又将五行、五德与人的五脏相对应，认为“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心，火之精也……礼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礼，上下分明……肾者，水之精。智者，进止无所疑惑，水亦进而不惑……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2]
五德与五行的“木金火水土”的形象类比，可以作为一种视角，对理解“仁义礼智信”五德和“道法自然”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树木森林的承载涵养功能，与人类本性仁德内涵的“至善慈柔、宽容博爱”，宝剑的锋利刚直与义德的“助弱扶危、果断有力”，火炬的光明热量与礼德的“秉规持范、知时达物”，水流的百折不回、奔流到海与智德的“变通调变、虚怀若谷”，大地的生长万物、承载万物与信德的“诚信无疑、稳重厚道”都具有某种神似的相通。这种类比亲切可感，诗意奔放，将德与美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直观、深刻地体味五德的基本内涵。
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华道德文化和道德信仰的主体框架。“仁义礼智信”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层面的五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而且每个维度都具有可与五行学说相匹配的自身鲜明的特征，而其他德目都可以归并在这五个维度之下，作为其具体表现。在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中，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道德系统的内容也在发生细化，主要表现为德目的细分，如，慈、爱、孝、悌、诚、忍、平、和、忠、节、勇、恕、勤、检、廉、耻等内容的细化阐释等。
熊春锦分析了先秦道家、儒家的道德观点，并以五德—五行系统观来整合了这些内容，以道德修养五德分析表的形式表现出来(见表1)。本文以他的总结作为中华传统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的一个分析依据。
(二)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性格优势体系
20世纪以来，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机制和有效的治疗措施。[5]近十几年来，以塞利格曼(Seligman)和彼德森(Peterson)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拓展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视野，开始致力于对复原力、原谅、感恩等积极心理现象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系统研究。积极心理学最为关注的就是促进人类最积极、最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去防止问题和疾病的出现，因此积极心理学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幸福感和美德等积极面和积极品质，以建立和完善积极的人格成长模式。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是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心理学家从精神病学、青少年发展、哲学、宗教、心理学等领域，对涉及性格优势和美德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整合分析。他们所分析的思想包括：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文化、南亚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希腊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发现在这些文化中，普遍存在六种核心的美德：智慧和知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以及超越。[6]他们根据十多项标准从众多的候选性格优势中选择了24种性格优势分别归类到这六大核心美德中(见表2)。
(三)美国品格教育的美德体系
品格教育运动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个道德教育学派，是以批判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教育上的过程主义为主要诉求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是托马斯·利科纳(Thomas Lickona)。[9]品格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美德伦理学。品格教育家把传统的希腊四主德加以改进，构建了以“尊重”和“责任”等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模式，以适应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需要。利科纳认为，即使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仍然存在被普遍认同的价值，除非我们承认正义、诚实、文明、民主、追求真理等价值观，否则价值多元是不能成立的；民主社会尤其需要品格教育，因为公民需要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问题的关键不应当是“要不要教价值观”，而应当是“教哪些价值观”和“怎样教这些价值观”。[10]品格教育运动强调正面的和直接的道德教育，要求学校与社区、家庭在德育上的配合，从而努力促进青少年学以致用、践行道德价值，以形成良好的品德。利科纳提出了10种基本美德，而且进行了概念的解释(详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品格教育是一场全国性的道德复兴教育运动，其中参与的机构与个人太多，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所以，利科纳提出的美德体系可以作为美国品格教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但还并不是普遍的共识和唯一标准。
二、三种美德体系的比较考察
(一)思想的深刻性与辩证性
万俊人把儒家伦理归于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外向混合型范畴，把道家伦理归于一种特殊的内向心得伦理的范畴，认为其不同于西方通常意义上的美德伦理。[12]如果通过追溯，认可仁义礼智信五德其实是道家与儒家思想，甚至是中华先秦道德文化的共有思想，那么可以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构的一种气质—美德体系。这个二维体系涵盖了先天和后天两方面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仁义礼智信并非仅仅是通过交往和实践而表现出来的美德和品格，也是个体内在所拥有的五种气质和品质。内在的品质和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也是道德表现的主导，品格的积极修养是后天因素，也可以反作用于先天的品质和气质。这一点与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性格优势体系具有相通之处。积极心理学也认为美德与性格有密切关系，特定的美德对应着特定的性格优势。这意味着美德的呈现会因为个体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经历而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这就为道德教育中的“因材施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道德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学生当做“美德袋”而只灌输道德的条目和关于美德特点的说明，而必须是根据每个个体的气质和美德特点，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努力。因此，五德体系和积极心理学的美德体系都很好地将道德的基本要素、普遍特征与个体的差异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不至于产生用普遍性来压制差异性的教育倾向。
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中存在着五德之间促进与制约的相互关系，这是其他两个美德系统所没有体现出的一个特点。首先，五德体系存在着五德丰厚与匮乏的辩证状态。当人的五德内涵充沛的时候，会表现出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当五德缺乏的时候，又会表现出与之对应的负面和消极的态度和价值观。所以道家观点中的德性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正”和“负”、“多”和“少”的问题，因为“仁义礼智信”是绝对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德性中，只是质量的高低会随时间和生命的发展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其次，五德中较丰厚的德性组分会依据“五行相生”原理而对其他德性的正向力量产生促进作用，也会因“五行相克”而对其他德性的负向力量产生制约作用。这使得道德教育中的“扬长避短”原则成为可能。既然个体总是存在着五德不同程度的缺损，不可一概而论，那么对于个体而言，从其最丰厚的德性和最优势的品格和品质入手，积累道德修养的体验和能力，进而将这种体验和感受扩展到其他方面的品格和品质上，就会显得更切实际而水到渠成。
(二)整体的包容性与子系统的独立性
尽管在细节上会有所差异，但是从主旨和美德性质上来考虑，积极心理学和美国品格教育的德目体系都可以从中华五德的角度来进行诠释，三者表现出很好的相通性和互释性(见表4)。
积极心理学美德体系中的“超越”与五德思想既有相通也有差异。积极心理学所指的“超越”，如果按照中华五德体系来对应，则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积极心理学中对应“超越”的五种性格优势之中，“对美和卓越的欣赏”可以联系于“智德”，“感恩”可以联系于“仁德”，“希望”可以联系于“信德”，“幽默”可以联系于“智德”，“精神性”可以联系于“信德”。总体而言，“超越”表现为一种对目标、意义的信念，对美好的感知、向往和信心并因此获得自我超越的动力，与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中的“信德”所包含的信心、信念、诚信、忠信等最为接近。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道家思想中，“超越”表现为“上德不德”中的“德”和“失道而后德”中的“道”。老子认为“道”之下的第一个境界和状态是完整的“德一”，而完整的“德一”无法保持圆满才分解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所以道家的道德修养扎根于五德基础的培育，但是目标在于五德修养纯厚而超越到“德一”的境界，进而继续超越至“道无”的境界，所谓返璞归真。因此，“超越”在道家思想中表现为一种从“五”到“一”到“无”的立体结构和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过程之中。而在积极心理学中，“超越”则被作为与其他五种美德并列的平面结构中的一个要素。
美国品格教育美德体系中有两项基本美德也具有复合因素。第四项“自我控制”中的“自律、处理个人感情和冲动情绪的能力、推迟满意度的能力、适度”与中华五德体系中的“礼德”所包含的“光明圆通，秉规持范，明白道理，不争不躁，不惑不迷”等特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而“抵制诱惑的能力、性方面的自控能力”在中华五德体系中则归属于“智德”的“声色不迷，欲淡不贪”。美国品格教育美德体系中第六项“积极的态度”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复合的。其中“满怀希望”与中华五德体系中的“信德”内涵较为接近，“充满热情”与“礼德”内涵较为接近，而“适应性，幽默感”则主要对应“智德”的“虚怀若谷，通达调变”。
通过这种比较，可以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能涵盖其他两个美德体系的内容，而且五德之间具有很好的独立性，表现为重叠度小，因此作为五种基本美德品质具有很好的自洽性。
三、对五德体系在德育中应用的启示
(一)准确定位五德体系的性质
五德体系是一种气质—美德体系，有作为中国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基本理论框架的潜力，其重点在于方向性的清晰化和基本要素的明确，而在应用与实践的时候，仍然需要大量的细致化、辩证分析和检验的过程。
五德体系的基础性作用使得五德体系具有了抽象性与开放性两方面的特点。抽象性决定了基于五德思想出发的道德选择是需要组合、转换和灵活选取的，而不是针对具体情境设定的、可以按部就班的规范。而这一点也保证了五德体系的开放性，即道德是高度依赖情境的，在具体的情境中，任何思想、言行、规范都具有五德的性质。这一特点对于消解现代人对理性和规范的高度依赖甚至固化和僵化具有重要意义。[13]
五德体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中孕育的道德资源，其重新启用和复兴势必会带来一些疑问。例如这是不是在走旧式道德教育的回头路？如何能够有效防止“灌输”？这种要素体系是否忽略了对道德教育问题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等。类似的疑问和挑战都曾在美国品格教育运动中出现过，在中国道德教育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五德体系基于气质—美德的特点，有超越单纯品格体系的优势，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准确定位五德体系的性质，也需要做出深刻的阐释，经受实践的检验。
(二)重视概念澄清
道德体系的概念和内涵澄清，在这个时代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急迫。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相对于其他两个美德体系而言，在通俗性和现实性上要弱一些。这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是文化断层的结果。近百年来，随着“西学”对“中学”的冲击、传统文化思想的退隐以及白话文替代古汉语，中国人对古典的单音节词的内涵理解远远不如当代常见美德名词和德目那样敏感和深刻，这使得人们不仅不能从体系上来把握中华传统道德的内涵，而且面临着直接的理解障碍。其次，五德体系是一个以气质—美德为核心的基础美德体系，其优势和长项并不是针对现实具体生活场景的细节指导，因此，在现实应用中需要一个从元素到组合的重组和灵活运用的过程。
上述特点使得仁义礼智信五德在应用于当代道德教育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概念的澄清。这可能是所有基于古典美德而生发当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普遍要求。以美国品格教育运动为例，尽管参与者在强调正面而直接的道德教育这一原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什么是品格教育”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美国德育界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是含混不清的。由于概念的不统一，人们发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会产生诸多困难，表现为在推行品格教育时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在评估品格教育的功效时没有统一尺度可以作为依据，甚至于在学术分析与对话上，概念的混乱也带来许多的困扰。[14]
(三)保持开放性的探索
在概念澄清和美德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必须保持开放性的态度。首先，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由于封闭性制造道德体系与规范，而造成民族文化付出重大代价的惨痛教训。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明朝的“大全出而经说亡，八股行而古学弃”严重地破坏了学术生态和道德文明的开放性，而这其中，对“仁义礼智信”的曲解和单一化强制也都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了很多负面效应。这种历史的教训，在今天对“仁义礼智信”五德的返本还源的解读过程中，以及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其次，开放性是五德系统自身的内涵要求。无论是宽容慈爱的仁德，还是不争不躁、不惑不迷的礼德，以及虚怀若谷、处下不争的智德，都导向和支持开放性、包容性环境和机制的建立。五德体系的教育实践，不可能通过与自身内涵相悖的封闭性途径来实现。再次，美国品格教育运动以开放性和民主对话来应对分歧和挑战的启示，需要给予借鉴。美国品格教育运动中，为了反驳将肤浅的品格教育主张和做法概括为品格教育的总体特征从而大加批判的批评者，2000年“品德教育伙伴组织”公布了“有效的品德教育的十一条标准”作为优质品德教育鉴别与评价的依据。马文·博克维兹等人在对品德教育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有效品德教育的八大要素。此外，品格运动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始终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例如，品格教育的一些做法是否违背教育的民主原则？在确定所谓核心价值观念，并且在学校和一定的社区中达成“共识”的时候，如何确保这一核心价值的“共识”不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探索精神，使得美国品格教育运动可以在多元化最为突出的美国社会面临很多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仍然可以积极面对挑战而且推动问题的改进甚至解决。[10]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以先秦道家、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体系，非常有潜力重新为中国人道德共识的达成和道德修养信心的建立而发挥重大作用。当然，这不仅需要以理性的视角剥除封建社会历史文化掺入其中的腐朽内容，也需要经过继承与创新，使之经受当代生活和教育的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