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发展史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和方有国写的《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就要出版了（此书为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今年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因为体例所限，有些话不能在书中多说，于是决定写这篇文章。这里打算谈五个问题：一、“六书”和“三书”；二、汉字的发展和划分阶段的依据；三、秦代“书同文字”政策的实质；四、比较文字学的方法；五、研究汉字史的意义。
一、“六书”和“三书”
“六书”是研究汉字一向必须熟悉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字学必须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列出六书的名称，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才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书做了简略的解释，并举出例证。从此六书就成为历代文字学家研究汉字构造的标准框架。有的人至今深信不疑，有的稍加修正。但至今尚无定论，成为汉字学中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
从比较文字学的观点看，许慎的六书说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
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许慎对汉字的构造勾画出了六书的框架，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他对于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的解释，比欧洲学者要早一千六七百年。法国学者对埃及象形文字、假借字的研究，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初见端倪。近代大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还把形声字和会意字混而为一，不知二者的区别。从这一方面看，许慎的“六书”说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六书”说有好些缺点。第一，同拼音文字比较，汉字的造字方法的确比较复杂，不像拼音文字只用几十个拼音字母单纯记录词语语音，只用一种方法。但是也不会竟有六种造字方法。第二，他把象形、指事、会意分列为三种造字法，其实这三类应合并为一类，这三类都是表形字。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用写实的手法表形；指事字“视而可识，察而可见”，是用象征的手法表形；会意字“比类合谊，以见指
”，是用较繁复的象形法表形。这三类字实际上都是一类。事物有具体抽象之分，因而手法也同中有异。具体之物如“人、马、竹、木、山、水”之类，可以直接描绘，就用写实法。“上、下、一、二、三”等，无法用写实法描绘，就用象征法。繁复的事物，如“武”字从止从戈，“止”象“趾”形，“戈”是武器，用以表示荷戈出征的意思，这就是“武”字的本义，“林”字、“森”字用两木（树木）、三木表示树林、森林义，都是会意字。
可以说是个会意字，但用几个小点表示秽物，因而又有人说它是会意兼指事。许慎并没有在《说文解字》中一一注明某字属某“书”，在解说中有时也说得极含混。清代的王筠，在《文字蒙求》一书中，曾用六书（转注、假借除外）对所收字一一加以分类，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类。例如，象形字中有“以会意定象形者”“以会意定象形而别加一形者”“兼声意之象形”“似会意之象形”“全无形而以意声为形者”等小类；指事字中除“纯体指事”外，又有“以会意定指事者”“即意即事者”“兼意兼声兼形者”“省象形字以指事者”“形不可象变而为指事者”“借象形为指事者”“亦借象形为指事而兼意者”等小类。名目烦琐，令人发笑。其实这不完全是王筠的过错。归根到底，“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本来就只是一类，这一类字是从远古的记事图画演变而成的，其共同点是用表形法（描绘事物的形状、形态、特点）记录词语。在造字方法上当归为一类，不必分成三“书”。这三书合而为一同形声、假借两“书”并列，才属于一个层次。假借字只用其音，不用其形，是表音字，形声字兼表形和音。汉字的造字法也只有这三类。
清代的文字学家已经发现了六书说的缺点。戴震首先提出四体二用说，认为造字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类；假借和转注两者是用字法，不是造字法。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很多大文字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现在看起来，他把转注排除在造字法之外是正确的；但是把假借也加以排除，认为不是造字法，则是很大的错误。其次，他没有提出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应该合并的问题。
近代文字学家第一个提出“三书”说的是唐兰先生，他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六书”传统，提出“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可以说是汉字学领域内的一次大胆的革命性新说。他的破旧立新之功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但一种新学说往往带有某些缺陷。唐先生的“三书”说也有两个缺点：一是“象形”和“象意”这两类字难以区分。实质上是把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合并为两类，这两类都是表形字，没有本质差异。第二是把假借字排除在外。在汉字中除掉表音的假借字，是个很大的缺失。假借字不但在古汉字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现代汉字中也还保留了两三百个。不承认假借字是汉字造字法的一种，就不可能对汉字的性质作出科学的说明，也不可能对汉字体系做出全面的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思考，我在1957年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假说”（见《文字训诂论集·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中华书局1993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认为汉字的造字方法有三种：一是表形字，这是继承远古人类记事图画的方法造出的文字。一切古文字如埃及古文字、苏美尔文字以及云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都有大量与汉字手法相同的表形字。第二种是假借字，假借字就是借音字，用一个表形字表示一个同音词，只用其音，不用其形。这是文字脱离表形的束缚向表音文字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变化。例如，甲骨文的“其”字本象“箕”形，本义当为簸箕，却借为“其雨”“其风”的虚词“其”。“西”字本象鸟栖巢中形，是“栖”（棲）字初文，但古代文献都借用为东西南北的西。这种文字，在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中也大量存在。法国学者十九世纪破译出埃及碑刻中的一些借音字，给这类字取了rebus（字谜、画谜）这么个怪名字。其实就是许慎说的假借字。第三种是形声字，这是兼用表形、表声方法造成的字。这种造字法在埃及古文字和纳西文字中都有，但是为数不多，只有汉字发展成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体系。人类创造文字，也只有这三种方式：或表形、或表音、或兼表形音。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既不表形也不表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例如数学上的+（加）、－（减）、×（乘）、÷（除）等符号，使用汉语的人读作加、减、乘、除，使用英语、俄语、日语的人，各有不同的读法。这类符号不是文字，只是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
用这“三书”来审查汉字，可以免除“六书”说中的兼类苦恼，又可用以说明汉字发展过程中这三类字的变化、主次问题。因为在书中举出例证很多，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陈梦家先生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把甲骨文字也划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类，同我的三书说相同。陈先生从甲骨文字的发展得出了这个结论，我是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我的看法又有同陈先生大不相同的地方。我的三书说同汉字发展三阶段的假说相联系，陈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字已经定型，三千年来的汉字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是二者的大不相同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论假借》一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文字训诂论集》42-4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里就不多说了。
六书中还有个转注的问题，是至今还纠缠不休的问题。其实许慎在解释转注时，也并不是把它当做造字法来对待的，他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是说“考”和“老”两字的关系是“同意相受”。他在解“老”字的构造时，则说“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明明定其为会意字。在“考”字下说：“从老省、
声”，明其为形声字。可见许慎对六书中的转注，也并没有说是造字法。段玉裁明确说明：“转注犹言互训也……数字辗转互相为训。”这个解释比较符合许慎的原意。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有人讨论，如果把有关的论文搜集起来，可以编成厚厚的一部书，只用上面的两段话，当然不能令人心服，我准备另写一篇关于转注的专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的新三书说，排除了这个掺杂在造字法中而实际上并非造字法的转注，汉字造字法就显得非常简明而且容易理解了。
二、汉字的发展阶段问题
汉字，从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间，汉字在字体上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从甲骨文、金文变成小篆，又从小篆变为隶书、楷书。这种变化，古人早有认识，三国时张揖曾做过《古今字诂》，南北朝时江式著《古今文字》，都以解说小篆隶变过程中产生的异体字为主。
除了汉字字体的变化以外，古今汉字是否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遍读群书，只有清代的文字学家段玉裁(1735-1815)曾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说文解字注》“谊”字下说：
凡读经书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
段氏明确指出，所谓古今字不同，不是字体的不同，而是文字的不同。例如，《说文》：“谊，人所宜也。”段氏说：“谊、義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義，皆今之仁義字也。其威儀字则周时作義，汉时作儀。”解说谊、義、儀三个字的时代变化，非常清楚。
段氏在书中解说了很多古今字的变化，使人们树立了古今文字发展变化的观点。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可惜，他只是列举了古今文字变化的大量实例，却没有从这些资料中归纳出古今文字变化的规律。后来的学者虽然有人探讨文字孳乳变化的问题，但多半不是从文字的历史演变着眼，所以段氏的这一发现，迄今没有得到发展。
近代研究汉字演变的专著，当以容庚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形篇》为最早（1931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影响也较大。这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叙说”，为绪论；第二章为“字体”，下分“造字之传说”“字体之种类”“古文”“小篆”“隶书”“正书”“草书”“行书”等八节。这种以字体演变为汉字发展框架的看法，对近几十年的文字史研究影响很大。这个框架也代表了一两千年来文字学论著的传统看法。
欧洲人到十九世纪才对古文字的研究有所突破，1821年，向波良(Jenn Francois Champollion)利用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铭文，译释出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假借字（他名之为字谜、画谜rebus）。在这块石碑上，刻有并列的埃及圣书字和希借文，用希腊字母文字同埃及古文字逐一对照，因而得知圣书字的意思。用同样的方法，其他学者还分别释读了巴比伦—亚述利亚语的铭文，利用希太特语的字典形式的词表铭砖，释读了希太特文。在释读古文字的基础上，20世纪形成了比较文字学的雏形。
欧洲的比较文字学研究，建立了人类文字从原始的象形文字发展成拼音文字的框架，功不可没。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对汉字的发展史做过认真的研究。甚至连古今汉字的区别也没有谈到。
沈兼士先生在20年代首先注意到汉字的历史发展，他提出了“文字画”这个有名的观点。他认为，在甲骨文、金文以前，有个文字画阶段，是原始记事图画向文字发展过渡期初期文字。这个设想很了不起，我们提出的汉字发展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基本上采纳了沈先生的意见。
但是，沈先生关于汉字历史阶段的划分，只是把六书加以先后排列，没有加以认真的分析。
我的三阶段说，把第二阶段（从商代到秦始皇）的汉字叫做假借字阶段。这一阶段使用的假借字，约占70%左右，表形字只占20%左右，形声字更少，只有10%左右。假借字就是表音字，因此，这一阶段的汉字可以叫做表音文字，或者叫做以表音文字为主的阶段。
秦汉文字的特点，是大量汉字演变成形声字，《说文解字》所收的形声字竟占80%以上，这是个本质性的变化，也是汉字与世界拼音文字分道扬镳形成特殊文字体系的根本区别。因此，我们把秦汉以后的文字划为第三阶段，这样古今汉字的区别就清楚了。根据三阶段的划分法，可以纠正国外文字学家把汉字看做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或表音文字等举棋不定但都不准确的观点。
将这个划分法同我国传统的以字体为划分标准的办法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二者的优劣，字体的变化，是一切文字都有的，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也有大写、小写、正体、手写体等许多不同的字体，有些字体也与历史演变有关，但是都不能把字体当做划分文字发展阶段的标准。汉字字体的演变，确实与时代的关系很密切，但同样不能把它当做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更不能把它当成惟一的或主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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