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军队论文,身份论文,卒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9)01-0001-05
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可以看到有关随军女子的记载。而战争史的文献记录中也有以非法形式“随军为卒妻妇”的情形。分析史载“女子乘亭鄣”、“弱女乘于亭障”等情形，“卒妻”们很可能首先成为这种女子参与战争现象的行为主体。而汉代女子的军事生活，其实有相当丰富的形式，不应当以“汉代兵制”所见“汉代征兵与募兵的对象为男子而非女子”而轻易抹杀。
《汉书》卷54《李陵传》记载李陵率军出击匈奴，在经历挫折时产生“军中岂有女子乎”的疑问，并有严厉的处置：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
所谓“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是一种非法“随军”的现象。于是李陵对于这些女子，“搜得，皆剑斩之”。
按照李陵的观念，“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的原因，可能是“军中”“有女子”。于是有残酷严厉的处置方式。然而从历史文献的记录看，汉代“军中”“有女子”的情形其实并不鲜见。
其实，先秦时期已经有女子直接参加战斗部队的史例。如《史记》卷82《田单列传》所谓“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所谓“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引鲁仲连语：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裴骃《集解》引录谯周说：“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一文曾经分析说：“此谓‘老弱妇人皆死’，知每一战役，不但主战斗之壮男军易牺牲，即壮女军与老弱军亦皆因敌国之计首论功而不能免。秦人之残酷如此。”[1](P94)《商君书》说到守城时编定“壮女之军”的《兵守》篇，有学者曾判断：“篇中所讲多不是针对秦国的情况。”[2](P99)可能当时兵战频繁，各国普遍存在军中收编有妇女的情形。或许确如徐中舒所说：“古代人口稀少，故每当大战则有时征及壮女及老弱，各司其事；后世人多，始专征壮男为兵。”[1](P94)①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军队整建制都主要或全部由妇女组成的情形。例如《史记》卷7《项羽本纪》记载，刘邦与项羽相持荥阳时，会战不利，汉将纪信建议：“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司马迁写道：
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军四面击之。
纪信则乘王车，竖王旗，宣布说：“城中食尽，汉王降。”于是，“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同样的史实，又见于《史记》卷8《高祖本纪》和卷56《陈丞相世家》，分别写作“(汉军)，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以及“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三则记载中，《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有“女子”“被甲”字样。《汉书》卷40《陈平传》不记此事，卷1下《高帝纪下》以及卷31《项籍传》记此事而不言“被甲”。女子如果确实“被甲”，大约是要经过一定的基本军事训练的。即使不“被甲”，“二千余人”编列整齐地运动，作为一般平民也是不大可能的。顾颉刚于是以为“女子当兵”史例[1](P92，P94-95)，吕思勉以为“女子从军”史例[3](P303-304)。
《三国志》卷16《魏书·郑浑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引录郑太对董卓说的一番话，说到关西地区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勇于战伐的民间习俗：
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
《后汉书》卷70《郑太传》中，同样的内容则写作：
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
这里所说的“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或“(妇女)戴戟操矛，挟弓负矢”的情形，当然反映了女子直接参战的历史事实。《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记载的琅邪女子吕母起义和平原女子迟昭平起义，都是女子作为武装集团首领的实证。而东汉末年的农民暴动，反政府部众中多有女子。据《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记载，张梁军是黄巾起义的主力部队，仍然有随军“妇子”“甚众”。《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也说，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可见黄巾起义普遍有女子随军行动，她们虽然不是正式的“卒”，但是在军情紧急时，参与军务当是很自然的。《后汉书》卷70《孔融传》记载，孔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这些“男女”中的妇女，自然也有曾经参加或者追随黄巾起义军的经历[4](P63-68)。
如果说野战部队中女性的存在只是个别的特例，守备部队中屡有女子从事军事行为，则是多见的情形。
《汉书》卷64《贾捐之传》记载，贾捐之在讨论边疆政策时，指出汉武帝用兵四境，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教训：
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
其中特别说到“女子乘亭鄣”。《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载录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书，也回顾了汉王朝与匈奴作战的艰苦：
昔猃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墝
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
也说到“弱女乘于亭障”的情形。汉代文献关于女子守城的记载，又有《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李广利率军出塞，于“夫羊句山狭”冲破匈奴卫律部阻击，“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记述了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夏季曹操军与吕布军之间的战事。曹操于钜野击败吕布，“(吕)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说到这次战役的具体过程：
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
《三国志》卷18《魏书·许褚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许)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许)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
“壁中”女子，也成功地参与了守备。
居延汉简中有所谓“□官女子周舒君等自言责隧”(58.15A)的内容，又可见“皆徙家属边”(E.P.T58：80)简文，此外，我们还看到当地军事文书中有如下名类：
《卒家属在署名籍》(185.13)
《卒家属见署名籍》(194.3)
《戍卒家属居署名籍》(E.P.T65：134)
《卒家属掾署名籍》(194.3，174.13)
《卒家属名籍》(203.15)
《省卒家属名籍》(58.16；133.8)
《卒家属居署廪名籍》(E.P.T40：18)
《卒家属廪名籍》(276.4A)
《戍卒家属在署廪名籍》(191.10)
有学者指出，“称谓录见‘卒家属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省卒家属名籍’之类”，可与《卒家属廪名籍》对应，这些文书，可以“暂统称之为‘卒家属廪名籍’”，“是给戍卒家属发放粮食的名单”[5](341-343)。通过这些文书的命名，可以了解边地“卒家属”、“戍卒家属”随军的事实。然而《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戍卒家属居署名籍》等，从名义上看，与“廪名籍”是不同的。“廪名籍”，按照森鹿三的说法，“是有关配给
卒家属谷物的文书”。[6]《居延汉简》又有：
《家属妻子居署省名籍》(E.P.T40：18)
名籍主题强调的似乎不是“廪”，而是其他方面，很可能主要是职守责任。前引简文“女子”“自言责隧”，可以给予我们某种提示。敦煌汉简又可见《教卒史妻子集名籍》(1612A)，其性质也值得探讨。所谓“在署”、“见署”、“居署”或许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仓律》所见“守署”有关，整理小组注释可以参考：“署，岗位。《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如淳云：‘律说，论决为髠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守署即伺寇虏。”[7](P51)
秦汉史籍中还可以看到反映妇女服务于军队后勤劳作的记录。
据《战国策·中山策》，赵国抗击秦军进攻，坚守邯郸时，平原君等贵族曾经“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据《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伍被和淮南王谋反时，曾经说到秦代军事史的一个情节：“(秦皇帝)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对于伍被所谓“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一事，有的学者以为可信，视为“妇女从军之创举”[8](下册P700)，然而，亦有学者以为可疑②，但西汉时期策士以此作为分析政治形势的严肃认真的辩词，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军队中曾经确实存在妇女“为士卒衣补”的情形。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仓律》在说到以丁年男子赎隶臣妾的有关规定时，有这样的文字：“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敃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按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解释，大意是：要求以壮年2人赎1个隶臣，可以允许。要求以壮年1人赎1个已当免老的老年隶臣、身高在5尺以下的小隶臣以及隶妾，可以允许。用来赎的必须是男子，就以用赎的人作为隶臣。从事文绣女红和制作衣服的女子，不准赎。原籍为边远县的，被赎后应将户籍迁回原县[7](P53-54)。“女子操敃红及服者，不得赎”的规定，也反映从事被服制作修补的女子，其劳务内容受到特殊的重视。
居延汉简中，也有文字说到“方秋天寒卒多毋私衣”(478.5)以及“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E.P.T59：60)的情形，似乎可以说明，汉代边塞仍然曾经存在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女子“为士卒衣补”的现象。而“卒妻”们，很可能是承担这项劳作的主要人力。居延汉简所见：
妻治裘□(552.2A)
二女同居□(552.2B)
可以作为我们增进相关认识的参考。
至于女子从事军事运输劳作的史实，有许多资料可以说明。例如，《淮南子·人间》记载，秦始皇发卒50万人修筑长城，“中国内郡
车而饷之”，于是，“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后汉书》卷43《何敞传》：“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三国志》卷41《蜀书·杨洪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吕思勉指出：“此虽不令女子当前敌，亦未尝不与于发兵也。”[3](P305)就是说，调发女子作为转输人员，虽然“不令女子当前敌”，但同样也是“发兵”。
有人认为，“女子乘亭障”事，古人“对其中女子的身份没有解释，所以现代人有将其作为女兵者”。注释指明，这种认识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及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论者说，“汉史资料中”“未见有记载女子出征材料”。至于所谓“刑徒兵制”，“女刑名之一‘舂’”，“女刑名之二‘复作’”，“女刑名之三‘顾山’”，被罚作的女犯都“是不任军役的”。“谪兵及发恶少年”“也是男性”。然而，“西汉在西北边塞屯田，有不少女性随同家人徙边，且屯且戍”。“在西汉时还有犯罪人被处死后，其妻子被罚坐徙边的现象。”“边塞女性中有下级军吏的家属从简牍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其中女性身份既有戍边的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也有奴婢。”于是，论者以为：“‘女子乘亭障’中的‘女子’似乎不应是政府征发的女兵，她们应是平时居住在边塞，在战时临时被召集起来保卫家园的女性，她们的身份或是徙边屯田者的妻子，或是任职边塞的军吏的家属，或是因坐罪而徙边的女性。”[9]
这里有几个问题有必要澄清。
第一，“汉史资料中”“未见有记载女子出征材料”的说法，结论不免过于绝对化。司马迁《史记》有关“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的记载似乎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如顾颉刚所说：“此女子凡二千人，数不为少，若非平时组织训练有素，何遽能下令集合，且被甲假作男子耶？”[1](P95)吕思勉也指出：“知其时之女子，犹可调发。”[3](P304)而张璠《汉纪》和《后汉书》所谓“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也应当是大体可信的。
第二，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及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讨论“女子乘亭障”事，意在指出古史中妇女在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的事实，并没有使用“女兵”称谓。顾颉刚书据《贾捐之传》“女子乘亭障”事指出：“知武帝之世，仍有以女子服徭役守城障之事。”[1](P95)《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已经说道：“就现在我们熟悉的资料而言，女子戍边的情形如果确实曾经存在，大约也是未成定制的并不多见的例外。但是，即使这种现象只是偶然的特例，我们也应当看作社会生活风貌的一种反映而予以足够的重视。”[4](P59)
第三，研究者所谓“女兵”、“女军”，多是指参与军事行为，参与战争实践的妇女。如果只取“政府征发的女兵”之定义，则历代女军人大都并不包容于此概念中，人们熟知的历代“娘子军”事迹也大多都将被否定。例如上文说到的黄巾军中极可能是参与军务的随军女子，自然绝对不可能是“政府征发的女兵”。
第四，所谓“边塞女性中有下级军吏的家属”，“戍边的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也并不确切。汉代西北边塞简牍资料中这种女性，并非都是“下级军吏的家属”、“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数量更多的是士兵“家属”，即“卒妻”。日本学者森鹿三曾经根据简牍资料中“□右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203.15)及“□冣凡十九人家属尽月见署用粟八十五石九斗七升小”(203.37)，认为据前者“可知每个部每个月都配给了卒家属将近一百石谷物”，后者“所说的十九人是指卒的人数，而不是家属的人口数，因为每个卒的家属人数是二至三人，所以十九个的家属就有四十多人”。他说：“一个部究竟有多少卒，还不清楚，但我估计约有二十人，因此，卒几乎都有家属。”[6]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随军家属。
第五，以所谓“刑徒兵制”考虑，也并不能绝对地说被罚作的女犯都“是不任军役的”。《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90)又《告律》：“……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128-129)[10](P21,P26)可知“隶臣妾”与“司寇”的对应关系，“隶妾”也会罚作“司寇”之刑。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仓律》，有“舂司寇”刑名，整理小组指出“不见于古籍”。又《司空律》可见所谓“城旦舂者司寇”[7](P52，P87-88)，也值得注意。《汉官旧仪》卷下：“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汉书》卷23《刑法志》：“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有“司寇”与“作如司寇”并列情形，性别区分已经体现。有学者以为这一现象与《二年律令》中的差别，体现了汉文帝刑法改革的成就[11](P56-58)。那么，汉初女子如“罪为司寇”，是应当承担“备守”之“军役”的。汉文帝之后所谓“作如司寇”，职任也是接近的。这一问题，不直接属于“卒妻”主题，可以另文讨论。
“卒妻”在军中的意义，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考察。《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记述刘备入蜀战事：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
这里说到的“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启示我们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的身份，应当关注她们的人身可能已经成为朝廷与军事长官的“质”的情形。
陈直《葆宫与直符制度》注意到《墨子·号令》中安置军事人员“妻子”于“质宫”、“葆宫”的情形：“守楼临质宫而垩③，周必密涂，楼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人。”“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又指出，“据此葆宫皆军士家属之居所。现证以居延简，知汉代戍所吏卒，亦用质保制度，则为文献所未详”，列举“有关葆宫纪载者凡九简”。对于一些简文“葆”的身份，学界存在争论。裘锡圭认为“葆”指庸保[12]。李均明认为“‘葆’字指出入关担保而言，与今世所见出入境担保相类”[13]。但是居延汉简中涉及“妻子”的如下简文，应当确认与《墨子》所言“质宫”、“葆宫”有关：
为妻子葆处居
□劳四月适奉(243.25)
陈直说：“《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二篇，余昔考为秦人作品，汉因秦制，这一点为治汉史者所为详。汉少府属官居室令，武帝太初二年，改为保官，《汉书·李陵传》，母妻皆系在保宫，是汉廷亦用此法也。”[14](P59-60)④关于“秦制”的这一内容，有《史记》卷7《项羽本纪》记载新安所坑杀秦降卒“窃言”可以作为佐证：“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陈直所据“为妻子葆处居”简文对于帮助我们理解“汉代戍所吏卒，亦用质保制度”的事实，应当是有益的。张政烺指出：“《墨子》卷十四《备城门》，卷十五《号令》、《杂守》等篇，皆言城守事，凡守城将吏及勇士必须以父母兄弟妻子作抵押，以防其投降。当时使用的两个字是葆和质。葆即保，是守护，质是抵押。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也就混用不别。收养这些父母妻子的地点叫作葆宫，也叫质宫。”[15]《墨子·杂守》写道：“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吏侍守所者，财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岑仲勉解释说：“此言吏员任用及保质之制。”“古以父母、兄弟、妻子为质，后世则易为担保人。”[16](P148)
就“卒妻”身份的准确理解而言，“为妻子葆处居”简文也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质”，作为“抵押”和“担保”，这些军中妇女的境遇与责任，由此也更为明晰。陈直以为可证“汉廷”亦采用这种制度的资料，即《汉书》卷54《李陵传》：“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说明已经对“陵母及妇”进行了控制。传说“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匈奴”，“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褚少孙补述：“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所谓“系在保宫”事，见《汉书》卷45《苏武传》李陵自言：“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清人吴伟业《赠辽左故人》其五：“路出西河望八城，保宫老母泪纵横。重围屡困孤身在，垂死翻悲绝塞行。尽室可怜逢将吏，生儿真悔作公卿。萧萧夜半玄菟月，鹤唳归来梦不成。”[17](卷14)其中“保宫老母”及“尽室可怜”“生儿真悔”句，就是对李陵“母妻”性命系于李陵战争表现之人生悲剧的感叹。
注释：
①缪文远《七国考订补》引用顾颉刚语，谓：“见《史林杂识初编》‘《女子服兵役》’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版，下册第572页。
②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4。又引陈氏《测议》：“求女事《史》不见，伍被欲伪作请书徙豪朔方以惊汉民，岂即本此策耶？”
③陈直自注：“原文垩为善字，今订正。”
④陈直《自序》说到，收入该书讨论“葆宫”问题的《居延汉简综论》，作于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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