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轨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3-0040-04
纵观20世纪的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我们见证了一种学术思潮从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到波 及欧美风靡全球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等当代西 方主要学术流派涉足其中，阿多诺、霍克海默、威廉斯、汤普森、阿尔都塞、霍尔、费 斯克参与了讨论。可以说，大众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潮 之一，并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学术进程。新世纪的开始，对上个世纪西方大众文化研究 的发展轨迹做一梳理，无疑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一、早期大众文化研究：利维斯主义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1.利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可以上推到M·阿诺德。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 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界定为“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仅为每个阶级中有教养的 “余剩民”，即知识分子所拥有和享用。他将工业文明造就的大众文化称为“无政府状 态”，并将其视为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T·S·艾略特继承 了阿诺德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对工业文明和 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
1930年，出版了一本对大众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著作，英国文学批评家、《细铎》(
Scrutiny)季刊创刊人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利维斯生活的时代，随 着工业文明的推进，充斥社会文化领域的是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即被利维斯称为 的大众文化，被欠教育的大众不假思索的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即阿诺德的“所思所言 的最好的东西”)却日益式微。少数文化精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利维 斯在书中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忧虑，号召“少数人”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利维 斯的这一忧虑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主义。
利维斯提出并倡导“文化与文明”运动，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社会工业化 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技术边沁主义”文明(工业文明)，这种文明在文化上即表现为标 准化、水平化的大众文化。利维斯依据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视大众文化是对“真正的文 化”的威胁，用文学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用高雅文化来对照大众文化，认 为大众文化没有文学或美学价值，由此被称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
2.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必须放在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理 解。“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正 如相应于理论的社会不能叫做‘生产性的’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 这种态度当然包括传统理论要素和普遍衰退的文化要素。”[1](P229)其大众文化批判 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首 先体现在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首先由阿多诺、霍克海默在 《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其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通过像一般商品生 产一样生产文化商品，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从理论蕴含上说，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这个词是将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应用于文 化，以文化批判手段对资本主义进行综合的经济——意识形态分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 通过文化工业生产以“大众性”、“同一性”为特征的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大众文化， 达到对工人阶级意识的麻醉作用和转移作用，从而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自己的“客观利益 ”，瓦解其反抗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启蒙辩证法》一书开创了一种“左翼大众文化 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到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普遍文化或大众文化 ，这种文化为人们广泛享用，“无线电广播、电影、报纸、以及畅销书，同时成为人们 生活方式的范例，也成为他们实际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模式。”[2](P11)而这种文化本 身是“肯定性的”，不会对现存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任何异议，而是给人们提供 一种麻醉作用，转移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对于大众文化来说问题在于，它并不真是大 众的，与其说它是人民创造的，不如说它被用来欺骗人民，它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并潜 在地是集权主义的。”[3](P349)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充满浓厚的悲观主 义色彩。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只是“失望与愤怒”，他写道，“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 ，就毫无希望。”[4](P30)
3.对早期大众文化研究的评述
早期大众文化研究在时间上从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前后约30年，主要体现在 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这里我们注意到两点：在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上， 利维斯主义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均将大众文化视为随着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的推进而产 生的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商业文化，其特征是机械复制和标准化，如电影、广告、广播 节目、流行小说等；在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上，利维斯主义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均怀一种 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大众文化抱俯视、鄙夷的态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构成了对大众文 化的最早批判。
但两者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方法、理论背景和立场上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利维斯主义站 在文学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大众文化，看到的是大众文化美学内容上的低劣性和运作 上的商业性，认为其可能危及“真正的文化”，并号召“少数人”的文化精英联合起来 抵制大众文化。其激进的精英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是对前工业文明 及其文化的深深着恋，和对工业文明及其造就的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不满，并试图回 到以前的生活中去，可以将其视为对大众文化来自右的方面的批判。而早期法兰克福学 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则是在其文化批判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的，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更多的是就其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部分(即“文化工业”)，造成对人的异化、“单向度的人”而言的，其理论目标是让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客观利益。它构成了对大众文 化的来自“左”的方面的批判。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利维斯主义是在“ 文化与文明”的命题下研究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其文化批判的视野下，把马 克思商品生产理论应用于大众文化研究。但是，作为最早的大众文化研究，它们的方法 、立场深刻地影响了以后近一个世纪的大众文化研究。
二、两种范式：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1.文化主义的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
文化主义，是指以早期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为主体，以《新左派论坛》为阵地 ，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
为了标示出与以往(大众)文化研究的不同，与精英主义文化观划清界限，文化主义的 主要代表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整体的 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5](P256)大众文化指“大众的” 文化，包括社会习俗、民俗、民风等，即所有标志“大众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东西。 这样，文化主义大大地扩展了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围，远远地超出了狭隘的精英主 义文化观。把大众文化界定为“大众的”文化，是“由下到上产生的”，主要是大众的 、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这就和把大众文化视为商业制作的、“文化工业”生产的、由 上而下的文化产品区别了开来，从而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文化主义承认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但否认两者有高低之分。他们用利维斯主 义文学批评的方法，特别是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大众文化进行研读。如霍加特在《文化 的用途》中，对20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解读。此外，文化主义还首创 了一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即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强调文化研究应进入一个特 定文化群体的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其意义和行为。
在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上，霍加特指出，商业性的Mass Culture对工人阶级文化(即文化 主义视野中的大众文化)是一场“无妄之灾”。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举出许多 事例，表示了他的忧虑。针对这一忧虑，文化主义在研究中提出“经验”一词，认为某 一文化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具有的独特经验，是不可替代的；进而提出“感知结构”，即 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人们所共有的经验。由此，文化主义认为，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 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具有抵抗的力量，强调个体在文化中的主观能动性。
2.结构主义的大众文化：文化“结构的整体”
斯图亚特·霍尔在1981年的一篇论文《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指出，在20世纪50、6 0年代，文化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而60年代中期，由于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 ，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结构主义范式，与文化主义相竞争，其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 、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等。其中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 要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性”两个概念了。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 是一种思想框架，通过它“人们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 。”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概念，认为意识形态在外部构 筑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即主体subject)。从阿尔都塞开始，人们把文化当做意识形态来 分析，认为主体是由文化建构的，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一种方式。
结构主义的大众文化研究吸收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许多营养，“符号”、“能指”、“ 所指”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无意 识的但却具有控制力的结构。他们的分析一般集中于电影、电视、通俗文学方面，以揭 示资产阶级大众商业文化内部的意识形态机制，并在实践中反对类似机制的发生。
3.两种范式：大众文化研究“互不相干的两个半球”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是50年代到70年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双方都认为自 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文化主义将“文化”扩展为“整体 的生活方式”，将大众文化定义为真正的“大众的”文化，表现了“新左派”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试图寻找、发掘、保持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生活方式的努力。结构主义把文 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将大众文化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试图通过自己的分析使广 大人民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而反对之。两者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
但作为同一时期相互竞争的两种范式，两者在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以及研究的领域、方 法上均有很大的差异。文化主义认为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的真正的”文化，是“大众 ”生活方式的真实反映；而结构主义将大众文化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战略。正是在 对“大众文化”概念理解上的这种差异，使他们成为这一时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互不相 干的两个半球”。文化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大众的”文化)的研究 之中，在方法上以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结构主义则集中于电影、电视和 通俗文化的研究中，以符号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法。
三、大众文化研究转向葛兰西：霍尔的“新霸权主义”
霍尔，作为70年代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正如他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中所言，面临的是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霍尔 认识到两者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并试图超越两者，为大众文化研究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这时，他发现了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在《文化、传媒与“意 识形态效果”》中，霍尔着重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霸权，葛兰西是指在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并非像人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是其通过将意识 形态向从属阶级的强行灌输达到的；这种霸权有赖于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是由统 治阶级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在价值观上进行“谈判”，获得社会的一种“普遍赞同 ”而形成的。在此意义上，葛兰西认为大众文化既不是统治阶级的通俗宣传(结构主义) ，也不是大众的自发文化抵抗(文化主义)，而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领域，一种“力的场 ”。由此，霍尔给大众文化下了一个“活动式”的定义，“最关键的是和统治文化的关 系，这种关系用持续性的张力(关系、影响、对抗)来界定大众文化。”[6](P51)
在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上，霍尔的认识显然不同于以前的观点：不同于利维斯主义，把 大众文化看做是文化衰败的标志；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看做是政治操纵的 机器；不同于文化主义者，把大众文化看做是“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文化；不同于结 构主义者，把大众文化看做是强加于主体的结构效应。他既看到了结构主义视野中的意 识形态总是试图建立“文化霸权”，又肯定文化主义中个体经验/感知结构的能动作用 。霍尔的“新霸权主义”开启了文化研究新的道路。
四、费斯克的文化经济
在文化研究中，当代学者约翰·费斯克提出“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 经济”，认为大众文化商品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两个领域内流通。以当代资本主义国 家的电视节目制作为例，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制片人将节目卖给电视台，电视台播放 节目。观众收看节目，这时节目作为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再把观众卖给出钱 做广告的客户。这是从“金融经济”角度做的考察，在整个过程中，观众扮演的都是被 动的角色。费斯克指出，这是一般商品的流通过程，而为了完整地理解大众文化这种特 殊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应从“文化经济”角度进行考察。这里，“金融经济”中处于 被动地位的观众现在成了主动的生产者，他们对节目进行自己的不同于传播者编码意图 的解码，利用商业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和快感，创造“ 大众文化资本”，表达和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意义和快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 ，“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7](P233)对主导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规避 和抵抗。
费斯克进一步对大众文化进行文本分析。他借用巴尔特“读者性文本”与“作者性文 本”的区分，认为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它既 是通俗易懂的，又是开放的，是“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 这种文本“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意义的脆 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那些声音。它 的复杂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产生新的文本——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8](P36)大众通过协调性、对抗性的解码 进行消费，规避、抵抗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产生“自己的”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和读者拥有决定意义的权力，这是一种“符号的权力”。
由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业的基础上创造的。文化工业是其原 料库，大众从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快感，创造大众文化。在此基础上，费斯克与霍尔一 样，将大众文化定义为一种斗争，一种“力的场”。费斯克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 出“两种经济”的区分和“大众经济”的概念，在“文化经济”的分析中，将符号学应 用于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文本分析，从而大大地推进和深化了霍尔开创的“新霸权主义 ”文化研究。
上面我们梳理了上个世纪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轨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大 众文化研究新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日益具有影响力。正如麦克盖根在《文化 民粹主义》中所指出，“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研究已经从‘曾经引人注目的……新葛 兰西派的霸权理论’转向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把大众文化理解成对普通民 众的利益、体验和价值标准的一种表现，在研究中注重个体体验和解释学的符号分析， 但往往忽视大众文化的整个经济——社会背景和权力——意识形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