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作品论文,日知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4-0092-03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对《昭明文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名著《日知录》中，从实证角度看，其治“选学”的贡献又主要体现在《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方面。
一、解读疑难，详加考辨
重视声（音律）、色（辞藻）之美，是我国古代文学诗、赋、文创作的最基本特点。因此，《文选》收录的作品皆未出赋、诗、骈文范围，仅赋就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而赋自身的美学追求往往使文中多奇僻之字，这给后世阅读造成极大困难，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为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日知录》对《文选》作品中不少赋作字句的读音、释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读音考辨，《日知录》多所创获。如，卷七“
”条，针对《文选》作品中“弋白鹄，连鴐鹅，双鸽下，玄鹤加”（司马相如《子虚赋》），“鸿鹔鹄鸨，鸨鴐鹅属玉”（《上林赋》），“鴐鹅鸿鷤”（张衡《西京赋》），“鸿鸨鴐鹅”（《南都赋》等句，广征博辨，认为鹅、鹄、鴐几字皆“何”韵，读如“哥”。此解不仅使我们掌握了上述作品的读音，且感受出了各赋句的韵味美。再如，《日知录》还就《文选》卷十三贾谊《鵩鸟赋》“斡流迁”和《文选》卷十九张华《励志诗》“大仪斡运”中的“斡”字详加考辨，纠正了扬雄、杜牧及元明时期普遍流行的“乌括切”声训之误，重训为“古案切”，读如“管”，对今人研究《文选》读“斡”为“卧”的习惯性错误也是一个警示。
关于字义解释，《日知录》也有新见。如，他释《文选》卷十《文赋》“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中的“幺”为“幼”，纠正俗写“幺”为“么”之误（见卷三十二“幺”条）。又如，《日知录》解《文选》卷二十九曹丕《杂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卷三十七曹植《求自试表》“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卷六左思《魏都赋》“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等，认为各句中的“吴会”皆当指吴和会稽二郡所辖的广大地域，二郡合称“吴会”。并强调说：“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即不能只理解为会稽郡的治所（今绍兴市）（见卷三十一“吴会”条）。这种解释对我们准确领会作品精神实质很有帮助。应当指出，《日知录》对每个字词的阐释都是广征博引，详加考订后得出的，因而很具说服力。
另外，顾炎武通过研读《文选》作品，还归纳出了古诗赋文不忌重韵的特点。为此，《日知录》卷二十专列了“古人不忌重韵”条加以论述。如，依次列出的《文选》卷十三潘岳《秋兴赋》四句连用二“省”字；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六句连用二“归”字；卷二十二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连用二“足”字；卷二十三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一文连用二“生”字，三“情”字；卷二十九托名苏武的《骨肉缘枝叶诗》连用二“人”字，《结发为夫妇诗》连用二“时”字等。笔者认为，《文选》所收皆南朝梁代之前的作品，其不避重韵似主要说明当时用韵尚处于草创阶段，正是声律理论尚未成熟且尚未有意运用于创作中的标志。其次，同字不同义，也可能是不避重韵的又一原因。如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之“省”，是“省禁”之义；而“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之“省”，乃“省察”之义。任昉《哭范仆射诗》中“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之“生”是名词，任昉自指；而“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之“生”则是动词，“产生”之义，皆字同义不同。然问题是，顾炎武不仅不厌其烦地罗列《文选》作品的重韵现象，而且反对有意避重韵。如，他对《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德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句大为不满，讥之云：“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卷二十一“诗人改古事”条）由此不难看出，顾炎武信守的是他崇尚自然的艺术原则，重韵只要重得自然就是好作品。他不允许因讲人工技巧而破坏自然原则，更不容许因讲人工而使作品出现知识硬伤。
二、去伪存真，纠谬订正
顾炎武学识渊博，借研读《昭明文选》纠正了正史不少谬误，颇令人信服。如《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书注”条云：“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之说。如此传（指《汉书·扬雄传》）《解嘲篇》中‘欲谈者宛舌而固声’，‘固’乃‘同’之误；‘东方朔割名于细君’‘名’乃‘炙’之误，有《文选》可证。而必欲训为‘固’、为‘名’，此小颜之癖也。”这里不仅以《文选》为据，订正了正史《汉书》“固”、“名”两字的形讹问题，使其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评；而且还以小见大、举一反三，指出了“旁证以求”的考误方法；更重要的是，还籍此批评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曲为之说”、“必欲训为某某”的不良学风。这种学风使得许多本该早澄清的问题愈搞愈复杂了，故顾氏之论至今仍不乏警世之意。
同时，《日知录》还依据史书发现了《昭明文选》原文及注释中不少问题，并逐一考证纠谬，大体分五个方面：
首先，辨所收作品之伪。《日知录》据《文选》卷二十九李陵《与苏武诗》第二首“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二句之“盈”字，判定该诗是后人伪作。云：“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卷二十三“已祧不讳”条）各家断苏李诗之伪的理由较多，如果避讳之俗确在宣帝之前已有，此处顾氏凭一字不避惠帝刘盈讳而断李陵诗为伪作，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亦不失为一家之言。《日知录》还怀疑《文选》所载司马相如《子虚赋》不是原作，其游梁时所作那篇已佚。云：“《汉书·司马相如传》，《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后更为楚称齐难而归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卷二十七“汉书注”条）顾氏的怀疑很有道理，高步赢先生《文选李注义疏》卷七详考证实了顾氏的结论，已早为学术界所接受。
其次，纠作品内容之误。《日知录》认为《文选》卷四十七陆机《汉高帝功臣颂》所述内容失真，云：“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后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遵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太公、吕后，并无皇媪。”（卷二十一“陆机文误”条）此条乃以史证文，很见功底，甚至指出了文误的具体原因是“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即少删了一个“后”字所致。不过，笔者以为，也许汉王刘邦母虽死，其父还另有妾；抑或其母死后，其父又续弦。虽然《高祖本纪》有“九月，归太公、吕后”之语，并无皇媪，但《项羽本纪》上却又有“归汉王父母、妻子”的记载。此可存疑。另，纠《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之误，亦可存疑。顾氏认为“淮泗并不入江”，笔者以为“总括”和“兼包”似乎本就不指必入江。
再次，纠旧注之误。《日知录》卷二十七“文选注”条云：“阮嗣宗《咏怀诗》：‘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颜延年注：‘赵，汉成帝后赵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时自有赵李，《汉书·谷永传》言赵李从微贱专宠；《外戚传》：‘班婕妤进侍者李平，平得幸，亦为婕妤。’《叙传》：‘班婕妤供养东宫，进侍者李平为婕妤而赵飞燕为皇后。大将军（王凤）薨后，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受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舆执辔，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杯，谈笑大噱。’史传明白如此，而以为武帝之李夫人何哉？”此段以众史证《文选》颜延年旧注“赵李”之误，认为“赵李”指汉成帝时的赵飞燕和李平，而不是赵飞燕和武帝时的李夫人。可谓多证并立，言之凿凿。笔者以为顾氏的解释确实更合阮籍用典原意。
第四，纠五臣注之误。因五臣注浅陋不堪，故顾氏纠其谬之例俯拾皆是，此仅简列二例以窥一斑。如，《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相传之讹”条纠《文选》卷五十六曹植《王仲宣诔》吕向之谬，云：“曹子建作《王仲宣诔》曰：‘流裔毕万，未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吕向注：‘秦有王翦、王离，汉有五侯。’按王粲系毕公高之后，毕万封于魏，后十代，文侯始列为侯，至孙称惠王，因以王为氏；而秦之翦、离，自周太子晋之后；汉之五侯，自齐田和之后。此三派原不相干，注引为一，误矣。”叙王氏脉系如数家珍，指吕注之谬有理有据，可谓定论。又如，《文选》卷三十四枚乘《七发》云：“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吕向注云：“扁鹊、巫咸皆郑人。”《日知录》卷二十五“巫咸”条纠吕氏之谬云：“按《列子》、《庄子》皆言：‘郑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鹊则鄚人，字形相混，亦以为郑也。”不仅以确凿文献指出吕注扁鹊籍贯之谬，且指出谬在“郑”、“鄚”形近相混而讹，可谓确考。扁鹊鄚（今河北任丘市）人，早为《史记》本传等多种文献所载，五臣浅陋误人可见一斑。
最后，纠注中引文之误。《日知录》卷二十“年号当从实书”条云：“《文选·魏都赋》刘良注‘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公之四年，汉献帝之二十一年也。”若刘良注所引铭文文字不误，顾氏是对铭文的提法提出批评的，认为称“魏公四年”年号不合实际，当直用汉建安二十一年年号。这表明顾氏对历史有严格的实事求是态度。
三、错误偏颇处有待更正
尽管《日知录》对《文选》入选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与订误，并多有自己独到见解，但认真阅读对照，仍能发现其在考证有关问题时，或因证据不足、或因偏执一种材料、或因观念局限，所得结论有不少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有些在前面已随文辨析；有些需留待以后解读。此处略举二例，以就方家。
通读《日知录》，可以感受到顾炎武特偏信孔颖达的见解，有时甚至因偏信孔氏不正确的观点而不惜舍弃多种可靠文献。如，《日知录》在卷二十五“湘君”条中，认为《文选》卷三十二《九歌》之《湘君》、《湘夫人》中的湘君、湘夫人为水神，并非舜之二妃。为证明己说，顾氏则转引孔颖达所引用的皇甫谧《世纪》“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两句话以实之。其实，舜妻尧之二女的神话传说屡见于《尧典》、《檀弓》、《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凡所称引，皆作二妃。《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亦引《礼记》作二妃。所谓三妃之说，乃肯定为别本之讹。但《日知录》却对此则有讹误的材料信而用之。《日知录》对待神话传说的态度也颇为保守，致使视不少相关珍贵文献为荒诞，严加痛斥。如同卷同条，对《文选》卷十九宋玉《高唐赋》中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有关赤帝女姚姬故事的记载；对《文选》同卷曹植《洛神赋》注中《汉书音义》关于伏羲之女故事的记载，顾氏都表示了极大不满。他认为，作为“假设之辞”的赋描写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是可以的，而李注中所引的文献史料竟记载这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失去了史料价值。笔者以为，顾炎武对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提出不同的要求标准是对的，但他不懂得古文献记载的神话材料是没必要去坐实的。
《日知录》对《文选》作品之误也有当考而失考者。如卷二十专列“年号当从实书”条，要求改朝换代后年号要从实记录，但在同卷“郡国改名”条中却自失其则，云：“（《文选》卷四十七）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顾氏认为，上几句话先言东方朔“厌次人”而不是直接追称其为“乐陵郡人”，符合史家用字的规范，是“郡国改名之例。”然正是这个符合史家用字规范的正面典型，其“魏建安”几字，却恰恰违背了信史的规范。建安是东汉末献帝年号，而夏侯湛是魏晋间的辞赋家，且是曹魏的同乡豪门，其在文中称汉建安为“魏建安”，正是有意违背信史用字规范；而一向坚持“年号当从实书”的顾炎武却未能发现夏侯湛这一大错，反而误将其树为正面典型，看来，智者千虑也会犯常识性错误。
收稿日期：2002-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