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挑战：面对全球化冲击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的覆辙，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其理论创新，而不是自绝于这个世界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新科技革命挑战面前的中国，发达资本主义强大压力下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强势理论步步威逼面前的中国，不但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大失败”，而是交出了一份让世界瞩目的答卷——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全球化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新贡献！
一全球化冲击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全球化冲击面前，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走向万劫不覆深渊截然不同，中国积极主动地迎接全球化挑战，面对马克思、列宁100 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在前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新情况、新变化的条件下，反思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模式，进行着社会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建构了面对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强势地位的环境中，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第一，对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进行科学的时代性定位。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如何适应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首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全球化条件下时代主题的转换。
在本世纪上半期，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而处于危机之中，由于社会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非常激烈的冲突中爆发革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守势和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攻势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我们将这一时代格局称之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这种时代主题界定的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中着全部精力进行着军备的竞赛、地盘的争夺，甚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确立的中心任务也突出地从阶级斗争方面，来服务于和服从于这样的时代主题。
但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以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最进步的力量为先导，在本世纪中期，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又一次革命，而且这次革命发生在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不在于科技革命发生在那一个社会，关键是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把握这种已经预示着人类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先兆。资本主义对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变化，无疑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它们一手拿起科技革命的武器，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生产力的发展，不但使资本主义缓和了内部的矛盾，而且增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力；另一手它们又一次拿起市场的魔杖，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把计划引入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又一次将新自由主义推向前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借助新科技革命获得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而能够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抗衡的前苏联，在全球化时代主题转换以后，由于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失去了这种抗衡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视野的转变，从与资本主义的静态的对抗转变为从全球化发展的动态联系来观察和分析世界。结束“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地把握住世界时代的主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 页）这个转变非常重要，它表明我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把我们的注意力紧紧地集中到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变化中来。正是基于这个判断，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论断。1985年，他从总体上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这样的重要判断，不仅关系到我们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同时也是我们确定国内工作的中心任务，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国民经济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从此，中国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关系，不再是越来越遥远，而是越来越紧密，中国跟上了世界文明的步伐。
第二，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紧迫性。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加速现代化建设，赶上世界文明的浪潮而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
垄断资本主义带给世界的是与社会主义的冷战，但是，冷战没有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如何科学地把握全球化的本质，使社会主义在世界当代的巨大变革中跃迁为现代社会的有机体系。但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垄断资本主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战中，形成以阶级斗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模式，计划经济、阶级斗争这些强势话语，使社会主义理论封闭在非常狭小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而使自己的国民经济、科学技术、体制建设都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积聚起国内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与一个开放的以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为依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抗衡！然而，当这种抗衡不能支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祭起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旗帜，以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主要话语体系与世界对话，企图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融入世界全球化潮流。最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彻底消解了这些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有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科学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首先就是“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这个“变化”，其次在于从国际上近年来的经验来看，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较快，而且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也比较快，它们都有过若干的高速的增长阶段，所以，我们处在“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一定要确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而且“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变化”，再次来自于科学技术革命对中国的冲击，邓小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体会到：“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他向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根本出路（《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7页），将一幅全球化的图景本质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这个“变化”，还在于我们对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问题的清醒认识，即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国际资本流动与高科技结合的过程中金融处于关键地位的把握，邓小平在90年代初就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6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些强势话语的支配下，近20年来，无论是来自国内的“左”的和右的干扰，还是来自国际的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上的自由化诱惑，政治上的渗透和高压，经济上的冲击和制裁，都没有发生丝毫动摇，而是始终坚定地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稳健地步入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第三，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坚持科学的辩证性。
全球化条件下，处于强势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语境体系，就是借助一系列经济的逻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它的逻辑前提，然后沿着所谓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逻辑顺序步入不归之路。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走进新自由主义迷宫的。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不但没有步入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陷阱，而是为走出这个陷阱赋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内容。这个“新”，就是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始终坚持科学的辩证性。
一是讲改革开放，同时也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球化条件下，不改革开放是一条死路，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还要全面改革我国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全球化条件下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又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开放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富强之路。但是，改革开放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话语，它的另一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地体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同样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抵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渗透的有力武器。
二是讲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强调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对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盲目乐观，而是清醒地定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从生产力的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广泛影响等等，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去实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这个辩证性的整体中难以找到突破的缝隙，对于仅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理论，常常正是我们党在贯彻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所要避免的，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新自由主义越来越从各个侧面，以不同的面目来渐进地影响我们，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整体性和辩证性越来越被我们所关注。
三是讲市场经济，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市场经济是当今全球化冲击面前的最具有支配性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最大最了不起的贡献。但是，这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屈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当代理论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理念。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看到世界几百年来除市场经济之外，还没有比市场经济更能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机制，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也搞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排除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将市场经济就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将两者都作为方法。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之上，决不是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国家非调控化作为我们实践的教条。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但是我们一定要进行这种创造。
四是特别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还将精神文明、民主法制、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等崭新内容置于战略地位。全球化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强势理论和实践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呈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可挑战的经济发展、资本运动、科技领先强势下，世界的资源、人口、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
五是全面地概括社会主义本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的任务，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可以采取种种方法，甚至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以及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起来的经验。但是，这些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86年回答美国记者华莱士时，针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致富与资本主义的致富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时，指出，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目标是共同富裕。他在改革开放长期过程中都多次地讲，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就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就真的走上邪路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宣言。新自由主义将一国的两极分化扩大到国际空间，发达的国家中丰富的物质文明，与它们国内的贫富分化以及国际的严重分化，呈现出新自由主义无能为力的状况。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要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效率，又要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公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效率与公正统一的共同富裕。当然，我们不会超越阶段、超越实际去人为实现它，但是我们注重在现实的目标中不忘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决不满足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目标。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难以想像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是从世界的变化中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事业的，我们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崭新的内容。
二全球化进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挑战
全球化的进程仍然没有终结，或者说全球化在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的初期，全球化进程还将继续深入下去。随着全球化进展向前推进，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而且全球化深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的交锋越来越深刻，这个环境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深刻的挑战。所以，全球化进程深化的时代，是一个不断提出新问题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更是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的时代。
第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新挑战。
全球化深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首先面临的挑战，是来自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挑战。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思潮，但是它也不是唯一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起挑战的思潮。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化的深化中同样处于困境。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相继垮台和国家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初曾经一度不可一世。以福山和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达到一个新起点。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给人类的是“历史终极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是否能产生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稳定的社会。新自由主义自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中越来越陷于严重的困境，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利剑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挥舞一圈以后，又劈向自由主义者自己的国度，经过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而制定一系列政策，造成了这些国家自己都难以对付的局面：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为这些国家塑造了一个国家、公司企业甚至纳税公民都无法控制的新政治阶级，即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金融交易的商人们；金融和资本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外逃对这些福利国家形成了重大打击；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同时还带来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一些高科技行业的出现与传统行业的消失，使发达国家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加剧，一部分富人拥有几乎是大部分人所有的财产，一部分穷人被无情地排挤出局几乎靠救济维持生存等等。因此，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国内无情的批判，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的政治家也反对将新自由主义的功能推向极端，他说：“建立在自由市场体制基础上的民主，似乎在当前取得了胜利。但是它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由于它成功地表明民主理想放之全球而皆准。对世界大部分贫困地区来说，民主理想是否行得通还要看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所以更应当说，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民主制度的胜利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苏联集团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理想本身在全球的胜利。”（《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 页）如果解译这段话语的含义，可以认为布氏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没有给以很高的评价，甚至其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胜负都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展中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全球化同时也给当今世界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科技革命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反思的良机，或者说当今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未来，也有了一个以前苏联的解体为契机，进行重新思考的机会：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30年代开始出现，90年代由于东欧和苏联的解体、中国市场化改革被世界各国重新关注，它的进步的历史价值越来越被注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经历70—80年代的危机之后，90年代在解决社会的劳动危机、对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分析以及改变社会发展观念方面，理论上又取得一些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又赢得一些社会支持；近几年来出现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力求在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政府实现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方面实现突破，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和矛盾深化的过程中，寻求制度内探索和改革的努力；另外，还有诸如“生态社会主义”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批判，东欧中亚这些原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继续探索，欧洲共产党在经历了前苏联解体的沉重打击以后对社会主义问题和本国道路的重新探索，等等。这些思潮虽然形形色色，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对全球化社会的现实的新检讨，对新的时代和科技革命发展的新分析，对不少约定俗成的观念和思维范式提出的新挑战，都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这些思潮的相互激荡对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进程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样从上述世界各种思潮的挑战中获取启示，全球化深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各种社会的思潮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面对的课题，我们虽然不同意这些形形色色思潮的结论，但是我们接受这些思潮的挑战，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中，充实进全球化世界时代所赋予的内容；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思潮和理论提出的背景和环境，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中，及时揭示全球化社会即将给我们提出的前景以及未来的思想和实践的准备；我们还要研究这些思潮和理论，吸取它们对当代世界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探索的积极因素，无论怎么看，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是在全球化进程最前沿的地带出现的，迎接这些思潮和理论的挑战，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站在时代和世界全球化进程以及一体化的高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具有当今时代的内容，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将在全球化进展中继续经受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挑战。
全球化的继续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提出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要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20多年中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个理论体系放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进程中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全球化影响程度仍然比较有限的环境下进行的，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仍然还处在比较初期的水平上，我们仍然还比较多地运用着较为狭窄的空间眼界来观察世界，仍然对全球化表层的现象较为困惑，对全球化内在的深刻的含义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的现在、未来具有深远影响，还是认识不够深入。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对，而是我们所处的国情、发展水平和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的概括，它不是社会主义处在高级阶段的产物，不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总结，这个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事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对于全球化世界来说，对于一个全球化世界连成一体的资本主义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客观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性，在一个仍然在继续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国度来说，认识相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都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承认在认识上包括理论的概括上，我们是超越不了客观环境对我们的制约的。我们的认识仍然具有不成熟性，仍然具有不完备性。我们传统的思想武库中能够说明全球化世界发展现象的理论和语言越来越少，我们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来解构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种种现象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世界中，我们必须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来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中，必须使这个理论本身具有一种开放的内在品质，主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以广阔的视野了解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现象和思潮，特别是注意运用最新的世界进步因素来说明和发展我们的理论。
全球化的继续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提出了方法论的挑战。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我们现阶段的制约，我们只是或者只能提出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全球化世界的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这一进程对人类社会的许多重大的认识和实践都提出了挑战。例如，全球化进程深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越来越面临深刻的社会挑战已经不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或者是物质商品的拥有和消费问题，而是人的社会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类的尊严、道德完善和全面发展问题，全球化世界把一个我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仍然比较生疏的问题提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中。我们注意到，就在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们陶醉于发达国家物质生产力和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所谓“知识经济”之时，发达国家内部的学者却有着一股强大的批判思潮，例如，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到莱斯特·瑟罗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使人短视的理论，到布热津斯基的资本主义必须进行文化和哲学反省理论，到亨廷顿的资本主义面临道德堕落、文化自绝、政治分裂而必须寻找文化根基的理论，等等。这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共同点，就是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断经济一体化深化的世界，看到来自我们苦于经济不发达而难以看到的矛盾，或者对这些没有切身体会的矛盾。对此，这些思潮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是有着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的，一方面，它们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断纳入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警戒性理论提示，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全球化航程的前方存在暗礁险滩。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在全球化深化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地反省其理论对全球化进程的适应性，对全球化挑战的应战能力，及时地对理论进行科学的预见性补充，只要我们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初始方位，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上还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方法论意义就一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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