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硕[1]2000年在《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夏商时代属中国古代史上的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国家及其都城产生，都城制度逐渐形成。研究发现，夏王朝时期的阳翟（今河南禹州）、斟寻（今河南偃师）、商丘（今河南濮阳）、斟灌（今山东、河南二省交界处）、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开封境）、西河（今河南洛阳西至陕西华阴东区间）等具有都城性质，其中商丘、斟灌为临时性都城；商王朝的都城有毫、隞（今郑州西北郊，或山东、豫东某地）、相（今河南北部）、邢（庇、耿，今河北邢台）、奄（今山东曲阜）、殷等；而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斟寻）、郑州商城（毫）、偃师商城（西毫）、洹北商城（相）、安阳殷墟（殷）等遗址，皆具备都城性质。 在设都方面，夏商时代既施行一都制，也施行多都制。这个时代都城制度的核心是主辅都制。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等原因，夏、商王朝在设立一个主要都城的同时，在其版图内另设立一个或几个辅助性政治、军事中心。主辅都制萌芽于夏禹时期，形成于帝宁时期，存在于夏商时代的相当长时段。在主辅都制下，主都一般不变迁或较少变迁，而辅都则根据政治、军事需要屡经设立和变迁。具体来说，夏王朝从太康至桀一直以斟寻为其主都，帝宁之后又设立原、老丘、西河等辅都；商王朝前期以郑州商城为主都，另设立偃师商城、隞、相、邢、奄等辅都；商代后期主要以殷为都，但在商代末年朝歌也具有实际辅都性质。夏商时代并不存在一都制下的都城“屡迁”现象，这是由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导致夏商时代都城屡迁，考古材料也证明一些夏、商都城存在年代甚长。这就是说，夏商时代具有主都相对稳定性和辅都相对屡迁性之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盘庚是从郑州商城而非从奄或耿迁往殷地的，盘庚迁殷的原因与当时频仍的水灾导致郑州一带生态环境恶化有关。 中国古代施行的离宫别馆制度在夏代已处于滥觞阶段；商代前期此项制度正式形成，最著名的离宫别馆当数位于西毫之东不远的桐宫；商代后期为离宫别馆制度的繁盛期。从武丁开始，妹邑（朝歌）即为离宫别馆，直至帝纣后期演变为实际辅都性质。离宫别馆既应用于夏、商王之娱乐，又是夏、商王田猎时的驻跸之所和都城之外的政治活动g8 场所。 Z 夏商时代人们已有意识地选择最佳位置建造都城。当时遵循着主都（包括一都制 3 Z 下的都城）居中和辅都在边制度、都城所处地域生态环境优越制度、地貌条件适宜居民Z 生活及城市发展制度。夏、商都城大多位于河流、湖泽岸边或附近，有良好的水源条件；和水上交通条件。z 夏商时代施行城郭制和守在四边制等两种都城军事防御制度。前者如郑州商城、 惬师商城等，主要以大型城垣为都城的防御设施；后者如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等，则淡 化都城地区的军事防御，不设立大规模的城垣，都城地区的安全主要通过加强周边地区 的军事防御来予以保障。城郭制多应用于新、旧王朝更替、社会动乱、国势衰弱时期，体 现的是“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建城思想。而守在四边制一般应用于和平时期和 国势强大时期。此外，夏商时代建造城郭制都城还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先宫殿（宫 城）、居民点后郭城（外城）的建造顺序，二是宫墙、内城墙、外城墙、护城壕、自然河湖等 多重防御设施的组合配置，三是城郭建造的因地制宜性。 在都城的规划布局方面，夏商时代至少遵循7项制度：一是宗庙、宫室、手工业作坊 必备制度；二是都城及宫室区设立中轴线制度；三是宫室区居中制度；四是宫室区与平 民区分离制度；五是宫室区建造施行前朝后寝制度；六是宫室区附设池苑制度，七是王 陵区位在都城西北方向制度。 夏、商王朝的都城制度对周边方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都城选址、军事防御、规划布 局等方面，诸方国都城大多仿效夏、商王朝的都城制度建造都邑。夏、商王朝之都城制 度对后世诸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夏、商王朝的主辅都制对后世王朝的影响最为 明显，从西周开始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多施行主辅都制或多都制。此外，夏商时代的 离宫别馆制度、都城选址制度、军事防御制度、都城规划布局制度等，对后世诸王朝也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53Z
郭旭东[2]2002年在《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的有益探索——《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评介》文中提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夏商时代历史的研究,因涉及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国家的产生、中华民族的渊源等诸多问题而雄居显位。这其中,夏商都城制度的研究又是最为重要
李久昌[3]2005年在《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古代洛阳都城空间为核心,从“国家—空间—社会”的视角,对夏宋间的洛阳都城空间形成演变状况及其机制进行了论述。内容上没有采取面面俱到的方式,而是以历代王朝建立后所要解决的都城空间建设的四大基本共同问题(都城选址、政治中枢的建立、都城社会系统的控制、都城经济生活中心的建构)和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三大结构单元(宫城、里坊、市场)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洛阳都城空间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之关系进行了讨论。 首先考察了古代洛阳的都城建置。在前辈学者古都定义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衡量古都的具体标准以及西周实行多都多都并存并重制、偃师商城和唐东都洛阳都级动态变化等观点,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定了洛阳在古代的具体建都朝代与年代,得出了新的结论。 在确定了本文讨论中心“洛阳都城空间”的时间界域和特征后,对古代建都洛阳的原因,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对以往认识较为粗略的周公“天下之中”说的考察,明确提出了周公“天下之中”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较系统的建都理论,其内容包括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4个方面的内容,它不仅构成了历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而且还发展引伸出“择中立宫”和“择宫之中轴线立朝”观念和制度,对后世王朝选址建都及都城空间结构形态规划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宫城的讨论,是本文着墨较多的部分,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讨论宫城的历史过程及阶段特征,以说明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是怎样形成,又是在何种背景下进行重构的。二是讨论宫城的形成与阶段性变动对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结构的影响。通过讨论,提出我国古代都城的最早形态是“非城郭形态”宫城,这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最早形态;“非城郭形态”和“城郭形态”是宫城的基本形态;宫城制度经历了多宫城制、双宫城制和单一宫城制3个发展阶段,其演变体现了古代都城核心空间建构与重构的基本过程,也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变化;宫城既是都城空间发展的起点和原型空间,也是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和定位维度。 对里坊和市场的讨论,主要围绕发展形态和形态——功能展开,内中既有对里坊和市场微观结构的考证复原,也有对其发展形态的中观分析和把握。通过讨论,认为古代洛阳都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西周洛邑里制形成、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和隋唐洛阳城坊里制是其中的3个关节点;隋唐洛阳城里坊并非如传统认识
张国硕[4]2003年在《论夏商时代的主辅都制》文中研究说明夏族、商族同属于中国古代三大部族集团之一的华夏集团。在漫长的岁月里,夏、商二族分布地域相邻,文化交流频繁。由夏族和商族先后建立的夏王朝和商王朝在社会性质上同属我国奴隶社会前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包括都城制度等方面,两个王朝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即文献所载"殷因于夏礼"①、"夏造殷因"②也。因此,这里把夏、商二王朝连称,将夏、商二王朝存在的年代称作"夏商时代"。文献记载夏商时代有许多都城,如夏代有阳翟、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商代有亳、
潘明娟[5]2009年在《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多都并存制度是指同一个王朝或政权在同一时期设置多座都城的制度。先秦时期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多都并存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表明“制度”可以是成文的,如西周时期对营建洛邑的成文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对曲沃“下国”的说法,战国时期燕国下都、上都的对照以及齐国“五都”的记载等;制度也可以是不成文而约定俗成的,包括夏商政权的多都并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政权未明确记载而实际施行的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多都并存已经形成一个“体系”,由现象上升至制度层面。先秦是多都并存制度的滥觞时期,其都城设置和都城功能对后世都城制度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通过对选题的简要分析和研究现状的深入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九章,通过实证案例研究分别复原了夏、商、西周、晋、楚、秦、齐、燕等八个政权的都城设置的情况、各座都城的地位及都城地位的变化。第二章通过对夏代文献资料和相应考古资料的分析,推测:不论是在夏代早期还是在夏代晚期,其都邑都存在着数都并存的现象。第三章探讨了商代的都城迁移和多都并存制度。商代早期的都城,从考古发掘来看主要有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两座,对比其规模,得出结论:郑州商城为文献记载中的郑亳,是早商的主要都城,偃师商城为文献记载中的西亳,是早商的军事性陪都。商代中期,可能实行圣都俗都制度,俗都屡次迁徙,而圣都不变。到商代晚期,安阳殷墟是主要都城,这一时期,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都城还有“成汤之故居”,可能为陪都,朝歌为离宫,不能看作是都城。第四章探讨了西周时期的多座都城设置与都城地位的变化。西周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是非常明确的,岐周、宗周、成周三座都城依次向东。其都城功能和政治地位各有不同。从都城功能来看,在西周时期,岐周是宗教祭祀意味较为浓厚的都城,是圣都;宗周承担着主要都城的功能,是行政都城;成周主要承担前线都城的功能,军事意义较浓。从政治地位来看,在西周时期,宗周一直是主都,而岐周和成周均处于陪都地位,只不过到西周中晚期岐周都城地位逐渐降低,而成周的政治地位愈益重要。第五章研究了晋国的多都并存制度,晋的都城发展包括三个阶段:从叔虞封唐开始到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是晋国都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翼与绛为同地异名,晋有唐和绛(翼)两都,唐的设置略早于绛,在西周中期废弃,唐在废弃之前可能与绛并存了一段时间。从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到晋景公迁都新田是晋国都城设置的第二个阶段,曲沃从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演变为晋国新政权的圣都,绛为晋的主都。第三个阶段从晋景公迁都新田开始至晋国灭亡,新田为晋都,旧都绛和圣都曲沃地位明显下降,文献记载少有提及。第六章探讨了秦的圣都制度与都城体系。秦封为诸侯之后有八座都城西垂(西犬丘)、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从都城的宗教地位来看,这些都城可以分为圣都与俗都两大类,西垂、雍为圣都,其他都城是不同时期的俗都;从都城的军事地位来看,可分为前线都城和根据地都城,一般来说,俗都都是前线都城,是为了开拓疆土而建都的,圣都为根据地都城。在战国时期,秦人有两座圣都:西垂与雍。第七章分析了楚国的都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主要都城为南郢,楚国在南郢以北建立了多座军事性陪都,是其称霸诸侯、抗拒中夏的战略要地;同时,鄂城是南郢的东部门户,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陪都之一。第八章通过分析文献,复原了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认为:临淄长期作为主要都城,对齐国的政治、军事发抨了重要作用。从春秋后期开始,齐国陆续在边疆的军事重镇设置了四座陪都,与临淄合称“五都”。笔者认为齐国五都应为临淄、高唐、博、平陆、邺殿,其中,临淄无疑是齐国主都,而其他四都则是军事性陪都。这种多都设置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边疆控制手段。第九章探讨了燕的多都并存制度。在西周晚期偏后的时候,燕惠侯将燕都从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城址迁至蓟城,此后直到燕被秦所灭。蓟城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燕国主要都城。战国时期,由于燕国要南向中原与其它六国征战,因此,在南部军事重镇相继建立了易与下都武阳两座陪都。第三部分包括第十章和第十二章,探讨了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确立及发展,多都并存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史筑夫[6]2016年在《考古学史视域下先秦城市防御文化探索的心路历程——以张国硕先生对先秦城市防御问题的研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时期城市的防御文化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国硕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关注先秦城市防御问题起,致力于此问题的研究。在过去20多年里,他先后提出了防御、防御体系、防御文化、防御模式等术语,是中国先秦城市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他个人的实践,为中国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规范的研究范式与路径,并带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进展。
王豪[7]2014年在《夏商城市规划和布局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是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夏商时期，城市大量出现。这些城市规模不等，规划和布局复杂多样。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夏商城市规划和布局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能够探明夏商城市规划和布局的制度性和规律性以及不同类型的城市在规划布局方面的细节变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对“城市”、“夏商城市”、“规划和布局”等有关概念进行界定，并简要介绍了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夏商城市的规划研究，主要是对夏商城市的选址、城垣、功能区划进行研究。指出夏商城市区位的选择包括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开阔平坦的地势。城垣的规划大体呈方形，并出现了双重城垣。城市功能区划分为生活区和墓葬区。生活区依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宫殿区和普通居民区，两者选址有显著差别。墓葬区分为王陵区和一般墓葬区。王陵区位于都城西北部，一般墓葬区分在城市四周，与居民区交叉分布。第三章是夏商城市布局研究，主要是对夏商城市的宫殿布局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群布局进行研究。文章指出，夏商宫殿布局普遍采用前朝后寝和中轴对称制度。左祖右社制度在殷墟时期形成。城内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宫殿区为重点。夏商城市群的分布体现了主都居中的布局理念，其它城市大致呈半环状围绕主都分布，这种情况的形成是由王朝的政治局面和军事斗争态势决定的。第四章是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前文规划和布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商代并不存在“尊东北方位”的思想意识。城郭制度形成于夏商时期，是伴随“君”的出现而产生，体现了“筑城卫君，造郭守民”的原则。不同城市的布局差异反映了夏商社会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五章是结论部分。主要是对正文观点进行总结，同时指出文章的局限和不足之处。研究认为夏商社会已经形成完整的城市规划和布局制度，具有成熟的规划和布局理念。
李栋[8]2010年在《先秦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文中提出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是人们举行崇拜、祭祀等活动期望与祖先和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不仅代表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建筑技术水平,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布局规划思想,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舞台之一,是复原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自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以来,礼制建筑就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遗迹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为进行该阶段礼制建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关于古代建筑和礼仪制度的记载,民族学的材料也为研究古代的祭祀内容和思想提供了佐证,这些都为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古代礼制建筑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对某一类型或者某一具体时段的礼制建筑进行形制和功能的论述,又以对汉唐及之后历史阶段的探讨最为热烈,而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关注较少,对整个先秦阶段礼制建筑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对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相互间承继关系的讨论也属薄弱环节,甚至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概念如何界定、性质如何划分、具体包括哪些类型的建筑遗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条件已经具备,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的主体共分九大部分。首先是绪论,包括礼制建筑概念的辨析,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先秦礼制建筑的发现与研究概况,与礼制有关的其他建筑形式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对礼制建筑概念的界定是本文论述的起点和基础,也是贯穿全文的总纲领,因此这一部分中先将建筑史学界和考古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礼制建筑概念作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对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定义,即由国家主持建造,供统治者使用的,体现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以明礼乐、宣教化为目的的建筑设施,其所包括的建筑类型,狭义上来讲有宫庙、祭坛和祭祀坑,广义上还包括城址和墓葬,本文论述的是狭义的礼制建筑。为综合考察礼制建筑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距今约5000-4000年时的礼仪性建筑、夏商西周的礼治建筑以及东周时期的礼制建筑。接下来是对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介绍。然后以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点为界,把对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主要田野工作和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述评。城址和墓葬虽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也属广义的礼制建筑范畴,对它们的研究也促进了宫殿、宗庙等狭义礼制建筑研究的深入,因此本文把先秦时期城址和墓葬的研究成果也作了概述。第一章是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即礼制建筑的前身,亦可称为前礼制建筑。因学术界对这一建筑形式有不同的称谓,本章首先对定名为“原始宗教遗迹”的过程作了说明,并借鉴宗教学的研究成果把考古发掘的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分为自然崇拜遗迹和祖先崇拜遗迹两大类,自然崇拜遗迹根据崇拜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土地崇拜遗迹、动物崇拜遗迹和天神崇拜遗迹,然后是对每一种类的原始宗教遗迹的梳理和论述。第二章是距今5000-4000年左右时的礼仪性建筑以及这一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礼仪性建筑既是原始宗教遗迹的最高发展形态,同时又是后世礼制建筑的萌芽,故亦可称为准礼制建筑。礼仪性建筑主要包括史前城址中的大型房屋建筑遗迹和各地发现的形制各异的祭坛,另外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石砌建筑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故单独作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小型原始宗教遗迹仍然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还出现了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特点。第三章是夏商西周时期的礼治建筑,即礼制建筑的早期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大型的宫殿宗庙建筑以及一些规格较高的祭祀遗迹。本章以时代为序对夏商西周时期王国和方国都城遗址中的礼治建筑做了梳理,对每座礼治建筑的性质等问题作了论述。第四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建筑,从这一阶段起,我国古代的礼制建筑也进入了与汉唐时期礼制建筑相衔接的发展轨迹。由于东周时期的都城遗址经过科学发掘的仅占少数,大部分都城内的礼制建筑仅能根据相关的迹象作出推测和初步的分析,故本章主要选取了内涵比较清楚的东周城址内的礼制建筑遗迹进行了论述。第五章是先秦礼制建筑的布局与规划思想。从考古发掘的遗迹现象以及古代文献对先秦时期建筑的记载中,笔者提炼出六点先秦礼制建筑的规划设计思想,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中尚左的尊卑观,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近山傍水、便民利君、兼顾实用与审美的思想,辨正崇方的科学追求以及前朝后寝、左庙右宫的礼制建筑格局,并对传统的“左祖右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六点布局与规划思想来源于人们的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第六章是对先秦礼制建筑营建技术的全方位解析。依据礼制建筑的建造形式,先秦阶段的礼制建筑可分为房屋型礼制建筑和非房屋型礼制建筑,房屋型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宫殿和宗庙建筑以及史前阶段承担礼仪功能的大房子等,非房屋型礼制建筑主要包括祭坛、祭祀坑等,两者相较,房屋型礼制建筑是人类追求先进建筑技术的主要着力点,非房屋型礼制建筑的建造技术比较简单且多从属于房屋型礼制建筑,所以本章对建筑技术的分析以房屋型礼制建筑为主。主要包括祭坛和建筑台基的夯筑技术、房屋墙体的建造技术、柱洞与柱础的演变、地面和墙面的处理、房顶的结构和瓦的使用以及排水设施等。第七章是对先秦礼制建筑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史前时期原始宗教遗迹和礼仪性建筑所反映的社会演进模式可分为原始宗教主导型和王权军权主导型两种主要类型,分别以燕辽地区、太湖地区和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为代表。进入历史时期,礼制建筑则成为王权和族权、神权博弈的主要场所,夏商时期宗庙建筑的地位要高于宫殿建筑,反映出王权受制于族权和神权的史实,从商代后期开始,王权的地位逐渐加强,到周代尤其是东周时,王权取得了对族权和神权的压倒性胜利,反映在礼制建筑上就是宫殿建筑的地位明显高过宗庙建筑。最后的结语部分,是对前文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将来的研究设想。
戴良燕[9]2006年在《夏商西周宫殿建筑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建筑文化,是世界上独具风格的一门建筑科学。而历代宫殿建筑,又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精华部分;先秦建筑,又是后来中国数千年建筑文化的源流。据此,本文选定夏商西周时期宫殿建筑作为探讨中国古代灿烂建筑文化的突破点。本文依据传统的文献材料,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综合论述夏商西周宫殿建筑群的规划、形制、建筑思想、建筑技术等问题,并试图侧重从思想方面寻找形成这一时期建筑文化特点的原因。文章首先阐述了本文所论述的宫殿建筑的概念、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二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如中国文化与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土木结构发展的历史原因等内容,这些内容的探讨是我们了解建筑文化的前提。三是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分阶段论述夏商西周三代的宫殿布局、形制的变化,宫殿与宫城、都城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这其中的主要侧重点放在夏商西周宫殿建筑的规划形制的源流、发展、特点,以及建筑技术与建筑思想的演变等问题上。四是在对大量夏商西周时期宫殿建筑的文献材料及考古材料梳理辨析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夏商西周宫殿建筑群平面规划的几个特点如宫城居中、中轴对称及建筑平面“四向”之制、前朝后寝、池苑制度等。五是探讨宫殿建筑台基、屋身、屋顶的立面三部分构成及形成这一立面形式的原因、造型艺术。在第六部分,首先针对前人侧重于历史资料搜集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工艺、建筑技术的探讨这一不足,就夏商西周宫殿建筑所体现的建筑水平如营造器具的使用和工种的分化、夯筑技术水平、版筑的发明和土墼的定形、承檐结构的变革、大叉手向抬梁屋架的过渡等建筑成就,以及多种人工建筑材料的应用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其次是对夏商西周宫殿建筑的装饰内容如彩绘、木雕的分析和探讨。笔者试图通过上述的论述和分析,以期较全面地展示出夏商西周时期宫殿建筑文化的整体性,为读者全面科学地了解夏商西周时期宫殿建筑文化提供启迪。文章附有二十幅考古发掘的都城、宫殿建筑遗址平面图,做到了图文相结合,使读者能更直观、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建筑规划布局与形制。本文较广泛地采用了中西比较、古今比较方法,运用了考古、文献、古文字、古典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资料进行参照比附、比较研究,得出了尽可能科学的结论,对夏商西周三代的宫殿建筑的形制与技术研究在考古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建筑文化上反映出来的整体特点及其影响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和反映。过去的经验不在于给我们作形式上的模仿,更大的意义在于使我们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事物发展规律。在提倡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今天,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概括出发展过程的规律。只有了解了夏商周三代建筑文化的内涵,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历经数千年辉煌的建筑文化体系的内涵。期望本文能为读者了解和发扬中国灿烂的传统建筑文化提供参考。
公维静[10]2007年在《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综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运用民俗学、社会学、古文字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水利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对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进行了研究。商代都城,代表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所以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之初人类的生活场景和特点。本文包括四部分:绪论部分,包括了此课题的选题目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意义,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第二部分,为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包括都城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和生物条件,以及水文条件;第三部分,为商代都城的公共设施及功能。包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供水设施和排污管道、空间布局及卫生条件;最后,为本文结语。文章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内聚性、收敛性,城市中以王室贵族等特权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主。城市的建设又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建造,所以,象征王权生活方式的设施占据了城市中的核心位置,以特殊的方式被营造,然而,为王权利益而建造的一些城市设施,适应了当时生态环境的需要,从客观上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文明起源之初的一段时间内,人类还是尽力找到并创造了一些适于生产、生活的环境条件,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保证了人类已有文明的延续。
参考文献：
[1]. 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D]. 张国硕. 郑州大学. 2000
[2]. 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的有益探索——《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评介[J]. 郭旭东. 殷都学刊. 2002
[3]. 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D]. 李久昌.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4]. 论夏商时代的主辅都制[J]. 张国硕. 考古学研究. 2003
[5].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D]. 潘明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6]. 考古学史视域下先秦城市防御文化探索的心路历程——以张国硕先生对先秦城市防御问题的研究为例[J]. 史筑夫. 洛阳考古. 2016
[7]. 夏商城市规划和布局研究[D]. 王豪. 郑州大学. 2014
[8]. 先秦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D]. 李栋. 山东大学. 2010
[9]. 夏商西周宫殿建筑文化研究[D]. 戴良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10]. 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研究[D]. 公维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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