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两种实践——解读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村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乡村论文,博物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村落文化景观可持续问题的提出
国内的村落保护研究，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乡土建筑研究团队，至今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2008年10月24—26日，贵州省文化厅、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在贵阳召开“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围绕“村落文化景观”展开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贵阳建议》。这次会议首次①较为全面地阐释了世界遗产领域中“村落文化景观”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至今，类似于村落文化景观的提法和研究屡可见之，如乡土建筑、乡土聚落、乡土村落、古村落、历史文化村落、民族村落、景观村落，乃至舶来的生态博物馆和近年来新设的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均与晚出的村落文化景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些提法沿用至今。本文的“村落文化景观”，特指世界遗产语境下“文化景观”类型之中的一个亚类，反映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换言之，丧失了此种价值和意义的村落，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近些年来，乡村旅游的研究在国内外也持续升温，相关提法亦不一而足，如乡村景观旅游、乡村旅游、传统村落旅游等。相关研究在推动了乡村旅游和村落经济发展等方面表现出众。
总体上看，上述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的村落研究②，其关注点经历了从乡土建筑的偏于物质层面，到村落文化景观既包含物质层面，又包含非物质层面——反映“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combined works of nature and of man)，再到解决村落经济发展的现实层面。无论何种提法或概念，何种研究及关注点，一旦与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相遇，都将不可避免地归结到一个核心要义，那就是，对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一类村落文化景观，如何将其文化、自然保护融入村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并实现村落尽可能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两种模式，两种实践
村落文化景观的开发与利用，现实中可见多种模式。根据保护与开发的不同侧重，总体上有两种：第一，偏重于保护，如世界遗产模式(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生态博物馆模式(以梭嘎为代表)等；第二，偏重于开发利用，现阶段多见于不同形式的乡村旅游[2]51-69、101-110，如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如贵州巴拉河“苗家乐”)、乡村大舞台模式(如湖南德夯苗族风情园)、景观嘉年华模式等。
本文选取生态博物馆模式(以梭嘎为代表)和乡村旅游模式(以巴拉河为代表)，分析二者在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异同，并对此做出解释。对二者的比较和分析，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两种模式的设计理念(见下文“三、‘和而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二，两种模式的案例实践效果(见下文“四、实践效果的评价”)。
1.生态博物馆模式及其梭嘎实践扼要
生态博物馆运动发端于1972年，在国际博物馆界形成了在传统博物馆学之外的一种新思潮，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两种博物馆有许多本质上的区别(见表1)，这决定了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象与更为普遍的世界遗产保护存有很大的交集。
表1可见，生态博物馆关注“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遗产和社区内所有的可利用资源”，这与世界遗产的关注点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另外还有两条例证：第一，“生态博物馆”一词在1971年出现时就与“遗产与环境”问题相关联③；第二，上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梭嘎项目引入中国，时逢“渴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政府”[4]已有保护的诉求。事实上，文博学界、遗产学界把生态博物馆作为遗产保护的一种形式，已经基本成为共识。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将生态博物馆纳入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进行评价。
本文研究对象之一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位于贵州省西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境内一座深山上，距离贵阳208公里。这里居住着一枝具有独特文化的苗族分支，称为“菁苗”④。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包括12个村寨和1个资料信息中心，博物馆的面积等于12个菁苗村寨的面积，约10平方公里，菁苗总人数4900余人。
村寨仍然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由寨老、寨主和鬼司共同管理，寨老是最高领袖，鬼司是精神领袖，寨主是行政领袖。信仰山神，每年3月隆重祭山、祭树、祭祖先。没有文字，刻竹记事。但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独特的婚嫁、丧葬和祭祀仪式，有别具风情的音乐舞蹈、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1998年10月建成开馆，为中国、挪威政府合作项目。在博物馆学家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村民建起了资料信息中心，收集了一批文物，开展了记忆工程，对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对村中10座百年以上的老屋进行了保护和加固。引水上山、引电上山，改善了村民生产和生活条件。梭嘎生态博物馆开放后，接待了许多国家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和旅游观光客人。梭嘎村民正在摆脱贫困、融入主流社会，又努力保护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精华。[5]
2.巴拉河“苗家乐”乡村旅游实践扼要
巴拉河乡村旅游项目区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的东南面，以凯里三棵树镇的怀恩堡村为起点，沿巴拉河向南逆流而上20公里，直至雷山县境内，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545亩。
巴拉河项目区的7个村寨分布在沿河两岸。共有农户1082户、人口4758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8％以上。流域内村寨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好，进寨公路镶边工程大部分已完成。根据7个村寨的不同特点，项目分工亦有不同：
怀恩堡：明末清初古驿道，为项目所在整个区域提供旅游综合服务；
南花：苗族歌舞展示；
季刀：(古朴的村寨建筑结构和历史文化)看百年粮仓、听百年古歌、踏百年步道；
郎德：(苗族歌舞和古建筑群)酒礼，参观苗族传统古建筑，苗族歌舞表演展示；
南猛：(芦笙艺术之乡)芦笙表演，郎德-猫猫河徒步旅游线路节点服务；
脚猛：苗族铜鼓舞，斗牛、斗鸡、斗鸟，特色农业观光；
猫猫河：苗族刺绣展示，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综合配套服务。
该项目是贵州省与新西兰政府合作开展的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从2004年3月到2006年3月，为期两年。新西兰政府为该项目提供了50万新币援助。项目开展期间，法国、奥地利、爱尔兰等国旅游机构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三、“和而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1.“和”：作为共同目标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一系列关于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计划、讨论频频展开，昭示着遗产保护领域对于可持续发展主题的关注。2001年，“为了应对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活动带来的机遇和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发起‘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计划’(World Heritage Sustainable Tourism Programme)”[6]。2006年5月31日至6月2日，国家文物局、建设部、UNESCO、世界银行在浙江绍兴，共同主办召开了“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06年11月29-30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在云南玉溪市召开“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学术沙龙；2007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北京论坛”专设“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分论坛，数十位国内外保护学者共议此题；2008年10月24-26日，贵州省文化厅、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在贵阳召开的“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19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旅游委员会在敦煌初步形成《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准则》[7]，旨在协调旅游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具体到生态博物馆方面，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先驱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先生指出，“生态博物馆或者社区博物馆，必须清晰地界定其政治和文化目标：可持续发展既是政治挑战，又是文化过程”[8]。
旅游领域对可持续主题的关注也有时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后，世界旅游委员会、世界旅游组织和地球委员会等非政府机构联合制定了“旅游行业21号纲要”，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旅游行业。为确保旅游的持续繁荣，就需要在增长和能力之间保持平衡，以实现持续增长。[9]1995年3月27-28日，在西班牙加那利(Canary)群岛的兰沙罗特(Lanzarote)岛召开“可持续旅游国际会议”，通过《可持续旅游宪章》[10]。2008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中国黄山举办了“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旅游管理——增强跨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协作的联合行动国际会议”[11]。二者于早、晚不同时期体现出国际组织对可持续问题的关注。
此外，可持续旅游也是旅游研究中的热点。吴必虎(1996)[12]、蒋依依(2006)[13]提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必要性，并进行生态学视角的考察。邹统钎(2008)在“乡村旅游理论”中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置于显要位置。[2]10-15Martin Mowforth等(1998)[14]针对第三世界探讨旅游与可持续的关系，Colin Hunter(2007)[15]等将生态足迹(footprint)作为可持续旅游的关键指标，Joanne Connell(2009)[16]等研究了新西兰可持续旅游规划中对地方政府规划的监测，Muhammet Yasarata(2010)[17]等探讨可持续旅游发展与政治的共存。此外，国际学术期刊《可持续旅游》(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的存在，更彰显了该领域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
上述说明，可持续发展是遗产保护领域和旅游领域共同关注的主题，村落文化景观当在此范畴内——村落文化景观无论进行保护，抑或实施开发，都需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2.“不同”：对可持续要求的严格程度
本文认为，在追求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下，保护领域、旅游领域对于村落可持续问题的具体认识，却存在某些重要差异。这些认识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实践上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异，将有助于我们辨清现实当中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中的若干难题和争议。
以下先从设计理念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对象——生态博物馆与乡村旅游两种模式的差异。以模式的基本原则为参照。
(1)生态博物馆模式基本原则：“六枝原则”
生态博物馆模式经过十余年的中国实践，其主导思想体现在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18]中，具体如下：①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及解释其文化；②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③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④旅游和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⑤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⑥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⑦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⑧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2)乡村旅游基本原则
根据邹统钎等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的综述[2]10-15，本文总结乡村旅游的基本原则如表2。表中各项内容的排序，严格根据引文的行文次序。因为这一次序将涉及后文的论证，特此予以强调。
(3)两种模式理念比较
由“六枝原则”和表2，生态博物馆模式和乡村旅游反映在模式设计上的理念关键点比较如下(表3)。需强调，表3中的“关键要素及排序”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面对诸多值得关注的要素时，一种模式对于这些要素的分量与权重的基本价值判断。
3.小结
根据表3可见，两种模式在设计理念上虽同为可持续发展，但有不同侧重：生态博物馆模式侧重于保护，并顺应发展，乡村旅游侧重于开发，亦不忘保护。这一判断与现实当中的经验判断相符。本文将二者的差异归结为：生态博物馆定位于“严格的可持续”，遵循严格的资源保护下的发展；乡村旅游定位于“温和的可持续”，遵循次严格或欠严格的资源保护下的发展。
理论上看，如果面对同一个村落文化景观对象，定位于并执行“严格的可持续”，较之于“温和的可持续”理应实现更长时期的持续发展。那么，两种模式的梭嘎实践和巴拉河实践是否如此呢？
四、实践效果的评价
本文最终锁定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和贵州巴拉河“苗家乐”乡村旅游进行对比，是因为二者存在诸多的相似性。首先，同属贵州苗族；其次，二者涉及的众多村落的价值级别相近⑤；此外，二者都具有国际背景。在尽可能多的共性基础上进行保护、开发两种差异导向下的结果比较，有助于提高结论的可信性。
1.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效果的多方评价
表4中，仅有贵州省文化厅方面提出，梭嘎生态博物馆是成功的，进一步的解释如下：[20]
(1)社区的组织与管理：生态博物馆的自主性组织与中国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机结合。
(2)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既保护文化遗产又不阻挡他们向现代化前进。
(3)社区的开放与发展：一方面用科学发展观鼓励他们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用保留下来的丰富的民族资料，帮助他们认识保持他们原来的生态平衡的价值。
上述三条总结，来自贵州生态博物馆项目的主导方之一的贵州省文化厅。因此，有必要从第三方进行印证。首先，针对社区的组织与管理，人类学者认为，梭嘎生态博物馆村民管理委员会的名誉馆长和其他11名管委会成员，“基本不参加管理的任何工作，博物馆也很少组织活动，影响并不大。”此外，“当地民众参与博物馆管理和保护不力”。可见，“有机结合”之说面临质疑。
关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人类学者认为，“梭嘎生态博物馆在文化保护上的力度有限”。此外，“陇戛寨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评价总体来说都还比较好……总而言之，经济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文化保护与否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此说反映出村民的普遍心态。“要保存也就只在陇戛寨保存就行了，这里保持传统可以搞旅游，其他的寨子则可以改变，可以发展。12个寨子都保存，代价太大了”，则反映出村长一级的心态。在此双重心态下，梭嘎生态博物馆的文化保护与传承，长远看来似乎也不容乐观。可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成功之说也值得商榷。
上述三个方面，社区的开放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苏东海先生称“梭嘎生态博物馆开放后，接待了许多国家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和旅游观光客人”[5]。方李莉等研究者亦称，“陇戛寨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博物馆的存在还有许多游客及新闻媒体的到来，包括类似我们这样的学者们在那里的居住……”[22]10，这些都印证了梭嘎的开放程度因为生态博物馆显著提高，进而也带动了社区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由此，表4可以提取到的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效果的评价，可以归结为：在文化保护上的力度不太大，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影响。笔者曾就生态博物馆的问题，与文博学界、遗产学界、人类学者进行过交流。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梭嘎生态博物馆文化保护不善的忧虑，这一状况可以与表4的结论互证。
要言之，梭嘎生态博物馆未能很好地实现该模式“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23]的目标。这一结论倘若与巴拉河乡村旅游的评价结果横向比较，将产生更富有现实意义的思考，详见下文“3.两个案例实践的比较与思考”。
2.对巴拉河“苗家乐”乡村旅游评价
旅游学者认为，该项目的积极作用是：“旅游扶贫经济效应显著；修建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提高了村民素质和妇女地位；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2]158-159可见，旅游扶贫经济效益的凸显，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积极探索一条旅游扶贫之路”[2]153的首要目标。
该项目的不足之处是，“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展示势必需要保护，但是保护带来的结果是开发不到位，市场规模不大，收益较少，农民生活依然较苦”[2]61。这表明，文化保护在此案例中被旅游学者视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要素，文化保护在此颇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此外，项目中仍存在着“分配制度激励不够；同质化严重，竞争水平低；商业气味过于浓重，侵蚀民族文化传承”[2]160-161等问题。
3.两个案例实践的比较与思考
表5 可见：
(1)梭嘎生态博物馆和巴拉河乡村旅游的实践，有两个相似(并非相同)之处：①实现了各自模式目标定位中的经济发展；②对于文化保护均显不足。
然而，考察发现，两个相似之处对于各自的模式而言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于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两方面在各自模式中分属于主次不同的目标。因此，相似的实践效果，在不同的目标定位下，“总体评价”也截然不同：梭嘎生态博物馆阶段性失败，而巴拉河乡村旅游阶段性成功。
(2)两种实践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问题上，结果竟然表现出相似性，尤其是文化保护方面出现问题的相似性，这一结论非常耐人寻味。细究起来，两种相似当有所不同。
表4中陇戛寨高兴村村长的评价，透露出对于当前各寨经济发展空间不够的显著意味，因此，当梭嘎面对较高的发展限制，而巴拉河面对模式确定的、经济发展的宽松空间，那么，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似性”背后，梭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极可能很难高于巴拉河。
如此，当梭嘎面对模式确定的文化保护的高要求，而巴拉河将文化保护置于次级要求的松散位置，那么，在“文化保护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背后，巴拉河的文化保护水平极可能很难高于梭嘎，二者都在文化保护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旅游学者认为巴拉河“商业气味过于浓重，侵蚀民族文化传承”，堪为此论的一个注脚。
当然，上述两种推论需要通过案例未来的发展加以验证。
(3)由上述两点知，相对于两种模式的不同目标定位，模式内纵向比较的结果是：梭嘎实践阶段性失败，巴拉河实践阶段性成功。但是，针对两种案例实践效果的横向比较可见，巴拉河的文化保护水平极可能很难高于梭嘎，梭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极可能很难高于巴拉河。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面对村落文化景观(乃至整个遗产领域)的强势开发(不仅是旅游开发)大潮，保护学者的恒久坚持和努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
五、结论
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两种模式，对于可持续理念的理解“和而不同”。就模式的设计而言，生态博物馆侧重于保护，并顺应发展；乡村旅游侧重于经济开发，也承认保护的重要性。进而归纳为，生态博物馆奉行“严格的可持续”理念，乡村旅游奉行“温和的可持续”理念。
贵州巴拉河乡村旅游和梭嘎生态博物馆两处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因其定位侧重于谋求经济发展，故而容易实现“温和的可持续”目标；而生态博物馆因其定位侧重于保护，因此，即使同样推动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但也会因为保护力度的欠缺，从而不易实现“严格的可持续”目标。但是，梭嘎生态博物馆表现出的阶段性“失败”和巴拉河乡村旅游表现出的阶段性“成功”，并不必然表示在文化保护的效果上，梭嘎实践弱于巴拉河。
苏东海先生曾指出，“像他们(指梭嘎)这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在边远地区的民族村寨，在中国还有很多”[4]。此说表明，梭嘎的文化价值级别相对而言并不十分突出，或言之，此类村落文化景观的资源相对丰富。由此推知，在文化价值一般的村落中正在进行的“严格的可持续”实践，即使差强人意，也尚有试错、纠偏继而在曲折中前行的其它实践机会——面临保护实践中的挫折，我们可以藉此重拾信心。但是，更为严谨的态度仍需是，珍视选定的每一处村落文化景观研究对象，因为：首先，在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广受现代生活影响而急剧蜕变、数量减少的当下，今天价值一般的村落，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价值级别较高的村落。其次，对一处村落文化景观的价值认知，会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评价标准的完善而改变。因此，今天视为价值一般的村落，在未来的评估体系中，其价值级别未必不被提升。再次，当前进行的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践，不乏价值级别高的村落文化景观(如已成为世界遗产或位于国家预备清单上的村落)。当确定了对此类村落的“严格的可持续”目标时，此类实践更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梭嘎实践中的偏移，真正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以梭嘎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在村落保护效果上虽然欠佳，但这并不妨碍它对于中国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未来的实践中，村落保护与发展实践的各参与方应吸取梭嘎实践中的教训，在思路上有所突破，更加强调和切实推动原住民的参与，让生态博物馆模式的本土化过程朝着更利于加强村落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上前进。笔者认为，这也正是生态博物馆继贵州实践后进行第二代模式探讨的信心所在。⑦
事实上，在生态博物馆模式之外，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经验教训对于遗产视野下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彭思涛、但文红[24]在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进行的社区参与下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模式研究便是明证。
无论何种模式，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均不能与资源(文化的或自然的)的保存、保护相脱节。如此，当面对价值级别和资源状况相当的两个村落，理论上看，奉行“严格的可持续”理念会比奉行“温和的可持续”理念更加长远地实现村落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认识当然亦适用于更普遍的遗产保护领域。在面临现实中巨大的遗产开发压力时，这也正是遗产保护学者仍能不懈坚持的信念所在。
注释：
①本文着重于国际世界遗产事业中村落文化景观概念的国内引介。当然，论及国内以“村落文化景观”之名的研究，早于此者亦可见之。例如，2001年，朱光文进行了明清广府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初步研究[1]。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顾人和“王朗自然保护区外围白马人村落文化景观的地理学研究”(批准号：40271027)是国内最早以“村落文化景观”为名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可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综合查询”界面http://159.226.244.15/portal/proj_Search.asp)。
②当然，村落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还有很多，比如人类学者、社会学者也都长期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活的记录与保护。
③据苏东海[4]介绍，“生态博物馆”一词的出现，源于1971年国际博协两位领导人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e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varine)向法国环境部长介绍他们关于将遗产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④此处沿用苏东海先生原文。方李莉等(2010)[22]22-29书中称为“箐苗”。
⑤两个项目共19个村寨，仅巴拉河项目中的“郎德上寨古建筑群”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⑥陇戛寨是梭嘎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
⑦2005年苏东海先生就曾指出，生态博物馆的“广西模式”是对贵州实践的提升。“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的努力，还是广西创造的生态博物馆广西模式。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它在继承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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