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的变异与“古史辨”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文论文,经学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3-0090-06 民国时期今文经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廖平、康有为延续晚清的学术思路，继续以今文经学的立场，回应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另一方面是为了论证今文学说而推翻古文经典，廖平与康有为辨伪书的方法被民国新派学人所继承，从而发展出疑古史、辨伪书的“古史辨”派。且“古史辨”的最大影响，即在于以历史的眼光推翻了整个经学体系。“古史辨”的焦点人物是顾颉刚，但在今文经学转化到“古史辨”过程当中，其关键人物则是上承康有为、崔适经学，下启顾颉刚思想的钱玄同。钱玄同通过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使完整的六经系统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这正是后来的古史辨派建立新的古史系统的基础。 一、晚清今文经学辨伪方法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场史学运动，但因当时流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这场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革。它的论证基础，是胡适所提出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四部之书皆成“史料”。它的历史依据，是宋代以来王柏、崔述、姚际恒等志在传统学术中疑古的学者。它的理论方法，部分借鉴晚清今文经学如康有为、崔适辨析古文伪经的考证方法。这三方面资源的奇诡结合，成为古史辨派辨识古史、摧毁经学的理论基础。 在古史辨兴起之初，无论钱玄同、胡适还是顾颉刚，都认为应该“辨伪经”，这与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有方法上的联系。可以说，古史辨派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方法”史学变异的结果。钱玄同自陈所受康有为、崔适的影响道： 我对于“经”，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〇九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文，痛诋今文)而宗今文家言……自一九一一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1]225 而顾颉刚同样也受过康有为的影响，他自述道：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卷一23 但是康有为辨伪经的目的在于识真经，正因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不能两立，要彰扬今文经之一王大法，就不得不辨析古文经之非。而钱、胡、顾之辈继承今文经学，事实上是专取其方法而舍其目的，其“辨伪经”的工作，是将经学视为史料，从而构建起“科学”的中国史。因此，他们在采用康有为、崔适二君辨伪经、伪史的方法的同时，又宣称“超越”了今文经学。钱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 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1]225 而到了作《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的时候，钱氏又谈道：“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1]140他认为，必须对今文经典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而且“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1]210。所谓“超今文”，其实就是采用历史学的眼光。 顾颉刚同样极力撇清和今文经学的关系，在《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 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3] 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他又说： 我们要推倒古文家，并不是要帮今文家占上风，我们一样要用这种方法来收拾今文家。[2]卷一129 简言之，清代辨伪古文经典的今文经学，经过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化，马上变成回首弑父的古史辨派。古史辨“超今文”的立场，就是将一切经典视为史料进行辨伪。而要打倒经学，将经学视为“史料”进行辨伪，就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因为如果按照晚清今文经学的看法，“六经”是孔子所作，那么判断“六经”的写作时间，只能断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只有将孔子与“六经”分离，才能够把“六经”看成是不同时代的“史料”，而该项工作正是由钱玄同完成的。 二、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新文化运动为了打倒传统文化，必须将孔子与经学分开。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观的兴起，即将所有典籍视为史料，用现代的、科学的、客观的眼光进行整理。而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辨伪”。在这种特殊的学风中，催生出了顾颉刚及“古史辨”。 孔子删削制作“六经”，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未曾成为问题。孔子作《春秋》，屡见诸《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都为孔子作《春秋》之明证。又见《庄子·天运》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至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删削“六经”，皆言之凿凿。古代学者也有疑古辨伪者，但都没有怀疑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新文化运动将孔子与“六经”分离，事实上是出于批判传统思想的需要。 1921年，钱玄同在写给时年29岁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顾颉刚的信中，询问其筹备编纂的《伪书辨证集说》之“诸子”部分是否完成，并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1]228至此，最多可以认为钱玄同受了康有为、崔适辩驳古文经学态度的影响。而顾颉刚在同日的回信既表示“先生所说集录经部辨伪之文的意思，读之甚佩”，又继续申发他的意见： 我想此书集成后，便可进一步去推翻“孔子删述六经”这句话了。六经自是周代同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了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到了《史记》，才说他赞《易》，序《书》，删《诗》；到《尚书纬》才说他删《书》，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说他作《易经》，作《仪礼》……“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2]卷七259 此为典型的顾氏辨析法，材料在哪个时代出现，事情就在哪个时代发生，仿佛孟子是无凭无据便说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也是不加考证就认为孔子“赞《易》，序《书》，删《诗》”。但须知孟子、司马迁也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学者，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在任何一个理性、科学的时代，只要问一句“认为《论语》没有记载的事情就都不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何以用《论语》之无载，怀疑《孟子》《史记》之真实性”，就可以让人们对顾氏的立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但在一个新学将打倒古学视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对经学和孔子感情上的厌恶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而中国典籍的史料化，又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学术渠道。为顾颉刚之说作论证的，是他的老师钱玄同，钱氏亦未曾掩盖他的学术目的：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1]233-234 钱氏长于古学，而“六经”为孔子删述或制作是经学的基本预设。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以成孔子一王大法。至康有为，则认为春秋战国诸子皆改制、创教，孔子也改制而制作“六经”。而在古文经学中，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古圣王政教经典，因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发展至晚清，章太炎也认为孔子是“古之良史”，删述“六经”，保存了古圣王的文献。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正因为其作者是上古历代圣王与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正因为他在时代变局中，通过“六经”的删削制作，向上总结、继承尧舜以来的政教文明，往下预示、开拓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文明格局。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关联，是经学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后来的“孔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石。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最早是在“史料”说与对史料的“辨伪”中发展出来的。钱氏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说：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1]138 既然把经学全部视为史料，那么整个中国文化所讲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史料，而今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理性”地重新审查这些史料。如前文所述，《孟子》《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皆言孔子删削“六经”。但是，如果将这一切都当作史料，则其都有被重新审视的必要。而在反传统的感情超过科学理性地看待传统的时候，《孟子》所言，只是其个人的意见；《庄子》所说，只是战国后期形成的看法；司马迁之说，只是汉初人的观点。这些意见、看法、观点，即便并不矛盾，也无一可以天然成立，无一不用质疑。钱氏1921年写给顾氏的信中说：“咱们欲知孔学之真相，仅可于《论语》《孟子》《荀子》《史记》诸书求之而已。”等到1925年发表此信，他加了一个附注道：“这是四年前的见解，现在我觉得求孔学只可专据《论语》。至于《孟子》《荀子》《史记》中所述的孔学，乃是孟轲、荀况、司马迁之学而已，不得遽目为孔学。至于解‘经’，则古文与今文皆无是处。”[1]225-226 此间，钱氏在1923年5月25日写给顾氏的信中，谈及他的心路历程，讲明了他从今文经学转向古史辨的过程，他说： 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师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的《习学记言》……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的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我现在以为——(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1]237-238 钱氏之说，因直接挑战了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问题，所以放在古代思想中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但钱氏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争论，反而引起许多共鸣。他的立论基础是《论语》，他认为：“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239五四时期疑古的人们一般都相信《论语》大体是可靠的，因为假使连《论语》也怀疑，那就可以直接怀疑孔子是否真实存在了。钱玄同认为孔子和“六经”没有关系，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论语》。他把《论语》中关于《诗》《书》《礼》《乐》《易》的内容都抄出来，以此来证明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当时不止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周予同等学者皆是此种思路。 例如《春秋》，钱玄同发现《论语》中没有一句涉及《春秋》，因此他说： 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今文家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中也并没有和这两节相同或相近的话。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1]242 此后的1925年、1930年，钱氏又分别致书顾颉刚、胡适征求意见，顾氏之意与钱氏同，胡氏答书大意为“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但“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是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4]。对于孔子是否作《春秋》，怎样作《春秋》，在经学内部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在胡适这里却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到了1931年，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了一个题为《重论经今古文问题》的序言，其中说道：“其实《五经》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之前，有成于孔子以后的。”[1]167大概是他得到的支持太少，不好意思坚持原来的见解。这种以《论语》中找不出关于《春秋》的材料来证明《春秋》非孔子所作，彻底罔顾《孟子》《庄子》《史记》之说，完全是古史辨理性主义的傲慢极端化的表现。《论语》本为孔门后学编辑孔子言论之书，《春秋》获麟绝笔，次年孔子即逝世。《论语》中孔子语录，最早者或为《颜渊》，最晚者或为《泰伯》。其时间可考者，多在孔子作《春秋》之前，且《孟子》《庄子》《史记》皆明言孔子作《春秋》，治《春秋》。如果不是极力要诋毁孔子，破坏传统文化，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对于《诗》《书》，钱氏列《论语》中关于《诗》十六则，关于《书》四则，以为：“这十六则中，找不出一点删《诗》的材料来。”其又言：“关于《书》的四则，也找不出一点删《书》的材料来。”[1]242-243钱氏之说，以《论语》言《诗》《书》而不涉及删《诗》《书》之事，便断言孔子不删《诗》《书》，仍然不免疑古过勇。关于孔子删《诗》之说，最明确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5]钱氏之后，对《诗》的研究，著作迭出，而怀疑之风，肆若狂澜。如傅斯年讲《诗经》便云：“‘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6]孔子教学，早在其中年时期，所用教材，即有《诗经》。那么《论语》言“诗三百”，正是孔子所删之后的诗三百，孔子屡言，理无足怪。而后世引《诗》，多出孔门定本，故多与今所见三百篇同，理无不可。至于孔子删诗，保留郑风之类，前人已辨之极详。 对于《礼》《乐》，钱氏认为“乐无经”，但从《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推断出“倒是这个没有经的乐是经过孔子整理的”[1]243。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氏说：“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征之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1]155钱氏认为孔子制了《仪礼》的一部分，如“三年之丧”，而《周礼》则为刘歆所伪造，《二戴记》都是东汉时期所编。 至于《易》，钱氏仍据《论语》言《易》三则，说：“这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1]243 钱氏等人之论，主要问题在于只以《论语》为标准，并且认定只有《论语》记载的是真孔子，其余诸书都是后儒的虚构。这种极端的眼光，使钱氏等人只从《论语》中寻找关于孔子的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答案不存在，则任何问题都是伪命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论语》的性质——它只是孔门后学所编的记录孔子一小部分言行的书。孔子一生的言论行事，何其丰富，而《论语》一万一千余字之实录，何其简略!要是它书与《论语》所载矛盾而怀疑之，尚可理解。而《庄子》《孟子》《史记》与《论语》全无半点抵牾，却根据《论语》判断它们所说皆非，这完全是滥用理性的表现。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是“古史辨”的基础。只有将“六经”从孔子所在的时期分离出来，现代学者才能将“六经”安排到不同的时代之中，进行“辨伪”和“考古”。钱氏在论述“六经”与孔子无关之后，即言：《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汇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期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易》，“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崇拜的东西”，“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春秋》，是“断烂朝报”和“流水账簿”[1]245-247。钱氏的这一思路，即为“古史辨”的正统路数。一旦将“六经”从孔子手中分离出来，“六经”便可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研究者也得以重新排列这些史料，并进行历史研究。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钱玄同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过渡人物。盖钱氏学出章太炎，又中途改辙，被康有为、崔适所影响，他是从经学内部出发来打倒经学，与胡适、顾颉刚们从经学外部否定经学不同。钱氏否定经学之激烈，又有过于胡适者。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皆变故说，创为新论。今文学尊孔，至康有为、崔适而无不用其极，以推翻一切古文经书；至钱氏，用其无所不用其极，以废其尊孔。古文学尊史，至章太炎而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化经为史；而钱氏复用其无所不用其极，而废其尊史，变为史料。钱氏两用，遂开“古史辨”之先河。 三、孔、经分离下的古史辨 “六经”与孔子脱离关系，成为不同时期的史料，是古史辨的立论基础，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皆然。古史辨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2]卷一181其论孔子则言：“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2]卷四12古书本来就不多，流传至今的更少，《论语》中说舜是圣君，其难道就不能再是《尧典》中“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孟子》中的孝子模范了吗?《论语》中称孔子是君子，其难道就不能再被称为圣人了吗?顾氏将孔子与“六经”分离，经说分属于不同时代，其真实意图在于瓦解经学。在1935年写的《崔东壁遗书序一》中，他论证辨伪古书最终将“六经”分属于不同时代，并总结道： 经了这一分，而后经学解体，孔子不再可能成为教主。可见辨伪的工作，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我们应当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2]卷七166 顾氏在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之间所书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更明确道： 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卷一173 上引二说，前者迎合民国时代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学风，后者借用马克思主义将孔子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埋葬经学。 经过钱玄同、顾颉刚的努力，经学在学科上彻底被纳入史学，在价值上彻底被瓦解。且钱、顾二人处理经学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现代学术转型之后的“历史”学科建设，其特征就是将经学视为史料，并用各种历史理论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在这种研究中，经籍之所以为经的意义，已经丧失殆尽。构建中国古代历史，经书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不能将作为古史材料的经，与经学本身混为一谈。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明确地宣布了中国一切典籍的史料化，并对其进行科学整理的方法。这种态度不仅全面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颠覆了经学的研究。经学史料化之后，经书中的记载被当成是最古老的历史——并且是“伪史”来重新审视，从而形成了“古史辨”运动。而整理国故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学术分科的全面建立，则把经书分散到几个学科之中，经学也随之完全消失。标签：史记论文; 钱玄同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今文经学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国学论文; 顾颉刚论文; 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论文; 康有为论文; 古文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