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以《老王》的文本解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为例论文,老王论文,意义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绛想通过《老王》告诉我们什么？也许这样的发问不是非常准确。换个问法，隐含在《老王》字句背后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前一问，是立足于作家的创作预设，后一问，是追寻作家的创作结果。就语文教学而言，对后面一问的研究，是更有价值的。
对《老王》一文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以“教参”为代表，认为本文对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物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天性的讴歌。《“闲笔”之处蕴深意》（张寒《阅读与鉴赏》，2008年第3期）《小人物大世界》（宫春燕《语文教学之友》，2006年第9期）《暗夜里的光芒》（闫兰娜《中学生阅读》，2007年第6期）等文章也都认为本文是一篇人物的颂歌。第二种认为是人物的颂歌，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杨绛历尽磨难而不悲观，虽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始终怀有一颗宽容温暖的心，着力表现人性的闪光点和人生的情趣。《是人物的颂歌，更是对灵魂的拷问》（怀宁《语文建设》，2006年第9期）等文章发表了相同的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文抒写了“我”和老王彼此理解、相互关怀的人间真情。《对〈老王〉的另一种解读》（何欣《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2期）《体验老王的情感世界》（艾会波《语文建设》，2007年第11期）等文章发表了相同的看法。
以上种种解读，从解读者自身的理解出发，只能说是一种读者意义的解读；真正的文本解读，更应是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的解读。
按照文艺批评的基本观点，文本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一是作者意义，即作者欲在作品中表达的主观意图；二是文本意义，即作者在实际作品中通过语言词句呈现出来的意义；三是读者意义，即读者通过阅读所领悟到的意义。
我们所说的“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是作者意义和文本意义的合一。因为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不同于一般消遣性的文本阅读，它具有教学的独特性。首先它要求教师通过文本细读，揣摩作品字里行间所呈现出来的意趣；然后探寻作者欲表达的意图，并将其与文本相互印证。到此，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意义”，这是作者的、文本的，是需要每个读者审视和面对的。在此基础上，生发文本的读者意义，这是“种种意义”，是每一个读者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审美情趣，获得的属于自己的意义解读。我们要说的是，“一种意义”是语文教学的起点和核心。
那么教师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呢？文本解读有许多关节，而情感的错位处，常常是进入文本情感迷宫的一把钥匙，它对于我们把握“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很有帮助。
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老王》的情感错位处有二：“我”落魄之至为何又说自己是“幸运者”？对老王关怀有加的“我”，为何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后还生发“愧怍”之情？
“我”落魄之至为何又说自己是“幸运者”？文本中的几处细节可以解开这个谜团。“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默存不知怎地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大瓶的鱼肝油”，在当时算得上是奢侈品了，而“我女儿”就有；“我们楼下”，可见“我”住的是楼房；“代他请了假”，说明“我”先生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人。再看看老王。“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此外就没什么亲人，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瞎的，那只好眼也有病，乘客不愿坐他的车，几间塌败的小屋”。似乎一一都与“我”恰成对照。
是啊，与老王相比，杨绛的确应该要幸运多了。但为什么我们却往往以杨绛为大不幸呢？那是因为我们是从现代社会的正常的视角，去审视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在一个不正常年代的遭遇，于是杨绛和家人所遭受的迫害自然就比一个普通人的不幸更让我们动容。也就是说，我们有意无意地用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假设推断的）做比，这是一种纵向的历史比较。但就作家而言，她也许确实存有今昔对照的感慨，但更多的应该是以当时的“我”和当时的老王相比，“我”还是幸运的，这是一种横向的现实的比较。
然后我们再来探究第二个情感错位。首先，“我”对老王确实关爱有加，我们可以从多处细节中感受到。“我常坐老王的三轮。”“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他钱。”“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从常理来说，“我”和老王非亲非故，而且自己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能够这样照顾老王的生意，关心老王的身体，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如此说来，想起老王，“我”应该感到无愧，以至庆慰。但细细琢磨，我们还是发现一个错位，即“我”眼中的自己的不幸，和老王心中自己的不幸，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可以透过杨绛对老王所做的几件事来探寻。“给鱼肝油”“不减半收费”“一定给他钱”，从这些细节里，不难看出，“我”当时关注的老王的不幸，仅仅是物质上的不幸，因此对他的关心也就只是物质层面的关心。但是，“我”眼中的不幸是否就是老王真正的不幸呢？“老王常有一种失群落伍的惶恐。……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我不是要钱。”脱离单位的孤寂，旁人的恶语揣测，人格尊严的缺失，这些当时“我”关注过但却无能为力，或者说这是当时的“我”未曾关注过的老王的不幸，而这恰恰是老王自视的不幸，或者说是老王自视的大不幸。
落魄的“我”，居然还不解潦倒的老王真正的不幸，如果“我”是一个幸运者，恐怕就更加无法体会老王这样的底层不幸者的内心感受和需要了。但是，无论如何，在老王的世界里，“我”是和他走得最近的人，于是老王生前一直想在“我”面前做一回真正的人。这也许可以解释老王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想为“我”做点什么，解释为什么送冰减半收费，解释为什么送钱先生却不肯拿钱。但“我”竟然一直不给他机会，一个权且以“我”为朋友的机会，一个投桃报李的机会。尤为悲哀的是，老王居然是带着“我”给他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老王在生命结束的前几天，送“我”香油、鸡蛋，显然不是为钱而来，因为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而言，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我知道”，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老王的心愿吗？“我”知道老王送“我”香油、鸡蛋只是想享受一下帮助他人的滋味吗？“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老王一辈子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更何况今天是“我”的摆布。于是他便带着“我”留给他的生命憾缺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说来，我们是否可以说：最亲近老王的人，又是最伤害老王的人？
要认真探究《老王》的“一种意义”，还有一种途径，这就是文本的特殊结构方式。就《老王》而言，逆转的情感结束，是我们绝对不可疏忽的。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对于文本的意义是什么？它在情感上似乎只是一种逆转，是由正文的友善到结束的愧怍的突转。但它又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关注隐含在正文字里行间的愧怍，这是真正地发自肺腑的愧怍。因为即使像“我”这样的不幸的人，也不能理解老王的不幸，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也不能体会老王的善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就是人类的根本的需要——平等与尊严。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孔子面对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而告诫子贡“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经典对话。钱穆先生对此做过这样的解说：“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贫能无谄，富能不骄，此皆知所自守矣，然犹未忘乎贫富。乐道则忘其贫矣。好礼则安於处善，乐于循理，其心亦忘于己之富矣。故尤可贵。”（钱穆《论语新解》）当年的“我”虽然不为富，但对于“我”和老王的界限却分得很清楚，“我”是可以帮助他的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人，“我”的心中凸显着“我”。今天的“我”，已经心中无“我”，“我”可以帮助他，他也可以帮助“我”。因此，今天的“我”回思昔日与老王的相处，愧怍之情当然也就油然而生了。
这就是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这就是“一个意义”。而“书是什么？主要的只是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添补形成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的活跃起来”（法国作家法朗士《乐图之花》）。这样精彩的论述，也是清楚地告诫我们，先有“记号”，即有“一种意义”，然后才有“填补”，才有读者意义，才有“多种意义”，才有譬如“对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物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天性的讴歌”“是人物的颂歌，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彼此理解、相互关怀”的解读，甚或才有“人活着，怎样相互温暖？”“什么是人生的大不幸？是关爱，还是伤害？”“怎样看待这个不幸而善良的杨绛对这个不幸而善良的老王的愧怍？到底是谁的错，谁应该为此感到愧怍？”但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无限的譬如，都是以基于文本的作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