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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过多年持续发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是从金融、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领域，导致欧美国家陷入多重困境；二是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经济疲软，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相交织，引发局部地区的社会动荡。当前欧美资本主义的体制困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并对未来世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当前欧美资本主义体制困境的主要表现
一是经济低迷、复苏艰难。1、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出现二战结束以来的整体性衰退，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再次跌入谷底，平均增长1.6%，IMF预计2012年发达国家只能增长1.2%。据Marco Group①预测，几乎所有实行紧缩政策的欧元区国家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长前景都很悲观，分别是：意大利为-2.6%、-2.9%；西班牙为-1.5%、-1.7%；希腊为-6.7%、-6.2%；葡萄牙为-4.3%、-3.0%。该机构还预测日本、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1.2%、2.2%和2.1%、2.0%。经济衰退使欧美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资产缩水，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分化和“身份倒退”。2、债台高筑——当前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已攀升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标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据经合组织估计，2010年OECD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7.6%，2011年政府债务达到GDP的101.6%，预计2012年达到105.7%。美、日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67.2%、183%分别上升到2011年的102.9%、229.8%。债务危机重灾国希腊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145%上升到2011年162%，今年估计将高达180%。3、失业率居高不下——据2012年1月数据显示，欧盟27国失业人口已达2430万，失业率近10.9%，青年失业高达20%左右。日本、美国的失业率也已从2007年3.8%、4.6%上升到2011年4.5%、9%。4、对外贸易萎缩——欧美国家的对外贸易占全球份额持续缩小，现已从金融危机前的43.4%降到大约40%。
二是政治失灵、信任危机。1、政府威信下降、反现任情绪强烈——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应对危机不力或措施不到位，一些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威望日益下降，民意支持率屡创新低，在大选中出现了“谁在台上谁下台”的现象，先后有法、意、西、葡、希等11个欧元区国家政府下台。多国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党、政治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感上升，意大利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只有28%，希腊民众对议会的信任度只及38%。此次延续多年的危机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如在法国大选中第一轮投票率超过80%，年轻人和低收入者纷纷通过选票来表达对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执政当局的不满。2、主流政党感召力下滑、极端政治势力兴起——当前欧美国家的体制困境改变了多国的政治生态，传统主流政党的选举得票率持续减少，许多国家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政党控制的选民加在一起已从原来的70—80%减少到50—60%，对选民的影响力、感召力明显下降。在近期法国大选的首轮投票中，极右翼“国民阵线”获得17.9%的支持，极左翼支持率约10%，两者相加占近三成选票。德国《明镜》周刊对此评论认为，极端左右两党选票大幅度增长，显示出法国选民对当前经济社会状况的强烈不满，对中间政党期待的破灭，从而促使左翼转向极左、右翼转向极右的趋势越发突出，表明了民众对现实不满和社会政治分化严重。3、优越感丧失、自信心下降——此前欧洲国家大多数是以援助者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此次金融危机中则沦为被救助者，欧洲人担心会出现“失落的十年”，“欧洲衰落论”在悄悄蔓延，“非西方文明威胁论”上升，对新兴大国崛起尤其是中国迅速发展的恐惧与防范心态弥漫。
三是社会动荡、民心焦虑。1、社会风潮迭起、恶性事件频发——《金融时报》把2011年称之为“愤怒之年”。在从“伦敦之夏”到“华尔街之秋”的多国社会风潮中，抗议示威频度之高、规模之大、烈度之强为近年来所罕见，充分反映出欧美社会矛盾之尖锐、劳资对立之严重。在西班牙发生的“5·15运动”中，青年学生和失业者自称“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也没有害怕！”提出了“反紧缩、反削减(政府开支)、要就业”等诉求，得到了欧洲国家民众的呼应。同时，一些国家的恶性事件也频频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本是世界“和平之洲”的欧洲大陆接连发生挪威爆炸枪击事件、比利时列日市袭击事件和法国系列枪击案等一系列针对无辜平民的恶性事件，反映了欧债危机发生以来，经济困境中欧洲部分失意民众彷徨无助，借助极端方式宣泄绝望情绪的趋势在抬头。西班牙《起义者》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称之为“时代骚动的信号”和“义愤时代”的开始。2、社会心态焦虑、保护主义回潮——在危机冲击下，“过去那个自信和向世界开放的欧洲，今天却显得狭隘”，包容和开放的价值观受到怀疑并逐渐败退，社会心态开始呈现出少有的焦虑、封闭和保守态势。以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极右思潮上升，对外来移民、外来文化的宽容度明显下降，德、意等国则收紧《移民法》。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那·勒庞就是借助于公开主张关闭边境、退出欧盟、取消欧元等极端主张，迎合了不少选民的社会心态，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17.9%的选票，反映了部分民众对全球化、一体化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同时，欧洲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及欧盟机构的信任度明显下降，要求“保护”欧盟市场、防止外界“非正当竞争”的论调抬头。欧盟拟强化“贸易防御”执法，日美两国商务部门提出对华太阳能电池征收反倾销税等都表明了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在抬头。
二、欧美体制困境的主要原因
针对当前欧美资本主义的体制困境，英国《金融时报》曾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向世界著名学者征集文章，力图为当前资本主义“集体会诊”。应当看到，当今资本主义的困境有着深刻的体制成因，连续多年的反危机应对举措效果不彰，反映出现有体制的内在矛盾积重难返。
(一)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导致了当前欧美国家集体陷入困境。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权力的膨胀，推动着社会秩序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善大众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但1989年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苏联模式崩溃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其所推崇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被视为发展的圭臬，“华盛顿共识”也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私有化、市场化和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认为贫富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反对国家干预与监管，使世界经济偏离了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终于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且旷日持久的危机。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掩护下，“精英阶层”奉行自私自利的经济制度，社会底层民众却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无援，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强化，两个阶层的对立诱发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骚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正是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把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福利国家模式的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外部竞争力削弱，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
福利国家制度是二次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支柱，也是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政绩。社会福利保障为社会成员构建了社会安全网，但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重负。随着社会福利开支剧增、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结构变化、产业转移海外而引起的产业空心化及工作岗位的流失，使得福利国家的成本越来越高，灵活性丧失，竞争力大幅下降，这种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发展模式越发不可持续。同时，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使政府在教育培训、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迅速形成新的增长点，导致欧洲经济“缺血”严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批评道：过于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没有个人承担责任而冒险得到奖励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主义福利只是一种空想，西方国家必须在福利与效率之间做出平衡：一方面向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要促使人们尽可能地去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德国《时代》周报也认为，导致西方国家此次危机的深层矛盾核心是福利国家的保证超越了自身承受的限度。政府与民众组成了“毒贩和瘾君子”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而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不愿放弃并希望得到的福利越来越多，这导致政府总是入不敷出，债务不断增长。因此，美欧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着福利国家的制度危机。
(三)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当今时代出现了“机能故障”和“功能失调”。
针对当前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金融时报》、《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场危机的实质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暴露出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深层次弊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正是欧美国家“政策决断方面的优柔寡断和政治失灵”丧失了良机，加剧了危机。当前欧美政坛已被选举政治所劫持，一方面，政党、政客的核心关切只有选情和选票，为了捞取选票可以不择手段，所做决策主要是从短期选举政治出发，追求短期有效，全然不顾国家长远利益，无法形成全面系统的发展战略与思路；另一方面，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多党竞争极易导致社会撕裂，执政党总会受到反对党及其他利益群体的掣肘，反对党往往出于党派私利，“为反对而反对”，调动一切资源在各种问题上为执政党和政府设置障碍，无休止的辩论使政府权威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严重影响行政效率，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执政当局在重大危机袭来时，无法兼顾、协调和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难以推动国民形成共识，为共克时艰而齐心协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同时，在“人人都有话筒、事事都能评论”的新媒体时代，所有的政治决策都在媒体的评判之中，一项决策的正确与否不取决于施行之后的实际成效，而首先取决于媒体的评论，这使得政治决断受制于媒体影响，缺乏长远的政治战略考量。
(四)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趋于严重，引发了社会裂变，降低了社会凝聚力。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盛行于世，在国家与市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市场的逻辑和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垄断资本不断要求降低税收、放松监管、削减劳动成本。在此压力下，欧美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资方、不利于劳方的方向发展，原有的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劳资利益平衡的机制逐步被打破，中间阶层及普通劳动者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实际份额不断缩小，贫富差别不断扩大，贫困人口数量也明显增加。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计入通胀因素，美国1%的极富阶层收入自1979年到2007年几乎翻了两番，紧随其后的19%的较富阶层增长了65%，占60%的中间阶层增长了37%，而20%的低收入人群只增长了18%。另据《财富》杂志报道，2011年美国大公司总裁平均薪水为1290万美元，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380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税收政策设计偏差。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报告显示：0.1%美国最富者在过去50年里税率已从51%下降到26%。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多国实行紧缩政策，为维护“大而不能倒”的金融集团而向普通民众开刀，采取解职、降薪，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医疗自负比例等措施，直接危及民众生存状况，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成为引发社会风潮的直接原因。今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对最富美国人征收30%所得税的“巴菲特规则”议案在参议院遭否决。为此，奥巴马抨击阻碍议案通过的共和党人，“再度选择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保护最富阶层减税”，富有的美国人正享受现代史上最低税率，“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已经使得最富的少数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变成了一条鸿沟”。美国税收及债务问题专家索希尔认为，如果与收入不平等相伴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家庭结构失衡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美国成为“永久分裂社会”的几率很大。
三、欧美资本主义体制困境是各种深层矛盾的综合暴露，走出困境尚需时日，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当今世界及其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债务危机并不是欧美国家面临的惟一问题。意大利共产党入党理论家弗拉迪米拉·贾凯认为，目前西方国家面临着问题主要有：一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社会鸿沟持续扩大；二是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三是失业率增加，青年失业问题突出；四是生产能力受损，许多国家“去工业化”问题严重；五是中层阶级正在走向衰落，社会整体心态发生微妙变化；六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不足，西方民主面临合法性危机。这种综合性、系统性困境使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化解危机、走出困境的难度。这种僵局将对当今世界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今年3月，欧盟春季峰会通过了《财政公约》，显示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但从目前看，仍存在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人们仍在观察。这种不确定因素将继续维持市场恐慌情绪。加之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欧盟经济疲软会导致其他经济体的对欧贸易，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最终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欧美经济持续低迷，相对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地位，加大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其后果将导致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腾斯认为，过去世界经济主要靠欧美国家拉动，今后1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40%将来自新兴经济体，尤其亚太国家为主体。据IFM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3.6%上升到37%，尤其是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7.1%上升到26%，预计2016年，金砖国家将占30%，整个发展中国家占50%，世界经济中心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将会出现世界经济多中心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是推动发展模式调整，催生战略产业创新。为尽快走出困境，欧美国家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劳动与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注重发展模式的调整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创新。美国制定了“创新战略”，加速实现“再工业化”，提出未来5年实现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公布“欧洲2020战略”，提出智能型、可持续性和包容型增长，着力打造“数字欧洲”和“资源效益型欧洲”。日本出台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围绕环境能源、健康医疗等7个领域，确定了21个战略重点。2008年，俄罗斯执政当局通过“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构想”，要求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实现从资源型发展模式向社会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巴西提出了“壮大巴西”计划，拟通过税收减免、刺激出口等措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增长。从目前看，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优先发展制造业和加快再工业化，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突破方向，重视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金融危机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局限性，国际评级机构的可信性受到置疑，金融治理改革已提上国际议程。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中，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投票权在提升。2010年4月，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47%。这是20多年来世界银行首次推出的投票权改革。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通过了第十四届配额总体审议，在新的配额方案中，有超过6%的配额将从代表过度国转至代表不足国，配额调整后，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将居于基金组织配额前十位。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0年来第一次做出的重大调整。尽管从目前看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局面，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治理中的作用明显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同时，金融危机将推动形成全球经济政治权力的新格局。《金融时报》认为，多极世界曾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但随着西方霸权在金融危机中“渐近尾声”，历史长河正在发生转向。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影响力在逐步上升，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调整中寻求新的平衡点。
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当前欧美资本主义的体制困境并不意味社会主义风景独好，在“一球两制多模式、资强社弱竞消长”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性任务；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体制困境使其内顾倾向将进一步上升，对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动用的战略资源有所减少并受限制，我面临着如何从当前欧美国家的体制困境中汲取教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的历史性任务。同时，也应看到欧美政治经济体制相对成熟，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冲击，其制度安排还有相当的韧性、其自我修复的能力还很强，既使目前部分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打出了“反体制”旗号，但也难以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此，绝不可妄言当前资本主义出现总危机。
①Marco Group是由三大研究机构——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经济研究所(IMK)、巴黎政治大学经济研究中心(OFCE)、维也纳经济研究所(WIFO)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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