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世贞的史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4-0431-07
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在晚明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晚明史学水平的主要标 志。王世贞，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万历八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狎主文盟”、“独操柄二十年”。其后，人们多注意他的文学成就，把他作文学家来对待。[1]但王世贞的史才，在他生活的时代已为人所重。陈继儒称“王
弇州负两司马之才”。[2]为《弇山堂别集》作序的陈文烛奉他为“千秋轶才”，以其“不得一登史馆”为憾事。在当时已出现了“卒为诗文所掩，海内拱璧先生之诗文而莫举其史笔”的情况。[3]今传王世贞的史学作品集中于《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弇山堂别集》、《读书后》和其门人董复表编集的《弇州史料》，这是研究王世贞史学的主要史料。研究王世贞史学较有影响的文章有顾诚的《王世贞的史学》，该文讨论了王世贞“以国史自任”的自觉精神和“史贵直笔”的求真精神，以及他的史学成果对撰修明史的贡献。[4]瞿林东指出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三者朴素的辩证认识是古代史学批评方法论中有深远影响的论述。[5](P118-124)这些大致是从论述其“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评态度两方面展开的。本文结合晚明的史学特点，对王世贞的理论成就试作探讨。
一、论史学范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提起史学范围，自然会注意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史部的作品，但是在 此之外各种文体的文章和史学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世贞是古代史学家中较早重视这一问 题的。他认为在编年、本纪、志、表、世家、列传等正式史体文章之外，一大批其它文 体的文章同样是史学的一部分，明确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这和当时志、 铭、家传等的兴盛是分不开的，王世贞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左、马之世，天下未知有 志铭家传之属……东京而后，以逮六季，始间有之，至于今而极矣”[6](卷174)他从这 种“至于今而极矣”的情况中进一步看出了它们与史学密切关系，认为它们是史学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王世贞之前，一些史家已开始注意到这类文章的史料价值。宋代史家吕祖谦就是这 样一位史家。他的《宋文鉴》共收入了诗、赋18种文体的文章。收录这类文章的目的， 朱熹说的非常明白“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 ”，[7]可见在当时，人们已不简单将它视为文集，而是关诸一代的史料，只是没有明 确表达出来。到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时，这一目的更明显了。《元文类》共70卷， “网罗放失，采拾名家”，陈旅序称“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 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这样做的目的十 分突出，“是则史官之职也，夫必有取于是也”，[8]“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 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冀史氏”，[9]除了“有补于世 教”的作用外，明确了史官“必有取于是”，“以辅冀史氏”的作用。吕祖谦、苏天爵 已注意到上述文体的文章在反映一代历史上的补充作用，王世贞进一步把它们视为史学 的一部分，他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史学范围更为广泛。
王世贞一方面受到上述前辈史家认识的启示，一方面则是由于文体发展到明代已经异 常丰富，[10]为他提供了认识的素材。在这种前提下，王世贞提出：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 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 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 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 、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11]( 卷114)
他说的“史”，不是指客观的历史，而是记述客观历史发展的文献。“天地间无非史 而已”的“史”与章学诚所论“愚之所见，以为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为史学”[1 2](P86)中的“史学”意思相近，都是从“著作之林”的角度出发的。王世贞考察了不 同文体与传统意义上史学不同层次的关系。
在论经史关系方面，王世贞提出《六经》为史之言理者。他称“六经固理之区薮也” ，[11](卷57)是说《六经》包含丰富的理。“史之言理者”是说《六经》是史学的一部 分，它们的侧重点是阐释“理”的，同时也表示《六经》中的理是史学中应具备的。这 实际上是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无疑也是对前人认识的借鉴。刘知几《史通·六家》将《 尚书》、《春秋》列为史体。宋代出现了“援经入史”的倾向，如吕东莱说，“看《诗 》即是史，史乃是实事”，[13](卷57)直把《诗》看作史。明中叶王守仁提出：“以事 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 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 异?”又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 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14]这些认识都反映了前人对经史关系的不 同见解，特别是王守仁对王世贞的影响更为直接一点，他自言少年时深受王守仁影响， “余自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文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 苏之上。”[15](卷4)王守仁说“五经亦史”、“以道言为之经”与王世贞的“史之言 理”如出一辙。王守仁说的“五经亦只是史，史可以明善恶，示训诫”可以看作是对“ 史之言理者”的“理”的一个注解。
他认为作为“史之正文”的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中的各种文体是撰写史书的基本 形式。这一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文体是撰写史书的基本文体。刘知几在《史通· 二体》中已说过，“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王世贞是赞成这一 观点的，但他更偏重于通史。他青年时曾计划模仿《左传》，《史记》“整齐其事与辞 ，勒成二家，以追盲腐”，[6](卷182)可是终未实现，不过表明了他兴趣所在。在《
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收有他写的大量志、表、世家、列传，“皆为史而史者”，[2]也说明了这些“史之正文”是史书中的正式文体。他写的《哈密志》、《倭志》等是影响较大的“志”，他写的《中山王世家》、《开平歧阳定远王世家》等4篇“世家”和《韩宋颖三国公传》、《浙三大功臣传》等一百多篇人物传，是后来清修《明史》的蓝本。[4]《同姓诸王表》、《高帝功臣公侯伯表》等史表，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16](卷51)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它们是了解过去历史发展的基本史料。他认为“晋氏六季唐末以下”正史的贡献是“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迹若舻列也”，[11](卷116)正史中的文体是“史之正文”的主要部分，由“史之正文”大致可现以往朝代的轮廓，但“正文”所反映的只是部分文体，此外还有“史之变文”。
“史之正文”之外的众多文体则处于为其提供史料的地位。其中“史之变文”指叙、 记、碑、碣、铭、述六种文体。依据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解释，它们有两个 特点，一是注重叙事，二是有意识地保存死者的生平，这使它们具有保存史料的价值。 由于他的名声，王世贞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碑传志铭，其中不乏有应酬之作，但其态度 是非常认真的，他说：“仆为逝者不朽谋，非为存者衣食谋也”[6](卷182)他大多本着 客观态度，因此他写的碑、状、铭等“虽不史而可以入史”。[2]
王理论述这类文章的价值，可以看作是对“史之变文”的阐释。他说：“是则史官之 职也，夫必有取于是也”。[8]王世贞说的“史之变文”可以看作是这一认识进一步的 升华。接下来王世贞论述的是“史之用”。
“史之用”的训、诰、命、册、封事、疏、表、启、共有22种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类是帝王颁发的训、诰、命、册、诏、令、教、札及喻。第二类是臣僚给帝王的 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第三类是大臣们之间的文书交往，有移、驳、尺 牍。另外檄和露布是和军事活动相关的，从它们涉及的内容来看，大多关诸封建统治的 军国大事，因此，它们是编写史书必须参照的材料。这从《明实录》纂修中可以看出来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 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而合之”，[17]“一朝妄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 。”[18](卷13)王世贞自己也说实录“不过举诸曹之故牍”，[11](卷71)虽批评了《明 实录》取材不够广泛，但也表明了一个事实，《明实录》的基本材料便是上述22种文体 的文章。王世贞说它们是“史之用”也正是这一实际情况的反映。用今天的概念应称它 们为档案，“各个朝代发布的诏令、策命、上谕、圣训，以及政典、法则、诫训、案牍 、计籍、记功册、簿记，以及诸侯、公卿、地方郡守等人给皇帝的奏章、奏议，都可作 为档案。当时的档案文卷，日后就可成为修撰史书所依据的一部分材料”。[19](P82) “可成为修撰史书所依据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作是对“史之用”的现代阐释，这也 证明了王世贞这一论点的合理性。
“史之实”包括论、辨、说、解、难、议六种文体。根据《文体明辨序说》的解释，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议论为主。刘勰称“论”是“穷有数，追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 极，乃百虑之鉴蹄，万事之权衡也”，其它几种文体和“论”要求大致相似，须坚持“ 迹坚求通”。王世贞称“辨志而当于理之谓论”，[11](卷70)是否是寻求“史之言理” 中的“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从《弇州山人四部稿》110-111卷所收的史 论20条，说7条，议1条，辨5条来看，他说的“史之实”是针对史书记载而发的。
“史之华”指赞、颂、箴、哀、诔、悲六种文体。它们“大体皆用韵语”，语辞较为 华丽，或是“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者”的“哀赞”；或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于神明”的“颂”；或是“反复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 之心”的“箴”；或是“累列其德行而称之……先述世系行业，而末寓哀伤之意，所谓 ‘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的“诔”，[10]它们都饱含感情，目的是要“反复古今 兴衰理乱之变”。它们与史学的关系，王世贞在《张振之像赞》中说得很清楚：“后吾 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标其长者行而循吏绩，以俟夫信史”，[11](卷150 )表明“赞”应有补充信史的目的，这种认识同样可用于其它五种文体。
“史之实”与“史之华”虽都是议论文字，但都要以事实为根据。洪迈早有论说：“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20](卷4)刘知几也认为如果没有 事实根据，就会成为“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的空谈。正是由于 这种要求，使它们与史学的求真要求一致，从而成为史学的一部分。
王世贞对上述40多种文体与史学关系理解有如下几个层次。“六经”是最高层，为史 学提供遵循的准则。“史之正文”是第二层，是史学的正式形式，“史之变文”和“史 之用”是材料上的层次，直接为“史之正文”准备史料。“史之实”和“史之华”也是 提供材料的，但在关系上与“史之正文”更为疏远一点。“史之正文”处于核心的地位 ，“史之言理”，“史之变文”、“史之用”、“史之实”和“史之华”围绕它层层展 开，合在一起构成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思想。
二、对三史的辩证认识
如果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反映了王世贞对史学范围的宏观把握，那么他对国史、 家史和野史三史关系的朴素辩证认识则在理论上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内涵。
王世贞对三史关系的认识，有对前人的继承。他吸取了刘知几的思想，他称：“正史 之外，有以偏方为纪者，如刘知几所称，地理当以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 》第一。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 文小传，如伶元《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 一”。[11](卷146)表明王世贞对刘知几的认识的认同。对正史之外著作的称道，包含 着对它们价值的朴素辩证认识。但王世贞对三史的认识，主要是针对明朝三史情况而提 出的，他提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 ，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11](卷71)的主张，表明他对三史的朴素辩证态度。这一认识源于他对三史利弊的深刻 认识，“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国史一般出于官修，因有权势作后盾，故而有一些人得 以在撰写时采取恣意放纵的态度。唐代《顺宗实录》因“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 实，累朝有诏改修”，[21](P2898)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不只唐朝有，在明 朝同样存在。
明朝没有组织修国史，故说到国史更多是指实录。明实录由于失修遭到了明人激烈的 批评。王鏊说：“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 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 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而合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 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 后世将何所取信乎?”[17]批评了史官人浮于事，修史所凭史料不全面，入史人物有限 以及褒贬“未必尽公”的弊端。郎瑛也批评说：“今日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 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 、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18 ]与王鏊论点相似。沈德符则从历朝实录具体的失误说起，他说：“本朝无国史，以历 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实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状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 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 。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 亦修实录，何为者哉”，[22](卷2)此外对明实录的批评还有很多，他们有的虽持论不 免偏激，但反映了明实录确存在许多问题。王世贞也认识到实录的缺陷，但他的论述更 为抽象，具有理论的色彩，他说“国史人臆而善蔽真”。
他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23]失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明兴，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于史抑何掩略弗振也。夫金匮石室之閟， 度非草茅所与闻，然往往传之荐绅，云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 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 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 戡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11](卷116)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认为国史“失职”的原因是“人恣”，表现在二方面，一是 言靖难之际事，统治者刻意回护，以致“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违背了历 史真相。二是修史者个人恣意放纵，缺乏“直笔”精神。他们“往往鸱张其臆”，“一 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完全依个人“臆想”，摒弃了信史原则。虽然此处 所举陈、刘、焦三人未必尽如此，但这种情况当时该是存在的，王鏊在前面也说实录“ 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国史失职不止这些情况，王世贞接着批评说“翰林臣修实录 已上，取稿草焚之，其草固称焚，往往流传人间，然不过举诸曹之故牍，而翰林先生以 意行之，是非者踵相接也”。[11](卷71)上面那段话是针对“靖难之际”和“英宪孝之 际”，而此处则是通论实录。一是批评内容“不过举诸曹之故牍”，史料收集面窄，反 映内容不全面。二是批评“翰林先生以意行之，是非者踵相接”，还是说“人恣”。由 于上述这些原因，王世贞认为国史“善蔽真”，当是确论。
但“蔽真”并不是没有真，因此他不赞成郎瑛那种“今日是无史矣”过于绝对的观点 ，他以朴素辩证的态度来对待国史。他一方面指出国史“人恣”方面的缺陷，一方则肯 定它“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的长处。国史为朝廷组织专人所修，虽有“人恣”的 一面，但却掌握有大批原始材料，“夫金匮石室之閟，度非草茅所与闻”，因此要了解一朝“章典”、“文献”非依靠国史不可，正因如此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价值。今天人们欲了解有明一代的朝章政典，《明实录》依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好说明了王世贞这一认识的高明之处。国史的失职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史失求诸野”。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所说的野史是相对于国史而言的。野史一说唐时已出 现，两宋时较流行，明时则大盛。对野史价值的认识，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以洪迈为 代表，认为野史不可信，“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 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20]另一派则以为其有可信的地方，并加以利用。如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曾取材南唐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崇远的《金华子》。元代修《金史》时多采用刘祁《归潜志》中的材料。王世贞对野史的认识，对上述两种意见有所取舍。
他首先批评野史不可信。“野史无虑数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灭其公是，逞己而 欺其独非。在野者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则又不可信也”，[11] (卷116)在朝者是歪曲是非，在野者则流于轻信，他还进一步分析了野史不可信的三种 情况。一是“挟隙而多诬，其著人非能公平贤者，寄睢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 之类是也”，指作者带有强烈的个人恩怨、爱憎态度，刻意歪曲。二是“轻听而多舛， 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剪胜野闻之类是也”， 作者史料来源有限，道听途说，记载没有考证的事情。这和“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 “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的情况相同。三是“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作者为满足人们好奇心理，故意 追求怪异、荒诞的事情，甚至不惜杜撰“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造成不可信。王世 贞进一步指出，由于三种情况不同，它们造成对野史真实性辨别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 “其为弊均然而其所由弊异也，舛诞者无我，诬者有我，无我者使人创闻而易辨，有我 者使人轻入而难格”，[11](卷71)这无疑对人们考察野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虽然野史存在那么多不可信的地方，但王世贞没有对它们全盘否定，依然看到了“其 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的长处。这是相对于国史不足的地方说的，国史缺陷有“其笔 不能无曲与讳”，撰者“鸱张其臆”，“以意为之，是非者踵相接”，即缺乏是非，而 野史由于撰者较少顾忌，反而能写出一些问题的真相。今天来看野史对国史的作用不仅 如此，它在体裁上丰富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内容上则以涉及面宽补充了国史无法记载 的内容。
“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他批评明代家乘铭状为“谀枯骨谒金言耳”，[23]并说：“ 家乘稍具生卒世系迁转履历而已，要之，无非谀墓者，改事之非而称是，略人之美而归 己，则又不可信也”，[11](卷116)这已不是自夸，而是弄虚作假。由于撰写人的地位 不同，家史存在的问题也是有差异的，“诸琬琰所载谀墓之辞，亡非贤者大要以信，或 子孙差高下耳；而稗官小乘类出仙人畸畯手修，怨之音与耳传之讹半之”。[11](卷71)琬琰多是豪门家史，注重树碑立传，以宣扬家族显赫；稗官小乘多载怨言和传 闻。基于这些批评，王世贞认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它们“赞宗 阀，表官绩”的长处。王世贞以为家史包括志铭传状等，而这一类文章的基本要求就是 记述人物生平、官爵等，在“史之变文”处已有论述，它们是史学的一部分。
由于这种深刻的批评，王世贞认识到三史各自的缺陷与价值，进一步指出“国以草创 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11](卷71)实是对三史关系的进一步说明，国史是根 本，野史和家史是重要的补充。
三、史学理论之影响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扩大了人们对史学范围的认识，从而也促进了对史学 和史料关系认识的深入。王世贞门人董复表编辑他的文章，名为《弇州史料》，直用“史料”二字，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不多见的。陈继儒进一步解释了“史料”的重要性，“唐郑惟忠尝云自古文人多而史才少，予谓史非乏才也，史之难难于料耳，史才无料，如良贾不掺金，大匠不储材”，[2]强调没有史料就没有“史”。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当时的史学风气。稍晚的吕坤提出“史在天地间，如形之影”，[24]和王世贞的认识有相近之处。焦竑的《玉堂丛语》“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25]《国朝献征录》“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26]同样与王世贞的认识有相似之处。这些思想与作法与王世贞开风气之先是分不开的。
对三史的重视，贯穿于王世贞的史学活动中。他编写了大量的“世家”和“列传”， 还收集野史，“时时从人间抄得之，因集为一书，凡一百卷，曰明野史汇”。[11](卷7 1)他收集家乘铭状，不仅收录“名公大夫铭传状”，对“武牟中珰之贵重者与布衣之贤者”[11](卷71)的家传亦加收录，编为《皇朝名臣琬琰录》一百卷。李维桢称该书“上自王侯将相，下逮四民女妇，状表志传家乘地志丛谈杂记及实录所收，巨细精粗，捃摭囊括，以备史氏之用”，[27](卷8)充分肯定了其价值。
对于三史的态度，黄宗羲和万斯同与王世贞的认识相近。黄宗羲提出“国史取详年月 ，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28](卷1)在三史排列顺序上，对野史和家史肯 定之处与王世贞如出一辙，只在国史上王世贞的认识更为全面。虽然二人的联系有待进 一步研究，但从黄宗羲多次提到王世贞来看，[29](卷1)前者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对三史关系的论述也极精彩，他说：“长游四方，就故家长 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 为指归。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无可增饰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而察 之，则某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 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 所得《实录》者裁之”。[30](P166)此处说的《实录》指《明实录》，肯定了它“直载 其事与言，无可增饰”，“则某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的长处，也指出“言之发或有 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的地方，这种方法和王世贞是一致的。黄、 万二人的认识进一步证明了王世贞对三史认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思想及对国史、野史和家史三史价值的辩证认识代表 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他在此基础上对明代实录、野史和家史展开了深入的辨析，提出 “避疑”、“救诞”的史料考辨原则，指出：“夫家乘是而疑誉者，吾弗敢摘也，野史 非而疑毁者，吾弗敢救也。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其拂而核者，吾始从阳秋焉 。鄙人之途听而诞者，纤人之修隙而诬者，则弗敢避矣。”[31]这是针对证据多少而说 的三种情况，没有证据虽“疑誉”、“疑毁”则“弗敢救”，也就是说不轻易修改；证 据不充分，则“两有证者”“两存之”，或是“拂而核者”，“从阳秋焉”；证据确凿 的，则“途听而诞者”，“修隙而诬者”，“弗敢避”，一定要改正过来。这不仅表明 了王世贞的考证完全依靠证据来说话，也确立了他“避疑”，“救诞”、“救诬”的考 史原则。(注：参见拙文《王世贞考辨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史乘考误》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皆能 辨析精核，有裨考证”，“虽征事既多，不无小误……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为病 ”。清人夏燮也说“正史(明实录)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32]《剑桥中国明代史》也称“王世贞是16世纪的杰出学者和批评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33]这些观点都对王世贞的理论成就作了较高的评论，同时也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对晚明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收稿日期：2004-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