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社会结构意义——早期社会学家的消费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人要活着就要消费，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就会有不同的消费方式，而人类创造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和归宿，所以消费状况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类生活状况。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消费，消费就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地位、宏观社会结构、社会的平等和公正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消费方式表现出来。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出现，现代社会的经济和生产越来越依赖消费者。现代社会早已超越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时代，而是需求在引导着供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说19世纪是生产者创造世界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消费者创造世界的世纪”，（注：戴慧思、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21世纪更是如此。广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推动的消费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人们的生活，消费远远不是满足生存的活动了，它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也被称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的流行，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观念，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欧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快速发展，消费社会学发展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科学。虽然消费社会学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消费问题则多有论述。关于消费的社会学思考散见于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在社会学经典理论家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那里，消费都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同一性的观点，韦伯有关身份群体的论述，齐美尔在文化客观化的理论中都给予消费以一定的位置，凡勃伦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也被看作一个社会学家，他对有闲阶级的论述就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学视角。社会学家们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探讨了消费与社会结构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一、马克思：消费是社会关系的外化
涂尔干认为，如果一个人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道德原因，他就会形成完全错误的经济发展观，这一论断：“一是肯定了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这些因素以及一般的经济现象一定不能从道德的，因而也是社会的维度中分离出来加以孤立地研究”。（注：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很多社会理论家都倾向于把经济生活当作一个黑箱，它影响着社会行动或者被社会行动所影响，但却不是由社会行动所组成，（注：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马克思则不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貌似客观的经济过程，结合它们所依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马克思无疑是把经济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杰出理论家之一。
这种社会学分析视角同样体现在他的消费思想中。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终点和最后目的，分配和交换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肤浅看法，认为“生产直接就是消费”，“消费也直接就是生产”，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马克思认为，消费和生产具有同一性，消费同一于生产，生产同一于消费，二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消费和生产的这种同一性，如果“体现在两个或许多单个人的活动时，它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也就是说，消费是生产要素之一，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是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的分析并没有局限于经济过程本身，他进一步认为，现实生产是一种社会中的生产，并不是两个或者单个人的生产。“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人个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生产者如何获得、获得多少消费品，取决于社会的分配方式。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他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社会观，认为社会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人类社会越往前追溯，个体的人越不独立，越附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人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生产是社会个人的生产，产品（消费品）外在于生产者，受社会分配规则的制约，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一个自然的要素，正是这一点，体现了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分析视角。商品的这种外在性，决定了生产者（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消费在这里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反映的是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消费是社会的利益关系和支配关系的再现。
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概括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有用性，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换价值则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交换时量的关系和比例，交换价值虽然表现为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决定物物交换的尺度却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商品关系，通过商品的消费体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忽略马克思分析消费时的大社会视角，把消费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忽视消费主体作为社会人的复杂性，这是当前消费研究的一大缺陷。
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划分阶级，其实，马克思也意识到生活方式对于阶级区分的重要性，他在分析法国农民阶级的时候，就认为：“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注：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差异性通过教育、生活方式表现出来，这一点马克思并不否认。马克思的“生活法方式”概念包含了两层意义：一、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二、生产方式也是人的活动方式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注：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在韦伯那里，与消费相联系的第一种意义的生活方式得到强调，并成为韦伯阶层分析的三个纬度之一。
虽然后工业主义、信息社会和消费主义者批判马克思把个体当作工人而不是消费者来看待，相对于消费来说，他更多地强调了生产，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那经常被忽视的洞察力，……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在经济制度、经济活动和经济理性的再生产中起到了一份整体组分的所用”。（注：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寻找经济现象的社会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洞察力的地方。
二、韦伯：消费是地位群体的区分标志
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的经典大师，他的消费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通常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被认为是经济、声望、权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思想，经济标准产生了阶级，声望产生的是地位群体，权力则产生了政党。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体现在这三个维度的分化上，“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都是一个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现象。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上卷第四章“地位群体和阶级”和下卷“政治共同体”一章“政治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阶级、地位群体、政党”一节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社会分层思想。（注：以下关于有关的观点皆引自：Weber Max 1968,Economic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1,PP302～307,PP927、PP930、PP937.）
阶级在市场上获取商品和工作的机会受到特定共同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韦伯认为“市场状况决定了阶级状况，阶级不是一个共同体概念，它仅仅是可能的社会行动的基础。”（注：以下关于有关的观点皆引自：Weber Max 1968,Economic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1,PP302～307,PP927、PP930、PP937.）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阶级”：“(1)很多人具有影响生活机会的特定共同因素。这个因素体现于(2)排他性地占有商品和收入机会的经济利益方面，(3)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方面。”（注：以下关于有关的观点皆引自：Weber Max 1968,Economic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1,PP302～307,PP927、PP930、PP937.）
地位群体则产生于一致的生活方式。韦伯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实体，如果把概念上的阶级与地位群体等同可能是一种扭曲。（注：以下关于有关的观点皆引自：Weber Max 1968,Economic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1,PP302～307,PP927、PP930、PP937.）地位群体则通常是实在的群体，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同样的地位群体，地位群体是社会声望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地位群体是一套习俗制度(conventions)的专门拥有者。如此说来，生活的全部‘风格化’(stylization)来源于地位群体，或者，至少可以说，表现于地位群体”；“地位的社会分层是与对于观念的和物质的产品和机会的垄断并存的。……此类受羡慕的爱好可能包括若干特权，如穿特殊的衣服，吃特殊的、对外人来说是禁忌的食物，携带武器”（注：以下关于有关的观点皆引自：Weber Max 1968,Economic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1,PP302～307,PP927、PP930、PP937.）不同地位群体的人属于不同的生活圈子。这种小圈子里的人，通过特定的生活方式限制外人进入，以此作为自己与他人区分或者认同的标志，“一定的生活方式(styles of life)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期盼，以至于他们都希望属于这个圈子”。这里，生活方式是和消费方式相联系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偏好。韦伯认为，阶级是按照他们与商品生产和商品获取的关系而划分的，而地位群体是按照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消费商品的规律来划分的。生活方式是通过特定的消费规律表现出来的，对于上层社会人员来说，消费方式是社会上层保持和区别身份的手段。
这里，韦伯充分考虑了消费方式对阶层地位的影响，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实体，消费方式使潜在的阶级差别显性化，形成了地位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地位群体，消费最终决定了个人的阶层归属。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凡勃伦对社会上层成员的炫耀性消费研究中。
三、凡勃伦：消费是合乎礼仪标准的金钱竞赛
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有闲阶级论》副标题就是“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他认为有闲阶级是一个经济现象，一种“有闲制度”，而他细致刻画有闲阶级消费方式的目的则是研究社会制度变迁。他把有闲阶级和所有权这两种制度看作是社会结构中的因素。凡勃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消费的社会结构意义。
凡勃伦回顾了有闲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指出有闲阶级是与财产和所有权的出现同时出现的。有闲阶级不但自己不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豢养了大批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仆役，这类仆役是为了“原始的或正统的有闲阶级的荣誉而执行一种代理有闲”，他们是一个附属的或者派生的有闲阶级。这种有闲阶级制度“在未开化文化下的较高级阶段获得了最充分发展，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日本就是例子”。
他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哪怕是在低级的发展形态下，在经济体系中就有了人与人之间对商品占有进行竞争的特性”。（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页。）他认为这种竞赛动机就是商品消费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财富本身内在地具有荣誉性，而且能给予他的保有者以荣誉，财富的拥有是博取荣誉的基础，也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但是，只有通过消费，财富的这种作用才能得以发挥，如凡勃伦所说：“要获得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页。）这种证明就是通过有闲、代理有闲、炫耀型消费、代理消费等来实现的，“不从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光荣的”。消费的一般原则是，“卑贱的劳动阶级只应消费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物”，“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是属于有闲阶级的”。这种消耗时间、精力的有闲和消耗财物的消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浪费”，但是这种浪费是金钱竞赛和“歧视性对比”的需要。在人口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消费成为博取荣誉的最有效手段。
他认为现代人在消费方面的奢侈实际上是“想在所消费的财物的数量与等级方面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某个人的生活水准应当是怎样的，这一点大部分决定于他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或那个阶级所公认的消费水准”。（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2页。）消费水准要达到合乎礼仪的标准，否则就会受到轻视或者排斥，所以炫耀性消费或浪费是社会成员显示和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必要手段。个人的消费是受其所在阶级的消费水准制约的，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状况。消费社会学的兴起使他的著作凸显出来，成为消费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四、西美尔：消费是社会群体追逐时尚的需要
在早期社会学家的消费思想中，西美尔的文化客观化的思想也不能不提。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文化客观化的思想。“货币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才是西美尔货币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的要旨所在。西美尔主要从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来探测这一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注：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3页。）
西美尔认为货币的客观性意味着货币的非人格化，它隐去了一切事物的实质、特点和形态，代之以一种数量大小的计算，在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拥有它，使用它。货币的客观性导致了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的人们用以调节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也客观化为算计方法。整个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和事物的本质都成为可计算的，而文化的客观化则是这种客观化趋势的最终结果。
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发展片面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分离。事物和人各自独立，思想、劳动成果、技艺日益体现在客观表现形式即书和商品中，并获得了独立行动的能力。货币对生活风格发挥的作用是“人疏远了生活的物质内容”，“商品变成了客观上的给定物，消费者只能从外部接近它，商品的存在和如此的存在是自主的，独立于消费者之外”。（注：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371页。）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商品的专门化批量生产，打破了消费者与商品的特定关系，而代之以一种普遍的客观关系。消费者与商品特定关系的消解，使得任何消费者都可能获得任何商品，使生活风格也呈现出理性主义的特点。
大机器工业的批量化生产使商品摆脱了手工业时代的个性特点，变得“千人一面”；但是同时商品品种也不断增多，这种大批量和多样性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中固有的身份区别的需要却使得追求个性的时尚不断流行，如西美尔所说：“每一种时尚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阶层的时尚，也就是说时尚通常象征着某社会阶层的特征，以统一的外表表现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对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性。一旦地位较低的阶层试图跟从较高阶层的时尚模仿他们时，后者就会扔掉旧时尚，创造一种新时尚。只要存在时尚的地方，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用于展现社会的区别。”（注：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374页。）
所以在西美尔看来，文化客观化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理性化导致了生活的无风格化，而社会群体的地位差别则需要人们的生活体现出不同的风格，这就导致了人们对风格的不断追求，由此引起时尚短暂而频繁地流行。人们对消费品永不满足，因为风格的保持需要通过不断的弃旧更新实现。特别是对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来说，频繁地推出新时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较低阶层模仿对象。而且，时尚也是不安分的、追求变幻的阶层的心理反映。时尚是一种社会的力量，一种客观自主的运动，“时尚较少依赖个体，个体也较少依赖时尚”。（注：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374页。）西美尔明确指出了时尚与阶层的关系，即它是社会阶层进行区别的手段。现代工业生产的无限能力和这种文化客观化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消费主义及其流行，消费的符号意义代替了消费的物质满足功能，这是后现代的论题之一。这里西美尔对时尚流行的分析实际上就表现了消费品符号意义的重要性。
从马克思、韦伯、凡勃伦和西美尔的消费思想看，消费所展现的社会结构关系是消费的社会本质，马克思强调了消费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结构，消费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韦伯、西美尔和凡勃伦则强调了消费的标示功能，在他们看来，在社会层面上，消费的生理满足功能退居次要地位，而标示地位和区分身份的意义是消费所表现和刻意追求的。消费满足的标准不再是温饱标准，与个人的阶层地位相称才是消费追求的目标。随着社会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消费日益成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当代社会理论家对消费也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很多后现代理论家如布西亚、布迪厄等都把消费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切入点，在对经典作家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通过消费剖析当代社会的结构逻辑。
早期经典社会学家把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探讨了消费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消费不仅仅是挣多少钱、花多少钱的问题，它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这种看待经济现象的社会学视角是今天的消费研究应当记取的。当前，对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应该跳出经济问题的框框，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寻找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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