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创新与社会转型——科学管理的社会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科学管理论文,其对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管理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有明显的差异。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与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大都会承认：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客观上总是表现为若干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正向更替与转化，是旧的、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相对发达的社会形态的过渡。这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但在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对短暂的过渡时期，其间社会系统或整体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必定会发生激剧的改变。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往往是渐进的社会整体性进步的必然结果和阶段性的集中体现。本文想说明：在社会整体性的进步中，管理创新及其相伴而生的管理模式的改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却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方面；没有相应的管理创新，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泰罗等人所倡导的科学管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产生的巨大变革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明显的可资借鉴之处。
一、科学管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科学管理是管理学创始人泰罗及其追随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提出并倡导的一整套管理体制。科学管理强调，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活动所依据的应当是对管理活动作实证分析、研究所获得客观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主观的个人经验。应当有一批专业人士对管理工作进行系统地研究，从中获得相关的管理知识并专职从事管理工作，通过他们对生产任务的科学研究，形成客观、公正的相关知识，对工人进行科学的培训，对生产条件与作业流程进行改进，并通过奖励工资制从工资（对于工人而言）和利润（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方面正向激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来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科学管理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并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但科学管理的社会意义，科学管理在经济活动领域和层面之外的深远影响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因而长期被人们忽视。
单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管理只不过是一组新的以生产作业为对象的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集合。无论是工时研究、动作研究、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条件和作业流程的标准化、企业员工的科学培训、职能化的组织设计，还是各种各样的奖励工资制，都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或途径，其目的和意义只限于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但实际上，科学管理所伴生的管理创新及其意义如果仅限于这样一个层面，那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科学管理不只是一种有关生产作业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层面上的创新，更不能说只是泰罗等人用来帮助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一种工具。科学管理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进行的一场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以管理方式的改进为切入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要素进行重组，通过观念的创新引导社会成员达成新的共识（泰罗所谓的“精神革命”），通过培育、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重建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改良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转型。
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充满血腥因而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阵营也就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集团不可调和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也将导致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资产阶级最终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马克思的预言在逻辑上是严密推论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正确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在难题：只要资本与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没有得到调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就会被自己培育的异己力量所终结。这个推论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是一条逻辑真理。但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说明科学管理改变了这个推论的前提，调整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调整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从而至少大大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突，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资本的作用和地位是绝对主导性的。前泰罗时代的管理基于资本所有者的经验和意愿而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庸来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于对生产过程缺乏客观的科学分析，没有形成为经营者和工人都能认同、接受的管理知识和行为准则，前泰罗时代的管理基本上是主观、任意的，因而也是普遍地不公正的。在这样一种管理状态下，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个基本要素普遍地处于相互对抗而不是相互合作的状态。因为管理上的滞后，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没有被有效地整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营者在管理上的无知所造成的工人的抵制和反抗不仅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直接危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低效率固然是由于落后的管理体制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陷入阶层结构单一且比例严重不合理、界限分明的两大社会阵营随时准备开战的状态，这也是与落后的管理体制有内在关联。毫无疑问，科学管理的出现和推广首先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低效率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从《科学管理原理》到泰罗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泰罗并不乐意只被当作是一个效率专家。关于科学管理的本质，泰罗本人曾把它视为一场精神革命，并宣称其核心在于“真心诚意的兄弟般的协作”和“取代经验和感觉的科学行为”，换句话说，就是在工业化生产的现场宣告了从传统秩序向法治秩序的新的历史时代的转变。泰勒反复宣称“科学管理法的本质是从经验走向科学的思想革命”。这意味着人类告别长期以来依靠经验、依靠传统行事的行为模式，开始遵循科学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管理上的变革不只对作业过程产生影响，也对人们的整个社会互动模式产生了影响。泰罗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和帮凶备受批判，这的确是事出有因。因为泰罗的确不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而是试图通过他的科学实证研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的代表者——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实际上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他们有合作的基础，而不应当走向对抗。不管怎么说，泰罗时代日趋尖锐的劳资冲突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科学管理试图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优先解决效率问题对于泰罗而言是进一步解决劳资冲突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科学管理实际上完全可以看作是在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立的两个基本要素如何进行新的更有效的整合。泰罗所谓的“精神革命”，无非就是要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共识，把双方关注的焦点从分配剩余转移到增加剩余，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合作（共同关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剩余）提供一种心理基础。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冲突的一种新的整合方式或机制，科学管理体制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致力于冲突双方的融合，而不是单方面的压制或双方的妥协。在这一点上，科学管理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的确有明显的成效。
把劳资冲突（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核心问题来加以关注，并不是从泰罗开始的。罗伯特·欧文作为前泰罗时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曾试图从管理入手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但最终完全失败了。在导致失败的众多原因中，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方面：1.虽然不愿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悲剧处境，但欧文不能从实际状况中为工人寻求一条自我解放之路，不是建设性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改良，思想上的批评多于行动上的技术性改进；单纯的对现存状况的道德指责解决不了现存的社会问题。2.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代表的社会分工、劳动专业化、工业组织对传统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欧文对此缺乏理性的认识，对西方社会的理性化、技术统治进程采取一种浪漫的（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排斥态度。社会的大生产要求用制度创新来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解析并更有效地加以重组，但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地位和性质没有丝毫改变，资本相对于雇佣劳动的绝对优势地位没有丝毫动摇。相对而言，泰罗则成功地开创了系统地把知识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并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工程技术性改良的先河。由于科学管理的普遍推广，泰罗等人使管理知识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新要素，传统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力相对削弱了，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造就了日益扩大的“职业经理”阶层，对培训的重视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有上进心的工人从传统的工人阶级中分化出来加入到管理阶层，工人阶级通过运用知识和参加管理而获得的解放比通过暴力革命（比如大罢工）而获得解放更实际、更可靠。新的经理阶层的出现也削弱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科学管理使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都被削弱了，而且，在这两个对立的阶层之间新分化出的经理阶层，作为社会结构的中间阶层，对传统的对立两极的冲突起了巨大的缓冲、消解作用，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结构分裂的粘合剂。对待和处理冲突的方法一般有三种：压制、妥协和融合，只有融合才是使冲突变为建设性的合作并进而有效地加以利用的方法。正是由于科学管理强调了科学知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运用，用科学知识和相应的组织制度来规范和引导个人和集团的社会行为，成功地对传统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化和改造，培育出了新兴的社会阶层，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运行提供了新的整合方式，科学管理在企业经营体制上进行的微观变革就这样静悄悄地演变成了社会结构上的宏观变革。泰罗等人所推行的科学管理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冲突”作了成功的消解，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作了微观上的准备。20世纪5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相继成功地转型到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是一个知识工作者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与泰罗等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逐步进行的管理创新有着内在的关联。德鲁克在讨论到知识社会这样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对泰罗在管理上的创新所引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刻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泰罗的科学管理所引起的不只是一场生产经营领域里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没有暴力的社会革命。20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制度结构的自我调整是诸多因素（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高科技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资本主义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所谓“后工业社会”（贝尔）或“知识社会”（德鲁克）的成功转型，泰罗等人的科学管理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也许被夸大了一些，但是，管理创新从企业的组织制度上对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的肯定和正向激励，为技术创新创造了更大的需求和社会空间，促进了生产要素结构（资本构成和劳动力构成）的转换。在技术创新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中，管理创新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也许通过从微观上的管理体制的变革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宏观上的革命性变迁，社会进步的成本更小一些，社会结构转型的效果更好一些。
二、管理创新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致力于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传统社会到一个相对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与泰罗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问题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科学管理从微观的生产管理问题入手改良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结构转型，这对于当代中国如何顺利地以尽可能少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转型仍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为了尽快实现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层面的，其中，国民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因而也就成了一个众所周知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正是以微观经济运行管理体制创新为切入点，通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微观上的管理创新与宏观上的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应有的内在关联，往往被人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把管理创新单纯当作是解决效率问题的手段，而没有把它同时也当作是解决社会宏观结构合理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要么把宏观上的社会结构转型只是当作社会政治问题来加以解决，而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转型需要在微观上的管理创新准备必要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当人们孤立地为解决效率问题而在管理上盲目求变时，这种管理方式上的改变总是伴随有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因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撑而无法解决效率问题；当人们对社会微观领域里的基本状况没有通过管理创新加以充分地改变、重新塑造，宏观上的社会转型也只是一句空话，或者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泰罗认为，如果把科学管理仅仅当作解决效率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试图进一步解决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问题的途径，那么，科学管理就不能算是管理革命或管理创新。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才有理由说，泰罗等人通过倡导、推广科学管理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改良的仆从和帮凶，因为科学管理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微观层面上的现状。
毫无疑问，科学管理及其社会后果完全可以说明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创新与社会宏观层面上的结构转型有内在的关联。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怎样的管理创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从社会转型的基本要求这样一个视角，认真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首先是经济活动）微观层面上的管理模式的变革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由于社会转型通常总是与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自然环境、人口和广义上的文化）及其内、外的相互关系的改变相伴而生的，而且，人口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改变是这个互动过程中的积极的、主动的方面，人口的整体素质和阶层分布的优化，尤其是劳动力的知识构成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进，对于社会转型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只有对人口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及其与之相关的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方式的改变和人类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的改变起着正向诱导作用的管理变革，才是社会转型所要求的管理创新。
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而言，管理上要解决的问题固然很多也很复杂，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原则应当优先考虑。
首先，管理创新应致力于尽快改善生产方式上的落后状况，从制度上形成并逐步完善把知识（包括管理知识）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加以培育的机制。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和低效率的使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与科技知识参与生产过程的程度低有直接关系。通过管理专业化、科学化使管理作为有关生产活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成为生产方式中相对独立于资本和普通劳动力的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管理创新的一个主要内容。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及其生产潜力的实现需要管理上的支撑，建立并逐步完善让知识更多地参与收益分配并因此刺激对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需求，刺激更多的劳动者自愿地、主动地接受教育（包括在职的岗位培训）的管理体制，这仍然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利于知识的市场化、资本化的管理体制，不只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方式，最终也有助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因为，新的生产要素最终会成为新型社会的生长点。
其次，管理创新应致力于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鼓励、引导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培育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实现社会阶层的多元化（至少避免出现二元对立的两极）和合理化（扩大知识阶层的社会分布比例）。新的社会形态不仅体现为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也体现为新的社会阶层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同时促成了现有的社会成员进行合理的阶层分化。社会形态与社会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有很大的相关性。教育制度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都将有利于新型劳动者的培育，有利于社会成员在阶层上的合理流动和重新分布。从管理制度上促成一大批传统的劳动者向新型的劳动者转变，培育更多的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脱离出来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传统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简单区别，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管理创新应致力于形成和扩大社会共识。管理之所以是科学的对象，就在于有关管理的知识是客观的、可实证的因而是科学的。科学知识是可传达的，具有主体间性的，能为不同主体所共享。知识共享的范围越大，人们分工合作的效率越高。当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共享的知识越多，社会整合程度就越高，社会结构就更稳定。因此，管理创新应使管理体制有利于解决社会分歧和冲突，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建立更多的共同点，并且能保证有关的知识（信息）在不同个人与群体之间得到有效传递。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长期稳定，没有相应广泛的社会共识是不行的。因而，不断开发新的有利于知识创新、传播和共享，有利于进步的社会意识改造落后的社会意识，有利于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情感和思想交流，有利于弥合分歧、求同存异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是有利于社会转型的管理创新。
总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层面的社会变革，无论是生产方式的革新，还是社会阶层的调整和重塑，无论是经济基础的积累和提升，还是社会意识的改良和培育，都需要管理上的创新作为支撑。因而，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的也许是最为积极的、主导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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