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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
理论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应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年，毛泽东靠《实践论》、《矛盾论》，帮助党和干部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揭示我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现了新民主义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以后，邓小平又应用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哲学武器，使干部和群众挣脱左的错误和思想僵化的枷锁，成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江泽民在风云多变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情下，把创新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维特征，遵循了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博取所长，在综合中推陈出新的哲学思想，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因此，把理论创新作为研究的重大课题，使之成为观察当前重大社会问题和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任务。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国将在这个世纪的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与改革开放初、中期相比，我国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1、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推动下，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我国不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且使产业结构的调整打下了国际烙印；高科技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这对我国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缩短差距，迎头赶上的机遇；跨国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与国际接轨，发展自己的机会。2、我国经过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之后，多数产品相对过剩和买方市场不可逆转，产业结构成为发展的主线，也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使体制性障碍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制约因素；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即将加入WTO，加速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使国内外的竞争空前激烈。3、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社会的深层矛盾日益显露，随着利益群体的分化和重构，80年代已经缩小的三大差别，在90年代中期以后又呈扩大的趋势，弱势群体的出现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却使社会稳定的变数增加，进入一个事件的多发期。新的发展要求新的理论与它相适应，并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决定理论的命运是要看它对满足时代和现实需要的程度而定，这就要求对过去行之有效但现在已经不适用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造就适应形势的新理论，在扬弃中发展，在综合中创新理论。
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要求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地对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进行理性的思辩，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克服哲学功能的萎缩，关键是要把改革开放作为新的生长点。被恩格斯称作“社会变革前导”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重大的社会转折时期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同时也曾多次出现对现实的滞后和功能萎缩的时期。哲学一旦离开生活，脱离现实，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根基。改革开放呼唤哲学，现代化的实践又把哲学引上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使哲学重放光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它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把贴近生活，分析和解决重大问题，作为自己发展的新座标。2、哲学是思辩的科学，但不是玄而又玄的空洞抽象。没有反思、批判和超越，固然不会有哲学，所以用思辩、逻辑和理性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是哲学的重要特点。哲学固然不能为决策者提供实施的方案，也不可能回答人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个具体问题，但它能够在分析和解决决策和生活中的问题的过程中，把观点演变成方法，并通过它的中介去为社会和现实服务。3、哲学的本质是应用，但应用哲学不是简单化、庸俗化。马克思有句著名的格言，旧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已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但如何应用则歧义丛生，其中把应用哲学当作简单化、庸俗化就是一个误区。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需要一批对它进行纯哲学研究的学者，但历史和现实却告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去搞应用，即被导师们称作“现实哲学”、“实际问题的辩证法”的研究。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和群众，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要求与各门具体学科结盟，推动正在迅速崛起并取得长足进步的经济哲学、管理哲学、发展哲学、科技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哲学和环保哲学等分支应用哲学。对于分支应用哲学的研究目前尚属初始阶段，所以要重视哲学应用自身研究，防止贴标签，搞诠释。分支哲学不是对哲学一般原理的简单演绎，也不是把具体学科的原理搞任意拔高，而是要在哲学原理和具体学科中架起一道桥梁，发挥中介作用，所以它仍然是一门理性思辩的科学。
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
从当前世界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上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我国发展得慢，不仅会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国际上会失去发言权。从国内来看，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说明，生产力发展得慢，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为了把握发展这个主题，达到新的发展境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以下几个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识。
一是机遇意识。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加快发展是以抓住机遇为前提的。机遇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指人们行事的时机、机会，即客观形势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多种有利因素中比较集中的某一段时间。机遇不是长住的，对历史主体来说，机遇意味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具有共享性，它只偏爱那些具有充分准备的人。当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跨国企业兼并重组空前活跃，这些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又一次把我们推到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关头。以此必须有紧迫感。
二是风险意识。中国人的传统是避免风险和害怕竞争，缺少闯和冒的精神。邓小平倡导中国人民在新时期应当有一种新的风险观。他屡屡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试验，有很大的风险，但更有希望成功。如果害怕风险就放弃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前途。要克服一个“怕”字，敢于面对挑战，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当今我们特别需要风险意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经济是一种风险性强和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它是高投资、高回报，同时又是高风险的经济。二是社会发展进程越快、市场流动性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大。在当今世界，没有风险意识就必然失去发展机遇。因此，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必须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
三是可持续发展意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总是与生态系统满足这一需求的自然生产力和资源更新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有可能越演越烈。因此，若要想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一定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四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意识。经过“九五”的努力，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从“十五”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在客观上特别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这就要切实将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不断关注和研究这种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新的变化。在当前一个时期，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动态地平衡公平与效益的关系。要积极扩大就业，规范社会分配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要抓紧、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五是创新意识。创新是对实践和已有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产生新认识、作出新发现、形成新能力、开拓工作新局面的精神活动。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用创新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因和历程，指出创新意味着：新的认识的获得新产品开发、体制创新、工作方法的创新等。创新是全面的，它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创新需要倡导解放思想，鼓励求实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式思维。
新世纪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新视角和新思维
新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加祸甚至毁灭自己。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则是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运转的潮流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按世纪划分的。20世纪最后10年的国际形势发展，已经预示着国际关系的一种质变。一方面，苏联的突然解体，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经互会和华约解散，苏东各国的改革走上了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道路；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给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后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打破了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平衡和世界秩序，使世界秩序和人们的观念在这种震荡的冲击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20世纪最后10年形势的变化势必会对21世纪的国际形势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世界秩序发生大转折、大动荡的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分析和深入的研究。
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来看，世界“两化”，即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被大大加速，其中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致“第三条道路”成为当前的一股思潮。150年前马克思曾提出为自由贸易进行辩护，因为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最终埋葬资本主义。那么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会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哪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国际总体力量的严重失衡，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以其科技、经济的遥遥领先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的抉择：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则可能保护落后，自外于世界潮流；盲目追随则又难以维护自身的主体价值观，面对如此困惑更需要我们用新的理论去解决。
由于美国外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而其内部的制约力量也因高科技的发展在削弱（例如，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首次出现了零伤亡的结果），这就使得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近年发展的动向来看，美国提出的新干涉主义理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全世界都应推进“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斗争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实质上是干涉与反干涉，“人权”与国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将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有的时候甚至会激化、升级，因而我们反对西方的干涉行为也需要以理论相对，诸如，新干涉主义与老干涉主义究竟有哪些区别？哪些国际干涉是必要的，哪些是违反国际法的。必要的干涉我们应予以支持，违法的干预我们则坚决反对，并予以揭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配合我国外交层面，同西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此我们同西方国家在理论层面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软国力”的较量。
再以国际多边机制为例，冷战期间的国际多边机制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为内容的，所以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冷战之后，经济因素成为了推动国际多边机制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多边机制的发展实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尽管目前国际多边机制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对强权政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在思考世界面临的新问题时，也需要将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关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
社会科学要迎接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十五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五”期间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全社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信息化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巨大推力，开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阶段，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社会科学在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机遇和挑战共生共存，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深入思考。
一、社会科学要研究网上理论信息。国际互联网是一个信息的海洋，不仅有取之不竭的商务信息，而且有日益增多的理论以及与理论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科学信息。宏观层面可及天体、生物、人类的起源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微观可小至纳米技术、染色体探密和解读遗传密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国际性会议和重要学术著作的信息，都已通过互联网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构成了提供理论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获取理论研究资料的宝库。在全社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之后，也就等于这座信息资料宝库向全社会开放。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及早进入互联网世界，从浩瀚的理论信息、资料信息中沙里淘金，汲取营养，使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更富时代性和实效性，力求避免社会信息化后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出现的滞后局面。
二、社会科学要进入网上理论阵地。互联网世界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洋，而是多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交融、冲撞的场所。“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支配力量。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治理念、价值观念、个人主义的道德观以及对社会主义思想、制度的否定、攻击，几乎渗透在各种信息之中。社会主义中国更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目标。然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应对措施还很乏力。“十五”期间我们要大力强化网上意识，撰写针对性强、短小精干、适应网上传输特点的论著，进入网络世界的理论阵地，开创理论工作的一个新领域。
三、社会科学要更新理论研究手段。适应社会信息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需要有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在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时，要更多地注重实际的研究；在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时，要更多地注重掌握丰富新颖的材料；在坚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统一时，要更多地注重真实数量的分析。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强化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真正取得第一手信息。这就需要一定的投入，创设必要的研究条件，包括相应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材料。在社会信息化的时期，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只是文字资料工作、无需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看法，已是十分滞后和不切实际的了。社会科学研究要与社会信息化同步，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倡导和支持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新知识，努力掌握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当然，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要在信息化方面提高自身素质，这样，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插上信息化的翅膀，还可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信息化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和社会未来的革命性影响，将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要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新课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引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讨。目前，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论争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所有的生产要素是否都创造价值；其二，所有的社会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其三，所有的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否都创造价值。这一讨论涉及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否科学地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以及这一经典学说要不要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里，只简略地探讨生产性经营管理活动是否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个难题。
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承认，在公有制企业内，厂长经理从事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而对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从事生产性经营管理的活动能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则持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这在分析逻辑上就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本来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管理活动，一旦与该企业的财产私有权相结合，便全部丧失其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属性。依据当代市场经济经济现实和科学规范，可以有以下几个探索性意见：第一，不管生产性企业的财产状况如何，凡是单纯从事管理的经理人员，都属于熟练劳动者，并应获得包括较高复杂劳动在内的熟练劳动的工资（与此相类似，从财产关系上说，单纯的工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里也不应划归资产阶级范畴，而应列为广义雇佣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即恩格斯所说的“脑力无产阶级”，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在思想政治方面暂持资产阶级的观点。）诚然，假如经理同时拥有企业内外的大量财产及其收益，那他就具有双重身份，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管理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
第二，纯粹的货币资本家，包括各类证券、期货、外汇市场上的单纯投资和炒作的人，在不参与与生产性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当然不属于创造商品新价值的生产劳动范畴。因此，那种认为只要是社会有用劳动或必要劳动，如党政管理劳动和股市炒股劳动等，一律称之为创造新价值的社会生产劳动，是脱离经济事物本质分类的现象描述法。但股票所有者凭借所有权或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剩余索取权”可以参与分配，这是合乎中外市场经济和产权规则的，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表现。
第三，倘若生产性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所有者，同时又是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劳动职能，客观上会创造商品的新价值；二是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并由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妨碍在科学分析进程中加以定性区别。
第四，鉴于上述事实，可以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利润分割理论向前推进一层：第一层是马克思已阐明的，不管是借入资本，还是自有资本，企业总利润按照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马克思说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即马克思说的“经济上的所有者”）两重职能和权利，先分割为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第二层是马克思的尚未阐明的，不管资本的使用者与资本的具体管理者是否合二为一，企业主收入，按照资本的使用者和具体管理者两重职能和权利，再分割为企业主纯收入与管理收入（管理工资）。
第五，从现代企业管理二重性推论和抽象出来的观点，即承认实际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使用者具有一定的生产劳动性质或成份，没有否定私营业主的主要收入是剥削性的所有权收益，没有否定大量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并与被雇佣的劳动阶级相对立。而且，依据上述发展了的这一劳动价值论，资本家只能获取与其实际从事具体经营管理劳动相适应的报酬或收入，它在数量上大约同经理市场上形成的经理收入差不多。所以，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恰好一致，在承认私营业主经营管理活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同时，还是主张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并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某种最佳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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