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景观的缺席者——当代文学的三大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文坛论文,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命名是使某一词语指称和抵达事物的方式，以何种方式命名决定着我们以何种方式进入。考察最近几年的文学状况，以新名称、新流派划分和归类文学的现象，显示出批评界的极大热情，每一种命名和分类，如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表象等，均指有相应的文学现象。客观地说，对这些文学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能够比较清晰概括、了解当前的文学现状和文学动态，整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这些名称的观照和归属下，趋向明朗。命名的有效性确实带来了认识上的便利，创作上也给作家诸多启发。然而任何命名活动又都有它的随意性和遮蔽性，并且会相应带来它的负面效应。
新市民、新体验小说的设定和划分，都是从题材上入手进行的。“新市民小说”偏重于从题材的范围上认定，在时间概念上，以表现市场经济启动后的生存状况为主，在空间范围内，多限定在城市，表现城市经济大潮和商品社会的生活。“新体验小说”强调的是“亲历性”。它的初衷并非针对题材而来，而是为了抗争和克服作家之间相互吮吸现象，倡导写作应溶入作家个人的鲜活体验，溶入个人的真实经验。这是一些关注心灵和探讨人生的作家为自己打出的一面旗帜。但对“亲历性”的张扬，强调所写题材必须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叙述观点也须以自己所见所闻为线索，这就使作家的目光，仍旧停留和纠缠在题材上，独特之处仅表现在题材的性质上。它更容易导向的是新闻性写作，而不是头脑和心灵。倡导者的主旨和真正的编辑意图无法被这种命名和分类所凸现。由此，新市民、新体验等，就很自然地把读者及作家的视线引向对不同范围的题材及叙事方法的关注，而文学更为内在的一面，它的精神内涵，文学发展的精神走向和思想脉胳，被这种命名和分类所掩盖。它使相当一批文人在观望文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的精神要求，失去对思想内涵的警觉。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思考的深度，则被这种分类所遮蔽。
新表象小说则专门指称那些放弃社会历史、放弃人文关怀的写作。按照陈晓明的界定，它的特点体现为：“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书写。”所谓对表象的书写，即对没有内在统一性又缺少价值规范的表象世界的书写，是对这个没有“伟大意义”“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的破碎的表面化、单面化生活的书写。而所谓表象式书写，则专指此类小说的写作态度。首先，写作是表象的随意流动和任意拼接，是物象与物象的纠缠，表象向表象的滑动，场景向场景的转移，不再是对命运、对存在、对自我的探讨和表达。其次，写作放弃任何深度意蕴和追求，不追问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表象就是表象本身，表象背后没有任何内涵，意象就是意象本身，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任何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被淘汰出局，写作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所写生活和事件，不投入任何思考和反省，轻松而平面。当然，作家以什么态度写作，是完全个人的事情，文学理应尊重个人的选择。但由于这种分类和命名的强化，以及评论界对此的反复渲染，不但使一些青年作家改变了作品的叙述态度，也影响了一些刊物的编辑意图。此种写作状态不但成为前卫性话语中心，并且，它所得以成立的否定性前提——放弃对生活的思考、不追问价值和意义等，也同时获得了主题性话语的位置。
新状态小说则意欲囊括当今文坛所有新老作家作品，对一切文学现象呈一网打尽之势，但终因名称外延的大而无定而丧失其指称功能。一个能指称任何现象的名称，是一个没有任何固定内涵的名称。
分析这些名称的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在文坛上的作用，恰恰相反，正因为它们在文坛上的功能太强，过于耀眼，才有必要强调因它们的光线遮掩着的另一面。比如，一批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里执着追求的作家作品，有可能处在所有这些分类和话语之外的无名中，如李锐、朱苏进、王安忆等等作家作品。谁都无法否认，他们的思考和写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凝聚，是九十年代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但却被这些分类话语所遮蔽。这不能说不是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留下的一大遗憾。因此，批评需要另一个相对有别于这些分类命名的精神性视角。
二
如果把新近时期的文学纳入到思想或精神发展的理路中考察，可以直观地看到三个不同阶段特征，即：文学从“社会关怀”到“个体关怀”，进而到“终极关怀”。（以下简称三大关怀）。“关怀”是个意向性很强的动词，它表明主体对某一问题或事物的关切、重视和询问。文学的三大关怀，表明文学作为这个时代精神主体，它所思考和关注的对象，它在这个时代留下来的可供查阅的精神历史。“三大关怀”是三个相互关联又依次推进的思想过程。从新文学发展的思想史这一角度来看，它无疑是一份新时期及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档案，它呈现了当代文学在精神发展上走过的痛苦反省及其求索的艰难历程。
⒈社会关怀，即对社会道德、重大的政治事件、历史事件及官场、法律、体制、改革诸类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披露和表现社会问题为主的作品。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潮，是以社会关怀为主的。“八五新潮”之前的作品，包含着极大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激情，这激情主要来自巨型话语或集体情绪所造成的个性压抑和个人尊严的丧失。随着对一些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清理和反省，一部分敏感的作家，开始认识到我们民族所经受的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除了政治原因以外，还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部分作家的视野，便从政治层面转移到文化层面，出现了文化上的寻根和反省。汉文化长期造成的群体掩盖个体的状况被触及，这种政治批判和文化寻根是社会关怀的最初形态。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精神还处在膨胀虚浮的集体情绪中，社会关怀的内涵还远远没有沉淀和深入。但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被它打开了。随着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特别是对批判本身的反省，个体存在于社会性话语中的遗忘和逃脱开始被意识。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每个单独的个体都把责任推向社会，推向他人，推向个别的决策者。所有社会历史的责任都由他人承担，而每个参与者均与历史事件无关。这种社会批判对个体的忽视，个人责任在社会历史中的遗忘，是造成灾难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社会缺乏大批的责任个体和自由个体，暴政和专制才得以形成。因此，个人生存的位置，个人生活的真实性，个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等，随着创作对社会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逐渐被作家所意识。对个人生存权利和个人存在的真实性的表达，成为一部分理性意识较强的作家自觉清醒的追求。文学开始从膨胀虚浮的集体情绪中走出来，一部分继续关注社会政治历史的文学作品，开始以审视的目光追问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真实存在状况。社会关怀，在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批判和审视中渐趋成熟。李锐、王安忆、梁晓声、张抗抗等作家的一批有份量的作品，包含着对时代历史的凝重思考先后问世。
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关怀”类文学的逐步成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当代文学中个体存在的缺席状况。而且，这种改变，使文学的中心开始从重大的社会问题，转向了对个人生存现状的关切和对个体意识的张扬。文学精神从社会关怀进入到个体关怀。
⒉个体关怀，强调个体意识，突出个体生存的真实性，注重来自内心的各种经验和体验。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关注自我和回到自身的写作。
“八五新潮”之后，文学的重心逐渐从社会关怀向个体关怀转移。对个人生存状况和生存经验的关切、对主体意识的张扬等，先后成为文学的热点。“先锋文学”则是以极端形式出现的个体关怀的写作群体，它以形式探索的面貌实现对个体意识的高扬。从马原开始的各种形式主义策略，诸如毫无顾忌地制造夹生，摧毁阅读中的真实感，制造叙事游戏，展示文本的虚构性和互文性等，其主旨均在于对传统规范的反抗，对自由创造和写作个体的强调。客观上，先锋文学也确实极大地张扬了个体写作中的独创性和自由性，一个独立自由的写作主体，被强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都极大地伸张了叙述话语自身的权力，突破了经典话语和传统叙事对写作个性的规范和阉割。不管这批文学的艺术成就如何，但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不容忽视。另外，池莉、方方、刘震云等，都是较早从集体叙事中走出来的作家。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有清醒和自觉的意识，悬置意识形态话语对写作的笼罩，突出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关注普通人的存在状况和内心感受，成了他们思考和表达的共同主题，文学开始贴近心灵的表达。
进入九十年代，面对个人存在困境的写作，几乎成了主流，写作深入到存在的各个方面。道德困境、爱情困境、性意识困境、虚无、死亡等等，都被触及和深究。在余华、格非、苏童、林白、陈染、韩东等一批作家作品中，个体关怀的内容不断深入和推进。个体化的写作原则，经过作家们不断修正，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已成为新一AI写作作者的自觉取向，再没有什么外在的干预力量能左右这种个人话语的选择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能够真正抵达个人真实性的作品，还不多见，大量的作品都从经验的表层滑过。写作能否抵达语言的切身性？能否敏感到个人的初始经验？能否找到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位置？仍然是从事个体关怀的作家们需要进一步追求和探寻的问题。陈建功等一些北京作家倡导新体验和“亲历性”，便是意识到写作没有抵达自身。“亲历”是这些作家为此所选的策略。但能否达到目的呢？路还很远。“体验”的真实不是经验的真实，与真实的存在处境相比。“体验”本身就已经虚假。即便是真实的生存经验，能否在心灵和表达中到位，仍然是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能闯过自欺的门槛而进入经验的深层呢？
个人生存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不断返回不断追问的话题。在真实的生存境遇中思考和表达的作家，一旦触及了人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困境，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会在生死、意义，爱、虚无等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滞住。对于现实人生来讲，这是每一个清醒的人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绕开的生存处境。但是，对于写作者和思考者来说，这又是最困顿、最无奈、最棘手，最无法越过同时又最容易回避和绕开的问题。这是人生的难题，同时又是时代的困境。如果作家的写作是在这些问题的层面上展开和推进的，那么，文学的内在精神就从个体关怀走向了终极关怀。
⒊终极关怀，对人生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切。对生死、爱、虚无、时间、语言等意义的追问，对信仰和理想的求索，对有限和无限的探询。
终极关怀不同于“终极价值”“终极真理”这些确定性很强的词。终极关怀仅表明主体对存在问题的关切询问的态度。虽然，最高的唯一的真理和价值已经失落，已被消解，但人们的精神活动并没有结束，对自身和灵魂的追问也无法停止。用昆德拉的话说，小说家永远是存在的勘探者。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出现了一批对基本存在问题进行思考和询问的作品。
在个体关怀的深层表达中，必然触及生、死、爱、意义等这些推到人生极致和边缘的问题。真实而切身地面对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并试着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意义”“爱”“虚无”这些词语本身的超越性内涵，把人的思维和意识引向摆脱形体和实存的形上领域。这种变更和转换虽在转念之间，但对形上境界的进入，使人的内在心境，无可避免的被感染一种超越而高远的宗教情绪。当这些终极问题内化为作家的精神背景的时候，人生总是被带到富有宗教意味的情绪中进行重新考察和书写，或者被带到某种经主观调养所达到的境界中给予重新观照和审视。
终极关怀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在对语言本身的追问和探讨上。意义、虚无、信仰等，都是通过语言来认识的，并通过语言的追问呈现的。因此，对语言构成的世界意义的探索或破译，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终极关怀的一个奇特的表现形式。知性范畴中的世界社会、历史等，都是语言性的，语言是构成它们的基础。所以对语言性质、功能、意义的理解，就构成了一种终极追问的形式。
以语言形式进行价值和意义探索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部作品用既理性深刻又自然质朴的形式，呈现了人类历史本然的存在状态。社会历史、人生、意义，均在语言中积淀同时也在语言中消亡。马桥的这些词语，就是马桥的社会、马桥的历史、马桥人的生活，一切云集于此又消散于此。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均在语言之中，语言之外一片空无。这部作品在最深的层次上直面了终极问题。用既理智又感性的形式阐述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精神向度。
从社会关怀到个体关怀，再到终极关怀，我们为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发展，理出这样一条思路。需要说明的是，“三大关怀”的提出，只是给流派林立的文坛景观增加一个能够从精神上切入的窗口，并不意味着文学现状和创作实践与三大精神历程完全吻合一致。作家精神上的成熟与否是非常私人性的，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便有一些精神群体的出现，有的也只是现象上的相互影响，并没有达到理性上的完全自觉。这种清理也仅仅构成了精神发展的大体轮廓，对文学精神的发展趋向，还有待于行家们的进一步探讨。另外，“三大关怀”从社会、个体到终极，这种历时性的精神运演逻辑不是必然的，这仅仅是我们时代特殊的文化气围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特征。在其他民族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三大关怀同时存在并相通相融。个体既与社会相关又与终极相联，一部作品可以是这三个维度的全部敞开和共融一致。而我们特殊的社会文化历史，使文学精神的发展呈现出目前这种历时性的互相分离现象。或许将来会走向融入，或许会更加分离，二十一世纪文学精神的发展和趋势谁也无法断定。但是，从目前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诸种人文关怀中，已见出许多精神的生长点。文学毕竟是精神的记录和心灵的表达，无论商品社会怎样运演和包装，我仍然期待着文学能为漂泊浪游的精神留一块最后的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