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_认识论论文

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_认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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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是以20年代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为标志的,60年代后的第二次浪潮则进一步将运动扩展到争取妇女在就业、教育、法律平等等各方面权利的斗争,其间以70年代美国两院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RA )及美国最高法院肯定妇女具有堕胎决定权最为引人注目。可以说西方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公共政策存在着密切关联,并且随着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女性主义日益意识到通过公共政策改善妇女自身状况、促进公众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认识论成为关注、分析和影响公共政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公共政策中的性别问题

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由政府机构和专家智囊团合作完成的,它既可视为一种政治过程,又可视为一种智力(或技术)过程,是权力与知识的结盟。女性主义发现,父权制社会中作为主要决定者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这两个群体都被男性垄断,女性在决策者中所占比例极低。这种决策人员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现象,使得公共政策中女性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女性利益代言人的缺席,等于剥夺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使得决策过程忽视、歪曲甚至剥夺女性群体需求,将男权文化中不自觉的性别歧视态度转化为公开、自觉的歧视性制度和行为。因此,女性主义关注的公共政策中首要的性别问题就是决策队伍的性别结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政策条文中体现的性别偏见。妇女运动中涌现的大批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及非政府的妇女团体组织通过游说和各种斗争,向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施加压力,试图对服务于以男性为主体的统治者阶层的政策偏向进行矫正。

女性主义关注的公共政策中第二个性别问题就是决策对象的女性缺失。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反映了各阶层、团体、种族、性别的基本需求和共同利益,然而女性主义认为,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往往将男性统治群体的利益作为普遍利益强加于全体公众。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man )即代表着普遍的人,而女人被隐藏在其中成为无形的、看不见的存在。传统的性别文化将男人归于公共世界,将女人归于私人世界,这种公共/私人的对立与划分将男性的存在界定在政治、商业、科学等社会生活领域,将女性的存在界定在家庭、生育、性生活等私人领域。公共政策涉及的只是男人们的公共活动领域,而排除了女人们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样就等于将女性排斥在公共政策服务对象的范围之外,因而漠视和贬低女性的需求和利益就具有了合理性。女性主义主张打破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提出了“个人的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 )和“姐妹情谊是强有力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等著名口号,强调妇女个人问题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认识到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力量,试图将社会性别意识及相关问题纳入公共政策。

女性主义关注的公共政策中第三个性别问题,就是决策进程的男性化倾向。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设定决策目标、确立决策方案、收集资料分析证据、评估可行性及可能结果等。女性主义认为,决策进程的每一步都牵涉到对社会秩序和现实状况的认识和把握,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与磋商。目标的设定取决于决策者的立场,这种立场受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及集团权力争斗的影响;资料的收集、方案的确定与可和性评估则基于“社会事实”依据及材料的分析与解释,这个表面上的认知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体的价值判断。在父权制社会中,可供收集、分析和比较的性别相关资料甚少,且带有男性偏见,专家的评定与论证完全遵循着男性价值体系框架,其认识论依据是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andra-cen-trism)认知方式, 因此决策进程本身的运行方式和方法是不利于女性群体的,它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的男性权威体制。激进派女性主义认为单凭增加决策者中的女性参与人数而不改变男性化的决策体系,并不能最终解决公共政策中的性别问题。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公共政策的含义

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与运动目标相一致的辨护策略。它既是女性主义实践活动的哲学依据,又是对西方主流认识论的批判与更新。公共政策中的性别问题表明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男权主义与等级制倾向。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公共政策的含义,就在于通过对公共政策所依据的男性中心主义认识论传统的批判,基于女性独特经验为制定非等级制、非性别主义的公共政策提供可选择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实践方式。

女性主义认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假设就是关于社会秩序及各不同集团的利益取向的客观图景是可以获得的,它以传统的普遍主义和客观主义认识论为前提。这种主宰西方认识论主流的认知模式包括两大基本要点:一是主客对立的两分法,二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自笛卡儿以来日益强化的认识论的二元模式,将世界划分成对立和分离的两大块,如主体/客体、理性/情感、心智/肉体、文化/自然等等,并且赋予前者比后者更高的价值与地位。女性主义认为,这种两分法与西方文化中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性别两分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和隐喻关系,甚至西方认识论的二元图式可视为这种性别二元论的产物。〔1〕两分法本身包含着一种等级制和统治的逻辑, 与男性相对应的范畴成为主流社会肯定、赞扬和接纳的品质,与女性相对应的范畴成为主流社会否定、批判、贬抑的对象。而这种男优女劣的等级排序大抵基于父权制文化中对性别的规定和解释。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被视为文化角色、社会境况差异的基础,并由于其先天性的不可破而具有绝对的稳固性。女性主义提出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对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涵义及构成作了文化上的阐释,强调性别两分法与认识论两分法在父权制文化中是相互建构、互为强化的。因此,不消除两分法,就难以消除等级制和统治欲望,也就难以保障公共政策制定中真正的民主与平等。

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以普遍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作为最高目标,以确保知识的权威性。它需要认知者排除主观的、情境的、价值的、个体的因素,捕捉到实在的“客观事实”,以普遍有效的方法准则探究世界的真实面貌。然而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知识图式其实是将“男性的”与“普遍的”、“客观的”等同起来,所谓客观性只是男性的客观性,是用来维护男性统治者利益的掩护性工具。因为所有知识进程和认知者都是具体的、情境中的,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反映了我们作为知者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及价值观念,知者根据自己的解释框架来解说事实,可以说主体参与了对象或客体本身的建构,使认知者成为认知过程和结果的一部分。〔2〕因此,所谓价值无涉的普遍性只是个虚构的幌子, 用来掩饰知识生成过程中与权力的结盟。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本身成为决策进程和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权威者(专家)与政治权力持有者(官员)以上帝般公正的面目行使着有利于男性统治者利益的权力,为父权制社会奠定基础。

既然认知过程摆脱不了父权制文化的侵扰,那么作为公共政策依据的认识论应以什么为追求目标呢?女性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走到极端,他们依然追求客观性的有效性,但不同流派对客观性作了不同诠释。女性主义经验主义(feminist empiricism )并不怀疑客观性的传统涵义,但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主体在实践中未能严格遵循方法论准则,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习俗惯例、迷信偏见的影响而导致认知过程的结果的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普遍的客观性。他们主张通过让大量妇女参与社会和认知活动来加以弥补和修正,因为女性和女性主义者比男性和男性主义者更易克服男性偏见,女性经验将揭开父权制文化掩盖下的真实图景,为追求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理想目标提供更大可能性。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妇性主义经验主义的主张较为温和,他们希望在现有决策阶层中加入更多女性,在决策对象中更多考虑被忽略的女性和女性问题,在现有政治经济资源中为女性争得应有的一份。

妇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的态度更为激进, 他们主张排斥传统认识论的二元模式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以一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互交融基础上的具有强烈自省精神的“强客观性”取代传统意义上主客两分的“弱客观性”。〔3 〕在这种知识图式中,知识本身成为一种社会进程,而非纯粹的、排除了价值和情景因素的认知过程。知识与信仰来自于不同的生活经验,而男女两性不同的生活背景、经验和立场对知识的产生造成不同的影响,性别差异成为不同认知模式差异的重要来源。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这里不仅代表着一种个体性别身份,而且代表着一种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象征系统。 〔4〕因此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在劳动分工上的差别、家庭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文化象征体系的不同隐喻和暗示,使他们如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女性在这种文化安排中被置于边缘和受压迫地位,但这种特殊的地位反而使她们具备了男性主体与统治阶层不具有的认识优势。处在等级制顶端的男性群体由于忽略了来自其他阶层的知识来源而以普遍真理的持有者自居,失却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和精神。而作为边缘人群和“他者”的女性群体以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立场为背景和来源,可以建立更加客观、更加可靠的知识体系,获得更好、更少偏见和歪曲的知识图景。〔5 〕因此女性主义立场论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希望对现有的决策进程、依据和规则进行根本变革,不是盲目地让更多女性投入公共生活和决策人群,而是力主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决策方式,克服男性精英决策方式带来的弊病。

三、认识论的困境与公共政策的难题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不同形式,导致在公共政策目标和方式上的不同选择与冲突。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对平等原则的不同理解,与妇女运动目标和途径的选择直接相关。

当代女性主义运动从总体上说包括两个主要分支——妇女的权利(women's rights)和妇女的解放(women's liberation)。〔6 〕其中妇女的权利分支为平等权利策略而工作,即通过法律改革和反歧视政策将平等权利从男性扩展到女性。他们认为两性不平等是父权制社会中歧视性实践的结果,因此最好通过创造性别遮蔽(sex-flind )的制度,让所有的人无视性别的存在而给予平等权利来予以修正。妇女的解放分支则走得更远,他们看到妇女地位的变迁不只要求法律和政策的变革,而且需要基本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彻底变迁。这两种分离的策略导向分别对应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两大基本流派:女性主义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公共政策方面各自采取较为温和与相对激进的观点。

在对平等的理解与知识的追求问题上都存在不同见解。自70年代女性研究发展以来,关于“平等与差异”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由派(或温和派)强调以男性主流世界作为标准参照系,平等就是无条件地向男性看齐,通过无保留地消除性别差异,使女性同化于男性的社会准则与价值体系来实现男女平权。激进派则主张给予女性活动的经验以特殊价值,通过强化差异、弘扬女性文化来实现妇女解放。这里平等就是女性的自主权和自决权。然而由于自由派以违背了平等的天赋人权法则为代价而趋于男女等同,激进派等于肯定了现实中妇女的从属地位而以文化上的女性优势的自我赋值和诠释作为补偿,亦远离了平等,这使女性主义在理论上陷入平等与差异的两难,这种两难是与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困境相一致的。

妇性主义经验主义严格地说并未对传统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相反,他们认为那些原则是普遍有效、审圣不可侵犯的,作为知识主体的男性就是由于歪曲和违背了那些原则才导致各种各样的偏见。所以他们批判的是知识的实践方式而非知识论本身。激进派攻击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实际上沿袭了父权制的男性话语,承继了与男性中心主义相一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然而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在强调客观性不依赖于任何主观选择和价值判断时,又赋予女性经验以特殊的效力,指明妇女运动能为消除正式或非正式的平等障碍、达到真正的客观性提供保障。既然主体对知识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男性或女性作为认识主体何以能够导致客观性程度的差异呢?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在性别与知识相互关系的解释上是与其方法论准则自相矛盾的。

女性主义立场论抨击了经验主义的保守策略,指出女性主义哲学对传统认识论不能停留在“look again”,而是要寻求一种“looking ”的全新方式。〔7 〕他们强调对男性中心主义认识论的批判以及对负载价值的客观性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必须通过克服对男性生活和经验的过份依赖以及运用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得以实现。然而人类经验不仅构成而且限制了不同群体的知识和理解力,作为边缘人和受压迫群体的女性也有自身的偏见、意识形态和权力欲望,建立在其经验和立场基础上的认识的先天优势究竟如何实现,尚未得到明确阐释。何况,将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绝对对立和隔离开来,恰恰陷入了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两分法圈套。如果说两性差异可作为不同认知方式的来源,那么女性不同阶层、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异亦可作为知识构成的基础。如此说来,统一的女性经验和女性主义立场是不存在的。没有这种统一基础,女性主义立场论甚至女性主义运动本身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抨击女性主义激进派的要害之处。〔8〕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困境可归结为在知识与情境、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关系问题上选择的犹疑。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试图保持知识的纯洁性(价值无涉)、认知过程的纯粹性,捍卫传统认识论追求的客观性目标,但又试图借助妇女运动、通过改变认知主体的性别因素改变认知实践中的男性化倾向。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一切知识都是情境中的,强调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的互动和建构,将知识过程还原为本质上是一种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立场论大力渲染文化上的多元论与相对主义,但始终抱住认知判断上的理性准则不放,结果不得不重新落入认知与社会相区分的二元模式。

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分析已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由于从根本上支持主流公共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树立性别意识,将女性需求和利益纳入其中,尽量减少父权制文化带来的偏见,这种较为温和的态度反而易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也更小。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及先后召开的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前瞻性计划》及《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歧视的公约》等,都可视为女性主义运动在公共政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女性主义立场论虽对现有的公共决策方式提出异议,但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决策体系已如此基础牢固,短期内尚未可能存在与之相抗衡或取而代之的理想的决策方式,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反而更大。因为制度与文化之间归根到底是相互连结的,父权制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决策体系如何建立、生存和生效,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难题。这种难题或许可归结为“启蒙与救亡”的两难。无论如何,女性主义需要一方面加入现有的男性体系,享受到主流社会中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从边缘进征中心的努力;另一方面需要继续社会性别意识启蒙,扩充自己的力量、开辟自己的领地,这两方面的合力将会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更加完善的平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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