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崇高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崇高论文,人格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3-0023－（05）
在古往今来的中外历史上，无数英雄伟人的丰功伟绩令世人叹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英雄伟人能像周恩来那样，站在崇高人格的巅峰，为后世立起一块光辉的人格丰碑。
这种崇高人格的构建，当然离不开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执著追求以及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然而，它更是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熏陶和育化的结果，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周恩来崇高人格的根。这正好印证了尼克松在评价周恩来时所说的那句话：“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1]
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的熏陶
1898年，周恩来出生在古城淮安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在这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里，周恩来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浓郁的熏陶。
首先，三位母亲的抚养、教育，对周恩来性格、品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粗通文墨、性格开朗、明晓事理，她精明果断的办事能力和宽容厚道的品德深深影响了周恩来。与万氏不同，周恩来的嗣母陈氏性情温和、聪颖细致，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她教周恩来识字、背唐诗宋词，并常常给他讲韩信、梁红玉、岳飞、关天培等历代忠良的故事，陶冶了周恩来好静、好学、仁慈、礼让、重仁义的品性，使周恩来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关于爱国主义、品行操节的教益和启迪。周恩来的第三位母亲是乳母蒋江氏，这位劳动妇女质朴、大公无私以及热爱劳动的品德感染了年幼的周恩来。尽管三位母亲的出身、性格、教养和内涵各不相同，但她们的性格、品德中都沉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这对周恩来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由于周恩来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加之家道艰辛，培养和磨炼出了周恩来坚强、忍耐、勤劳的品格
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子长孙对家庭即有非凡的责任，出生在传统士大夫家庭的周恩来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周恩来9岁那年， 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生父能力较差且长期在外谋生，年幼的周恩来便过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封建家庭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方面令周恩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温和、谦恭、忍辱负重、彬彬有礼的品德。同时，失去亲人的痛苦使他强烈地渴望安定、和谐，从而使他从重道德情感走向重群体义务，并因此而宽容大度、善于调和。
再次，周恩来从小熟读诸子百家，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典籍，这使得儒家的入世、忧患、道德自律与完善，道家的超脱、虚怀、达观，墨家的勤劳和为群体献身的精神，纵横家的机智、才敏，法家的严谨、务实都渗透进了周恩来的精神气质中，影响了他的一生
12岁那年，周恩来告别了故乡淮安，进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学习。在这所新式学堂里，周恩来认真刻苦、成绩优良。课余他常常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中华民族传统的忧患意识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迸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主义思想。
15岁时，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中学部学习。南开学校虽是依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建成，但它仍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个人道德的完善。学校纪律十分严格，学生外表必须整洁，举止必须有礼貌，不允许有任何放荡行为。在南开就学期间，周恩来对人生理想、道德进行认真的思索，写了不少文章，如《诚能动物论》、《尚志论》等，其间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关于人生哲学、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的思想精髓。同时，周恩来开始注重在实践中磨炼自己，培养自己重群体义务、敦厚谦和、节俭朴实的优良品德。经过反复的思考、总结和不断的磨炼，周恩来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此后，周恩来经历了东渡日本、五四运动、求学欧洲、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下，周恩来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锤炼自己的品德，最后形成了崇高、伟大的人格。
二、传统文化精神在周恩来崇高人格中的体现
（一）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
中国传统士大夫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并甘心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奉献自身。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周游列国以匡正天下；战国时，屈原因济世报国理想破灭而投入汩罗江；三国时，诸葛亮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受到这种优良传统的影响，周恩来自小就具备了浓厚的忧患意识。读小学时，他响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时，目睹严重的民族危机，周恩来的忧患意识日益加深，挥毫写下了《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驱使周恩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促使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耗尽了心血。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周恩来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自己的生死、荣辱、苦乐则完全置之度外。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建国后，他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呕心沥血，致使疾病缠身，然而，即使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里，他还心忧国事，在病榻上工作。他清廉俭朴，堪称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他自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文革中力挽狂澜；他功高不居，官而不显，劳而无怨……
（二）探索真理、注重实际的求真务实精神
中华民族素有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自先秦以来，历代思想家和士大夫们积极探索、追求真理、讲求实效，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的性格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求知精神。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中的周恩来，正是一位积极探索的求真者和躬身实践的实干家。
1917年，周恩来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去寻求救国的真理。在日本，周恩来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尔后回国经历了五四风暴的洗礼，然后又远赴西欧，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周恩来投身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真理。
注重实干是周恩来人格的一大特色。他曾多次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实践中，他也正是按他所说的去做的。大革命时期，他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了南昌起义；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批评“左”倾错误，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重庆谈判中，他协助毛泽东挫败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期间，他运筹帷幄，与其他革命家们一起指挥、领导了气吞山河的解放战争；建国后，他作为开国总理，事无巨细、日理万机，充分体现了一位实干家的可贵精神。诚如《周恩来传略》一书中所言：“他们两个人（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思想家和实干家，但是毛泽东主要是个思想家，而周恩来主要是个实干家。”[2]（P141）
（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周恩来幼年时，嗣母陈氏曾经给他讲过韩信忍胯下之辱、后成就大业的故事，教育他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应当宽容、忍让。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精神，因为传统中国特别注重群体利益，强调以大局为重，个人为群体和大局应该忍让，甚至牺牲自己。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周恩来。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70年以后，当周恩来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忍受过巨大的屈辱，就像韩信为了活着能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3]的确， 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正是由于周恩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才一次又一次消弭了党内的磨擦和分裂危机，挽救了国家和民族。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后来张国焘因没有获得权力而表示不满时， 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位让给了他。 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周恩来立刻承担了全部责任，保护了陈云等人，维护了党的团结。文革期间，周恩来顶住各种压力，忍受着反革命分子林彪的种种丑恶行径，忍受着“四人帮”含沙射影的辱骂，保护了大批老干部和文化、科技工作者，尽力保证内政外交的正常运行，支撑了共和国的大厦。
（四）泛爱众而亲仁的人本主义精神
仁者爱人，以仁待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 这种把仁爱作为维系人际关系、巩固社会制度粘合剂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周恩来的众多优良品质中，仁爱、泛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
首先，周恩来重亲情、爱亲人。对于养育他成人的几位母亲，他始终不能忘怀。留学日本时，他曾写过《念娘文》；抗战胜利后，他对人说：“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5] （P4）为了报答抚养过他的八婶母，建国后周恩来把她和她的孙子接到北京住。对于其他的亲人、晚辈，周恩来也十分关心和爱护。
其次，周恩来重亲情，爱朋友，他一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包括国内国外、党内党外人士，并与之肝胆相照、风雨相伴。在文革期间，他想方设法保护他的朋友们，包括陈毅、贺龙、宋庆龄等，由此赢得了朋友们的信任和感激。
第三，最能体现周恩来仁爱精神的一点是：热爱人民。为了了解和解决北京公共交通拥挤的问题，他曾亲自去挤公共汽车；在鞍钢视察时，他目睹工厂污染太大，便立即指示配置除尘设备，保护工人健康；在邢台地震灾区慰问时，他总是让群众背着风，而自己却迎着挟裹着黄沙的大风讲话；在最后一次做手术时，他还挂念着云南锡矿患肺癌的工人……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周恩来同样具有仁爱之心。如在印度访问时，周恩来对大使馆雇佣的所谓印度“贱民”特别同情，同他们逐个握手，表达对他们的关怀。
（五）谦逊有礼、超脱达观的风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是有德之人，谦逊、有礼是君子应该具备的美德；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隐士”，隐士是不被身外之物所羁缚的超脱之人，淡泊、达观是隐士的人生境界。
在周恩来看来：“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本事，必定能涵养能虚心。”[5]（P23）他自己便是这样一个“能涵养能虚心”的人。1932年7月， 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但他认为毛泽东更能胜任此职，因此竭力向中央苏区推荐当时在党内比他地位低的毛泽东。此后，在他和党内广大同志的极力拥护和支持下，毛泽东成为了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而他一直默默地辅佐、支持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在谈到功绩时，周恩来总是肯定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很少谈到自己，他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从不以功臣自居。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周恩来则是中国礼仪风范的典型代表。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这使他更加注重礼仪，以维护新中国以及他自身的形象。每次外出访问，他都很尊重被访国的风俗习惯；访问结束时，他总要向相关的接待、服务人员致谢。对于来访的外宾，他努力竭诚相待，使来宾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来宾走时，他也总是热情相送。几乎所有见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评价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举止得体，风度迷人。
作为一位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革命家，周恩来既重名节，又淡泊名利，对生死、荣辱都表现得非常超脱、达观。他从来没有任何野心，也没想过要扬名显世。在他生前，一再阻止为他修纪念馆或纪念堂；在他死后，连一捧骨灰都没留下。这种超脱、淡泊的高风亮节达到了古往今来的极致。在淡泊名利的同时，周恩来又非常看重名节。文革期间，“四人帮”曾利用“伍豪事件”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对此始终不能释怀。1972年，他曾就此作了一个专题报告。1975年，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要来了这份报告的记录稿，亲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见，周恩来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誉。
（六）宽容大度、仁慈厚道的胸怀
儒家圣人孔子提倡“和为贵”。这种看重和谐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而要使群体达到和谐，保持和谐，个人就应该具有宽容大度、仁慈厚道的胸怀。廉颇蔺相如的故事便是宽厚仁慈的典范。
周恩来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的严格和对他人的宽容构成了他人格中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要员张冲主谋策划了所谓“伍豪事件”，妄图伪造脱党事件来中伤周恩来，离间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张冲极力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 与张冲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1941年9月，张冲不幸病逝，周恩来写下了“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的挽联，一时传为佳话。1959年12月，第一批受政府特赦的国民党和伪满州国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面对着共和国的总理，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杜聿明忐忑不安、诚惶诚恐，未料到周恩来宽容地对他说：“您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了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们走上了另一条路。”一席话令在座的人都深为感动。于公于私，周恩来都保持着这样的仁慈宽厚，这是他的个人修养所致，也是求和思想使然。
周恩来是我们民族的“高德伟人”，同时也是世界巨人。他的崇高和伟大并不限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和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他的崇高人格令无数心灵为之震撼！而这种人格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在于它揉合了东西文明的精髓，把散发着人文芬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周恩来崇高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此，周恩来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吸取了许多优秀的思想、道德。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关于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正是在科学共产主义信念的指引下，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磨炼中，周恩来的人格精神不断升华，日臻完善，最终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
收稿日期：199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