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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试文化的历史悠久而绵长。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考试的萌芽即已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考试所寓有的测度、考查、检验、甄别和评鉴人的意义愈益明显，形成了门类众多的考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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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历史时期考试文化发展不平衡，考试的形式和效果不尽相同，但通过考试都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直接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服务，为政权的运转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1.传统考试文化具有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但在总体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原始社会末期，考试这一形式正式问世。春秋战国时期，考试在选拔人才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在西周的太学里，建立了专门的考试制度；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和文化下移的大背景下，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重视发挥考试的职能，并将之运用于办学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深化了考试文化的内涵。秦汉时期，确定了考试取吏制度，并丰富了考试的形式，出现了射策考试、制举考试等，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考试体系。从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度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考试文化的重大转型。唐代是中国考试史上的拓展期，除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外，官吏的考课与进阶升级、六学二馆的考试等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科举考试的理论与实践趋于成熟，官吏考课重视循名责实，太学的入学考试、学中考试及考试管理形成了一整套常规。辽、金、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民族传统的考试进行了沿袭与调整，形成了独特的科举考试、官吏考课、学校考试制度。明代，考试成为发挥封建统治效能的重要手段，官吏考课以考满与考察为主，学校考试与作养士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清代，官吏考课以京察与大计为主，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的考试具有一定的规范，但从总体上看，传统的考试文化趋于衰颓，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止，便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民国时期，当局对考试文化体系进行了新的构建，各项学校考试规制得以完善，设立考试院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考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清明、统一安定的盛世，抑或是朋党纷争、战乱频乃的乱世，考试文化始终没有断裂，而是在不断发展。每个朝代的考试文化都借鉴沿袭了前一阶段考试文化的特色，并通过变革、调整和充实形成了自己的常规。延续性和特异性并存，表明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试文化，由于其能够有效地为统治集团服务，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断地予以健全和完善，并利用这一杠杆，调整和补充官吏队伍，保证本阶级的利益得到维护。
2.传统考试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有的朝代规定，除了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外，原则上一切人均可公开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录取的标准以程文为去留，只要本人潜心研究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经典，言行符合统治者制定的规范，从理论上讲便有考中的希望。从考试的内容来看，历代都有较为严密的规定。以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八股考试为例，其本身便有许多严格限制，是一种很难写好的文体。应付八股考试要熟读和大量背诵《四书》、《五经》、唐宋时文等，记忆大量的素材，然后花费数年时间并反复根据八股文体的规定进行练习。有人曾将学八股文简单归纳成下面这样几句话：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清乾隆时期，在考试八股文时，又加了试帖诗，难度大大增加，这便创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机会。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遴选出优秀人才，以补充封建官吏队伍。对个人而言，便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努力方向。即使出身寒门的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出身富贵显宦之家的子弟，若无法通过考试便不能致仕。再从考试程序上看，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殿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种反复淘汰的相当艰难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清末，江苏南通人张謇16岁时便中了秀才，33岁中了举人，42岁中了状元。由秀才到举人用了17年时间，由举人到状元用了9年时间，前后总共用了26年时间，其间经历了10次以上乡试、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如愿以偿。另一位清末名人李慈铭，21岁时成为秀才，接着考了11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20年后第12次考试才得以考中，此后又经过5次会试，花了10年时间才考取进士，前后经历40年，中进士时已经61岁了。张謇、李慈铭都属幸运者，不少人甚至考了几十次也没考上。
传统考试文化的循环特性相对而言比较客观，有助于根据应试者的能力将人才划分为若干合理的层次，并为发挥各个层次人才的长处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通过考试来选拔和考核官吏，较之按统治者的主观意愿选拔和考核官吏要合理得多。传统考试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的公平合理性，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竞争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有助于维护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另外，传统考试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具有广泛的基础，促成了一部分下层人士进入统治阶层，为政权的运转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使得专制制度能够长期存在。
3.传统考试文化为社会遴选出众多的人才。
有人曾认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名人，如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宋代诗人陆游，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明代思想家李贽，清代作家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都不是进士出身，有的连举人也不是，以此来否定传统考试文化的选才功能。其实不然，在封建社会中，历代通过各种考试都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堪称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门家。如北宋的苏轼、南宋的陈亮、文天祥等便是其中的皎皎者。这些人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他们通过考试被选拔出来后，又以自身的努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从官吏的构成来看，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以清代为例，小到教谕、县丞、知县、各部主事之类的基层官吏，大到尚书、军机大臣，基本上都是会试、殿试得中之人。通过考试选拔到各级政权任职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为人正直，具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北宋的王曾于真宗咸平五年中了状元，此后曾经在一些地方为官，由于出身清苦，深知求学的艰难，故每到一地都拿出一部分俸禄创办学校，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的机会。他当宰相后，十分注意选拔人才，范仲淹、包拯等都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而担当重任的。他虽然提携了不少人才，但从不借此结党营私。范仲淹赞扬他久当朝柄，从未树私恩，不愧为“一代名相”。明代的商洛，三元及第得中状元，后来做了多年的宰相。他不仅知识丰富，人品也颇正直。任宰相期间，曾列举掌管特务机构——西厂的宦官头子汪直的十大罪状，要求予以严惩，遭到明英宗的斥责。商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再次抗颜上疏，在这种情况下，明英宗只好下令撤销西厂。但没多久，汪直就捏造罪名，逼迫其告老返乡。
应指出的是，传统考试文化本身的成熟与否决定了这一时期所选拔人才的文化层次和水准。如唐宋时期，考试文化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合理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所选拔的人才的文化素养比较高，加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便出现了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充满创造和生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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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考试文化能够在一定的社会中形成并能长久地实施，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传统的考试文化又是在矛盾中持续发展的，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伴随着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和社会调控能力的减弱，便出现了许多弊端。
传统考试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和意愿，这种权威和意愿甚至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明嘉靖23年，预定的状元人选是吴情，殊料这名字听起来像是“无情”，无情者自然不能当状元，只好换人。这时嘉靖皇帝发话说他夜里梦见北方的天上响雷，这状元当是西北人。于是阅卷大臣们把试卷翻到近300名，找出个陕西人氏秦鸣雷，嘉靖皇帝便认定他的梦应在此人身上，于是秦鸣雷便一跃而成了状元。清乾隆54年，乾隆皇帝在审看前10名殿试试卷时，看到胡长龄的名字，便笑着说：“胡人乃长龄耶？”此时，乾隆已79岁，企盼长寿，便钦定胡长龄为状元，以求吉祥。上述表明，在封建社会里录取什么人由统治阶层决定，而不完全严格依据考试结果。
主考官利用考试营私舞弊，也是传统考试文化中的一大景观。唐僖宗乾符2年，崔沆出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发现考生中有个名叫崔瀣的，认为都是姓崔的本家人，尽管其成绩很差，仍取为进士。于是一些考生就说，这场考试是“座主门生，沆瀣一气”。清代，某位福建籍的官员将要主持会试，不少知交小辈都来向他打听关节，他佯怒道：“你们这群孙猴子，好大胆！”小辈们见状一哄而散。及至入考场拿到试卷，首题是“巍巍乎惟天为大”至“无能名焉”一章。一人忽然想到他骂孙猴子的话，顿然领会。文章破题就用了“大圣齐天”四字，果然考中了。在封建社会里，主考官将私恩作为取人的标准，这类例子并不鲜见。
考生作弊现象经常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传统考试文化的健康发展。明弘治8年，南京的举人龙霓受都御史金泽之托，代金泽的儿子金逵参加浙江省的乡试，考上了第八名举人，会试时，又替金逵考上了进士。清代，对枪手和雇用枪手者实行严厉的惩罚，但枪手们仍然能够神出鬼没地出入各考场。据《清稗类钞·科名》记载，广东有位黄姓秀才，以做枪手为业，曾代人参加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而且十之八九能替雇主考上，于是他的生意特别红火。及至年龄稍长，在赚了一笔可观的钱后才洗手不干了。除了雇枪手外，在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作弊方法就是挟带。尽管历朝对考场的管理都十分严格，采取了各种搜检措施，但挟带现象仍层出不穷。挟带的东西主要是《四书》和《五经》的石印袖珍本，历次考试所公布的优秀考卷汇编，以及考生猜题的习作。有的考生事先收买了守门的兵士，特地在人少的时候进场，兵士喊一声“已查”就放行了。也有的人，明明身上有挟带，却故意装出坦坦然地等候搜查的样子，以蒙混过关。
传统考试文化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受到外来影响的作用较少，但层层相因，充满了保守性和落后性。历朝通过考试产生的文官队伍十分庞大，仅明代通过科举考试便产生了近10万名举人和23万名进士，官员队伍愈益庞大但行政效率和愈益低下，对百姓的管理越来越严苛，导致社会动乱不断出现。
通过对传统考试文化利弊的粗略考察，我们认为，当统治者较有作为，社会发展较为平衡时，考试便能起到选才的作用。反之，便成为统治者维护旧制度，抵制社会进步的工具。当前，应认真整理和总结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吸取有益成分，摒弃糟粕，使之为当代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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