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报告研究：智慧与尴尬--基于“人民日报”1980-1989年相关报道的分析_议程设置论文

中国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研究：智慧与尴尬——基于《人民日报》1980-1989年的相关报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日报论文,中国论文,相关报道论文,尴尬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5)03-0093-11

       一、背景与问题

       自1953年向朝鲜进行援助开始，中国一直保持对外援助，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也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①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累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援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康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处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国或者有志于成为一个大国时，容易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援助身份的国家。”②邓小平时代，中国既是慷慨援助国，同时也是典型的受援国，这种角色获得了政治上的确认。③进入8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向性对外援助变为双向性的援助与受援，从严肃的政治活动转变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相对于突出的受援变化特征，这一时期，对外援助显得更为“低调”，在此期间，援助补贴下降，对外经济联络部被降级，部分臃肿的援助项目遭到审查。④从数额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开始迅猛增长，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由于没有足够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即使作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外援助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也相当克制。

       中国为非DAC成员国，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开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的硬性要求，很难对整个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构建一个完成的数据走向图。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数据，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特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日本学者Takaaki Kobayashi。他在著作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中，通过阅读和二次检验相关统计数据、政策报告、法律条文、不同类型的年鉴、网站等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对外援助活动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对中国的对外援助进行了整体描述(见图1)，大致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参考。Takaaki Kobayashi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冷战结束后的对外援助特点，并将这三个阶段的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描述为：净捐赠者阶段、净接受捐赠阶段和新兴捐赠者阶段。⑤

      

       图1 1949年后中国对外援助及外国援华走向图⑥

       从图1的分析观察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图1中Net Recipient Period阶段)的中国，接受外国援助和对外援助的数量差值在不断增加，以至于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并没有停止对外援助。Takaaki Kobayashi将中国在80年代的援助归纳为“净接收阶段”，虽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主要以受援为主的状况，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对外援助上“双重角色”的特点。80年代的对外援助，既要担负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在非常困难的时期维持政治外交所需，难以直接套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命题的报道进行解释。在特殊的时期里，如何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尴尬的议题进行恰当的宣传报道非常考验《人民日报》的智慧，对于学者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整理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从报道数量、援助来源、援助事由、报道着眼点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面对复杂问题全面分析80年代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从而为我国的相关领域的宣传政策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核心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⑦作为党报的龙头，党政机关的政策文件、国家的法令法规、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对它有着实质的约束力，这些控制又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报道中。⑧学者们针对《人民日报》的特殊性，纷纷对舆论监督、重大事故、国家形象等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特定报道命题进行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意义。从知网搜索到的将近6000篇有关《人民日报》研究的文章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重大议题的报道，挖掘其中的舆论引导特性⑨；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引导方面的作用与差距⑩；从构建的视角，研究《人民日报》在形象塑造上的特点(11)。例如学者徐庭婧选取汶川地震这一议题分析了《人民日报》议程设置上的特点、效果和不足(12)；李晓蓉通过与《纽约时报》在日本钓鱼岛事件报道上的差异分析，总结出《人民日报》在全球舆论引导上的进步与差距(13)；肖雪通过金融危机期间的相关报道，探讨《人民日报》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的做法与问题(14)。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并且在研究路径上给予了一定启发，但国内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人民日报》报道的分析多停留在个案或者横向分析的层面，缺乏从纵向上结合时代背景的考察，从而无法真正解答《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上做此安排的缘由以及发生转变的原因，更无法判断在特定时期所做的报道调整对后期的影响。另外，国内学者们至今没有对对外援助报道这一议题进行专门研究，该选题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和国际关系领域都不多见。在国外，研究者主要从媒体报道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出发，运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探索了媒体报道对援助力度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Van Belle和Douglas A，两位学者通过《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与美国对外援助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5)而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法国(16)和日本(17)。该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可以从相关性的角度分析新闻报道与对外援助政策之间的关系，突破国内仅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个案对比层面进行分析的局限性。但国外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简单的数量分析及现象描述上，缺乏原因解释和理论建树，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媒体运作和对外援助政策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的研究无法照搬到我国的相关研究上来。因此，有必要就《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这一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报道的合理性和矛盾性，给予未来以启发。

       三、思路与假说

       党报作为政治性媒体，既有新闻逻辑也有政治逻辑，既要受新闻单位领导的管制也要受政府领导人的管制，其中又优先考虑政治逻辑。在此过程中，政治领导人起核心作用。有学者通过大量的量化研究表明，大部分党报的报道都符合政策走向和事实，但也有些没有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国家发展状况。

       本研究还需引用政治学以及传播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议程设置。该理论的核心是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即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提出的“媒介告诉我们怎么想”以及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指的“大众媒体告诉我们想什么”(18)。虽然随着社会和新媒体的发展，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议程设置的功能已被分解弱化(19)，但在传统媒体独占鳌头的80年代，媒体的议程设置对研究相关报道特性仍是不可忽略的理论。党报由于受到政治影响较大，议程设置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研究80年代的对外援助报道时，我们不得不将议程作为理论参考。《人民日报》的政治性及其所具有的较大的议程设置权限，使我们通过对外援助报道分析，能够推测当时的相关政策和偏向。

       按照简单的顺向逻辑，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假说：1980-1989年的《人民日报》中国对外援助报道所呈现的图景与事实会有一定的偏差，但基本上符合对外援助政策偏向。如此假说是出于《人民日报》作为国家级党报所具有的一般性党报特征。党报作为党的喉舌需要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张媒体报纸，又需要与一定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结合起来。但当时仍处于冷战时期，加之中国刚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时代背景非常复杂，因而很难期望整个报道路线会与对外援助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所谓工作假说是指一种并不完全值得信赖的看法。但为了思考的方便，工作假说可当作探讨的起点，从可能想到的各种角度去检验它、修正它，以求获得一种更经得起追问，也更接近事实的结论。(20)上述假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验：

       第一，从报道数量来看，在1980-1989年这段时间内，有关对外援助的报道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由于政策的扭转和重视，中国由之前的“受援国”角色转变为“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角色。从功能上看，对外援助又由原先单一的政治作用转向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功能。时代的变动、政策的变化以及对外援助活动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府政策对这些方面的宣传重视，加之事实的变动增加，《人民日报》无论从政策要求层面还是媒体的新闻追求方面都有增加报道数量的需求。若偏离此，则有另外解释的必要。

       第二，从报道中的援助关系来看，在统计的区间里面，80年代的对外援助与外国援华的报道数量相对于六七十年代有明显变化，即外国援华的相关报道数量增加，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减少。在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作为援助国对外进行援助。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务实的对外援助政策促使中国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如何利用外援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发展。因此，从《人民日报》的党性以及新闻性质方面考虑，中国援外和外国援华的报道数量会相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中国对外援助报道应该减少，外国援华报道则大量增加。

       第三，从报道中的援助事由来看，对外援助事由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外国侵略、内战内乱等向常规发展援助和自然灾害等意识形态相对较弱的领域偏转。80年代后，对外援助更加务实并偏向国内经济发展需求，政治偏向会有所减少。因此，有关对外援助事由的报道也应该相应地发生转变。虽然当时的中国仍面临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的考验，但经济无可厚非已经成为当时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因此，《人民日报》在援助事由的报道选择上应该会偏向于发展援助。

       第四，从报道着眼点来看，报道着眼点仍然偏重于外交考虑而非人道主义考虑。虽然当时的对外援助政策已经从偏重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转向偏重于经济发展，但利用对外援助发展外交关系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当时的对外援助政策重心，因此，外交考虑会占到整个相关政策的大部分比例。人道主义考量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兴起，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过多的资源来提供广泛的对外援助，预算总数相对于六七十年代并没有增加。因此，政府将有限的对外援助资源都用于维持友好国数量以及建立合资公司等方面，外交考虑必然会成为对外援助报道宣传的重心。

       本研究通过搜集《人民日报》从1980-1989年所有关于对外援助和外国援华有关的新闻报道，共172篇文章，以及1960年至2013年的所有有关对外援助的相关文章，获得一手数据。经内容分析，制作数据图，来帮助检验和解释，并修正本文的工作假设。为了更好地揭示20世纪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特点，本文通过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相关对外援助报道的内容分析作为参考，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考察20世纪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时代特点以及对之后相关报道的影响及意义。

       四、发现与讨论

       从第一个角度的检验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区间里，《人民日报》的报道平均版次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见图2)，而报道数量从70年代的0.8％飙升至14.4％。这些数据表明，《人民日报》在这个时期的报道重视程度基本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对外援助政策变化相符。很明显，60年代苏联突然停止对华援助以及“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孤立状态，对外援助的相关报道版次数一度跌入谷底。在吸取教训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利用国外援助发展本国经济，并在“互利双赢”的导向下进行对外援助。从70年代到90年代，对外援助相关报道一直受到《人民日报》的重视，版次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80年代也正好处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现象，90年代之后至今，《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平均版次数却一直在下降，探究其中的缘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80年代的对外援助报道与实情。从报道数量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对对外援助议题的重视(见图3)。实证结果与假设相符。

      

       图2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的平均版次数统计

      

       图3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总量统计与分布

      

       图4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援助关系统计(年代趋势)

      

       图5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援助情况统计(总体)

       第二个角度检验发现，在80年代期间，中国援外的相关报道明显下降，外国援华的相关报道有所增加，相互援助的报道有所增加(见图4)。这一特点符合当时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即更多地利用外援发展本国经济，与此同时用较少的对外援助维持外交需求。这个角度的检验，说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新闻性规律。而另一方面，从报道的总数比较来看，中国援外的相关报道仍远多于外国援华，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对外援助政策和实情。除有限的对外援助外，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处在“受援国”阶段，受援行为远多于援助行为。但是，对照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所有相关报道，《人民日报》呈现的中国全是“援助国”的角色(见图5)，80年代并没有成特例。通过这一点，我们知晓《人民日报》在对外援助报道上的基本准则，即高调宣传“援外”，低调处理“外援”。实证检验结果仍然与假设基本相符，但要做一定修正，即80年代的对外援助与外国援华的报道数量会相对于六七十年代有明显变化，即外国援华的相关报道数量增加，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减少，但变化幅度与实际的对外援助情况相比仍然是小幅度的，与事实存在偏差。

       第三个角度的检验发现，80年代的相关报道中，有关“外国侵略”援助事由的报道最多，占到80％的比例。其他方面包括自然灾害，内乱内战，常规发展等在报道总数只占到20％，与“外国侵略”相差很大(见图6)。检验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不太相符。虽然80年代仍处于冷战时期，但对外援助的政策已经从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政治、经济发展等多元需求。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人民日报》在这个时期的相关报道主要倾向于政治考量，新闻性较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相关援助报道事由最多的是“自然灾害”(见图7)，90年代后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尤其强调这一块。80年代，尽管在对外援助政策上从纯粹的政治导向改为发展需求导向，但在宣传报道上仍偏重于政治需求，一方面，冷战思维明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民日报》在报道的议程选择上表现出滞后性，既滞后于政策变化，也滞后于事实变动。因此，第三个角度的工作假说需要进行修正，即从援助事由来看，对外援助事由并未明显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外国侵略、内战内乱等向常规发展援助和自然灾害等意识形态相对较弱的领域偏转。报道宣传的冷战思维明显，且带有滞后性特征。这显示出《人民日报》在政策和事实发生变动、且在中国处于“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时，在相关报道上的纠结与小心翼翼。

      

       图6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援助事由统计(年代趋势)

      

       图7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援助事由统计(总体)

       第四个角度的检验显示，报道着眼点中“外交考虑”占88.9％，“人道主义考虑”占11.1％前者远大于后者(见图8)。这一结果表明，8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开始受到严格控制，仅保留最基本的维护友好国数量的援助投入，把重心放到利用外国援华和相互援助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上。一方面，当时的政府需要通过有限的资金资源维持友好国数量和基本的外交需求，另一方面，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政府需要宣传上的配合来维持政治、经济外交上的需求。但从整个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报道特点来看，“人道主义考虑”(51.9％)多于“外交考虑”(48.1％)(见图9)，这与冷战结束后对外援助的整体环境变化以及我国内部的相关政策调整有重要联系。检验结果与假设相符。

      

       图8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报道着眼点统计(年代趋势)

      

       图9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报道着眼点统计(总体)

      

       图10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援助方式统计(年代趋势)

       四个角度的检验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在1980-1989年期间，《人民日报》在对外援助报道的数量上持续增加，反映了当时对于对外援助的重视程度(一检验)。“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虽然相对下降，但总体数量仍超过“外国援华”，占绝大部分比例(二检验)。这个角度的检验与事实有所偏差。说明《人民日报》在援助事宜与政策的宣传报道上有自己的准则，既要一定程度照顾事实，又要绝对服从报道准则——高调宣传“援助国”角色，低调处理“受援国”角色。虽然在埋头发展经济的80年代，这种“高调”有所控制，但准则仍被很好地落实。在报道中的援助事由方面，“外国侵略”占到80％的比例(三检验)，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这主要缘于：改革开放后，对外援助有几大特征：一是加强对最穷国家的援助，二是更关注经济以及具有长期效果的援助项目，三是援助方式更为多元(包括让受援国管理援助项目，建立合资企业，减少管理时间等)(参见图10、图11)。美国华盛顿大学DEBORAH

教授通过将中国的援助资金与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的比较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数量很少，出口信贷、非优惠国贷款或援助，这些形成政府投资的援助事项都没有被列入“政府发展援助”中去。(21)中国的发展合作虽然在该时期提高了，但并不基于政府发展援助。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中国的对外援助角色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即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是多元的，且整体而言是低调的，埋头发展本国经济仍然是对外援助政策的重中之重。《人民日报》做此处理，一方面是出于宣传侧重的需要(国际冷战大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对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低调而不受打扰”的环境所做的配合。在冷战结束之前，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本国实际情况来看，对外援助的“人道主义考虑”都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人民日报》的“报道着眼点”主要为“外交考虑”，80年代更为突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四检验)。

      

       图11 1949-2013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的非独立援助形式统计(年代趋势)

       概括而言，从报道的数量来看，《人民日报》当时的对外援助报道基本上符合对外援助的政策变化和事实变化。但从援助关系、援助事由和报道着眼点来看，该时期的对外援助报道受政治偏向以及特定时期的政策影响导致与整体事实产生一定的偏差。除角度二、三外，这些发现基本上支持我们的工作假说。因此本文的工作假说需要修正如下：1980-1989年的《人民日报》中国对外援助报道所呈现的图景与事实产生一定偏差，但也并没有完全通过报道传达出当时的对外援助政策。

       五、结论与启示

       1.《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智慧与尴尬。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对外援助这一命题的宣传上体现出一定的智慧，但又显现出一些尴尬。主要表现在：

       第一，特殊时期里，“议程设置”的极致发挥。从内容分析中，我们发现，处于“援助国”与“受援国”双重角色阶段，《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呈现的主要还是“援助国”角色；注重对外援助的实用性和经济发展需求，而在援助事由方面给予却要给“外国侵略”最大的篇幅。在报道数量、报道方式、报道着眼点等方面有体现出与事实更为一致的一面，也因此传递出中央“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信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政策出现大的调整，其中也包括对外援助政策。在“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中角色中，《人民日报》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制定宣传报道，探寻恰当的宣传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期里，中国既需要靠外国援助提供资金也需要运用对外援助来辅助外交关系的稳定，从而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低调稳定的环境。《人民日报》的宣传路径为这一需求做出了很好的配合。在国际政治环境处于冷战时期，而国内急需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复杂环境里，报道什么、不报什么非常重要。

       第二，“对外援助”的宣传报道中的尴尬。“对外援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报道议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变动与不稳定、复杂而矛盾的时期。充分利用外援帮助本国发展，同时利用多元化的对外援助稳定政治局面并辅助经济发展，80年代的对外援助政策无疑充满智慧之处。而“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双重角色又是令人尴尬的，既需要让国外感知中国需要足够的援助，又必须维持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人民日报》在此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寻求一个恰当的宣传路径，从开始的谨慎，以至于表现出与滞后性以及一定的事实偏差，到后来越来越开放，与事实越来越靠近。也正是基于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外援助”的特殊性，很难用现在的新闻报道准则去评价当时《人民日报》的做法是否正确，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对外援助”宣传路径。

       第三，转型期，显然《人民日报》并没有满足于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而放弃在对外援助报道上更为开放的努力。在兼顾配合低调运用外援和援助双重角色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民日报》也将隐含的对外援助政策变化传达给了国内外的受众。比如通过增加报道版次数，一定程度地反映政策变化(中国援外报道减少，外国援华报道增加)，以及真实反映援助方式和形式的多样化等。通过文本研究发现，到80年代后期，报道从一开始的“担心越南侵柬罪行再次受审判苏联无理反对召开柬埔寨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见《人民日报》1980.05.14)等类似文章到田曾佩会见罗驻华大使时说：“中国尊重人民的选择，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见《人民日报》1989.12.27)。选题上越来越多元，用词用语也开始弱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见，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显然并没有完全因政治或意识形态而故步自封；与时俱进、应时代变化而适时改革，也是当时的宣传特色。

       2.予以后期对外援助报道以及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及启发。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在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项对外援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何做好这样的报道宣传，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为新的对外援助政策服务同样成为一大挑战。如今，我国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教育、人权、环境等方面的援助项目有所增加；援助形式更为多元；对外援助政策从单一的为经济服务逐渐向国家形象构建和软实力提升。人道主义援助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反应迅速，为及时向遭受人道主义危机国家雪中送炭；二是人道主义援助从人道出发，无关地域和意识形态，受援国一律平等；三是以需求为基础确定方式和规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匹配，人道主义援助量力而行；五是双边、多边援助并举。这些实际的工作特点应该通过报道的设置体现出来，从而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近期的对外援助报道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已做出一些调整，例如，报道数量更为庞大，形式更加多元，议题更加开放，更注重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提升方面的需求。但20世纪80年的报道特征对今天仍有所启发。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不能简单地将传播理论用于“国家形象”构建当中，需要理解并配合国家形象宣传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做好报道规划和议程设置。第二，作为党报，“稳定”对于特定复杂的报道议题仍特别重要，激进的做法有可能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第三，作为媒体，既要配合政策需要，又不能受此束缚故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敢于变革，站在更高角度瞭望世界，实现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未与国外相关报纸的对外援助报道进行比较，无法更全面地了解《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与之的差异和差距。其次，仅详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未对其他时期的进行详尽分析。再次，本次仅研究以对内宣传为主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未与对外宣传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援助报道进行比较，难以从对内对外差别宣传的角度审视当时对外援助宣传政策的整体考究。基于本研究的优势与局限，未来研究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分析同一时期的国外同类型报纸的对外援助报道，进行比较。(2)对《人民日报》其他阶段的对外援助报道进行分析，总结共性与差异。(3)增加同一时期《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相关内容分析，探寻对内对外报道的差距与互补性。同时在研究国家形象议题时需要更加重视跨学科的视角，单纯的传播学和媒体分析很难深入全面地解释相关现象。

       注释：

       ①张清敏：《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http：//www.china.com.cn/news/60years/2009-08/28/content_18422630.htm,2009.8.28.

       ②陈小丽：《受援国的对外援助——以21世纪初中国的双重援助地位为例》，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

       ③陈小丽：《受援国的对外援助——以21世纪初中国的双重援助地位为例》，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

       ④Takaaki Kobayashi,“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Working Paper,April 2008(27):3-4.

       ⑤Takaaki Kobayashi,“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Working Paper,April 2008(27):3-6.

       ⑥Takaaki Kobayashi,“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Working Paper

       ⑦银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10页。

       ⑧班丽娜：《从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看中国新闻媒体政治传播的发展历程》，《山东大学》，2012年。

       ⑨胡瑜：《微博环境下报纸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研究——以7.23甬温动车事故报道为例》，湘潭大学2012年。

       ⑩戴静：《〈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河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1)崔萌：《建构与误读：1950至1970年代〈人民日报〉话语中的美国形象》，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

       (12)徐庭婧：《〈人民日报〉汶川地震报道的议题设置研究》，大连理工大学，2009年。

       (13)李晓蓉：《中美主流报纸关于中日钓鱼岛事件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

       (14)肖雪：《新闻报道中国家形象塑造的语言资源和策略——以〈人民日报〉金融危机报道中的互文性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15)Van Belle,Douglas A,“Bureaucratic responsiveness to the news media: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n US foreign aid allocation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3(2003):263-285.

       (16)Rioux,Jean-Sébastien,and Douglas A.Van Belle,“The influence of Le Monde coverage on French foreign aid alloc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3(2005):481-502.

       (17)Potter,David M.,and Douglas A.Van Belle,“The influence of news coverage on Japanese foreign development aid.”(2004).

       (18)林伟江：《国家形象与传媒的研究综述》，《今传媒》，2013年。

       (19)银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10页。

       (20)葛岩、李新立：《1998年到200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媒体集团化对广告产业影响的宏观研究》，《新闻大学》，2002年。

       (21)Br

utigam,Deborah.“Aid‘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5(2011):75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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