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走势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简要地说，就是在增长减速过程中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差率格局
1997年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呈现出经济增长率平稳回落的趋向。这个趋向在年度间表现得相当明显。1993年以来，国家采取了总量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 由1993年的13.5%相继回落到1994年的12.6%、1995年的10.5%和1996年的9.7%。增长率由两位数回落到一位数，平均每年回落1%左右。与经济增长率平稳回落相伴随的是物价涨幅的显著下降。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93年的13.2%陡然升到1994年的21.7%高峰之后，从1995年连续几年保持着下降的态势。1995年物价上涨率为14.8%，仍高出经济增长率4.6%，而1996年物价上涨率回落到6.1%，低于经济增长率3.6%。 经济增长率平稳回落到10%以下，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标志着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标志着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重大转折。经济“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将保持何种态势？是重新起飞，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当时各地关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冒出过类似的苗头），还是保持适度快速相对平稳的增长？是根据经济周期的要求，认定“软着陆”已使增长进入谷底，随之而来的应当是经济增长的攀升，还是熨平经济周期，在经济平稳增长中努力调整好经济结构？对此做出正确的估量和判断，是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经过深入研究和多方论证，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正确指导方针。在它的指引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防止经济重新过热，又要防止经济滑坡，努力熨平经济周期，促进经济适度快速相对平稳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可能达到9.5%，比1996年略有回落。应该说，这样的年度增长率是快速的、 在高位运行的，同时它又是平稳的，比起1996年落差只有0.2%左右， 而比起年初提出的宏观调控8%的目标，又是超额完成的指标。 可是比起年初许多人预测1997年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10%来说，1997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又是始料不及的。到1997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开始缓缓下滑，从第一季度的9.4%、上半年的9.5%，回落到9%。 工业生产同样出现下滑趋势， 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比1996 年同期增长10.8%，增幅回落1.9%，与前两个季度相比分别回落0.9%和1.8%。 10月份和11月份增长率回升到11.8%和11.6%，显示出回升乏力，全年工业生产增长率低于1996年已成定局，影响所及，全年经济增长率略低于去年，当在意料之中。
1997年经济整体运行的另一个趋向是物价上涨率大幅度回落。物价上涨率自从1994年的21.7%巅峰回落到1955年的14.8%以后，物价涨幅回落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1996年物价上涨率的调控指标为10%，而实际运行结果为6.1%；1997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1—9月份为1.3%，1—10月份为1.1%，1—11月份进一步回落到0.9%。这与同期9%的经济增长率相对照， 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差率格局。那么，1998年通胀的压力还有多大，潜在的通胀压力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呢？从供给方面说，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鉴于1997年主要农产品供给基本正常，粮食供需平衡，粮价稳定，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甚微（指数为0.3% ），商品零售价格将处于基本平稳的状态。从货币供应状况来说，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1997年1—9月份约为17%，是1989年以来增幅最小的年份，而且由1996年的25.3%回到1997年的17%，回落幅度之大是历史上少见的。这里原因很多，下面，仅就储蓄增幅回落和外汇储备增加来考察它们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影响。1996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38520.8亿元，比1955年增加8858.5亿元，增幅高达29.86%。1997年10月城乡储蓄余额为44720.33亿元，比年初增加6000多亿元，考虑到10月份利率下调的影响，后两个月即使按前10个月增长的平均数计算，全年储蓄增长额也不会超过7000亿元， 比1996 年同期增长大约为18%左右，大大低于1996年近30%的增长幅度。这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再看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较多，总规模已达1400亿美元，相应的人民币占款也随之有较快的增加，大约为13000多亿元。 如此庞大的人民币占款构成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由于中央银行采取对冲办法，如收回国有银行的再贷款、允许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限额的外汇收入等，大大缓解了外汇储备增加对基础货币增发的压力，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因外汇储备增加而相应地等幅度增长。尽管如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大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其差率已明显小于 1996年。该年物价上涨率（6.1%）与经济增长率（9.7%）之和（15.8 %）小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25.3%），差率为9.5%。199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9.5%， 物价上涨率大约为1.1%，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为17%，相应的差率为6.4%，比1996年少3.1%。这说明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所减轻。
综合考虑供给和货币需求因素，估计1998年物价基本上是平稳的走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左右，消费价格指数为3%左右。这样，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差率格局仍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为未来几年维持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
二、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差率格局，标志着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约束力量和支持力量发生了新变化
最终需求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需求约束力度强化。从最终需求三个组成部分看，1997年投资需求仍快于经济增长，1—10 月份投资增长率为12.1%，比1996年同期的投资增长率（18.6%）有所下降，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也由1996年同期的1∶1.575 下降为1∶1.21。投资增长趋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投资意愿不足，找不到合适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的资料表明，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未来投资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把部分资金转向证券市场。消费需求平稳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96年同期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2%，高出同期（三季度）经济增长率1.2%。 出口保持着高增长势头，前三季度增长率分别为25%、26.7%和20.6%，10月份增长趋缓，增长率为17.2%。在整体上最终需求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从消费品市场需求看，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明显提高，供不应求的商品所占比重急剧减少。据国内贸易部下半年对613 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有 10种，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上半年只有5.3%，下半年猛增到31.8%，接近1/3， 比上半年增加26.5%。商品的供需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相当于1/3的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相对过剩。
最终需求增长趋缓，市场需求相对不足，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价格基本上是市场供需调节。生活资料的价格95%左右和生产资料价格的85%以上由市场调节，商品流通3/4左右由非国有经济承担。市场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随着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市场的作用逐渐增强。我国市场的上述重大变化，使我国经济增长由长期以来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约束与市场约束并存的局面。而1997年下半年的经济运行轨迹显示，经济增长正在向市场约束型为主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向靠供给刺激特别是投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遇到了市场需求的强烈冲击，市场需求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被拉动对象变为导向载体。市场需求约束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力增强，导致1997年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率的缓慢回落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大幅度下跌。
集体工业增长速度放慢，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弱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任何经济增长都不可能建立在固定不变的产业结构基础上。由于被经常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所牵引，产业结构只有适时调整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才能对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反之，当消费需求出现多样化并显露出升级趋向时，产业结构特别是产品结构依然故我，结果必然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制约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18年保持接近10%的高增长，既有总量扩张的支持，更有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比如，80年代初期实施“六优先”的轻工业发展方针，80年代中后期重点发展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政策，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加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入的措施，都是为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而实施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从而使经济增长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向另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转变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较快的速度。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呢！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约束力度的加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已经从总量转化为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的现状很不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当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量扩张来实现的场合，结构性矛盾往往被掩盖起来；而当总量矛盾趋于缓和、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突出的场合，它对经济增长支持的重要性也同时被突出出来。这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总量扩张而是靠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效益来支撑的。如果这种支撑力度不强，经济增长趋缓乃至某种程度的回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997年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恰恰是结构支持力度弱化的真实写照，而集体工业增幅下跌，归根到底是结构性矛盾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的缘故。
集体所有制工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93年起显著升高，当年为34.2%，1994年为37.7%，首次超过国有工业所占37.3%的比重，成为支持工业增长的首要力量。1995年集体工业所占比重为35.5%，而到1996年竟高达40.4%。这样，在工业产值构成中形成了40.4%的集体工业、28.8%的国有工业和30.8%的其他所有制工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的格局。然而，在集体经济比重提高的同时，它的增长率却逐渐下滑，并对整个工业增长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年份 国有工业
工业总产值指数,上年为100 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增长率
(%) (%)
1993 127.3 47.05.7
1994 124.2 37.36.5
1995 114.3 34.08.2
1996 116.4 28.86.1
年份集体工业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长率
(%)
(%)
199334.2 35.0
199437.7 24.9
199536.6 15.2
199640.4 19.8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摘要》第93、94页）
1993年集体工业增长率高达35%，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提高到34.2%，虽然这个比重比国有工业所占比重47.0%低12.8%，但增长率却比国有工业高出近30%，从而对整个工业的增长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增幅达到27.3%。1994年集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到 37.7%，首次超过国有工业比重，但其增长率从35 %回落到24.9%，跌幅超过10%， 同样对整个工业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 增幅由27.3%降到24.2%，即回落3.1%。1995 年集体工业增长率回落幅度更大，由 24.9%降到15.2%，回落9.7%，整个工业增长率回落9.9 %。1996年集体工业增长率稍有回升，从 15.2%上升到19.8%，增幅达到4.6%，而与之相对应的整个工业增长率只回升2.1%。不难看出， 由于集体工业所占比重加大，其增长率变动与整个工业增长率变动呈现出紧密的相关关系。1997年1—9月份集体工业增长率仅为15.2%，比1996年低4.6%，10月份增速有所回升，但增幅不大， 在整体上处于回升乏力的状态。这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一是三资企业有了较快发展，它的竞争能力和管理素质明显高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工业，后者在劳动力价格低廉、市场机制运用充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二是我国集体工业从诞生起就存在着经济不够规模、技术力量薄弱等弊端，随着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这些弊端对提高竞争能力的消极作用逐渐显露出来。有资料表明，沿海地区的集体工业8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资金增密、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但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投资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增加，投资增长率反而有所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率（%）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
199361.8 44.170.5
199430.4 21.319.1
199517.5 13.319.2
199618.2 13.4 6.1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提要》第36页。）
集体经济投资增长率从1994、1995两年的19%降低到1996年的6.1%（降幅高达13%），明显低于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13.4%），也低于总投资水平（18.2%）。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品仍以中低档为主，提高档次艰难，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自然抵挡不住竞争对手，导致销售困难和增长率下滑。集体工业增速趋缓，从一个侧面说明产品结构长期滞后于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必然造成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支持力的弱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这是否预示着现存的产业结构连同它的所有制结构将逐步让位于新的增长结构呢？
三、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是正常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步履艰难，倒是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
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使之在适度合理的区间运行，这是许多人的建议。问题是怎样界定适度合理的区间。有的认为“软着陆”后9.7 %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其合理区间是9.5%—10%。 在笔者看来，适度经济增长率指的是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向，类似于经济学上讲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它有别于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但又存在或贯穿于许多年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当中，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经济增长长期趋势。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把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界定为9.5%—10%有些偏高，未来时期的适度经济增长率大体在7%—8%之间。就当前的经济增长态势来说， 笔者觉得“软着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不能或不会回落，更不能因为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就认为发生经济滑坡。当前，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当然，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会给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带来影响，做好承受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准备，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而从根本上说，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给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结构支持力量，则是至关重要和最为迫切的事情。
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结构升级迟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结构升级迟缓，不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减弱，而且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在储蓄倾向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条件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取决于收入的增长。1994年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1993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0.2%（比上年，下同），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1—9月份为2.9%，1994—1996年平均每年增幅降低2 %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持续增长。其增长率1993年为3.2%（比上年，下同）1994年为5.0%，1995年为5.6%，1996年为9%，预计1997年将下跌到5%左右，1998年将稳定在5 %或略高一些。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的连续回落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6年增长高峰的陡然下降，对1997年消费品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反映着城乡居民温饱型消费趋于饱和，而对于涉及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则处于购买力积累过程当中，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反映在消费品市场上各类档次的消费品只是平稳增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消费热点。而且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消费层次的差距也越来越清晰，排浪式消费热点更难出现。收入和消费这种局面看来短期内难以改变，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刺激和拉动作用只能是平稳甚至是偏弱的。
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转换着眼，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需求相当旺盛，尽管投资向这方面有所倾斜，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同时，随着重化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装备工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这既涉及到投资类产品的现代化，又关系到消费类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所在。可以预言，在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将由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资源性产业转变为以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为主的机电产业。推进这个转变，十分艰巨。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大中型工业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6.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7.1%，国内一般水平的占33.4%，需要淘汰的占12.8%，后两者加在一起，即需要淘汰和一般水平的占46.2%，反映着我国装备工业比较落后的状态。更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重复建设普遍存在，生产达不到经济规模，致使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不能淘汰，该重点加强的得不到加强，资源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向高水平、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流动和集中，结构调整和升级步履艰难。
以上不难看出，由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现状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面临的困难所决定，近期我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处于稳中稍降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笔者看来，一是密切注视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特别要防止增长率急剧滑坡。同时，要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用宏观结构效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抵销或减缓增长率回落带来的影响。二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这方面宏观调控应当有所作为，特别是在调整和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方面，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及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和发展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都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等多层次内容，就总体而言，更多的属于微观或中观经济的活动，应当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当前，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基础作用还发挥得很不够，原因不在于市场功能本身，而在于存在着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性障碍。有人提出把结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目标，用意是重视结构调整，加强结构调整力度，但是结构调整更多地涉及微观经济活动，主要应靠市场来进行，从而不分层次地把结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目标，值得斟酌。三是调整投资倾斜力度，努力提高装备工业水平。当前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庞大，而且其中的设备投资又主要依赖进口来实现，无异于把相当规模的设备制造市场让给国外，很不合算。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按现行政策取向，投资无力向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装备工业倾斜，影响机电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因此要研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仅从需要出发，这方面的投资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只有确定并保持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才有可能腾出必要的资金用于支持支柱产业的培育，用于提高装备工业水平，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经济的长远适度快速增长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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