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解放理论与中国当代老年妇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老年论文,妇女论文,理论论文,性解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6－0026－11
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媒体围绕着中国传统思想对人们晚年爱情、婚姻和性生活的束缚展开了一场激烈、持久的讨论。一系列的教育书籍，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等媒体纷纷向人们宣传中老年夫妻间的爱情与性生活并不像封建迷信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种不健康不适当的行为，相反，它们却是老年生活中健康、正常的一部分。此外，当代中国媒体还强调，对于那些丧偶的老年人来说，爱情，再婚及之后的性接触并不像封建传统所描述的那样自私，不道德，见不得人，相反，它们不仅对老年人的身心有益，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利。在这场辩论中，媒体还引用了一些现代科学理论，当代人的价值观作为理论依据呼吁中国中老年群体要摆脱封建思想，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医理论的束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解放。老年妇女之所以受到了媒体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她们既是封建礼教下的主要牺牲品，同时也是传统封建保守思想的主要体现者。
本文把焦点集中在中国老年妇女的身上，并与当代中国媒体对她们晚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描述进行了比较。文章讲述了这场媒体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愈演愈烈，并且将媒体与社会科学对于中国老年妇女的性观念及性行为的不同调查结果进行了对照。通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不论是城市妇女还是郊区妇女，也不论她们是否受过教育，她们在性方面的特点却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中国的媒体却并没有注意到她们多样化的特点。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对北京的城区和郊区的老年妇女进行了一次调查。通过调查，得出了一些人种志数据。本文主要就是利用这次调查及得出的这些数据对老年妇女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进行研究的。通过调查发现，与媒体推测不同的是，老年妇女对性的态度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而且仅仅对晚年性能力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还不足以使她们的思想与行为变得更加开放。另外，不同的年龄段的中老年妇女在性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因此媒体将她们统统归到一起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妥的，并没有注意到年龄上的重要差异。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媒体还将农村居民与女性的保守拘谨划上了等号，但通过笔者的调查，农村妇女的性生活反而要比城里妇女更加频繁。同样，媒体认为教育程度较低或者几代人同住在一起的家庭结构并非是导致性生活次数减少的原因，而笔者的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总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媒体对于中国中老年妇女性解放的报道是不实的，因为它是根据对许多老年妇女的错误描述和她们身上所带的封建属性所做出的。
在介绍完这场媒体辩论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后，笔者向读者列举了撰写本文所引用的一些比较通俗化的学术资料，并且概括了当代中国媒体对老年妇女对性的态度及其性行为的描述，然后对北京中老年妇女的社会调查中得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重点是：妇女对晚年性生活的态度，性生活的频率，对性的态度与实际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获取性知识的方式，居住地区，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这些因素与实际性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
一、这场媒体运动的背景
如Frank Dikotter，Gaili Hershatter，Harriet Evans和Judith Farquhar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指出的，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婚姻、爱情和性成为了社会争论的焦点问题，关于传统理论与现代理论正面与负面的评论在社会上也层出不穷，而且要求从封建传统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从191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报纸杂志大都是针对青年人和成年人的爱情、婚姻和性进行报道的。一些妇女的基本权利，如打破儒家思想对妇女的禁锢，准许妇女向丈夫提出离婚和准许丧偶或离异的妇女再婚，这些早在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就得到了承认，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50岁以上妇女的爱情权、婚姻权和性权力才开始真正被社会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各种大大小小的媒体对于晚年的爱情、婚姻和性的宣传纷纷涌现出来，这种宣传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这次活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宣传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社会上出现了不同阶层联合进行宣传的局面，有一些是政府机构的成员，有一些是半政府半民间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成员，他们都是在向人们宣传着同一个话题：中老年人的性解放。宣传活动的骨干力量还包括医生和健康工作者，中老年人权力的倡导者及关注妇女问题的广大干部和学者们。
在这场宣传活动中，还涌现出一大批出版物和广播电视作品。书籍大多是关于晚年生活的爱情、婚姻和性的，像钱信忠、杨文质的《老年性问题咨询》（1990，北京：科学出版社），秦云峰、弘杨的《老尚风流是寿征：与中老年朋友谈性》（1999，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及周达生、牛飚的《中老年性知识百问》（2000，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书中凡是涉及老年人健康，女性更年期或绝经期和中老年人再婚问题的章节均是围绕着爱情、婚姻和性这一话题展开的。而那些有关妇女，老年人或健康问题的期刊上也经常刊登一些关于晚年生活的爱情、婚姻和性的文章。此外，有关这一话题的广播电视节目也是层出不穷，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拍摄了一部题为《秋叶》的电视剧，是关于性与女性绝经期问题的一个教育节目，同年江苏省妇联也拍摄了一部题为《走出更年期》的教育片。相比理论性更强的书报杂志，纪实类的电视节目更为广大观众所接受。
这场运动旨在告诉人们，与中国传统习俗所宣扬的理论不同，中老年人的爱情、婚姻、再婚和性是其晚年生活中自然、正常和健康的一部分。媒体强调，对于那些中老年夫妻与那些丧偶后再婚的男女们，他们之间和谐、美满的爱情生活与性生活对他们个人的健康长寿和家庭幸福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总之，媒体纷纷投入到了这场宣传运动中，来破除迷信思想，批判反对儒家思想和以道家修炼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传统中医理论的愚昧。根据封建迷信的观点，40岁和60岁的妇女在经过了更年期，性生活是不健康，不合适的；而传统理论则认为，丧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就不应该再婚了，而对于那些40岁以上的妇女或是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她们结婚或再婚就更不合适了。媒体对于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和批判。他们强调说，晚年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是受婚姻法保护的。他们呼吁，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的传统中医理论，以及西方生物医学，现代人价值观使人们从传统的年龄歧视和性歧视思想中解放出来。
从表面来看，全社会如此迫切地关注40岁以上妇女的爱情、婚姻和性似乎有一点不同寻常。而这场运动除宣传了一些基本理论外，其实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人们越来越关注今后由谁来照顾中老年人这个问题，这就使得中国中老年人们亟须通过婚姻来获得精神慰藉，并满足生理需要。
特别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在过去的十年中，人口控制政策已经不再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模式了，而且自从政策实施以来，人们也不再通过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就盲目地进行人工流产。但是尽管这样，中国青年人比例依然持续下降。根据200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大约是眉2.75亿，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① 孙昌龄，祖晶在其书中提到，到2020年这个比例至少会增至到15％，[1]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就更不容乐观了，他们估计到2025年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到20％。种种的预测更加引发了社会对那些体弱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的关注，因为这个群体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国学者Michel Foucault对西方性解放的描述是，解放其实是一种讽刺，人们相信他们的“解放是一种平衡”。[2]事实上，媒体认为老年人从封建的年龄歧视和性歧视思想中解放出来，不仅有助于他们的个人健康和生活幸福，还会起到一些社会效益。例如，在《中老年保健》一书中，作者武宁生和童靖信指出，传统“养子防老”思想在当今社会是越来越不现实了；而当今社会的箴言则是“以老助老”。[3]
许多资料都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中国社会的稳定，生产力的提高，还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繁荣，都取决于中老年人婚姻的美满幸福。周达生和牛飚在书中曾提到，中老年夫妻的性生活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夫妻间的感情、家庭的和睦，夫妻身体、心理健康，甚至是工作和事业。同样，秦云峰和弘杨在其书中也提到，中年夫妻和谐美满的性生活不仅对夫妻的心理、身体健康有益，而且对于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更是有利。在他们看来，中老年人再婚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这些丧偶的人们再婚，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并且这些人可以为社会进步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减轻了这些人的子女们的负担，使他们不再为照顾老人而发愁，这样他们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此外，武宁生和童靖信还强调说，老年人们不要再指望着子女们的照顾了，老年人再婚后，夫妻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互相照顾了……在当今社会，子女们不可能再将全部精力放到照顾老人身上了，因为他们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因此最好是夫妻间自己互相照顾。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中国的老年人们在40岁以后可以接受爱情和婚姻思想，不仅会减轻子女们情感和道德上的压力，还可以极大地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所以应该有更多的老年人彼此结合在一起。有了美满的婚姻，老年人们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并且对自己的感情、社会、经济，以及日常生活负责。
因此，这场运动要求社会全体成员一起行动起来，加强中老年人之间的联系，为老年夫妇搭起感情、性爱的桥梁。中老年人本身也要力求获得婚姻关系，并保证自己的“性健康保健”。他们应该清楚积极为他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和日常生活承担责任的重要性，而不能再坐等子女和政府养活了。同样，他们也应该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再将精力放在子孙后代的身上了；像周达生和牛飚他们所说的，将精力放在增进夫妻感情上，或者像秦云峰和弘杨说的那样，增进夫妻感情。
同时，社会其他人员，特别是成年子女，政府机构的公务人员及社会服务者们，都应该积极鼓励中老年夫妇的性爱。比如，子女们应理解并鼓励中老年人再婚，并尊重他们性爱隐私权。秦云峰和弘杨在书中曾提到，儿女们应该主动为他们父母的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可以每隔一周的周末带上孩子出去玩，给二老创造最佳条件进行感情交流。他们还强调说，一般来说，全社会，特别是子女们，应当为老年人的性生活提供便利条件，这其中就包括撮合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们再婚。
全社会与子女们为中老年人的性爱提供便利，这对于中国传统理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转变。首先，传统观念强调，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指父子间的关系）要远远高于夫妻间的关系，而现代已经转变了这个观念。再次，19世纪末所宣扬的“中体西用”理论在今天也转变了。以上所说的一切都表明，现在已经不再是“中体西用”了，中国传统家庭开始借鉴西方模式了，现代西方家庭模式正在作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谓的“体”被宣传。现代西方家庭与丧偶后再婚等模式与保持社会稳定，大家庭观念和年轻一代为老年人的性生活提供便利等中国传统理论联系在一起，就要求大家庭要为婚姻幸福服务。夸张一点来说，中国家庭的最终目标已经完全的现代化、“西化”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习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但已经无法真正的体现出传统中国的味道了，现在已经是“西体中用”了。
几代同堂的这种家庭结构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转变。在过去，三四代同堂至少对于老人来说是种莫大的福气——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两代人同住在一起就会引起诸多不便。所以，秦云峰和弘杨在他们的书中是这样描述一些家庭的恶劣居住条件的：两三代同堂会为夫妻的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并没有谈到大家庭带给老一代的好处，而是主要针对中老年人如何摆脱这种大家庭模式，并且通过创造自己的空间，每隔一段时间就让儿女子孙们外出或在外面找个便宜的旅馆去谈情说爱等方式来打造中老年人自己的“甜蜜的二人世界”。
二、媒体对中国妇女及其晚年性生活的描述
根据学者陆同林对20世纪那些影响中国妇女思想的封建道义的描述，当代中国媒体在中国妇女的性态度和性行为方面，将中国妇女定义为是封建制度的主要牺牲品，同时也是传统保守思想的主要体现者。[4]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学者刘达临在其书中对于中国妇女的描述是：中国女性在性生活方面较之男性更为顺从，更易受压迫，更会自我约束。[5]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性方面相比年轻人来说更加地压抑，像什么不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性生活是极其下流的，晚年的性生活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得体不健康的，并且对身体有害。这些封建思想在老年人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为了她们自己也为了她们的伴侣们，中老年人亟须从传统的性观念中解放出来。
钱信忠和杨文质在其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具代表性，在一些妇女看来，当她们步入老年以后，性接触是很不明智的，是一种反常行为，因此她们便不再过性生活了。妇女们始终认为，一个正统，守规矩的女人是不应该对性有兴趣的，并且她们从来不主动要求性生活，即便是在性生活中，也不会积极配合男方。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她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在她们小时候，她们的母亲就常常教育她们说，性是很下流的。秦云峰和弘杨对此的着重点有一点不同，他们重点强调女性担心自己在性方面缺乏吸引力这一点：一些妇女认为，当自己跨入老年后，就已经是人老珠黄了，就缺乏女人的风采和魅力了。于是她们就没有信心与她们的丈夫一起享受快乐了。
这些学者们根据妇女跨入某个年龄段之后，对于晚年爱情、婚姻和性的态度，以及她们在这三方面的实际行为，将中国妇女分门归类。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老年妇女在不同年龄段所表现出的不同变化特点。举个例子来说明，秦云峰和洪洋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妇女们统归为一类，认为她们没有接受过性教育，并且被那些迂腐、陈旧的思想所束缚。而其他一些媒体资料则把妇女的年龄界限定的更高，五十岁以上或六十岁以上。
有的媒体还做出了一些其他论断。农村妇女与城里妇女相比，她们通常被人们认为性观念要保守的多，性行为也更为压抑。在学者钱信忠和杨文质看来，这是因为农村妇女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更大，受封建的性歧视思想毒害更深。在中国，当人们一提到农村时，立刻会想到它的传统性，而一提到城市，人们则会想到其现代性。同样媒体还认为，在性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要比那些高学历的妇女要压抑、保守。在他们看来，妇女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性方面才不会愚昧无知。
但有时，一些学者也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性方面反而会表现得更加压抑。因为与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同龄人相比，这些妇女在与人交往方面总是显得过于拘谨。秦云峰和弘杨在他们书中曾写到，妇女的性压抑是由于她们的文化水平较低的缘故，但是他们在书中的其他章节却又反驳了这个看法，认为越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职业地位的老年妇女对性越是冷淡。他们认为这些妇女很拘谨、刻板，做事总是前顾后盼的。她们过于文明了，所以对性根本不感兴趣，也就失去了人类的本能。
同时，媒体还认为，妇女们对性的态度往往会决定她们的实际行为，并且如果能够多了解一些有关晚年性生活知识的话，那她们的个人态度及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学者于金国曾就这一话题出版过一系列有关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书籍。[6]作者提出了对妇女性态度与性行为的一些论断，以及认为老年妇女在性方面很压抑的看法。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儿女发现父母最近总是吵架，于是便让他们去看心理医生。这个故事很具有代表性，它涉及了老年人晚年性问题的诸多方面，尤其是传统观念对老年人造成的心理负担，像老年人应当学会自我控制，不要再过性生活；性行为是猥亵，下流的；中老年人的性欲不该再那么强烈；性会加速老年人的衰老，还会折寿；性生活就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人到了老年以后就不应该再同房了。
于金国对老年妇女的描述是一针见血。他主要是针对妻子在性方面的保守态度展开叙述的。如果妻子对性冷淡，尤其是在性生活中表现得很消极，并且表露出厌恶之情的话，这时，丈夫仍要求性生活的话，就会遭到妻子的责骂。妻子对性如此的保守，会使丈夫感到不知所措，由此便会引发“家庭内战”，甚至导致夫妻关系的破裂。妻子对丈夫的性要求感到很生气，便狠狠地责骂丈夫，丈夫受到妻子的责骂，感到无地自容，甚至想到去死。老年夫妇被于金国描绘成了传统古板的形象，缺乏基本知识，不懂得相互沟通来解决问题。而妻子比丈夫更加的愚昧无知，在性方面更加的压抑。她们甚至不希望心理医生询问一些有关她们在性方面上存在的问题。心理医生在听完丈夫的叙述后，请妻子一起来听一听对于他们问题的科学分析，言外之意便是，妻子的观念是愚昧无知的，根本不值得接受。
于金国将中老年的性问题具体化，为读者列出了一些典型的态度和行为。老年人及其子女缺乏基本知识，是老年人无法拥有和谐美满性生活的最大障碍。而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要积极地面对性方面的愚昧无知，并向专家寻求解决的办法。于金国的书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聚精会神地听着专家讲座；专家说到，晚年的性欲和性生活是正常、自然的，并且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长寿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对夫妻听后点头称是。这就告诉我们，一旦夫妻从科学知识中受到了启发，那他们之间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听完了专家讲座，这对夫妇相互欣然一笑，“噢，原来是这样啊”。夫妻间的误会顿时被化解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让老年夫妻了解足够的科学知识对于他们性态度和性行为的改变是十分必要的。
三、调查样本
笔者在1992年、1993年至1994年间以及1996年，共花了18个月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几百名妇女做了一次人种志调查，并得出了一些数据。本文就是根据这些数据对老年妇女的性态度和实际性行为进行研究的。接受调查的妇女大都是出生于1928年至1954年间，在1994年对她们进行调查时，她们的年龄在40岁至65岁之间。调查小组通过一系列有关老龄化和绝经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口头采访，对她们实际生活的采访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对老年妇女在身体、感情及社会经验上的多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地研究。而对于她们爱情、婚姻、再婚和性的调查则是我们研究课题其中的一个方面。在本文中，笔者通过1994年对399名不同社会身份的妇女进行口头调查所得出的数据，来重点分析她们的性态度及实际性行为。
接受口头调查的妇女，其背景不尽相同。调查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居住地区，年龄，绝经状况，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表1）。调查样本抽取了199名城区妇女和200名郊区妇女。其中，196名40～49岁的妇女，126名50～59岁的妇女和77名60～65岁的妇女。186名妇女已经过了绝经期，占了大多数，115名妇女未到绝经期，98名妇女临近绝经期。360名妇女与丈夫住在一起，占到了绝大多数，11名妇女虽已婚，但由于232作需要，感情疏远或是两者的共同原因与丈夫分居，23名妇女是遗孀，2名离异，还有3名一直未婚。样本中有14名妇女曾结过两次婚，12名妇女刚刚结婚，还有2名一直守寡未婚。调查样本中只有两名妇女是在40岁或过了40岁才结的婚，其中一名是第一次结婚，而另一名则是二婚。
接受调查的妇女的整体教育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她们中有99名只接受过0～3年的教育，214名妇女受过4～9年的教育，还有86名妇女受过10～10年以上的教育。有4名妇女的家庭仍保持着传统的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此外，有41名妇女只与其丈夫住在一起，232名妇女是两代人同住一起，还有122名是三代人同住在一起，这三种家庭结构反映了中国家庭向小户发展的趋势。总体来讲，虽然样本中接受调查的妇女大多来自城区，且教育水平要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但是这个样本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助于分析老年妇女的性态度与实际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有助于研究年龄，居住地区，教育水平及家庭结构是如何影响老年妇女的性态度和性行为的。
四、中国老年妇女对于晚年性爱的态度
中国的老年妇女对性的态度并非是千篇一律，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的媒体认为人在过了生育年龄后，其性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但是大多数妇女都否认了这一说法。而且，与媒体报道不同的是，大多数妇女都不担心自己会失去风采魅力和生育能力。但同时，她们也不否认她们在进入中年以后，便开始对性逐渐冷淡了。
在调查中，只有少数妇女认为绝经后就不应该再过性生活了。在399名40岁至65岁的妇女中，当被问到“女人在绝经后最好就禁欲”时，只有20.6％的妇女同意这一说法，而42.9％的妇女表示不同意，21.9％说不知道，还有14.8％的人认为因人而异或因情况而定。
而当按年龄的差异对上一问题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年龄偏大的妇女会认为绝经后就应该禁欲了。在77名60岁至65岁的妇女中，有28.6％的人同意这一说法，而在126名50岁至59岁的妇女和196名40岁至49岁的妇女中，分别有25.4％和14.3％的人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同。同样，在186名已绝经的妇女中，有28.6％的人认为绝经后就不应该再过性生活了，而在115名尚未绝经的妇女和126名临近绝经的妇女中，分别只有13.9％和16.3％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如果按照居住地区不同来分析的话，在200名郊区妇女中，22.5％的人认为绝经后就不应该再过性生活了，而在199名城区妇女中，这一比例仅为18.6％，很明显，郊区妇女的比例要略高于城区妇女。要按照教育程度的不同来分析这一观点的话，83名未受过教育或只受过3年教育的妇女中，32.5％的人同意这一观点，199名4～9年教育水平的妇女中，有22.1％的人表示同意。此外，在78名有着10～10年以上教育水平的妇女中，仅有14.1％的人同意此观点。虽然年龄偏大，已过绝经期，居住在郊区且教育水平较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但需要指出的是，认同这一观点的妇女毕竟只是少数，即便是在上述的4组中，也只有少数人表示认同。
在调查样本中，只有5.8％的妇女担心会失去自己的风采魅力，变得不好看了。而多数妇女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总是开玩笑地说“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不好看！”妇女的年龄越大，越不会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心：40～49岁的妇女中有7.7％的人对此担心，50～59岁的妇女中有4.8％，到了60～65岁的妇女中，这一比例仅为2.6％。而这一比例在城区妇女中为8.0％，在有着10年或10年以上教育水平的妇女中为11.5％，显然，这两组中的妇女更怕失去风采魅力。但在郊区妇女中，仅有3.5％的人对此担心，在有着4～9年教育水平的妇女中，这一比例为7.0％，而在没受过教育或只受过3年教育的妇女中，这一比例竟然为0％。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大多数妇女在20岁的时候便生儿育女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只有1％的妇女坦言她们在过去一年里曾担心失去生育能力。要按照年龄的差异进行分析的话，0.5％的40～49岁妇女对此表示担心，2.4％的50～59岁妇女对此担心，60～65岁的妇女则对此不再担心了。妇女的生育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担心失去生育能力的4名妇女中，有2名没有孩子，而另2名则分别有3个孩子（两女一男）和4个孩子（三男一女），因此我们就可以排除无子女和重男轻女作为这个问题的解释的可能性。此外，在样本中还有4名没有孩子的妇女对此并不担忧，这种担忧并不是由居住地区或教育程度决定的，在城区和郊区妇女中，仅有1％的人对此担忧，而在没受过教育或只受过3年教育、4～9年教育、10年或10年以上教育的妇女中，分别有1.2％、1.0％和1.3％的妇女对此担忧。
接受调查妇女中的大多数人，在到了中年以后便开始对性逐渐冷淡了。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妻子身上。在399名妇女中，86％的人认为妻子到了中年以后便对性冷淡了，还有80.1％的人认为丈夫也是如此。而在50～59岁和60～65岁的老年妇女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妻子身上，也发生在丈夫身上。在50～59岁的妇女中，94.4％的人认为妻子到了中年以后，开始对性冷淡了，86.5％的人认为丈夫到了中年开始对性冷淡了。在60～65岁的妇女中，93.5％的人认为是妻子，84.4％的人认为是丈夫。这一比例在40～49岁的妇女中相对较低，77.6％的人认为是妻子，72.9％的人认为是丈夫。
要按照居住地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来分析的话，这些数字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在郊区妇女中，85.0％的人认为是妻子，79.5％的人认为是丈夫，而86.9％的城市妇女认为是妻子，79.4％认为是丈夫。同样，在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过3年教育的妇女中，89.9％认为是妻子，81.8％认为是丈夫，受过4～9年教育的妇女中，83.6％认为是妻子，78.1％认为是丈夫，而在那些有着10年或10年以上教育水平的妇女中，87.2％认为是妻子，80.2％认为是丈夫。
年龄、居住地区和教育程度与上述分析的4种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不一致的。总之，对于绝经后不应该再过性生活这一问题，那些年龄偏大，居住在郊区且教育水平较低妇女的看法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媒体却认为这些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同样，那些较年轻，居住在城区且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们对于担心失去风采魅力的看法也是不具有代表性的。而一小部分人对于担心失去生育能力的回答，也不是由年龄，居住地区和教育程度决定的。最后，大多数老龄妇女认为“性”趣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这一看法并不受居住地区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而变化。这样看来，很明显，中国媒体对于老年妇女性态度的描述并没有反映出妇女的实际变化特点。
五、中国老年妇女的性生活
与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同，性生活在中国老年妇女当中其实是很普遍的。在笔者所调查的399名北京妇女中，大约有72.2％的人现在仍然有性生活，27.8％的人现在没有性生活，这其中还包括1.0％的人从来没有性生活。
在107名现在没有性生活的妇女当中，有31名对此的解释是，由婚姻状况造成的。在4名从来没有性生活的人中，3名是由于一直未婚。另有23名至今守寡未婚，2名离异后尚未结婚，还有3名虽已婚但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这种现象在11名已婚妇女中的比例为27.3％。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很忌讳向他人公开那种无婚姻基础的性生活，因此很难判断她们回答的真实性。而一些妇女可能现在有性生活，只是不愿对外界承认，这就使得有性生活的人的比例占到了样本的3／4。
按年龄差异对老年人的性生活进行分析的话，性生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减少（表2）。在196名40～49岁的妇女中，93.9％的人现在有性生活，126名50～59岁的妇女中，60.3％的人有性生活，而在77名60～65岁的妇女中，有性生活的人数只占到36.4％。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媒体将中年和老年妇女统归到一起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中老年妇女性生活的差异还与绝经状况有关：在已绝经的妇女中，98.7％的60～65岁妇女没有性生活，这种情况在50～59岁妇女中为81.0％，在40～49岁妇女中仅为4.1％。在186名已绝经的妇女中，多一半的人都没有性生活，但这种情况在临近绝经的妇女中和尚未绝经的妇女中仅分别为9.2％和3.5％。此外，较高的遗孀率是另外一个影响年龄偏大妇女性生活的因素。在总的调查样本中，有23名守寡未婚的妇女，这些人都没有性生活。但在此文的样本中，40～49岁妇女中仅有0.5％是遗孀，50～59岁妇女中有7.9％是遗孀，但在60～65岁的妇女中，有15.6％是遗孀。
为了更好地区分年龄与婚姻状况对性生活影响的不同，笔者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已婚妇女展开的。样本中有23名遗孀，2名离异的妇女和3名一直未婚的妇女，她们都没有性生活，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人，只对371名已婚妇女或360名已婚且同居的妇女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她们当中大约有78％的人有性生活（表2）。这个也会根据已婚妇女的年龄差异而变化，大约有95％的40～49岁妇女有性生活，而仅有67％的50～59岁妇女和43％的60～65岁妇女有性生活，很明显，年龄偏小妇女有性生活的比率要高于年龄偏大的妇女，但是在总数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
当妇女们谈到“现在有性生活”时，我们要弄清这其中的不同含义，以保证今后研究的准确性。一些妇女在自愿接受采访时，曾表达了一些对性生活的精辟看法，如阴道在性生活过程中感到不舒服，但采访者并未对这些身体上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虽然大多数妇女都认为性生活便是指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但是对于她们来说，她们在性生活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却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就像前面所提到中国老年妇女对性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老年妇女的实际性行为在不同年龄段也是有差异的，而媒体却忽视了这些重要差异，这会严重误导人们对老年妇女的性的看法。
六、中国老年妇女的性态度与其性行为的关系
从前面于金国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媒体认为老年人在爱情、婚姻或再婚及性方面上的困惑主要是由于他们头脑中陈旧的思维定式以及缺乏一定的科学知识造成的。他们还认为，老年人们只要稍懂得一点科学知识便会立刻改变他们的陈旧观点，进而再解决他们婚姻上的问题。按照媒体的论断，老年人们会很快地从科学知识中了解到人类的本能，并从中受到一定的启迪。不仅如此，这些科学知识还会对他们性态度和性行为的转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减缓他们性解放进程的，既非外部环境，也非生活中的障碍。
国外健康教育专家Good认为这种论断是存在严重纰漏的。[6]仅对老年人们灌输相关的科学知识不一定会起到作用，因为无法保证老年人是否真正愿意接受这些知识，或者把它们铭记在心，进而再转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通过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对于绝经后不再有性生活的分析后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性欲会逐渐减弱。而且老年人对西医的偏爱则表明老年人性态度与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对应的。
通常情况下，老年妇女所表露的性态度与她们的性行为往往不一致。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妇女在绝经以后最好就不要再有性生活了。在82名赞成这一观点的妇女当中，36名（43.9％）没有性生活，但是剩下的46名（56.1％）仍然有性生活。而在171名持反对意见的妇女中，131名（76.6％）称她们现在有性生活，余下的40名（23.4％）则已经没有性生活了。在186名已绝经的妇女中，有50名赞成这一观点，她们当中16名（32％）仍然有性生活，34名（68％）没有性生活。通过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与媒体的论断不同，中老年人的性行为不只是由她们的态度所决定的，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妇女们对于性欲会随年龄增长减弱这一观点的看法。在111名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妇女中，106名（95.5％）认为妇女到了中年以后会对性冷淡；104名（93.7％）认为男人到中年也会对性冷淡。而在288名现在有性生活的妇女中，称自己到中年以后就对性冷淡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237名（82.3％）认为妻子到了中年开始对性冷淡，213名（74.0％）则认为是丈夫。这就表明，性态度与性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一致性。
有时，中国媒体也认为西方药学对老年人晚年性生活会产生一种积极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对中国妇女们的调查发现，这种积极影响只会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生效。在那些偏爱中医的人中，禁欲的人比例为28.4％，而在那些偏爱西医的人中，这一比例为19.6％，略低于偏爱中医的人。媒体对此只进行了整体性的概括描述，但实际上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对于那些两种疗法持无所谓态度的妇女们来说，她们当中禁欲的人的比例实际上是最低的，仅为10.9％。有趣的是，在那些偏爱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人当中，禁欲的比例为27.0％，这几乎与偏爱中医的人的比例一样高了。还有一些视情况来选择疗法的人，她们的比例为22.0％，这一比例接近于那些偏爱西医的人的比例。其实，偏爱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人更倾向于全面的中医疗法；而那些声称视情况而定的人更倾向于西医疗法，这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想法与其实际采用的疗法是有出入的。上面的调查结果也与此相吻合。总之，偏爱不同疗法的妇女们在禁欲方面的差别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仅相差9个百分点（最高为28.4％，最低为10.9％）。
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对不同疗法偏爱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我们却发现年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疗法不同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40～49岁的妇女对中、西医疗法的偏爱与实际性生活之间并没有太大关联，但对于50～59岁及60～65岁的妇女，情况就不同了：偏爱传统中医疗法的老年妇女，其禁欲比例要高于偏爱西医的同龄人们。更具体地说，就是40岁的妇女不论偏爱哪一种疗法，性生活的比例没有太大差别，偏爱西医的为95.4％，偏爱中医的为92.9％。但是这一比例在50岁的妇女中就比较低了，偏爱西医的妇女性生活比例为60.6％，偏爱中医的为44.4％，而对于60岁的妇女来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2.9％与26.3％。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50岁以上妇女性行为受中医的影响程度要大于40岁妇女。
媒体认为，中老年妇女在绝经以后就应当停止性生活，妇女到了中年以后就会对性渐渐冷淡，传统中医要求老年人晚年不应该过性生活。而以上所列的数据与媒体的这些论断正好相反。不仅如此，老年人们的性态度与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年龄影响的。综上所述，媒体在谈论老年人性问题的时候，将所有中年与老年妇女统归在一起进行分析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导行为。
七、其他因素与中国妇女性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下文中所涉及与中国妇女性行为有关系的因素有：了解性知识的途径，居住地区，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住在小户家庭。中国的媒体重点强调了这些因素与老年妇女性行为间的联系。但笔者发现这些因素并不一定与老年妇女的性行为有联系。因为根据妇女年龄差异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因素与不同年龄段妇女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媒体将所有老年妇女都归到一起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其复杂性。
（一）了解性知识的途径
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妇女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获得老龄化、绝经或闭经的相关知识的：口头宣传，影视节目，报纸杂志，电台广播，书籍和宣传册，广告和海报，医学文章和专家讲座。这其中，口头宣传是妇女们获取性知识最普遍的方式。据统计，85.7％的妇女是通过别人的宣传获得老龄化和绝经的相关知识，71.7％是通过影视节目，47.6％是通过报纸杂志，还有39.3％和30.3％分别是通过电台广播和书籍宣传册来获取性知识。而余下的三种方式：广告和海报（10.3％），医学文章（7.8％）和专家讲座（6.5％），仅有不足10％的妇女提到（表3）。
不同年龄的北京妇女需要阅读书报杂志来获得老龄化和绝经的相关知识。对于各年龄段的妇女来说，通过口头宣传或视听节目获得性知识的人的比例大体相同，但是通过阅读报纸杂志获得知识的比例则不尽相同。其中，40～49岁的妇女所占比例最高，为57.7％；仅有43.7％50～59岁的妇女和28.5％60～65岁的妇女是通过这一方式来获得老龄化和绝经的知识的。同样，34.2％40～49岁妇女和29.4％50～59岁妇女是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和宣传册来获得这方面知识的，但这一比例在60～65岁的妇女中仅为22.1％。这种差别的出现与妇女文化水平的高低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对于60～65岁年龄段的妇女更是如此（表1）。
其实这也很正常，根据文化水平的不同，不同年龄段妇女获得知识的方式也不同。在40～49岁的妇女中，57.7％的人喜欢读报纸杂志来获取知识，41.8％的人愿意听广播，34.2％的人喜好阅读相关书籍和宣传册，还有13.3％通过广告和海报来获取知识。而对于余下的几种方式，40岁妇女所占比例与最高比例也仅差几个百分点，在3个年龄组中居第二位。对于50～59岁的妇女来说，最普遍的两种方式是口头宣传和影视节目，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分别为89.7％和74.6％。此外，还有43.7％、29.4％和9.5％的妇女分别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和宣传册及广告和海报这3种方式来获取性知识。在这8种方式中，其中的5种方式的最低比例均在60～65岁妇女中。13.0％的60～65岁妇女通过医学文章来获取知识，7.8％是通过专家讲座，这两种方式虽然比例较低，但比预计的情况还要略高一些，这可能与一些妇女有一定的医学背景或受过相关培训有关。
如果根据居住地区不同对此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城区妇女较之郊区妇女更喜欢通过报纸杂志、书籍或宣传册等这些印刷品来获取老龄化或绝经的相关知识。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70％的城区妇女通过阅读报纸杂志获得知识，而仅有25％的郊区妇女这样做。同样，相比43％的城区妇女，只有不足18％的郊区妇女是通过阅读书籍和宣传册获得的老龄化或绝经的相关知识。影视节目，电台广播这两种方式在城区妇女中也更为普遍。而郊区妇女则更易于接受口头宣传这种方式。
而通过教育水平的不同进行分析会发现，口头宣传在这8种方式中是唯一一种显示不出教育水平差异的方式。教育年限不足3年的妇女不论是从书中，还是从广播电视节目中，都不太愿意了解关于性的知识。对于教育年限为4～9年的妇女和10年以上的妇女，她们大都喜欢通过影视节目和电台广播来获取知识。而后者较之前者还喜欢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和宣传册来获得老龄化或绝经的相关知识。
（二）性知识与性生活的关系
媒体认为，妇女们只要掌握一点老龄化或绝经的相关知识，其性生活次数便会明显增多。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像媒体认为的这样简单。在350名现在仍与丈夫同居的已婚妇女中，性知识对她们性生活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在不同年龄段的妇女中，这种影响也显示出了不同的变化特点（表4）。
实际上，性知识与性生活在40～49岁的妇女中的联系最为紧密，即妇女掌握了一定的性知识，其性生活次数便会增多；在50～59岁的妇女中，这两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在60～65岁的妇女中，情况却是相反的。与四五十岁的妇女不同，六十岁以上的妇女在掌握一定的性知识后，反而不会再过性生活了。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个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地反映出了老年妇女在性方面上的差异，还是仅仅就是一个统计数据。
（三）城区与郊区的对比
中国媒体普遍认为，郊区妇女在性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但是调查显示，郊区妇女的性生活频率要高于城区妇女。在200名郊区妇女中，80.0％的人说她们现在有性生活。而在199名城区妇女中，现在有性生活的人数仅占64.3％。由于接受调查的郊区妇女的平均年龄要略低于城区妇女，如果要出现一些意外结果的话，就需要对不同年龄组的妇女进行单独的分析。此外，对于遗孀，离异者和未婚妇女这个群体，调查仅针对那些已婚且现在与丈夫同居的城区和郊区妇女展开。
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发现，结果与数据相吻合（表5）。在3个年龄组中，已婚且现在与丈夫同居的郊区妇女，有性生活的比例要高于城区妇女。中国媒体认为郊区妇女，特别是郊区老年妇女在性方面更为保守。而我们的调查与他们的观点是截然不同。至少从这3个年龄组来看，情况与媒体的观点是相反的：城区妇女的性生活不如郊区妇女频繁。由于郊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且住房也更为宽敞，所以城区与郊区妇女在性生活方面的差异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中国农村一直以来都认为，几代人同住在一起比夫妻间的生活更为重要。
（四）教育水平
前面曾提到，中国媒体对于妇女教育水平与其性生活间的关系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妇女越有知识，其性生活越频繁，因为她们从科学知识中受到了一些启发；另一种则是教育水平越低的妇女其性生活越频繁，原因是她们在这方面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拘束。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与妇女性生活的频繁程度都没有必然联系。
在根据年龄差异对此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已婚且现在与丈夫同居的妇女来说，其教育水平并非与其性生活频繁与否有直接关系。文化水平最高与最低妇女的性生活次数都不是最多的：分别为60.2％和75.6％。而那些中等教育程度的妇女们有性生活的比例则为85.9％。
可是要根据年龄进行分析的话，结果表明，妇女的教育水平与性生活次数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联系，那也需要对不同年龄妇女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表6）。在40～49岁年龄组中，文化水平越高的妇女，其性生活次数反而越少。在50～59岁年龄组中，情况与40～49岁的不同，文化水平越高的妇女，性生活次数也越多。而在60～65岁年龄组中，文化水平最低的妇女，其性生活次数却最多；文化水平最高的妇女，其性生活次数在这个年龄组中居第二位。调查中还有一些50岁的妇女，其性生活次数在其年龄组中是最少的。由于教育水平，年龄与性生活次数这三者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对它们还要再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妇女们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不在分析的范围之内。妇女的教育程度和社会阅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这些变化有影响，也可能教育水平与性生活之间本来就没什么联系。
（五）家庭结构
所有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一代人同住一起的家庭中，48.5％的中国妇女没有性生活。而在两代人和三代人同住的家庭中，分别有16.3％和25.0％的妇女没有性生活，这与媒体的观点正好相反。同时，在四代人同住在一起的家庭中，有50％的妇女没有性生活，但这种情况仅为4例。因此很明显，在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的家庭中，妇女的性生活次数反而会增加。至于四代人的家庭结构对妇女性生活的影响，还需要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
根据年龄差异对此进行分析的话，会发现在不同的年龄组中，妇女所处的家庭结构与其性生活的关系是不同的（表7）。单从数据上来看，在两代或三代人的家庭中，妇女的性生活次数便会相应减少。但是这种情况仅存在于某个年龄组中，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整体上来看，在40～49岁年龄组中，妇女的性生活次数在一代人的家庭要明显少于两代人的家庭。在50～59岁年龄组中，妇女的性生活次数在这几种家庭结构中大体相同。但是在60～65岁年龄组中却是另一种情况：妇女的性生活次数在两代人家庭中最少，其次是一代人家庭和三代人家庭。
这些数据并不能够说明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妇女所处的家庭结构与其性生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有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是很复杂的，而且会随着年龄而变化的。这些调查再次强调了有根据老年妇女的不同特点对其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不能对她们一概而论。我们看到，对所有妇女进行概括分析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因为在分析的背后也许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
八、中国老年妇女的性解放：理论与实际
综上所述，中国媒体将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放在一起分析，认为所有的中老年妇女在性方面都是很保守的，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此外，媒体还认定，中老年妇女的性态度往往会决定其性行为；居住地区、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这些因素与妇女的性生活水平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从对中老年妇女的社会调查数据来看，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妇女中，至少有3／4的人现在有性生活。40岁以上妇女的性态度与性生活的关系在各个年龄段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不仅如此，妇女们在接受调查时所表露出的性态度与其实际性行为也是有很大出入的。在媒体的眼中，郊区妇女在性方面是很拘谨保守的。但实际上，郊区妇女的性生活次数要多于城区妇女。根据媒体的观点，妇女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左右其性生活。但性生活次数最多的，既不是那些文化水平最高的妇女，也不是文化水平最低的妇女，而是那些中等教育程度的妇女。最后，家庭结构与妇女的性生活也没有必然联系。从上述媒体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妇女性解放的许多观点都偏离了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
收稿日期 2009－04－08
逯宇（1983～），男，北京市人，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北京市宣武区小马厂一巷三号楼1006。北京，邮编：100055。
注释：
① 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pri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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