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战略研究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4-0076-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以这些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使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传统比较优势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和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比较成本说”还是“资源禀赋说”，都是以规模报酬不变、技术水平不变、要素质量和数量不变、完全竞争和产品无差异等静态的假设为前提的。在当今技术变革迅速、分工日益深化、要素流动日益频繁的新形势下，这些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固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在潜在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机会，从而造成动态福利的损失。而且，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过度依赖比较优势的战略也使得中国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增大了经济转型的压力。这主要体现为中国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分工深化等关键环节的缺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被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经济活动的附加价值偏低；同时，中国企业大量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与产能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等。因此，中国要避免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利润分配环节中被低端锁定的命运，就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内涵，追求动态的比较优势。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理论上不可能完全采取小国的静态比较优势作为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从动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摆脱“比较优势陷阱”，亦是经济转型亟需充分探讨的问题。
一、动态比较优势的机制分析
(一)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发展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延伸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放松静态比较优势的一些前提假设条件，如资源禀赋随时间可变、要素的地位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变化、新要素的形成等等。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我们可以借用动态经济学的思想来理解动态比较优势：当一国在某一部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增长率比其他国家低时，则该国在此部门的生产活动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与静态比较优势不同的是，动态比较优势更加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后发国家潜在的、未来可能形成的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强调的是充分发挥当期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禀赋，认为只要按照当期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更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规律，在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努力促使比较优势向更高级别转换而获得经济更长久、更高效的发展。总体来看，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三大类：基于要素变化、基于技术进步和基于其他因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要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指由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某类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导致的比较优势的转化。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包括动态比较成本说(筱原三代平，1955)、雁行理论(赤松要，1932；小岛清，2000)、比较优势阶梯论(Balassa,1977)、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Oniki和Uzawa,1965)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等。这些理论强调的资源、人力资本、物资资本等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的相对结构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会发生变化，且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要素变化的阶段和速度并不一致，从而会导致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对于后发国家，如果能够促进要素禀赋变化的速度，使得该国特定产业中的高附加值产品从原先的比较劣势转为比较优势，则可极大地改变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在考虑技术要素的动态变化方面，干中学(Arrow,1962; Romer,1986)和技术外溢(Krugman,1987; Lucas,1988)被认为是两种主要的技术获取途径。前者指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效应，即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技术经验得到积累，使得下一代产品所含的技术得到提高或者使生产单位产品所需投入的要素得到减少；后者指的是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通过向外部学习来获取更先进的技术。这类理论也认为后发国家为了避免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摆脱专业化分工被强化、锁定，必须依靠政府有意识的政策介入。
此外，杨小凯将分工专业化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并通过超边际分析法将其内生化，说明了分工后的总生产力水平之所以会高于自给自足条件下的水平，是因为分工后的专业化生产会内生出比较优势。因此，后发国家通过参与分工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可以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并且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种内生的比较优势既有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也有规模经济的作用。雷丁(Stephen Redding,1999)也论证了政府如果对可能具备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选择性干预、对有前景和未来生产率的产业进行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就有可能使该产业从最初不具备静态比较优势到之后在政策的作用下发生逆转。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特征。
第一，比较优势的成因既包括要素禀赋的差异，也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专业化分工等因素，但作用大小略有不同。在分析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分工模式时，要素禀赋的差异仍是决定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而在分析要素禀赋结构相近的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分工模式时，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专业化分工等因素则会显著影响比较优势的形成。而且，在产品内分工日益深化、要素流动更加频繁、技术更新换代日新月异的条件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拥有更多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机会。我们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还可以利用大市场分摊庞大的研发费用，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大市场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市场可以促进国内分工的深化、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在此基础上有效对接国际分工。
第二，在动态比较优势中，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逐步递进的关系。不论是动态比较成本说还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比较优势在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上的递进关系。这是由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各要素往往代表了逐步递增的生产率，进而也意味着相应产品附加价值的逐步增加。因此，各国都有将自身比较优势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和技术转换的动力。而且，动态比较优势更加强调各种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的提升均是动态比较优势的显性表现。
第三，绝大多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都认可政府在比较优势转换中的积极作用，即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意识地引导或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尽管诸多研究都认为一国在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上存在升级关系，然而，学术界对于一国比较优势在各要素禀赋间顺次转换的过程能否自发形成并没有达成共识。部分学者(如林毅夫等)认为，遵循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①。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一国经济的初始比较优势更容易被强化、锁定而非转换，后发国家若想摆脱过去形成的在低增长部门的锁定状态，必须依靠政府有意识的政策介入②。实际上，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有赖于对传统比较优势路径的突破，其需要借助一定外力来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只不过，这种有意识的介入并不是反市场的行为，而是着力于纠正那些扭曲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机制，克服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障碍，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建立创造条件。
(二)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机制
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点在于打破低附加值固化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链的攀升，强调尊重比较优势动态转换内在规律。从形成机制来看，动态比较优势首先离不开基础的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水平等禀赋条件。其中，技术要素是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自然资源和资本是基础，而劳动力则是技术发挥作用的中介。因此，从动态比较优势的整个形成机制来看，技术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变量。技术的升级也是整个经济体得以转型的基础，如何利用基本的资源，通过合理的机制提升技术水平是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其次，与传统比较优势相比，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需要这些要素实现最佳的配置。丰富的资源禀赋并不必然能获得比较优势，为了避免这一过程落入“资源诅咒”以及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就需要一定的转化机制与推进机制，将资源禀赋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而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干中学机制是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机制，而创新机制则是实现超越的源动力所在。从两种主要机制的作用来看，干中学是一种短期作用机制，它能使一个国家、产业或企业凭借后发的学习机制在短期内获取动态比较优势；而创新机制则是一种长期作用机制，通过创新，不断积累技术优势，实现长久技术领先，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比较优势。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建立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完全凭借市场与企业的自发行为难以跨越技术的鸿沟，此时，政府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补贴与支持。以此为杠杆撬动市场，激发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进而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后发国家向新的潜在优势产业的跃升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面临市场风险，也需要政府对这种尝试提供支持和鼓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简单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外生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在短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的比较优势，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长期的、内生的比较优势。以此来提升比较优势等级，从而在较优的国际分工地位上参与国际分工，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过程可以表述为：生产率的初始水平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地位，国际分工的模式通过资源配置决定了技术水平与生产率，而生产率的变化进一步作用于分工模式，由此形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比较优势变化机制中存在两种力量：一方面，自身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使原有优势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技术转移、产业间累积知识的速度差异和政府的逆向扶持可能促成比较优势发生转变。而对于技术处于落后状态的后发国家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初始状态较低，因此，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创新机制实现资源禀赋的升级以及比较优势的转换。但后发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因此，政府就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制度的痼疾，为比较优势的升级创造条件。根据上述的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机制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1 动态比较优势形成机制
二、中国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的历程与存在的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是以国际间的自由贸易为前提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也满足了比较优势理论应用的必要前提。在分析中国比较优势动态转换历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变动情况，以作为随后分析中国比较优势来源的间接参考。本文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围简化为所有加入WTO的123个成员国，并利用世界银行的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s)软件将其归类为四类国家(见图2)。
图2 中国与各类WTO成员国贸易的结构变动情况
数据说明：LDC指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即欠发达国家。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从图2可以看到，代表发达国家的21个高收入国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其占中国贸易额的比例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度达到90％。之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该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即便如此，2010年高收入国家在中国贸易结构中的占比仍高达70％。由此可见，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要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模式，符合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的比较优势的来源时，要素禀赋差异起到了主要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过去改革开放后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如规模经济(如产业集群)等因素增强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起主要、更显著作用的无疑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中国在资源、劳动力上的低成本优势。
(一)中国比较优势转换的历程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五年，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以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如动、植物原料，无机化学品，纤维等是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这一现象与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有关：一方面，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于制成品、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生产较为丰裕，通过出口该类产品可以获得必要的外汇用以进口一些国外商品，因此，其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另一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资源密集型产品凭借着原有的国际贸易经验和网络会更快地适应这一过程，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摸索和尝试。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地区，而大多集中于城市的工业生产的积极性仍未得到有效释放。因此，中国在当时虽然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但还未能形成有效的比较优势。1984年后，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始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逐渐转向了城市，包括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得到逐步释放，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等)，通过雇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
表1显示，1984年代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占中国商品出口结构的23.02％，排名第一，但在随后该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至2000年时占比仅为3.14％。同样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0—4类)均具有类似特征。与此同时，包含了纺织服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杂项制品”则在这段时间内显著上升，取代“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成为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比最大的类别。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此消彼长，正好反映了中国比较优势从资源向劳动力转换的过程。但从2000年开始，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下降，具有资本密集特征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开始上升，2010年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类型(表1)，该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的占比已近一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具劳动力要素特征的“杂项制品”，其出口占比在近十年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中国在出口上基本上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上述主要从出口角度对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但中国是一个加工贸易大国，很多产品是大量进口原料并加工出口，在此过程中，中国从事的生产环节往往是低技术的，一些核心的部件都来自进口。因此，综合考虑进出口两方面也许更能客观地反映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我们通过测算Lafay指数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③。
我们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海关HS表2位编码的产品分类，选取了2001—2011年共96类产品的进出口数据计算了相应的LFI指数④。根据2011年的测算结果，我们大致将96类产品分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四类(每一个类所包含的样本数大致相等)⑤。其中，在强比较优势产业中，除了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值得关注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成为了中国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这表明最近几年中国对高技术行业的扶持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弱比较优势的产品大多是中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强比较劣势的产品基本为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的主导产品，但现在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了。为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将2001年的LFI指数与2011年的进行了对比，可以发现，在诸如纺织、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依然是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总体上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了优势地位，而附加值高的一些技术密集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排名靠前的强比较优势行业中，高技术产品的地位显著上升。
进一步，我们也利用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中国产业进行了动态比较优势的测算⑥，结果表明，中国技术与资本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一些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具有强比较优势和强比较劣势的产业延续性较强，也就是说一个产业如果具有了强比较优势，就较难改变其比较优势状态。而具有弱比较劣势和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较大，这一类的产业通过有目的的培养很有可能进入强比较优势的行列。因此，现在处于弱比较劣势但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这些高技术产业可能培养成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
(二)中国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弱化
虽然中国依靠传统的比较优势在经济总量上获得了长足的增长，但由于长期被固化在低端环节。中国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后劲乏力。而且随着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首先，中国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突出表现在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本和以社保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呈现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职工工资呈现出快速的增长势头，从而推动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同步升高(见图3)。一般认为，如果劳动力成本增长幅度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就可以认为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在一定时期内会对一国竞争力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及实行严厉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加明显，近期“用工荒”、“涨薪潮”也预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图3 中国工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成本呈上升趋势。社会保险费用占中国劳动力成本的20％左右，约占间接成本的60％左右。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不断增加，这一进程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之对应，随着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一直成为相关部门工作的着力点，近年来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导致间接劳动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持续性。
图4 社保基金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2.2倍，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而环境污染对中国经济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研究显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超过3％。土地成本的上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上升的重要方面。中国各大省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常常以较低的土地价格作为优惠条件，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同时低成本工业用地的过度扩张也导致了土地供应紧张、大量低水平产业重复建设和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由于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再加上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导致的对土地的引致消费需求不断上涨，近年来，中国各类土地的价格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上述传统比较优势的退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政策的路径依赖更是增加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本。
(三)中国动态比较优势转化机制存在的不足
第一，自主创新机制还缺乏必要的支撑。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具有大国的特征，但是无论是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还是产品附加值都没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以工业为例，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间波动(见图5)。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2.6％，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国甚至超过了40％。近年来，其附加值率处于下降的态势，而且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虽然中国在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首次出现了顺差，但是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一直占据绝大多数(超过65％)，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还不强，大多数产业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获取低的价值，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图5 1994—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同时，在创新投入上，中国不仅制造业的R&D强度(R&D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见表3)，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比较低，中国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的局面依然没有明显改观，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可见，在创新上面，从投入到转化产出方面，中国都存在较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创新机制对创新主体动力激励不足，企业不愿在创新上增加投入。而且，政府资助创新大多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缺乏对资金使用过程的有效监督，这也造成了政府补助投资部分的低效率。同时，在技术与市场两张皮方面，始终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来融合。政府的创新资助也没有撬动社会资金的参与，社会融资体系还不足以支撑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与人力资本的基础跟不上技术升级的要求，还不足以支撑干中学机制的发挥。尽管中国在消化吸收费用上近几年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在总量上依旧不高，而且消化吸收费用占技术引进费用的比重偏低。中国花100元引进国外技术，只花40多元用来消化吸收(见表4)，而日本和韩国则是花100元引进技术，花500元用于消化创新。低的消化创新能力就导致了我们引进的技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落地”，即技术的本土化，只是将其作为生产的手段，没能实现技术上的再创新与超越。此外，虽然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还称不上人力资源的强国，在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方面还难以满足自主创新与干中学机制的要求，特别是缺乏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中国创新机制难以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的作用机制亟需转型。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培育中，政府往往热衷于通过直接的大规模投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也使得各地出现了许多非市场化结果的产业同构以及产能过剩。这样的结果就使得价格战成为了中国企业常用的竞争手段，中国许多产业正是在这一恶性循环中丧失了升级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发展新兴产业时，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也出现了盲目扩张的倾向，高技术产业粗放式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这种路径依赖可能会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在动态比较优势转换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首先得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政府最重要的转型方向在于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纠正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放松对经济竞争性领域的管制，积极创造适合企业创业、创新以及发展的经济生态环境。
三、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及对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要素禀赋的改善是动态比较优势构建的基础，而转化机制的完善与要素禀赋升级的契合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经济等目标的实现则是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升级的源动力所在。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实施以下战略可以捕获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转型。
(一)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的战略
虽然中国在数量上可以称为人力资源的大国，但还算不上人力资本的强国，而且劳动力方面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人力资源这个短板补齐，实现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要求。
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仅仅是加大教育投入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提高受教育水平的问题，因为现阶段中国即使是一些高技术的人才其生产效率也可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些制度性的障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而单一的制度改革很难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因此，必须以综合配套改革的思路来统筹，构建统一的协调机制，真正实现人力资本流动的畅通。并采取直接与间接的措施推动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能提供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在这一过程中，技能培训作为一种重要途径同样不能忽视。实践表明，技能培训能增进入力资本的积累，并且短期内就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也是培养大批我们亟需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重要手段。
(二)充分利用中国生产能力、配套能力的优势，促进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的反向控制的战略
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配套能力，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相对比较完善的生产配套体系是一国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保障。但是现阶段由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市场分割、行业管制壁垒等原因使得中国这方面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没有形成产业与价值链的“集团化”优势。因此，有必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整合中国的生产配套能力，将这种潜在的能力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
随着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深，产业融合作为提高产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新兴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给产业发展与经济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产业融合作为一新型的产业发展范式，促进了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的形成，使原本分立的产业价值链部分或全部实现了融合。与原产业相比，融合型产业不仅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与更大的利润空间，并通过创新的连锁反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在具体的实践中，需要积极推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府应重视和鼓励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为各产业间的融合创造一个良好的技术平台与产业平台；二是适时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放松经济性规制或进行规制改革，为产业进一步融合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三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不同分割市场的融合，鼓励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联结新价值网络的能力；四是积极推进包括组织协调机制、企业主体机制和中介服务机制等在内的产业融合机制的建立，统筹协调部门、地区、行业关系，形成发展合力，促进产业融合的良性发展；五是坚持开放型、市场化的原则，积极吸收国内外的优势资源，大力推进核心技术链、产业链的整合，掌控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在此基础上增强产业链的创新能力与控制能力。
(三)积极培育潜在的“技术优势”，实现技术强国的嬗变
虽然中国的技术水平现阶段还无法称为“技术强国”，但不论是从中国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短短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上实现的成绩都为中国后续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发挥中国在“技术序列”上的集成优势，现阶段看似处于劣势的技术水平，经过循序渐进的积累、集成与创新，完全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这一优势转变的前提是要在制度变革与体制建设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创造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和体制基础，形成体制上的竞争力。
一是以“需求类政策”为杠杆撬动市场，鼓励创新产品进入和拓展市场，支持相关产业起步、成长。积极促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加大对技术预见与技术路线图的研究，推动科研更多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摆脱科技创新与企业的生产、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状况；二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注重技术与人力资本的融合，实现技术与人力资本“螺旋形”互动发展的态势；三是促进以企业投人为主体、银行贷款作支撑、吸纳社会投资的多元化自主创新投融资体系的形成；四是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规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作为后发大国，在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要注重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应在鼓励自主创新和对国外技术模仿之间进行适当权衡，将有限的资源在自主创新与技术模仿吸收之间进行合理配置，根据各行业的技术水平采取有所差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四)积极确立人民币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人民币将可能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因此，未来助推中国新动态优势形成的重要力量即是中国的货币优势。目前，尽管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但中国的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还很滞后，难以形成强大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力。为此需要实现两个重要的战略转型：一是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二是实现资本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型，即从资本集聚到资本辐射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为此，应当稳定主权货币，积极推进资本输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现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的结合。在此过程中，应选择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输出模式，加快核心要素的并购，通过合作研发，提高产业竞争力。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政府、企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分担风险成本。
(五)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
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性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⑦。中国所具有的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化将会导致发展优势的多元化、动机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和产业的多元化，由此将会衍生出“大国综合优势”，这是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战略基础。
首先，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产业可以借助国内市场需求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新的比较优势。然而，现阶段中国内需市场还亟须提振。内需乏力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完善的商业环境导致国内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分割加大了区域间贸易成本，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等使得国内一体化的市场无法建立起来⑧。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不匹配，内需市场振兴困难。因此，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的成本，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中国拥有的分工优势有利于构建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来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完成从加工制造向品牌营销方向的转型，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空间布局，实施梯度升级的战略，以此促进价值链在国内的合理布局。生产制造类环节可以向具有成本和资源优势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东部地区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环节。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国内不同地区产业的关系结构，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发展平台。
注释：
①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11)。
②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
③根据Lafay指数的构造可以看出，括号内是产品j的贸易竞争指数与各产品部门贸易累积竞争指数的背离程度，再乘以产品j贸易总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因此，Lafay指数不仅考虑了产业内贸易和复出口，而且控制了各部门在贸易中的贡献度以及宏观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一指数也是衡量专业化优势的指标，Lafay指数值越高，则该部门专业化程度越高，该部门对于贸易平衡的贡献就越大；另一方面，负的Lafay指数值则意味着该部门更依赖进口。
④HS表2位编码的产品分类共有98类，但其中第77类产品在统计时未包含，而93类产品在2001—2008年没有统计，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将这两类剔除。
⑤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的计算结果没有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⑥限于篇幅，具体过程没有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⑦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载《经济学动态》，2009(6)。
⑧蔡洪斌：《建设整合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的关键》，载《比较》，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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