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胶州湾论文,维新运动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7年11月14日的胶州湾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清政府最高统治阶层矛盾激化，分裂改组。同时，它也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学习西方、更张旧法的百日维新运动。因此，胶州湾事件亦可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自此以后，中国同外国之争，开新与守旧之争，帝党与后党之争全面展开，互相激荡，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加剧，接二连三地演化出了戊戌维新、庚子事件、清末立宪，以及导致清王朝垮台的辛亥革命。本文拟用新发现的历史文件，探讨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关系。
一、胶州湾危机加剧了清廷上层的矛盾与分化
胶州湾危机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即以干涉还辽有功，欲在中国为其远东舰队寻找一个不冻港。他们把目标选择在山东胶州湾。为达此目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专门赴俄国与尼古拉二世商谈，双方达成默契，德国占据胶州，俄国占据旅大。这是欧洲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所不同的是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俄国则以《中俄密约》为护符。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口实，出兵侵占胶州湾。这个突然的军事行动，给清廷极大的震动，据山东巡抚李秉衡的电报称：“德人竟以兵船登岸，图占胶澳，查各国从无因一抢杀之案，不容办理，立即动兵占地之事，是其蓄谋已定，即无此盗案，亦将别寻衅端……应请饬下总署王大臣与该国使臣理论，如不可以说动，则衅自彼开，非与之决战不可，衡不敢以交御在即，稍涉推诿。”（注：光绪二十三年《电报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藏。）李氏并要求添募兵勇，以备不测。
清廷得到李秉衡之急电后，迅速对德国的无理行动作出反应。十月二十一日（11月15日），清廷复电称：“胶澳一事，据王文绍、李秉衡先后电奏已悉，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战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李秉衡所请添调招募各营，均著照办”（注：光绪二十三年《电报档》，一档馆藏。）。
十月二十三日（11月17日），针对李秉衡和山东地方“民心惶惧”、“皆愿开仗”（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胶澳专档》（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元年），台北1990年版，第12-13页。），对德国侵略进行反抗的新动向，清廷又重申：“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注：光绪二十三年《电报档》，一档馆藏。）清廷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决不用兵，并强调当地驻兵“非奉旨不准妄动”；两天前所允许招募兵勇的计划亦撤销。当时，这样重大的决策，除了慈禧与光绪可以参预外，另一个重要决策人物即恭亲王奕。据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6日）日记记载：“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即草电旨二道：一饬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邸意以为然。”（注：《翁同龢日记》，涵芬楼版本，下同。）
上引日记中的邸，即指恭亲王奕。奕自甲午复出后，在清廷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奕的意见与光绪帝是相同的。这是因为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深知以兵力而论，中国是无法与列强抗衡的。翁氏次日日记又云：“见起二刻，言澳事，电饬李秉衡毋轻言决战贻误大局。上意力持不战，述慈圣言，甚忧劳也……未初赴总署，本约各堂会议，而二邸、荣、敬皆有事不到，亦无可议。”
胶澳危机迫在眉睫，而总理衙门开会讨论时，重要的满族大臣二邸（按指恭亲王奕与庆亲王奕劻）、荣禄、敬信却托故有事，拒不出席。这充分表明清廷上层互相扯皮，互不配合，行政效率低下。如此重大问题，满族大臣漠然视之，未能及时讨论，汉大臣则勾心斗角，各行其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当时，在总理衙门的汉大臣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许应骙、廖寿恒。光绪帝决定要他所信任的翁同龢与张荫桓负责处理与德国大使交涉。然而，李鸿章在胶州警讯传到北京的当天，即擅自访问俄国署理驻京使臣巴伯罗福。李鸿章作为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未奉明旨，竟敢独自做主，秘密前往俄国使馆与使臣讨论胶州湾危机（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实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记曰：李鸿章为胶州湾事访俄署使巴伯罗福，请予协助。又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同日记载：“鸿章晤俄公使请助，俄使允请示，鸿章候至俄使发电后始辞”。），这未免也太出格了。目前，尚未有档案揭示李氏与俄如何讨论有关胶州湾危机的细节，但是，对李鸿章的反常举动，应与其长期以来与俄国的不正常关系联系考察。据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揭示：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后，沙皇为加速实现侵略满洲企图，曾设立总数为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且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吴克托穆访华时，李氏曾收到一笔巨额贿款。因此胶州湾危机刚一出现，李鸿章便立即开始行动。而且，在李氏访问俄署后，俄国方面立即开始部署。据翁氏日记十月二十四日（11月18日）记曰：“未正赴总署，诸公皆集，庆与樵野未来。申初俄巴使来，言得其国电，已派水师提督由海参崴带兵船赴胶澳，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则云：‘以船镇之，讲解则仍在本国也。’三刻去，临去云：‘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天黑归，樵野候我，云籍俄伊不谓然，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东方起战事，岂中国之利耶？今日不赴会晤，盖有深虑云。其言亦有理，以吾观之，战事未必起，恐不占胶澳，两国皆别有要求。”
上文中庆，指总理衙门大臣庆新王奕劻，樵野，指张荫桓。由翁氏此则日记观之，俄国舰队南来，是履行《中俄密约》的义务，赴胶澳“与德诘难”，而实际上纯系欺人之谈。俄兵船南来的真实目的并非赴胶澳，而是企图侵占中国领土旅顺大连湾。因此，在俄船已出发而未到中国之前，李鸿章出面制造烟幕为俄开脱，并且进一步欺骗清廷。近日笔者新发现的张荫桓致翁氏密札谓：“今日仪公在署言，曾晤俄署使，谓德船并非久占胶澳，俄船不往云，省此枝节，前此騦过虑，徒自苦耳。奖案奉准，欣幸无既，容晤言。即承道安不一，名心叩，十月二十七日。”（注：该札系翁万戈先生提供，原文未署名，由字迹判断应为张荫桓手书，下同。）
上文中仪公，系指李鸿章。翁氏二十四日（11月18日）日记称，俄使臣言其兵船只赴胶澳。时过三日，李又以“德船并非久占胶澳，俄船不往云”。既然不往胶澳，已出动的俄兵船只好停泊旅顺大连。李鸿章与俄使臣出尔反尔，为俄国占领旅顺大连已埋下伏笔。
非但如此，当光绪帝正式下令翁同龢与张荫桓同德国使臣交涉胶州湾问题时，李鸿章则极力从中制造事端，破坏中德之间的谈判，以使俄国从中得利。其手法之一是将中德会商条款向外泄露。据德国公使海靖十一月初三日（11月26日）照会称：“十月二十六日所开六款，失信泄露于它国公署，以至外国商人均知此六款。两国尚未失和，不能将彼此商办之事与它国言明，似此粗鲁失信……不但违背各国往来规矩，而且令外人生疑。”（注：翁万戈先生提供德使海靖照会抄本，该照会亦收入《胶澳专档》。）海靖所指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是在为俄国的介入制造机会。
李鸿章十一月十六日（12月9日）还有一封信致庆亲王奕劻，谈到他同俄使臣交涉情形。该信称：“申正往晤俄使，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故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注：致庆亲王函，原件（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翁万戈先生提供。）李鸿章的所谓：“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是在为俄、德勾结打掩护，制造假象以转移清廷注意力，其手法狡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更有甚者，当光绪帝下令翁同龢、张荫桓赴德国使馆交涉后，李鸿章企图公开阻止翁、张与德国交涉，而由他出面向俄国求情。张荫桓还有一封密信致翁同龢谈及此事：“今日甫到署，仪公接晤俄署使后，意兴甚豪。云托以代索胶澳，俄署使欣然发电。此澳决非尔两人所能索回。恳以稍缓需（须）臾，容我两人索不回时，再设法（此系公法——原文夹注）。仪公不允。筠丈和之。当会晤时，仲山婉阻，（筠丈嗔目视之——原文夹注）不纳。仲山即回西堂，续阅回答。托俄之言甚切实，恐生波澜。仪公又言，我一人主意，有乱子我自当之。竹使电言，王弟之来，并非加兵之意。此电颇详，已令抄呈矣。即承钧安不一。名心叩。”（注：致翁同龢，原件，原函未署名，翁万戈先生提供。）
这封密信涉及人物颇多，稍作注释如下：筠丈，系指许应骙，总署大臣，与康有为同乡，但思想守旧，仇恨新政，故追随李鸿章之后而反对翁同龢。仲山，系指廖寿恒，刑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为翁同龢所援引，百日维新中同情新政。竹使，系指许景澄，时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王弟，系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当时正在准备对中国进行访问。
张荫桓的信勾画了李鸿章目空一切，藐视同僚的狂悖做法和受俄人愚弄而不自觉的蠢态。非但如此，在俄国军舰即将到达旅顺时，李鸿章不经朝廷允许，居然自做主张，引狼入室，造成严重后果。翁同龢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日记记曰：“未初赴总署，与樵野商酌……日使告李相划一策，谓以胶暂租与德，是解围之法。今夜巴使访李相，未知其意。夜李函云：巴言俄二舰明日到旅顺，已电北洋矣。”
翁氏日记中所提到的李氏致庆亲王奕劻函，对了解俄国真面目，亦十分重要，现征引如下：“顷俄巴使来言各情，已详致北洋电内。据称：接外部及水师提督电，已由长崎起碇赴旅，明晚可到。侄不得不速发密电，详告北洋，俾无误会。希转呈邸鉴。旋叩以杨使电意，巴谓：外部尚未详及，恐杨有误听误传之处。俄意实不愿德久据胶，更不愿英窥旅大。英船现集烟台而窦使讳言之，殊叵测也。询以德于胶澳若有骑虎难下之势，可否将胶澳作为公共通商口岸？巴谓：此亦调停之法，但欲借酬德人归辽美意，或于胶岸觅一屯煤设栈之地。如长崎亦通商口，日人另给地与俄屯煤，仍无碍各国通商，即当将此意电告外部，相机与德廷商之。敢密布闻，手肃。奉颂钧祺。侄鸿章，顿首。二十一戌正。”（注：致翁同龢函，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翁万戈先生提供。）
上文中的杨使，系指驻俄使臣杨儒。巴使，指俄国驻北京署理公使巴伯罗福。李鸿章声称的托俄收回胶澳的办法，是想把胶澳当做通商口岸。然而，俄国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因此，所谓通商口岸只是俄国使臣与李鸿章之间玩弄的一场骗局，杨儒早已致电清廷，而李鸿章则称之为“杨有误听误传”，继续隐瞒俄国真实意图。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俄国军舰即将到达旅顺时，俄使不通知总理衙门，而是提前一天通知李鸿章本人。李鸿章得到俄舰来华的消息，不是请示清廷，而是擅自先“速发密电”给北洋，然后再给翁氏写信。李鸿章为讨好俄人，做出许多超越职权范围的举动。翁氏日记称：恭王奕看过李鸿章此信后，“邸亦无语”，说明奕对李鸿章亲俄行动也是默许的。
李鸿章发给北洋的密电，略谓：“密。顷据俄巴使来言：接本国电闻，英欲窥旅顺大连湾。已调俄水师提督列吴诺福带俄舰三艘，由长崎往旅顺暂驻，约二十二晚或二十三晨必到。一杜英人窥伺，一催德退胶湾。到旅后请令宋提督及船坞委员等照料一切。俄系实心亲密援护，决无他意。并令兵丁勿上岸，求格外机密。谕军民勿稍惊异等语。希转电宋提督知照，并随时用密码径电总署。”（注：致北洋密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翁万戈先生提供。）李鸿章把俄国的侵略行为说成“实系亲密援护，决无他意”，并令兵丁“格外机密”，“勿稍惊异”，完全充当了俄国侵略旅大的马前卒。据翁氏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0日）日记称：“李相又派萨荫图赴旅顺当俄翻译，不谋于众，独断独行，奈何！”李鸿章同俄国的交涉，往往是背着清廷秘密进行的，有许多勾当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在派萨荫图担任俄语翻译时，自然不能同总理衙门大臣商议，翁同龢无权干涉，只能徒唤奈何。
翁同龢在胶州湾谈判中，备受屈辱，费尽唇舌，但是收效甚微，他长时间被李鸿章蒙在鼓里，直到最后才有所觉悟。他在致张荫桓密信中称：“俄船由仪公召来，当有法退去。吴王致仪公电，仆不知也。商埠，巴使欣然，而外部怫然。巴使与仪公如何说法，仆亦不闻也。以大局论，我于胶口粗有补救，而不能舒各口之祸，终成危局。以一端论，英以均沾之说挟制我，俄又借英挟制者添一层挟制我，我将何术以处哉？仪公卸责而我辈任咎，奈何！”（注：致张荫桓函，转引自高阳《翁同龢传》，香港博益书局1986年版，第396页。）
李鸿章在胶州湾危机期间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慈禧做靠山。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光绪帝试图掌握全部政权，而慈禧却不愿轻易让出权力，她虽然退居颐和园，但仍然千方百计任用私人，安插亲信，牵制光绪帝。李鸿章就是慈禧信任与安插的重要亲信之一。慈禧正是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奉行亲俄政策。在清宫档案中，还有许多未刊资料，说明慈禧已经深信李鸿章编织的亲俄神话，认为俄国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二十年相安无事”。由于李鸿章的配合，使得俄国不动一枪一炮，就占领了旅大。因此，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898年3月16日）俄国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密电俄财政大臣云：“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五万两，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你深致谢意。”（注：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0页。又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375页。）李鸿章利用胶州湾危机发了一笔横财，这是我们研究李鸿章在胶州湾危机中编造谎言、欺骗同僚、甘心为俄国人充当说客时，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
在胶州湾危机期间，还有慈禧的另一个亲信，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的动向，也应予以重视。他是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但是对于清王朝的命运却至关重要。我曾经在李鸿藻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他的儿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密信，谈到荣禄在胶州湾危机中的行动，该函略谓：“荣立五军，本以主战为名，曾见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注：致张之洞函，光绪二十六年，未刊原稿。）这封密信提到的荣禄五军，指庚子事变中，荣禄主战，动用武卫五军对付列强，故此信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是清廷执掌军队的核心人物，他曾试图以战争方式解决胶州湾危机，被恭亲王奕所阻。然而，荣禄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他看来，用武力对付外国势力的侵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胶州湾危机后，他建议清廷把董福祥的甘军部署到京畿地区，并且建议清廷加速军队改良，以对付外国势力，他的这些措施为日后义和团事件发生又埋下了种子。
胶州湾危机交涉的结果是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占领旅大，英、法等国援引最惠国条件各有所获，中国的民族危机变得极为严重。清廷的派系斗争亦越演越烈。
作为帝师的翁同龢亲自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时，深感“以山东全省利权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他把这次同德国的交涉视为一生中“最憾最辱之事，何时雪此耻耶？”（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终于认识到，中国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改变被人欺凌的耻辱境地，翁氏日记写道：“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谓从内政根本起，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退令值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这是翁同龢由胶州湾事件中得到的可贵认识。胶州湾事件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坏事，但是，它促使清廷上层统治集团矛盾加剧，分化改组，产生出以光绪帝及翁同龢为首的统治阶级改革派，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求新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光绪帝发出“若不给我事权，宁愿退位”的警告，翁同龢则力主“从内政根本变起”，所有这些都是在胶州湾事件刺激下产生的结果。
二、胶州湾危机中康有为的对策
胶州湾危机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使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放弃在南方发展维新力量的努力，驱车北上，到达北京，直接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维新运动。
早在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之前，康氏已经赶到北京，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还上海……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于是拟入京举此，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凇桂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7页。）康有为这里所说的“上书”，即《为外衅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又称《上清帝第五书》。他在这次重要上书中指出：“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沈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只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惟皇上自危览而采择焉。”（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02页。）
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顽固守旧，拒不变法，是造成胶州湾危机的重要原因。他并且警告说，中国局势，危如累卵，英国的《泰晤士报》认为，德国在胶州湾所采取的行动“极得其宜”，值得各国仿效。这种局面“犹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因此康有为主张清廷“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建议皇帝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考察外国经验，改革封建体制，设立国会，将重要的国家政事，交给国会讨论执行；并且借鉴外国经验，制定新的宪法；凡是年老疲软，没有出国考察游历的官吏，统统予以罢斥。只有这样，中国方能变弱为强，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才能止息。
康有为这次上书所提建议是相当激进的。他认为在胶州湾事件后，皇帝如再不变法，中国将任人宰割，“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03页。）康有为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守旧大臣，相反，被他们认为言过其实，很不吉利。因此他们将康的上书压制下来，拒不代呈给皇上。在变法大计无法付诸实行的情况下，康有为决定另外采取办法，挽救胶州湾危机。据其《自编年谱》记述：“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
康有为为消弭胶州湾危机所采取的办法是替有爱国之心、变法之意的御史代草奏折，由他们向朝廷建言，实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康代御史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对了解维新派应对胶州湾危机的措施十分重要，现征引如下：“德人称兵犯顺，占我胶州，悍然挟我以六条难从之事，彼其意中以为无能制其死命者耳。我适当铁舰不备，海军未复之时，不得不向俄国求将伯之助，乃俄虽有兵舰，来泊旅顺，竟不闻杖义执言，立斥强横之举，盖倚人本难，集事而专倚一国，则尤未得计也。”（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一档馆藏，外交类。）该折认为，与德国交涉胶州问题，不能过分相信俄国，因为“俄德固有旧盟，必不肯为我而绝德。兼闻德人未来时，其酋躬朝于俄，早已深谋坚约，而我无兵无舰，无以自立，俄岂能为我而出死力以保护我哉？”（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康有为对俄国的分析，一针见血，颇具先见之明，比掌权的大老的确要高明许多。
杨折还主张联结英国和日本，因为“处两大国之中，即无专倚一国之理也。俄与我陆路毗联，诚不可不与深结矣，而英铁舰二百艘，皆大倍他国，海军之强，万国无能与比隆者。今我专倚一俄，反足召英人之怒忌。且非止英而已，日本与俄有宿愤，亦必惧而协英以谋我，我将何与堪之……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计也。”（注：杨深秀：《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
面对胶州湾危机，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心急如焚，希望联合除俄国以外的国家来制服德国，而当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没有一个会真正帮助中国解决危机。维新派的出发点虽然是善良的，但是许多主张是空想而不切实际的。
康有为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据他的《自编年谱》记载，除杨深秀外，他还为御史陈其璋、王鹏运等人草拟过类似的奏折。他为陈其璋草拟的《外衅危迫极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折》，亦因胶州事件而发，开头即称：“窃闻德国兵据胶州，要索条款，借端教案，实为瓜分之谋，近闻旅顺大连湾有归俄保护之说，英遂不得不索舟山以扼长江，日亦不得不久踞威海，以图立足，庙谟未定，而分割已形，此皆甲午东事后，我未能发愤自强所致也。”（注：陈祖饴整理《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稿本）第1册。）这里所说的清王朝拒不改革，而导致瓜分之祸，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所揭示的原因如出一辙。
尽管有许多言官响应康有为号召，围绕胶州湾问题频频向清廷提出建议，但是对守旧的慈禧等人来说，这些论说是不值得理睬的。康有为颇感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解决胶州湾危机。因此，在失望之余，他准备撤离京师。就在他离开京师的前一天，在胶州湾谈判中备受屈辱的翁同龢来到他下榻的南海会馆，挽留他继续留在京师，并与他共商辅助光绪帝进行变法大计，从而为维新运动的展开掀开了新的篇章。
关于翁同龢挽留康氏的细节，在康有为诗集《怀翁常熟去国》中有较详细记载。康诗曰：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苦，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裙。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康有为对这首诗亲加注释，谓：“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342页。）
在此之前，康有为多次想结交翁同龢，均未如愿，而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九日，翁同龢居然放下帝师的架子，来到南海会馆康有为的卧室，挽留康放弃南归计划，共谋维新。故康氏诗引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翁同龢之所以能做萧何，是与胶州湾危机的刺激分不开的。
三、轰动一时的即墨孔庙事件
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之后，引起山东军民不断反抗，两国之间时有争端。但这些争端大多是局部的，地方性的，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只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的即墨文庙事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得在京城的知识分子无不感愤国耻，攘臂扼腕，士气愤涌，纷纷要求清廷与德国交涉，惩治肇事德人。这一事件无论是对京官，还是对各省在京的举人，都产生强烈的震撼，使他们认识到了朝不保夕、河溃鱼烂的亡国危机，对于变法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促进作用。
即墨事件是由山东孔了后裔与当地举人引起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1898年4月22日），来京参加会试的孔子孟子后裔孔广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黄象毂等103人向都察院呈递公文奏称：“正月初一日有德国洋人率领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圣像四体伤坏，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任意作践，为情理所难容。远近士庶传闻此事，无不愤懑，故请求总理衙门与德交涉。”（注：孔广謇等：《为残毁圣像公恳据情代奏折》，一档馆藏。）都察院以此事重大，故于闰三月初七日（4月27日）由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呈递给光绪帝。
千百年来孔子在士人心中一直占有最崇高的地位。文庙是各地最神圣的庙宇，地方官亦经常于朔望在此行香，顶礼膜拜，当然不能容忍异族入侵者任意践踏，因此，污辱圣贤行为最能引起公愤。然而，山东举人的奏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它只是说“远近士庶传闻此事”，却没有一个举人说是亲眼目睹。当时，由于情势危迫，大家都感到有一种亡国灭种的阴影在笼罩着。因此这种消息最容易不胫而走，在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中迅速传播。
正在北京的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等人闻讯之后，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动员群众投入变法的有利时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德人毁坏山东即墨文庙的事传入北京，一时公车异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文中麦孺博即麦孟华，亦为康门弟子；梁启超为了动员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还亲自撰写了煽动性很强的公开信，广为散发，并在天津《国闻报》全文刊登，其原文如下：“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毁去，并将先贤子路像抉其双眼，我中国四万万人敷天痛愤，况在士人，同为发指。彼知我国势弱，而畏我人心未去，乃欲灭我圣教，先占我士气如何，若坐听其毁，则各郡县文庙，必继踵凌灭，四书六经必公然焚烧，圣教必昌言攻击。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咸在此举。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具呈都察院代奏，请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以伸士气而保圣教。凡我同人，读孔子之书，受孔子之教，苟忍坐视圣教之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单列请书姓名，并注科分、省分，以便汇列附上，呈稿传览。此事经都察院堂官领衔，全台列名，已于初八日上折。山东京官、公车，亦于初六递呈。事关公愤，非一二人之私也。梁启超、麦孟华、林旭、张铣、陈荣衮、陈涛、程式毂、张鹏一、龙焕纶、钱用中、况仕任、邢廷荚。”（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这12个人大多是康有为的弟子，可见这次策动公车上书的指挥者与康有为殊有关系。
随同梁启超等人公开信在举人中间传阅的，还有他们拟呈递给都察院的奏折，该折声称：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若大气不扬，人心已死，德国人将会遍毁各地文庙，焚烧吾四书五经，并且会攻击圣人，强迫百姓加入洋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希望皇帝深查人心，恤念圣教，命令驻德使臣吕海寰责问德廷，查办毁像之人，勒令赔偿，只有这样才可能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注：广东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乞饬驻使责问德廷折》，一档馆藏。）
梁启超的奏折提出要保大教而系人心，这里的大教即指孔教。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曾多次上书，建议在中国设立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在全国城乡增设文庙，以孔教维系人心，美化风俗，立功立政，使国家日臻强盛。而这次鼓动各省举人上书，所高举的也是孔教旗帜。
梁启超等人公开信措辞非常严厉，且谓凡是“读孔子之书，受孔子之教”的士人，如果不参加签名，“坐视圣教之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颇有点挟制人的味道。因此在这份上书中签名者多达830余人（注：签名举人名单见拙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42页。）。而在这830多人中间，参加过甲午战后公车上书和列名京师保国会的占到111人，这些人是举人中的活跃激进分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依靠力量。
除此以外，响应康有为号召向清廷上书的还有以康氏弟子林旭为首的369名福建举人，以及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等省数百名举人，另外还有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王照等一二百小京官也参加了上书的行列，累计上书人数超过数千人次（注：参见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春季档》，一档馆藏。）他们在上书中表示了对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孔庙的愤慨不平，要求清政府与德国交涉。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策动的这次公车上书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有清一代文网甚严，绝对不许知识分子干涉政治，在这次事件中，居然有两千数百人三番五次上书言事，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规模空前的。通过上书，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瓜分豆剖，朝不保夕，如不奋起救亡，列强会横肆欺凌，无所不至。这些来自全国各省的举人与小京官们，既以德人残毁孔庙而深感痛心疾首，又因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的决心，这对于推进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面对举人的抗议声浪，守旧势力也群起活动，他们也向朝廷建言，要求对在京举人进行管教。左都御史徐树铭认为即墨事件恐激事变，应尊崇圣道，加强对士子的思想约束（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而御史文悌则上书指出：“各省士人，纷纷聚议，传递约单，皆欲陆续呈递，不下数千人之多……中国迩来气机日变，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之说日出而不穷，以算学家言之，是殆乱之起点已见，若朝廷并不自收主权，一任伈伣，诸臣粉饰推延，苟求安静，诚恐有借题行文，假托保教为名，而公然哄斗者，则士崩瓦解，大乱立成矣。”（注：文悌：《德人作践孔庙，中国公理当伸折》，一档馆藏。）
给事中张仲炘亦指出德国人制造的即墨孔庙事件传到北京后，“士大夫及会试举子，闻之者亦莫不同声愤恨，慨然于国威之不振，匡救之无术，致令异族逼处，辱及先师；其不知大体者甚或互相筹议，商同拥至德使署中，声罪报复。此举若成，必至一唱百和，不分皂白，妄事焚击，贻累国家。且西学盛行，邪说纷起，民权之论，充塞于耳，更难保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祸起萧墙。臣窃愤中国势力俱孱，外辱日甚，忧虑纪纲渐替，内乱将兴，忧心如焚，罔知所出。”（注：张仲炘：《德人无理请旨严行责问折》，一档馆藏。）
文悌和张仲炘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中的顽固保守分子，他们上书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的势力却非常庞大。从中央到地方，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不易动摇。然而，他们仍然担心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会导致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因此，他们建议对士人的思想加强引导，对士子的行动加强防范，对康有为的变法要求进行压制。他们是主张宁可亡国也不许变法的死硬分子，而且掌握着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没有他们的让步，中国的改革很难进行。
由即墨文庙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震动了京师，守旧维新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亦全面展开。清廷不得不予以重视。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清廷批准都察院请求，以后凡是有关即墨文庙的上书，直接送到总理衙门受理（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春季档》，一档馆藏。）。并要求山东巡抚确查即墨孔庙是否损毁，并称“如无其事，自应切实声述，以释群疑。”（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
四月二日（5月21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复电清廷谓：“即墨文庙并未被毁。”（注：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档》，《早事档》，一档馆藏。）这件由“远近士庶传闻”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至此才结束。至于德国士兵是否真像山东举人所说那样严重作践孔庙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给了维新派一个发动群众进行变法的机会。
四、简短结语
胶州湾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其中许多细节，对世人来说仍然是个谜。搞清楚这些具体问题是必要的，以便后人从中取得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
首先，是关于李鸿章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如果不是翁万戈先生提供了许多珍藏的清人信札与档案文件，人们实在不敢相信，他在胶州湾危机中，竟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为俄国人利益奔走效力。作为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他不是想着为清廷，为自己的祖国谋利益，而是一步一步地围绕俄国的部署，对同僚欺骗恫吓，以至于全部达到俄国人的目标。
关于李鸿章是否接受了俄国人的巨额贿赂，俄国档案中有着清楚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仍然不敢相信那是事实（注：记得1988年我在广州参加康梁学术讨论会时，遇到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他刚刚参加了在合肥召开的关于李鸿章的学术讨论会。他告诉我，那里的学者大多肯定李氏对中国近代高瞻远瞩的贡献。当我问及对李氏接受俄国巨额贿赂，这样一个与人格密切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看待时，陈先生说，俄国的档案只是孤证，似乎还不足以说明李氏确曾受贿。）。当最近看到关于胶州湾危机的许多新资料后，我认为李氏受贿应是确有其事的。
其次，胶州湾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感愤国耻，变法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及时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大声疾呼，吁请变法，应该是上合天意，下符民情，顺应了时代要求。但是如何着手进行这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康有为和他的维新派同伴们却没有足够的准备。由本文上揭史料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对国内和国外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国内而言，他主张在地方上选两三个省进行变法试点，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广；在中央则试行“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注：《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的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空想阶段，很难付诸实行。作为一介书生，他虽有满腔热血，却没有实际的行政经验面对叠床架屋的封建国家机器，从何处下手实行改革，对被历史潮流推到改革派领袖地位的康有为来说，的确是个难题。
仅以在变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开国会”“立宪法”而论，康有为始而坚持，终则由他自己加以否定，改变为“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注：《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本）卷六。）。康氏在公开刊布的《答人论议院书》中宣称：“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注：见拙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62页。）这种巨大的反差正反映了康有为最初的改革方案，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至于康有为在对外政策方面，力主联合英、日，以制服德、俄的方案，则更是与虎谋皮、不切实际的幻想。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草拟的奏折中声称“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于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虎亭之败，日图报，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计也。”
从上述议论中，不难看出康有为似乎仍在用一千多年前苏秦、张仪合纵联横和诸葛亮联吴伐魏的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时移势易，这种古老的理论很难揭示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使瓜分危机迫在眉睫，而变法的领导阶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不成熟，组织上亦很不健全。因此从这种意义说，维新运动又是一种“早产的婴儿”，这种因“早产”而带来的先天不足，也是造成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