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处理两国外交危机的特点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两国论文,外交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当今天下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都极其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同时，中美关系远非一帆风顺，发生过多次程度不同的外交危机。
国际政治危机是一个被看作“发生高度紧张事件的互动过程”，具有正常的政治流程被突然打断、持续时间较短、对两国关系形成较大冲击等特点。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美国对华实施制裁，导致中美关系跌至谷底；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引起两国关系大幅度倒退；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美关系再度受到重创；2001年，美国EP-3军用侦察机在中国近海上空撞毁中国战斗机并未经许可降落陵水机场，中美关系再度受到严峻挑战。上述危机除了具有国际政治危机的共同特征外，还有独特的特点。比如，每次危机都是由美国对华推行霸道强权政策引起的，中国是受害者，美国是加害者，这是由两国国力和对外政策的性质所决定的。又如，尽管发生了“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与军事直接有关的外交危机，但并未出现可能引发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形。
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不同，外交理念不同，所处国际地位不同，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同，加之两国实力对比失衡，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时，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中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的特点
（一）后发制人
先发制人，就是在危机发生后先于对方迅速采取行动，在对方尚未掌握全面情况或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可以先声夺人，在气势、舆论上取得主动，从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为行动“在先”，有时可以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夸大或捏造于对方不利的事实。采取先发制人的一般都是强国，对手较弱，强国没有“后顾之忧”。
后发制人，则是在危机发生一段时间后甚至是在对方采取主动后作出反应，进行还击。由于“在后”，可以掌握（己方和对方）更多的信息，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和对方的初步反应与行动，作出更加适当和理智的决定。特别是根据对方反应的特点，试探对方的虚实，摸清对方的底牌，找准对方的软肋，抓住对方的漏洞，使自己“后来者居上”。
不难看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各有利弊。先发制人的最大优势是“先入为主”，使自己处于主动、优先的境地。后发制人的最大优势是稳健、周全。先发制人的最大劣势是“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迈出来的步子退不回来，容易暴露自己的缺陷与问题，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反应太强烈，有可能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控制；反应太软弱，则有可能被对方利用。由于先发制人的，通常是国力更强的一方，任何从最初反应向后退的言行，都面临国内外舆论和政治对手的抨击。由于先发制人的一方有可能面临需要根据新信息和新形势而调整战略的局面，有可能出现路越走越窄的情形。后发制人的最大劣势是处境被动，可能出现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疲于应付的局面。如果要扭转舆论上的劣势，需要付出比对方多得多的努力。
中国在处理外交危机时，通常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在主观方面，中国人的中庸思想根深蒂固。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中国人世代遵守的治国方略和处世原则。反映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主张不挑头、不扛旗，主张平等、谦让、互谅，强调冷静观察。在客观方面，中国信息管理相对落后，应急反应较慢，而政府的决策过程又较为复杂。
具体到中美关系，美国是超级大国，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所在。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一向深思熟虑，慎之又慎。当两国关系发生危机时，中国不会贸然行事，更不会先发制人。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时，后发制人与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与中国人常说的以静制动、从长计议的处世观念相吻合。
（二）讲原则，重是非
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凡事要有个原则，这在中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过程中时时得到体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常常是一步不让，而在涉及双方切身利益和相互关注的其他问题上，中国主张平等协商，互谅互让。
中国在处理外交危机时重视原则，体现在诸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清是非。谁违反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责任就在谁，谁就是错误的一方。一个事件发生了，总可以找到谁是“始作俑者”。也就是说，中国首先要弄清楚究竟谁是谁非这个基本问题。如果问题出在对方，就应当由对方来承担责任，要求对方道歉，要求对方改正错误或采取补救措施。对无法挽回的行为，中方则要求对方付出相应代价并承诺不再犯类似错误。
在处理危机时，讲原则还意味着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美之间，在台湾等问题上，主要是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要是互不干涉内政；在经贸问题上，主要是平等互利。遵守了上述原则，中美两国也就能够和平共处了。但这些原则，美国是不愿意遵守的。这是双方处理外交危机时经常遇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讲原则还有一层含义。中方通常愿意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就解决重要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然后将具体技术性谈判交给下级主管部门。中方显示的灵活主要在技术层面。比如，在解决中美重要贸易纠纷时，中方明确反对制裁，如果对方同意不搞制裁，中方会同意本着互惠、共赢的精神，在具体问题上作出让步。
突出原则的重要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张，有利于把握解决危机的方向，抓住问题的要害。
（三）重视尊严与国格
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过程中，中国特别强调民族尊严。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情绪和近代历史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强调不卑不亢。不卑，就是不要对强者低三下四；不亢，就是不要在弱者面前自高自大。中国把“不卑不亢”作为对外交人员素质的要求，（注：参见裴坚章、张光估文章《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宝库——读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百年纪念》，2003年12月23日新华网。）不是偶然的。中国既强调谦让，又突出自尊。谦让，更多的是宽容弱者；自尊，更多的是要刚直不阿地面对强者。对中国来说，美国就是强者，对美国，中国自然就要显示出“不卑”。如果是美国做错了，美国就应当认错、道歉。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国格问题。中国人把国格看得很重。中国人常说，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国格就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完整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没有完整的国格，就难以在国际上立起来。所以，在事涉国家的独立、主权、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不能也不会退让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没有退让的余地。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注：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第1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中国重视尊严与国格，与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分不开。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无法接受西方国家重新对其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做法。现在，喜欢对中国发号施令的国家恐怕也只有美国一家。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霸道做法屡见不鲜。但中国不吃这一套。如硬要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甚至以战争相加，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坚决回击。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应证了这一点。因此，中国人对美国的种种霸道做法很反感。当中美之间发生危机时，这些积累起来的反感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果是美国做错了，又不向中方认错，中国政府是无法向人民交待的。这是发生危机后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先认错的一个重要原因。
“撞机事件”发生后，当美国发现E-P3飞机仍可以修好飞回美国时，提出了将飞机飞回的要求。中方从民族尊严出发坚决不同意。美方不得不接受中方将飞机拆开运回的方案。对美国来说，把飞机要回去是最重要的，如何要回则是次要的。而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飞行时撞毁中方飞机并未经中方同意进入中国的领空，这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也是一种挑衅；再让它飞回去，将有损中国的尊严，中国政府决不允许，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四）理智出“牌”
中国处理危机和进行重大外交谈判的方案比较现实。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重视对方的具体情况，有易位思考的意识，体谅对方的处境，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说到底，中国人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走向谈判桌的，既然想解决问题，方案就比较现实。
后发制人与慎重决策、理智出“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后发制人，使中国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和相对全面的信息，作出比较理智的决策；反过来，中国慎重决策、理智出“牌”，又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进行研究和分析。
经过周密研究而打出的方案，通常比较成熟，一般说来，离对方的立场相距不会太远。如果将中方在危机出现后提出的要求，与危机基本结束时的处理结果相比较，人们会发现，中方在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美国在两者之间的差距要小。
理智出“牌”的优点是，有利于给解决问题创造比较好的气氛，增强对方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的信心，有利于双方尽快找到切合点，从而有助于促使危机向降温和解决的方向发展。
（五）记帐不结帐
为了减少危机对两国关系的干扰，危机双方或一方可能会在某些非原则问题上雾，摆脱危机的“纠缠”，以使两国关系尽早回到正轨。当中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让步时，通常会持一种“记帐”的心理。你欠了我一笔帐，并没有了结。
“记帐”，是摆脱困境和打破僵局的一种有效办法。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未了的问题先挂起来。何况，在处理危机时，有些问题是很难说清的，有些问题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淡化，这也是一种外交艺术。“记帐”可以使双方都有台阶可下。对双方来说，不同的立场依然存在，谁也不失面子，这对争取民众的支持尤为重要。
“炸馆事件”后，美国向中方正式道歉，作出相应赔偿，并得出“误炸”的结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中方不接受美方“误炸”的解释，要求美国政府对“炸馆事件”“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以彻底消除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严重消极影响”。（注：外交部发言人2000年11月7日就美方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轰炸事件的调查问题答记者问，见外交部网站。）“撞机事件”后，美方向中方道歉，但美方作出了仅赔偿3万多美元的决定，中方指出，“美方的决定，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中方已断然拒绝，并再次就此向美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决定，早日就支付问题向中方作出应有的交待，以利于该问题的妥善解决。”（注：外交部发言人2001年8月15日就美方已通过其驻华使馆就撞机事件支付问题向中方作出正式答复答记者问，见外交部网站。）但中方未再把赔偿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与两国关系挂钩。这两个“悬案”都是一种“记帐”。
“记帐”的做法，是一种大度，也是一种超脱，是一种朝前看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有利于双方早日解决重大问题，不再拘泥于非原则问题。
（六）解铃还需系铃人
中国在处理外交危机时，经常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含义是，谁结怨，要由谁来解，也就是说，理亏的一方，应采取主动。在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但采取主动缓和紧张关系的也是美国。老布什总统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来华时，邓小平对他说，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注：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第1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解铃还需系铃人，是中国坚持原则的体现，也是中国重视谁是谁非问题的体现。
二、美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的特点
（一）先发制人
与中国后发制人相反，美国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时，通常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美国先发制人，也有其原因。在主观方面，竞争意识、争先意识扎根于美利坚民族的脑海中，美国人有争为人先的传统。美国人通常城府不深，心直口快，常常会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就表态。客观方面，美国国力超群，没有实力相当的对手，一向我行我素，不太担心走错一步所带来的后果。另外，美国人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在国内大讲自由、平等，但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不以平等态度来对待其他国家，而是强调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太在乎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顾忌较少。可见，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处理危机时先发制人。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和较为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也使美国有能力在危机发生后先于对方作出第一反应。
在处理对华关系特别是中美外交危机时，美国虽然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需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表态相对慎重，但总体上仍低估了中国政府可能作出的强烈反应，对危机给两国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官方表态和应对措施仍显仓促、考虑欠周全，事后调整幅度较大。
美国先发制人，中国后发制人，策略正好相反。缺点是，美国作为强者的一方先表态，而且比较草率，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迫使中国也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应，给危机火上烧油，导致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但这一组合也有它的优点，由于双方作出反应有较大的时间差，一前一后，从而使后者有较充裕的时间研究前者的表态，作出更理智的决定，也使前者有可能在后者作出反应后再调整先前的政策，减少双方同时作出重大错误判断的机率。
（二）大棒加胡萝卜
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大棒加胡萝卜”策略十分明显。美国在处理与别国的矛盾时，一方面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许以好处引诱对方让步。在美国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时，这一策略则表现为“打个巴掌给块糖”——如果是美国理亏，或者是因为美国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美国通常会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对中方施以小恩小惠，以期中方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1995年5月22日美国宣布，克林顿总统同意李登辉于6月第一周访美。中方作出强烈反应。为安抚中国，在李登辉到达康奈大学访问的当天，克林顿总统紧急约见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除了辩解，就是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还有意安排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言下之意，自己是重视中美关系的。“炸馆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一改不允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政策，悄悄给一颗被耽搁了好久的美国卫星出口到中国开了绿灯。然而，从那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允许中国购买或发射美国制造或使用了美国主要部件的卫星。
但由于中国坚持原则，重视民族尊严，美国“打压”与“利诱”的做法对中国都不太有效。克林顿会见李道豫，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当时决心冷却两国关系的决定；一颗卫星，也没有使中国放弃对美国就“炸馆事件”作出道歉、彻查、赔偿的三大要求。
这一特点组合不利于危机的早日解决。美方的“糖块”打动不了中方，难以对中方下决心解决危机产生积极影响。不仅如此，美方还认为，自己已有友好和妥协的表示，中方却没有作出相应的积极回应，解决问题的球在中方，失去了进一步采取主动的动力。
（三）实用至上，利益为本
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这一点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上也有明显体现。“实用”首先体现在美国领导人从实用主义出发，国内政治需要至上。最典型的就是，总统为了赢得大选，不惜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老布什总统1992年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显然与当时的美对台政策不符，但为了争取军工企业的资金资助和某些选民支持，他不惜一试。1995年克林顿总统允许李登辉访美，与他次年准备竞选连任也有一定的联系。
“实用”还体现在处理危机时，美国不像中方那样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是以获得最大利益为目标。1990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成为美国能否合法出兵海湾的关键。当时，美国仍维持着严厉的对华制裁。为了避免中国在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转而向中国示好。应贝克国务卿请求，钱其琛外长与他在开罗机场会晤。为了换取中国不要阻拦安理会有关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贝克承诺美方将寻求机会取消对华制裁，美国也不反对晚些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星火计划”项目贷款1.1亿美元的计划。次年，美国也没有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此前和此后若干年美国都提出了这样的提案）。用贝克的话说，“让我们做个交易吧。”（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8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
（四）先硬后软，明硬暗软
美国强大的国力和傲慢的作风，使它在处理外交危机的初期阶段总是摆出非常强硬的姿态。正如欧文·杨代表作《实力政治：超级大国危机期间的讨价还价》所说，一方在采取新的行动前必须先以能否迫使对手屈服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需要采取更大的冒险行动，就应该这样做；危机管理的作用是怎样迫使对手做出最大的让步，而己方只做出最小的让步。（注：参见《美国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夏立平，《国情报告》2003年第55期（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办）。）
美国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时，也是以取胜为目标，迫使中方让步，并推进自己的利益。但由于中国不是“又一个普通国家”，高压或一味强硬对中国未必管用，经过一段僵持之后，美国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寻求在相互妥协的前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正好印证了威廉·金特纳和大卫·斯瓦兹的观点，大国之间有许多利益交汇点，都力避某个问题引起的危机升级，因而只能寻求既能使双方达到各自的目的，又能减少危险和避免灾难的手段，即平衡和调和诸多因素。（注：参见《危机管理研究》(Research on Crisis Management)，1965年版。）
明硬暗软是多数国家在处理危机时的策略。“明硬”，既是为了向国内民众和反对势力作出交待，也是为了向对方讨价还价时作铺垫。“暗软”，则是为了向对方显示灵活，打破僵局，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但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反共亲台势力强大，所以美国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中“先硬”和“后软”、“明硬”与“暗软”的对比更加鲜明，反差更大。这也许是主张遏制中国的政客和利益集团指责老布什偏袒中国、克林顿向中国磕头、小布什对中国软弱的原因之一。
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老布什总统很快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并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谅解。（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7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就在当月（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来华。这与当时美国公开宣布的暂停两国高层往来是不一致的。
（五）记帐算帐，记仇报仇
美国在处理中美外交危机过程中，对中方的不满和怨恨也都记了一笔“帐”，所采取的制裁和报复措施，特别其中的关键内容，都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遥遥无期。
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采取的实质性制裁措施，多数已逐步取消，但有较强象征意义的制裁仍然有效，如禁止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和装备，严格控制向中国出口军民双用途技术和设备，暂停国际开发署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也成为这次外交危机的后遗症，对两国关系造成长期干扰。“撞机事件”之后，美国军方对中国采取了许多制裁措施，如果不是“9·11”事件后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反恐领域进行了诸多合作，很难想象两国关系能在短期内恢复并发展。即使如此，“撞机事件”的阴影仍深深地印在美国国防部官员的心中，两军人员交流与合作长期未能恢复到事件之前。尽管美国维持部分制裁和限制某些交往更多的是出于其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战略考虑，但确有算老帐、报旧仇的心理。
可见，中美在处理两国外交危机上各有特点。有些不同特点，如美国先发制人，中国后发制人，美国在原则和利益当中更偏重利益，而中国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轻易妥协，在客观上有助于避免危机不断升级和务实地化解危机。但也有些特点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对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特别看重是与非，要美国对自己做错的事认错，有时会非常困难。美国有“算帐”、“报仇”的心理，把危机期间采取的一些制裁和报复措施长期化、政策化，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长期不利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外交危机甚至军事危机的重大问题。中美双方只有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美友好的大局出发，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彼此照顾对方的理念与文化，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努力调动和激活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尽最大努力把可能发生的危机解决在萌芽状态，特别是谨慎处理好台湾问题，才能实现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