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余年来，在思想理论界，关于灌输的问题受到的怀疑和冲击是较为严重的，不仅存在着一股严重的否认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而且某些坚持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同志往往也认为灌输是不可取的方式。其实不然，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灌输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项必要补充，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国家中，都为统治阶级所普遍采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历史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灌输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始终把灌输作为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对灌输论作出了诗意的表述。马克思把使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的园地，认为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恩格斯在发表于《新道德世界》上的文章中也表述了灌输论的思想，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灌输”的概念。当恩格斯说到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时，特别提到画家许布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一幅画，认为这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589～590页。）。1875年，在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起草人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13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首先系统地提出“灌输”思想并将其发展为“灌输”理论的是列宁。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列宁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到工人中去，并帮助工人领会它。1900年，在《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政党”（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9、334、265页。）。1902年3月，列宁发表了《怎么办？》，在这篇论著中，列宁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途径，认为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外边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它不是也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倾向毕竟不是一个东西。“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想中成长起来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9、334、265页。）。因此，社会主义学说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可见，列宁非常重视灌输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正面灌输，才能使工人“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自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促进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使工人运动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灌输的作用，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党始终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从早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化灌输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始终坚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把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国家宪法的时候，无疑是把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党的十五大宣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明确在当前形势下以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等等，都是对灌输论的贡献和发展。
灌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灌输论的提出是思想斗争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其实质就在于要不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问题。诚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9、334、265页。）当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文化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放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灌输，就意味着给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让出阵地，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二、统治阶级普遍重视灌输的作用
其实，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注重灌输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注意运用灌输的手段。因为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相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支持。当物质基础确定时，在某种意义上，阶级统治的稳定性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状况，如果一个阶级能够使本阶级的思想、观念等转化为一种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共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相对稳固的。然而，把某一特定阶级的思想、观念转化为一种公共文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灌输。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勒姆所指出的：“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注：[美]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所以说， 灌输的手段历来就是古今中外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普遍采用的，甚至有些统治者为了使灌输取得成效，往往采用一些极端的做法。即使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灌输的问题上也总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之所以会“焚书坑儒”，无非是为了扫除其灌输封建政策的障碍，因为他深知自己虽然通过武力征服统一了“六国”，而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并未实现统一。为了保证统一了的“六国”不再分裂，他必须实施“壹教”，以求实现封建集权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汉代董仲舒为顺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来，这与秦始皇恰恰相反，而在运用灌输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唐朝的柳宗元更是一位直接提出灌输思想的封建思想家，他的所谓“明道”，强调的重心是“注于人”，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灌输”。在中国历史上，宋儒把灌输思想和实践发展到了顶峰，确立了以“三纲五常”为纵横结构的政治—伦理体系，所依赖的就是灌输。例如，程朱理学要求必须对学生灌输“孝悌忠信”，甚至提倡采取“只要是窒”的方法，即通过所谓强制性“窒息”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感情和欲望。所以，人们常常这样来概括宋儒的功过：我国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影响深远，其“关键是狠抓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训练环节”（注：《中国教育家评传》 第 2 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248页。）。清末著名教育家丘逢甲深感“以书院旧制，新知识灌输有所未尽”，愤而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则是在大革命前夕适应灌输新思想的要求而作出的壮举。
在西方，不仅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在强化灌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近代资产阶级在思想灌输和政治文化的灌输方面也从未松懈过。“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之后，一方面通过政治社会化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公众之中，使其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辩护功能，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注：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 期。）。以美国为例，它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崇尚变革的国家，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十分流行。然而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却长期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反共产主义的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做到了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从不含糊”（注：陈立思：《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作为一个两党制国家， 尽管不同的政党轮流上台会提出不同的政治纲领，但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定性、明确性方面却从不因政府的换届而受到影响，从而保持着其根本制度与主导价值的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其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利用一切场合和时机宣传灌输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其政治灌输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诸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政治学家梅里亚姆就指出：“罗斯福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宣传公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在千万人心里灌输责任感，唤起威尔斯认为美国人所缺少的‘国家感’——表达在为了社会福利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觉悟和兴趣。”（注：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8页。）因此， 美国在政治灌输方面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国际民意测验会会员组织在8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次八国青年动向的调查显示：赞同“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观念的，比例最高的就是美国青年，达70%（注：孙和庚编译：《青年动向大调查》，载《青年一代》1986年第2期。）。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罗珀舆论中心主任埃弗雷特·莱德曾在1995年1 月号的《读者文摘》杂志上撰文分析该杂志1993年对美国四代人的主要信念和价值观所做的一次民意测验，认为美国人的基本信仰、见解和主导价值观方面在各代人之间是惊人的相同（注：埃弗雷特·莱德：《揭露代沟神话》，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3期。）。 而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多元化”、“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
应当指出，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两种制度的对立、竞争甚至对抗，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宣传、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历来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单就视听媒介的灌输渠道来说，近几年西方卫星电视竞相入侵亚洲，造成了一种文化扩张、文化入侵和文化冲击态势。正如俄罗斯《环球回声》月刊所发表的《无国界电视》一文指出的那样，卫星电视如同核武器一样，正成为强国争霸的工具。透过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中最显而易见的色情、吸毒、暴力等低级腐朽的东西极力挑逗和迎合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受众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媒介无时无刻不在灌输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生存态度和认知方式，从而在受众心理上造成深层次的影响，达到政治灌输的目的。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灌输论
有人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提倡自主意识、平等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多元化，灌输过时了。这种主张市场经济排斥思想政治灌输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可能没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特别是在现阶段，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导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尽管市场经济仅仅是一种手段，它可以和任何社会制度相结合。但是，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它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已经磨合出了一套非常吻合的机制，所以人们总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的结合也必然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磨合过程。如果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磨合过程中出现了“启蒙运动”，从而坚持不懈地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也是同样必要的。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会导致拜金主义。我们知道，在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都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币作为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可以无差别地与一切商品进行交换，货币不仅成了人们之间一切交换关系中的纽带，而且人们对货币拥有的数量往往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状况。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极易产生金钱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只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忽视了其社会主义性质，从而产生金钱拜物教的倾向，即拜金主义。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遵循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而这一原则有可能演变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生机所在，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必须促使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生成和竞争的有序性。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往往使个人把竞争的有序性看作障碍，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以至于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从而把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如果交换行为失去强有力的规范，利己主义就有可能泛滥。所以，当人们仅偏执于个体利益目标时就可能会不择手段。而个体利益的膨胀和不择手段则会造成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产生营私舞弊、投机取巧、以权谋钱等不法行为，导致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下降。
面对市场经济中的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其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不是倒退呢？毫无疑问，首先需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必然选择就是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向社会成员灌输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思想理论的灌输并不总是有效的，对此，我们也表示赞同，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一看，没有这种“无效”的灌输，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表明，每一次对思想理论灌输的忽视，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界。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功能、经济行为的规范功能和激励约束等方面。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它对思想政治灌输的需求不仅更为强烈，而且要求这种灌输具有更高的水平和更完美的形式。
四、灌输的科学性及其方法的多样性
灌输是一门科学，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科学。特别是在如何灌输的问题上，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以这门科学将把灌输方法问题作为思考的重心。灌输方法是灵活多样的，相应地对灌输主体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样一来，灌输论作为一门科学在其结构上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灌输的灵魂和前提，对于灌输而言，是不存在任何纯形式的因素的，一切灌输都有一个灌输什么的问题。第二，灌输主体。虽然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在研究对象中发现这一领域中的主体，但灌输论对灌输主体的关注尤其明显，因为有了科学理论之后，灌输的效果如何就取决于灌输主体。第三，灌输方法。灌输方法是与灌输主体联系在一起的，高素质的灌输主体总会实现着灌输方法上的创新。对于灌输论科学体系的建构，笔者将另文探讨。在此，我们必须重申灌输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灌输的强制性。
近些年来，不仅存在着一股否定灌输论的思想倾向，即使一些坚持灌输论的人也对灌输的强制性问题讳莫如深。其实，灌输确有其不可否认的强制性，它的特点就是“灌”。因为，没有这种强制性的灌输，就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坚定不移地突出主旋律。任何灌输都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且强制性的灌输也并不必然就是一件坏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所要求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如果教育者不强制和灌输，就是不负责任，就剥夺了使儿童真正成为人的机会”（注：参见戚万学著：《冲突与整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灌输，使之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然而，在这方面目前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灌输作为单纯应付困难局面的手段。每逢国内国际政治形势风云变化的关键时刻，抑或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就求助于灌输，把这一工作突出出来，用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借以度过难关；而当政治经济状况顺利的时候，就把灌输放到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干脆搁置起来。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政治上的短视行为，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灌输的强制性并不意味着灌输的简单化，灌输方法应当是多样的。方法是内容的载体和手段，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方法是为原则服务的，如果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挫，原则的坚持也就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话了。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的灌输方式和方法是极为不同的，有的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有的是在充分论证和说理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信服和认同社会主导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有的是将社会主导政治思想的精髓渗透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灌输。在灌输问题上，我们不仅有着优良的传统，而且也有过一整套系统有效的方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在突出灌输的强制性的同时，更要注重研究灌输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以求使这一思想教育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使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巨大威力，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而又伟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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