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新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4)02-0045-07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对这些影响作全面地分析和估价，离不开当时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离不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离不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创者，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耕耘，集中体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其中的成功和失误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又充满着矛盾，留给后人大量思索空间与研究课题。
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工业化开拓通途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的农民土地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地主阶级清除出历史舞台，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扫清最大障碍。这场斗争深入到每一个农村，达到了穷乡僻壤。它在占中国总人口90%的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重建乡村基层政权，从而改写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历史。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变革史中，它的彻底性达到了巅峰。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数届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领导和实施，中国农业用地历经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至今形成了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公有，使用权实质上属于农户或民营公司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样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避免了土地被少数人重新兼并：又降低了工业建设的成本。有了土地，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转化过程中有了凭籍和保障，大部分民工无论成败，其最终都可以回到土地上。从而不会出现印度、南非那样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滞留于孟买、新德里、约翰内斯堡等大城市的严重社会问题，又有利于资金、信息、技术向农村转移，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光辉的前景。尽管我国的土地制度正在随着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与时俱进，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深远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
二、创立与终止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
新中国诞生以后，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否需要调动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资条件，毛泽东在建国前回答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并在革命根据地实施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使经济恢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建立的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多种成分并存的共同点，又有很大区别。其总体格局为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其资源配置的机制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角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从宏观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它实施了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农村实施了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互助合作。毛泽东曾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政策概括为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共同富裕：并将这些充满了辩证法的政策写入了当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等历史盛况，成因就在于毛泽东等共和国领导人创造了富于生机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新型经济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很快就被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替代了。毛泽东当时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决策原因来自诸多方面，既有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有意识形态的主导以及其它方面的作用。其中客观的、直接的因素是要尽快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在遭受西方发达国家严密封锁和禁运的背景下接受苏联援助（注：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50年代初，我国在资金和资源都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搞工业化，并且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只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设重点项目。这是当时我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直接、更深层次的原因。（注：参见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既矛盾对立又可以“两利”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注：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工业化，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中国自身发展道路，提出了工业化的理论，认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目标。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注：转引自肖裕声：《新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国家强盛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而且符合当时世界的发展趋势。
一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植根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之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建立时，“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必须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开足马力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富民强，这是落后国家共有的心理。而且往往越是落后，面对的压力越大，越是想发展得快一些。在中外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此几乎一脉相通。（注：如列宁曾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斯大林曾说，第一是速度，第二是速度，第三还是速度。康有为认为：“欧、美以三百年而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孙中山曾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页。然而，后发工业化国家迫于赶超的急迫性，很容易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估计过高，对自身面临的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对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和重视不够，再加上赶超压力的不断增强，很容易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和冲动，也很容易违背客观规律而蛮干硬干。这一现象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现代化赶超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甚至认为只要充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就可以超越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二，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重工业（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必须先行，这是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巩固和加强国防的需要。在最早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较差，不能大规模地调动自然资源、人力、财力等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而私人资本的弱小与注重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它对投资多、投资回收期长的重工业避而远之，一国工业化需要较长时间。而后发工业化国家，国际压力容不得它们亦步亦趋。有作为的后发国家大部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去引导投资，走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德国、日本、苏联都有类似经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十分落后，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着重从相对比较更处于劣势的重工业入手。他说，“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即我们能者，都是农业、手工业和轻工业；我们所不能者，都是重工业。为了改变劣势，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6,798页。）他强调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后来，他又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议把国民经济发展的次序由重轻农改为农轻重。三，建立工业体系是一个大国的资源与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战略的需要，一个大国总不能建立在对它国工业品的依赖上。
在毛泽东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十分艰难的基础上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道路，即通过国家投资、扶持和保护的政策，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生产并替代那些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工业品。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并由此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
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若采用传统的那种依靠现代产业部门逐步吸纳农村过剩人口的方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又恰恰是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时间上所不容许的。若采用急进的方法来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使大批农民破产、流入城市，这将给农民造成痛苦，也会造成国家和社会不安定，拖延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从世界工业化史来审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试图另辟蹊径，找出一条费时少、见效快、痛苦小的道路。这就是兴办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以及便于国家控制农业剩余以较低的转移成本和畅通的渠道流向非农业部门；同时，也是为了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减少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安定因素。陈云曾回顾说，工业化与粮食低产量之间形成了矛盾，中国摸索了六年，先是注意垦荒和兴修大型水利，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向边疆地区移民，而且非短期内可以收效。“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之后都不难了”。（注：《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毛泽东也说，1955年上半年闹粮荒，“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毛泽东对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中提出：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在实践中，毛泽东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出发，指引人民公社逐步演变成为一个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毛泽东说：“公社要工业化”。（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要好一些。他希望，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的任务。此后，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技术、人员的支持下，社队企业迅速发展。1958年底，全国社办工业达260万家，产值达62.5亿元。后来，虽历经曲折，但整体上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1978年底，社队两级共有企业152万个，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2826万人，产值达491亿元。（注：张毅：《中国乡镇企业艰辛的历程》，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广大农民直接投入了工业化的潮流，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走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人民公社后来被证明有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它对于兴修水利、合作医疗、普及义务教育，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发展环境，从而稳定农村人口方面是有贡献的。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有其历史渊源。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大量集中和动员资源，长期极度地压制城乡消费，以实现高积累，从事工业建设，中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缺乏建设和管理经验，造成了很多浪费和生态的恶化；城镇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当时建立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是相当粗糙的，建设的过程极为痛苦和艰难，建设的代价十分高昂。但是，千年古国毕竟在20世纪中叶迈开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步伐，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四、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是人民战争相通，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他以苏为鉴，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7页。）他还提出，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要兼顾三者的利益。“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企业应当有半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性”。（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还要照顾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同样，也要处理好国家、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1页。）
毛泽东尽管提出了这些闪烁着辩证法火花的经济思想，但是落实这些思想，则涉及产权、税制、分配、投融资、流通等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诸多领域；对此毛泽东没有投入精力去深入思考。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定方针下，他只是采用战争年代形成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大写意”式地领导经济变革，导致经济体制始终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企业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专业技术人员没有知识产权，分配上吃“大锅饭”，各种积极因素实际上受到了很大抑制。尽管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亿万人民耳熟能详，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广泛得以实现。
五、探索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力图跳出苏联的企业管理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成果。
鞍钢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恢复和建设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特殊关注，其建立了在当时的国营企业中最为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包括生产调度、人事考勤、经济核算、班组管理、产品标准、质量检验等，使企业走上了专业化管理的轨道。“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难。严峻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重新思索我国的建设道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他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因而，如何让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就是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次，企业的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会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的创造性合作”。（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再次，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都要实行民主管理。不是不要命令，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工厂的事，合作社的事，都要与工人、农民协商解决。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民主管理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例如：领导者要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五）》，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毛泽东尤其看重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由于一整套管理方针是从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把它称之为“鞍钢宪法”。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挂帅、技术革命，这是企业的指导思想；二是不同于一长制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企业的领导体制；三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企业的管理原则。
由于“鞍钢宪法”是在“大跃进”运动的技术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的提出既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为15年赶超英国的“跃进”目标服务的，还要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先导，对于其中的不同见解上纲成为“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导致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技术革命不讲技术，甚至违背科学规律的现象。
“鞍钢宪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年代的局限，而且在党内“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期，一些正确的提法也曾被扭曲，如“两参一改三结合”被极端化为否定技术权威、工人领导一切等。但它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基本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至今也应当坚持的原则，而且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全员参与等都有相通之处。因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得到了国内外管理学家们的重视。日本出版的《管理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条，就是中国鞍山钢铁公司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注：参见戴茂林《鞍钢宪法.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一环》，《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
六、在中外经济关系中不屈服于外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前进的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注：转引自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上，中国曾同苏联有过争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都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毛泽东不能同意这种受制于人的主张。他提出，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毛泽东一贯倡导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行为，也要反对那种崇洋媚外、奴颜婢膝的错误。1950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政府派出了专家、技术人员来中国帮助建设，使我国在“一五”期间就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在引进苏联东欧技术的过程中，我国注意学习、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掌握先进工艺和管理经验，培养起一大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次引进，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起了重大作用。
今天，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毛泽东关于不屈服于外界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思想仍然给我们以启迪：“融入全球化要有自己的底线”。我们要接受拉美国家的教训，不能无条件地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加入WTO以后的准备期，建立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既要对外开放，又要保护民族工业，使之顺利成长。
七、关于发现与纠正浮夸风与共产风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探索过程发生失误难以避免。1958年，我国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不适当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对于这次失误的原因，邓小平说得十分中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注：转引自《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初探》。《世界经济文汇》，1978年第2期。）事实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自上而下地做说服教育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头脑首先要冷静下来。在这期间，为了更好地纠正所犯的错误，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他号召全国广大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阅读苏联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在学习中，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出现失误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他指出：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一小部分，只占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广大方面是集体所有制，在工业方面是全民所有制。只要还存在着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在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就只能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能是商品交换，决不可以无价调拨。国家无价调拨公社和生产队的产品，实际上是剥夺农民，农民会反抗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他还说，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两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批评说，有的同志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其实，“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40页。）
尽管承认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超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没有对两种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对市场和市场经济予以探讨。因此，国内外形势变化，经济稍有好转，即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时期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错误口号猖獗一时，带来思想理论的混乱与社会政治的动荡。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用了十来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
八、重视与推动西部与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从国家统一与国防安全考虑，十分重视西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首先注重发展西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要求建设西藏与内地的公路。1952年，他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各民族民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从此改变了进藏物资只能从印度转运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的头两次大规模开发，都是在毛泽东领导期间进行的。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
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毛泽东领导下，在生产力的布局方面上实施了均衡发展的方针。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106个民用企业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44个国防企业，除有的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实际实施的150个项目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这一投资布局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注：参见董志凯、吴江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推测。毛泽东汲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做出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电力、石油、机械等一大批建设项目也在中西部建立起来。1966-1975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备战，是国家的国防安全。在建设上可以说不计成本。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建设的经济效益比较低。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面考察新中国发展的历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作为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他高超的政治军事韬略维护了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建设赢得了机遇。第二，他“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团结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最大限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化减少了磨擦、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三，与历史比较，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在物质资源相对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8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第四，受历史局限，他没有持续地探索经济规律，特别是“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的错误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未能形成稳定、持续的轨迹。其中的经验教训引起几代中国人反思。从而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有可能齐唱同一首歌——走向改革开放。
邓小平曾经讲过，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这不光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牵涉全局的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汲取其中的合理内核，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会形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其不尽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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