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思考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业化阶段的讨论渐成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确定中国所处工业化阶段既是一项复杂的经济计量工程，同时又是在中国成为新兴“世界工厂”背景下对传统工业化理论的集中运用和反思。国内现有研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刘世锦，2003；国家统计局，2007)。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更明确界定了中国不同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从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工业化水平看，东部工业化程度居首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次之，为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同处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西部绝大部分省份(自治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同时，另一些学者则表达不同的观点。金碚(2007)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会非常的长，绝不是10年、20年的过程。樊纲(2009)认为，中国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完成应该是以农村劳动力基本完成向城市转移为标准的，就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的政策的讨论也曾引人关注。相比当时“滞胀”引起的长期经济低迷，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更为剧烈。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保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问题再次进入视野。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建议德国率先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认为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长期战略①。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要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依靠“再工业化”推进经济复苏的振兴思路清晰可见。
中国提出了在21世纪中叶之前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其核心经济目标即是工业化。如何在已经存在一个工业化世界、并且与之高度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是值得国内学术界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二、工业化内涵再思考
众所周知，人类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源自英国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随后西欧其他国家、美国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德国从19世纪40-9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先进的工业国。亚洲的日本也在20世纪前半期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些发展史实，给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个直观、坚定的工业化图景。正由于此，传统经济理论总是将工业化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②。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其产值贡献率、就业比例与传统农业社会有显著区别。
但是，如果工业化的内涵果真如此界定的话，那么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就可能陷入“悖论”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什么仍在努力推进“再工业化”？为什么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的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经济指标与一个世纪以前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其工业化的成果不那么令人信服？这必然会产生争辩。
争辩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工业化的内涵。迄今我们所理解的工业化概念大体上是在“制造业重要性”这一基点上形成的，并且有明确比较的标的物——农业。依循这一逻辑，工业化就是工业现代化。张培刚较早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部分弥补了工业化内涵的这一局限③。李悦(2009)也认为，过去衡量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比一个标准，这只是个量的概念，没有质的概念，不够全面。但早期的工业化理论基本上坚持一种牺牲农业的工业化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业问题才开始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中受到重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迈耶(G.Meier)解释道：“虽然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它初期的发展计划中集中于深思熟虑的工业化，但是现在正对工业化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不是把资源集中于发展工业或者发展农业——好像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人们反而开始更多地认识到，农业与工业相互扶持的行动应受到首要的关注。”④
事实上，存在着两组相互联系又有差别的工业化的概念。即发达国家过去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追寻的工业化，狭义的工业化和广义的工业化。前者需区别发展环境的差异，后者则要厘清发展目标的差异。关于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工业化问题本文在稍后讨论。关于狭义工业化和广义工业化的内涵，本文作如下定义：
狭义工业化是指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之所以称为狭义，是因为：(1)它仅关注到了制造业的扩大，而忽视农业、服务业及其他新兴产业；(2)它首要关注了数量指标，而可能忽视了质量和结构的优化；(3)它可能带来有限的关于工业化图景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对广义的工业化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本文认为，工业化是传统产业不断被新兴产业替换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生产结构、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组织和制度不断完善。刘国光曾用“大改观、大进化”来描绘工业化的景象⑤。生产结构的改善是在若干约束条件下实现的产值贡献率和就业结构的改善。这不仅仅包含制造业贡献率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还意味着产业协调、地区和部门的均衡发展⑥。这是一种纵向的、自我改善的过程。而无论是狭义工业化还是广义工业化，都不能不将世界其他国家纳入横向参照系中。
三、中国工业化的前提与目标特征
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实现的工业化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伴而生(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早于工业革命)；二是没有比它们更强大的国家集团牵掣其工业化步伐，它们具有领先世界的一切要素，包括创新(不仅如此，因此还使它们获得了在“贸易三角形”中的巨大利益)。
反观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洋务运动，其失败主要归因于封建集权制度以及几千年来形成的抑商政策。尽管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打通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从未造访中国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这样描述中国：“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一小片土地……中国人不重视对外贸易，视商业如乞讨……”⑦现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资源错配，加之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被工业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制度因素再次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障碍。直至中国于30年前实施改革开放，在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中推进工业化。极其不同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国际条件既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早期的情形，甚至有别于“四小龙”迅速崛起的国际环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贸易大国，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诸多不利局面。
因此，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两个前提条件——制度条件和外部环境目前仅部分具备。当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在推行“再工业化”也会遇到外部环境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需要重新审视工业化内涵的缘由。
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在多因素高度复合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能忽略的是，中国作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仍具有发达国家过去所不具备的所谓“后发优势”。但在衡量工业化水平、分享工业化成果上，却也有发达国家过去所不曾有的“后发劣势”。简单制定工业化的总量指标、结构指标，而不细查社会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制度的效率，则容易陷入钱纳里(H.Chenery)的所谓“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的收入假象中。
简言之，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复制工业化国家过去的做法。新中国在“一五”、“二五”时期推进的激进工业化(例如“赶英超美”)，其目标设定尽管包含了将先进工业化国家作为横向参照的思想，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和路径却缺乏合理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试图复制工业化国家过去通过对外贸易促进工业化的成功，取得了部分成功。而取得彻底的成功还需要艰苦漫长的努力。政治、文化、自然资源可利用性、环境可持续性等因素都会交织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以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产值占总商品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和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等五个指标来衡量工业化目标的实现程度。还有学者提出了工业化的消费结构目标(史清琪，2001)，认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比重下降，同时会出现食品消费增加和投资份额上升。此外，从外贸结构优化判断工业化目标的实现程度(胡长顺，2002)，也对中国工业化目标特征进行了描述。然而，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诸多因素和工业化直接或间接承载的目标，难以通过设定指标，选用加权合成、选择阶段阈值和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等经济计量方法来确定或者衡量工业化目标。
中国工业化目标呈现多元性趋势，这一趋势是由工业化的广义内涵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
四、长期的、动态的、开放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发达国家在匹斯堡G20峰会上积极支持所谓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必然会催生针对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从世界工业革命的历程和现阶段发达国家“回归实业”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长期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
2008年中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00670亿元，经济总量列世界第3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6％，不仅远远高于2000年发达国家28.6％的水平，而且也远高于2000年发展中国家33.4％的比例。中国工业化表现出了制造业引导的强烈趋势。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产值就已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到19世纪中期，煤、铁、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因而成为“世界工厂”。到19世纪末，美国从欧洲工业的模仿者变成全世界工业发展的领头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国家。到1920年，造船业、电力机械业和汽车业等3个产业进入美国10大产业行列。目前我国的钢、煤、水泥、电视机和棉布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发电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二，糖产量居世界第三，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尽管如此，中国的工业发展成就仍未能带来工业化的实现。这说明中国仍然处在从传统工业化阶段向现代工业化阶段过渡的阶段，其广义的工业化还远未到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长期的。
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工业化实践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以创新和技术突破性进展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必然是不断出现的。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都伴随着那个时代的技术创造和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代表性的技术机械纺织技术和冶炼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则以内燃机和电气技术为标志。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微电子技术、生物遗传工程、激光、新材料等陆续出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推行“再工业化”，其实质是产业升级，要发展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再工业化”不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相反却会催生一些新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此次金融危机出现之前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使得美国在许多基础科学和科技产业上居领先地位。除了纺织服装、家庭用品等少数几个产业外，美国几乎所有的产业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优势，其中，半导体和电脑、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飞机、搬运机械)、日常消费用品、办公事务设备、发电与配电系统、化学和塑胶、电子通信、国防工业、休闲娱乐产品、林业和农业相关产品、医疗保健用品，以及一般商业服务等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随后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支柱产业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产业如钢铁、汽车、工具机、消费型电子及办公事务设备等迅速衰落，休闲娱乐业和金融服务业则成为最具有竞争实力的支柱产业，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产业；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农林产业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90年代以后，美国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大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美国经济出现所谓“克林顿景气时期”。金融海啸源起美国华尔街，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产业升级转型的方向在进入新世纪后迷失了方向。纳斯达克指数的崩盘，投资者又疏远了以电子信息和网络经济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大量投资转向房地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房产抵押证券金融领域，过度创新使金融业自我膨胀。金融层面的体制缺陷和监管失范，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终酿成了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现在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一方面是防止制造业萎缩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像“智慧地球”一样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
可见，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其重要特征是代表性的技术和支柱产业范围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实现工业生产投入(人力、资源、技术等)产出(经济成果、环境影响)效率的不断提高。虽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仅是一种微观经济思考，但也反映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必须是动态递进的。另外，从经济计量的角度看，评价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标准值也将是动态调整的。
过去50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不断内在化为上升的生产成本，“鼠标现象”导致一种新型的“荷兰病”出现⑧；同时，金融服务业在发达国家过度创新，资产泡沫不断侵蚀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成果。这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到达了13％，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定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推进，必然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密切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回归到传统产业，发展何种新兴产业最终是由市场决定。相对而言，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比传统产业更接近于领先国家。在开放经济体系中推进工业化是必然的选择，现阶段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国退缩不前；另一种情形是过早放弃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而专注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抉择之一。
五、被忽略的工业化评价指标
在众多的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产业、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是被忽略的。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劳动者无论在哪里(产业、地区)就业，其人均产值贡献率和收入水平都保持较高水平且不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标准值；并且需考虑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在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即使较低，但人均收入却高于就业第二、第三产业人的平均收入。美国、澳大利亚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证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06年，美国农业人口仅仅21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7％。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农户的平均家庭收入为8.4万美元，连续11年超过全美平均家庭收入。澳大利亚统计局2009年6月公布的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为218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90万，占总人口的4.5％。农民家庭年收入为15万～50万澳元，远高于澳大利亚人均收入水平。尚且不论发达国家农民享受着一年中许多闲暇时光。
200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54.3％，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二者相差甚远；⑨且不论与美国、澳大利亚农民收入的差距。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无非两种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业人口。减少农业人口并不必然增加农民收入。所以从这一点看，中国工业化的实现远非转移农村劳动力那么简单；况且城市地区，第二、三产业有足够吸收农村劳动力的空间吗？
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的不同区域如果在人均收入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剪刀差”继续存在的情形下，即使工业化的其他评价指标达到或超过所谓的标准值，也不足以说明工业化进入到所谓成熟期。
因此，提出各产业人均收入水平、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评价指标，其理论意义在于当今中国工业化应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鼓励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政策不应被简单地成为替代农业或者消灭农业的政策。短期来看，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可能对包含上述指标的工业化水平评价结果有利；但在长期中，应建立基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自我发展组织和机制，进而持续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六、结论
选择何种工业化道路，各国之间并无简单复制的模式。中国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初步建立起了适于工业化发展的制度条件，但外部环境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有重大差别。从发达国家在经济景气和萧条时期的产业升级策略中，中国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是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和开放的进程；并且考虑中国国情的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应多元化构建。其中，考虑中国农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指标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设计和阶段评判至为关键。
注释：
①原磊：《国际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冲击》，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10日国际版。
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2卷，1987年英文版，第797页。
③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迈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第357页。
⑤刘国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⑥即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形态走向“一元经济”形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的消失，而仅仅是指传统农业部门被现代部门所替代。
⑦亚当·斯密：《国富论》，纽约1937年英文版，第644页。
⑧鼠标现象是指生产组装鼠标的发展中国家仅得到鼠标生产的很少利润，而绝大部分利润被国外核心技术所有者、商标许可方以及(国外)销售商瓜分，从而出现出口国被锁定在低制造环节，生产出口越多，分工越不利，收益越少的局面。
⑨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