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词论文,术语论文,过程论文,敦煌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6-0129-08 1930年以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最为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便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以下简称“陈序”)中写下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一般认为，“第一个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中国的陈寅恪……这个名称从此就沿用下来”[2]。 1989年，池田温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首先提出异议：“‘敦煌学’一词什么时候、由谁开始使用的还不是很明确……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1925年8月)时，已经使用过若干回‘敦煌学’这个词，如此看来，‘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了。”[3]池田温依据的是1943年出版的石滨纯太郎所撰《东洋学之话》一书。2000年，王冀青发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以下简称“王文”)，根据东洋文库所藏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1925年印)，进一步具体论证了他使用敦煌学一词要早于陈寅恪，并推测陈寅恪很可能“在1930年写序时已知道此前日本已有‘敦煌学’一词的存在”[4]。该文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者认为王文的观点“可以说是在池田温先生的结论基础上，又有所发展”[5]，有的则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学’一词是否受到了石滨纯太郎的影响”[6]。以上虽为细事，但亦有关敦煌学史该如何书写的宏旨，正如方广锠所言：“这虽然只涉及一个名词的首创权，但确是敦煌学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5] 众所周知，在词汇史研究中，尽量搜罗爬梳现存所有文献，从中寻找出某词的始见用例，对于确定某词的出现时间来说，自然是客观、有效的方法。但对于词汇中的特殊门类——“术语”进行研究，除了使用上述文献排比的方法，还应将某一术语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史中考察其来龙去脉。一般来说，某个赋予特定涵义的新名词，从个别学者初步提出到学术界逐渐接受，进而演变成一门学科的专用术语，无疑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该学科自身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从术语接受的角度来重温早期敦煌学史，会发现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terminologicalization)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敦煌学一词的提出 石滨纯太郎(1888—1968)能在1925年首次提出敦煌学一词，绝非偶然。1921年起，石滨氏即涉足敦煌文献的研究，发表有《书敦煌本老子道德经义疏残卷后》[7]、《法成に就ぃて》[8]等论文。1924年，他随内藤湖南前往伦敦、巴黎等地调查敦煌文献以及欧洲汉学研究状况。可见，他对于敦煌写卷以及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动向都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完全具备提出敦煌学一词的知识背景。加之石滨纯太郎正值盛年，敢于提出新说。早在1920年，他便发表《西夏学小记》[9]，率先提出“西夏学”一词[10]，表现出敏锐的学科自觉意识。因此，他后来能在演讲中使用敦煌学这一新名词，足可谓水到渠成，并非突发奇想。 石滨纯太郎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这与他后来学术方向转移不无关系，大约1930年起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蒙文、藏文、满文以及西夏文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解读方面。石滨氏对于二战之后日本西域研究的振兴贡献极大，1953年他与羽田亨一道倡议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组织京都、东京两地的学者，整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并陆续出版《西域文化研究》六巨册[11]，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遗憾的是，石滨氏本人的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生前仅有《东洋学之话》[12]、《支那学论考》[13]结集发行，且均未再版，至今亦无其全集被编纂。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石滨氏学术成果的流传。即便对于日本学者来说，石滨纯太郎也是一个在学术史上亟待深入研究的人物[14]。只有了解了以上情况，才能理解为什么神田喜一郎会在《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中说：“博士并没有公开发表著述及论文。他的研究只在极少数专家之间公开，一般人根本无法了解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15] 神田喜一郎称自己与石滨纯太郎“交往已有半个世纪，情同手足”[15]，并称赞石滨氏为“敦煌学研究的大家，他归国后于大正十四年夏天在大阪怀德堂的夏季讲座上，以《敦煌石室的遗书》为题进行了三次演讲；演讲笔记整理成一小册单行本出版，后来再次整理润色后收入教授的《东洋学之话》中，成为学习敦煌学的必读书”[15]23。不过正如石滨纯太郎“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一样，《东洋学之话》这本被誉为“学习敦煌学的必读书”似乎在日本也长期声闻不彰，若不是池田温于1989年重新提及，几乎被世人遗忘。 难以想象，《敦煌石室的遗书》这样一本“属于‘非卖品’，印数很少”[4]113并且传播范围十分有限的小册子会对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中国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如王文所说：“从对‘敦煌学’一词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讲，石滨纯太郎1925年在长篇讲演中的阐述显然要超过陈寅恪1930年在短序中的阐述。”[4]118那么是否像王文所推测的那样，陈寅恪可能受到石滨纯太郎的启发，“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学者”[4]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之间的交谊。池田温指出：“陈先生和日本学人之交往一般不甚密切，而有亲密关系者，当系石田干之助、石滨纯太郎两氏……石田、石滨两先生俱对东亚边疆及中亚语言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特怀兴趣，可谓陈先生之同行，自然交情密切。”[16]不仅如此，石滨纯太郎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情感基础，那就是二人在治学方面都非常敬仰王国维。1927年王氏殁后，陈寅恪在告别会上“行三跪九叩大礼”[17]，他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8]传诵至今。石滨纯太郎则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学术组织静安学社[19]，以资纪念。1934年，石滨纯太郎、石田干之助以静安学社名义编辑、刊行了《东洋学丛编》第1册，卷首刊载王国维肖像与遗书，以示崇敬之情。陈寅恪亦应邀寄去《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20]。尽管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订交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详考，但以二人的交往而论，如果前者确曾受到后者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启发，陈寅恪似乎没有必要在文章中不加以说明。 其次，陈寅恪向来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视。池田温指出陈寅恪“著作中言及日本人论著颇多，使吾人得知先生对日本学术界之关注”[16]123。池田温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陈寅恪于1927年所作《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详见Journal Asiatique，Sériell，Tome4、《史林》第八卷第一号、《支那学》第三卷第五号，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亨、石滨纯太郎诸君考证文中。”[21]可知1927年时陈寅恪即已注意到石滨纯太郎于1923年发表的有关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8]，他对后者的名字并不陌生。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作的那场演讲是受大阪怀德堂的邀请。这是一家颇具历史的文化组织[22]，1924年起出版有学术刊物《怀德》。由于该刊物是在并非学术中心的大阪发行，其学术声望自然无法企及东京出版的《东洋学报》、《支那学》等知名学刊。但就是这样一家日本地方学术刊物，陈寅恪也曾予以留意。据罗常培记述：“我写完这一章以后，承陈寅恪先生以日本昭和七年(1932)十月三日怀德堂堂友会所发行的《怀德》第十号见示，其中有两篇财津桃溪的遗著，一篇是《敦煌出土汉藏对音材料与〈韵镜〉之比较(其一)》，一篇是《唐代音与日本所传音之比较》。”[23]不难想见，假使陈寅恪在1930年以前曾经读过怀德堂于1925年印行的石滨氏《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他必然会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有所提及。 再次，1944年时，陈寅恪对自己提出“敦煌学”一词有明确回忆：“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24]此文最初刊登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25]一书中。陈寅恪明确地声称自己于1930年“首创‘敦煌学’之名”，作为一位严谨的、具有高度学术自尊的学者，他断不会轻用“首创”二字。这表明在《敦煌劫余录序》发表之后，石滨氏似乎也从未将自己的那本非卖品小册子寄赠给陈寅恪，故而陈寅恪无从得见。陈寅恪的论著即使存在与他人观点不谋而合之处，也会郑重说明。比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附记：“此章作于一九四○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于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一九四○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一一卷第一册仁井田陞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于此，以免误会。”[26]抗日战争期间，在访书条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陈寅恪仍不忘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足见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由此益可知，陈寅恪1930年时的确是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与石滨纯太郎毫不相涉。 陈寅恪少年时即负笈海外，游学欧美近十五年时间，深受西方学术新风气的熏陶，尤其是对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情况可谓了若指掌[27]。归国后又长期从事与敦煌写本有关的研究工作。他的求学经历与研究成果，使其同样具备足够的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所需的全部知识背景。因此，所谓陈寅恪“将‘敦煌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假说，不能成立，今后似可休矣。 二 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 无论是1925年的石滨纯太郎，还是1930年的陈寅恪，当他们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这一名词时，都只能算作各自的一家之言，还称不上公认的术语，尚有待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那么作为学科名的敦煌学一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术语化过程呢？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敦煌学这一新名词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发表有关讲演后，日本学术界似乎反响平平。截止到1953年，他那本《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除了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28]、小野胜年撰写的《东洋历史大辞典》“敦煌石窟”条[29]之外，鲜有日本学者在论著中提及、征引。可见，敦煌学一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缺乏足够的认同度，显然并不具备发展成为专用术语的必要条件。这恐怕与《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自身的局限性(行文体例为演讲记录、出版方式为非卖品以及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不无关系。 反观只有短短九百四十余字的陈序(1930年4月撰写，同年6月发表)，自面世伊始，便不胫而走，传诵宇内。这与《敦煌劫余录》的著作性质、出版方式密切相关。《敦煌劫余录》是当时首部检索一馆所藏大宗敦煌写卷的工具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且该书是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公开发行的[30]，出版单位为国立学术机关，主编者陈垣、作序者陈寅恪又都是知名史学家，无怪乎甫一面世，便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加之陈序又单独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学衡》[31]等学术刊物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因此，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石滨氏的小册子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敦煌劫余录》出版后不久，伯希和即在《通报》上撰文对该书进行报道[32]。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伯希和并不采用《敦煌劫余录》扉页的英译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r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而是依照汉语直接拼写作“Touen-houang kie yu lou”。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回忆，“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的主意”[33]。伯希和对此英译书名不置可否，并且未对陈序提出的敦煌学一词表示任何意见。由此可见，推动敦煌学一词术语化进程的，恐怕并不是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事实上，在伯希和逝世(1945)后的最初几年中，似乎也没有哪家西方汉学杂志在刊登的纪念文章里将伯希和称之为敦煌学专家的。 我们认为，中国学者才是推动敦煌学一词逐步升格为术语的中坚力量。池田温指出：“向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专业的讲义《敦煌学六十年》(1959)①里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3]此说实不尽然。早在1940年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达就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分两次做了题为《敦煌学导论》的长篇演讲，演讲纪要刊登在1941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34]上。文中第四节“敦煌学研究梗概”云：“敦煌学之名，创自陈寅恪先生。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34]138此时距离陈序的发表仅仅过去十年时间。该纪要足有七页之多，《敦煌学导论》原稿的篇幅显然更为可观②，只可惜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抗战期间，向达有数篇署名论文都刊登在《图书季刊》上。该刊由北平图书馆创办，向达身为名教授，此前又长期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所以他与《图书季刊》的联系自然十分密切。此篇演讲纪要的供稿者应该就是向达本人，阎万钧所编《向达先生著译系年》也是将此文归之于向达名下[35]。因此，尽管《敦煌学导论》的原稿现已不存，但这篇择录精华的演讲纪要对于敦煌学史仍然不失为一份重要的文献。 众所周知，判断一门新兴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便是学术界出现了由领衔专家撰写的回顾学科发展状况、阐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相关论述[36]。向达有意识地使用敦煌学作为学科名，并撰述导论性质的长文，堪称对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最为积极的回应。向达不止一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1944年，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文中亦称：“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注：见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37]寅恪对于知音见赏，由衷高兴，“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24]。 需要指出的是，将敦煌学一词的发明权归之于陈寅恪，不仅仅是向达个人的意见。1943年，时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的傅芸子在《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一文中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38]。傅芸子长期在日本任教，对日本学术界十分熟悉，文章又是发表在沦陷区刊物上。如果傅芸子曾受到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的影响，他大可以将敦煌学的发明权归之于日本学者。由此亦可知，石滨氏那本小册子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使是曾在京都大学任教长达十年之久的傅芸子也不甚了解。 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光是向达、傅芸子等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对陈寅恪所提出的敦煌学一词纷纷表示认同，就连当时一些并非主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普遍接受和使用这个词。例如于右任从1941年10月至12月历时三个月考察西北地区，其间亲履敦煌莫高窟，赋有《敦煌纪事诗》八首，其六云：“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这组诗后刊登在1943年5月出版的《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上[39]。该杂志主编卫聚贤曾随于右任一同考察，卫氏返回重庆后，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以《敦煌石室》为题进行演讲，演讲稿亦发表于同期《说文月刊》，此文开篇便言：“‘敦煌学’在世界各名大学中已列为课程，但在中国因其中所藏之写经不存，地址又远在西陲，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40]虽然文辞不无夸张之处，但他认为敦煌学一词系指一门学科，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同期《说文月刊》还刊登有董作宾的论文《敦煌纪年》，文中称：“敦煌石室写本经卷，与汉简、殷契，同为近数十年新兴之学问，自发现至于今，皆尚在整理研究之程途，石室经卷，且已自成为‘敦煌学’也。”[41]可见敦煌学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深入人心。以上诸例足以说明，敦煌学一词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的认同度大幅提高，该词作为专用术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我们知道，术语的形成不仅应建立在一定认同度的基础上，同时还应满足语言的国际性要求[36]39。敦煌学自诞生之初便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问，但敦煌学这个名词自石滨纯太郎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和使用的范围大体局限在汉字文化圈内。陈寅恪、石滨纯太郎皆学贯东西、精通外语，不知在他们二人的心目中，敦煌学一词究竟该如何翻译成英文？在他们的著作中未找到相应答案，《敦煌劫余录》也未附载陈序的英语译文。我们赞成王文的观点：“现在西方文献中有诸如Dunhuang Studies之类的专门术语，有些人甚至创造出了迄今尚未被普遍接受的Dunhuangology之类的词汇，都是很晚才出现的，其目的也无非是想作为汉字‘敦煌学’一词的对应词。”[4]1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Dunhuang Studies(初期拼写作Tunhuang Studies③)是当前英语文献中约定俗成的提法，但Dunhuangology(初期拼写作Tunhuangology)一词较之前者，反而很可能最先出现。1949年2月，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主办的《远东研究季刊》上发表综述性论文《中国史学五十年》，文中称：“A new term，Tun-huang hsüeh敦煌学or‘Tunhuangology’has been created”[42]，这大概是最早使用Tunhuangology一词的例子，从该例可明显看出，英文单词Tunhuangology的确是从汉语翻译而来。邓嗣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4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史学五十年》中称“陈寅恪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42]151，敬仰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文中所举敦煌学这一术语是受陈寅恪的影响，可以确定无疑。 由以上不难看出，在整个40年代，众多中国学者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较快地完成了从新名词到专用术语的转化，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动把该词翻译成英文，努力向西方学术界推介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者积极创立新学科的群体自觉意识以及奋起追赶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迫切愿望。 在这一术语化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敦煌学内涵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1930年，当陈序提出敦煌学概念时，“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43]。而1940年时，向达《敦煌学导论》已经认为：“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34]1381944年，陈寅恪云：“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24]前瞻性地指出敦煌学不应仅仅局限在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还应该积极拓展到艺术领域。1983年，姜亮夫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44]将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文献、石窟艺术和考古遗址进行通盘的考虑，正是循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路发展而来。 三 敦煌学一词术语化的背景 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能够较快地完成术语化的过程，这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学术背景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一)学术背景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里，以出土文献和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是金石学。20世纪上半叶，围绕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甲骨文所产生的新学问，被称作甲骨学④。这个术语在构词方式上与金石学非常类似，同为“器物名+学”。从学术渊源来看，甲骨学的发轫也与金石学存在密切的联系[45]。 而敦煌学的提出则与此不同。从词语结构上看，该词是“以地名学”，一望而知并不是直接导源自中国传统学术，而是更多地受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埃及、近东、中亚地区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目的不一的探险、考察和考古活动，从而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及出土文物。围绕众多的考古材料，西方学者迅速建立了诸如埃及学(Egyptology)、亚述学(Assyriology)等新兴学问。周一良指出敦煌学一词明显是有意模仿上述学科名[46]，神田喜一郎亦认为“敦煌学实际上是中亚学(中央アジア学)中的一部分内容”[15]3。因此，就学术渊源而言，敦煌学一词的产生实际上与西方当时蓬勃发展的东方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敦煌学一词的提出者无疑应熟谙西方近代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等基本情况与研究手段。石滨纯太郎、陈寅恪都恰好具备相应的知识背景，又均有研究敦煌写本的切身体会，无怪乎二人能够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西方学者一般将敦煌文献研究纳入汉学(Sinology)或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框架体系中，日本学者则是将其视为属于所谓东洋学或支那学的范畴(比如石滨纯太郎便把自己有关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收入个人论文集《东洋学之话》、《支那学论考》中)，把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诉求其实并不突出。在欧美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学术话语语境中，研究对象大都被设定为“他者”(the other)，这种学术立场自然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此外，中国学者一般也不会像西方学者那样宣称自己研究的是汉学(Sinology)。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里，汉学一词有其特定含义，该词往往与“宋学”并举。而通常使用的国学一词其含义又相当笼统，在学术日趋分科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的确有创立新名词以指称敦煌文献研究这门新学问的实际需要。这无疑是推动敦煌学一词趋向术语化的内在动力。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流散到异国他邦的残酷现实给所有中国学者的刺激很深。罗振玉于1909年致汪康年的信中便表露了这种心迹：“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47]正如陈序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这种发自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外国学者难以体会。就石滨纯太郎而言，他提出敦煌学一词，出发点很可能只是东方学式的以地名学。而对于有切肤之痛的中国学者来说，之所以普遍认同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不无“因地铭耻”的潜意识在其中发挥作用。正如陈寅恪在1928年致傅斯年的信中所言：“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48]这也是推动敦煌学一词术语化进程的不宜忽视的学术情感因素。 (二)历史环境 陈序于1930年即刊出，但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其加速进行主要集中在1940—1945年的抗战时期，这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在大半国土沦于敌寇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两大块区域坚持抗战——大西南与大西北，两者互成犄角之势。国民政府与文化机构主要集中在大西南；大西北则与苏联、外蒙接壤，又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正是缘于西北重要的国防地位，身处西南的政府要员和文化人，甚至一般群众，上上下下都对西北地区寄予厚望，高度重视。许多重要人士，纷至沓来，甚至形成所谓西北考察热[49]。 1941年10—12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赴西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期间亲临莫高窟，在对敦煌艺术赞叹之余，也对洞窟缺乏妥善保护，濒于坍塌的状况印象深刻，忧心忡忡。返渝后，于右任向政府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由教育部负责筹办。他于1942年2月发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认为“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50]。于右任身为政府高官，又是著名文人，具有不可替代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此文一经刊布，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同年4月，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人物极一时之选。曾在1940年底举行《敦煌学导论》长篇演讲的北大教授向达即是团员之一。考察团工作成绩斐然，成员劳干、石璋如对莫高窟各石窟逐一进行了测绘、记录。向达更是在敦煌坚持考察工作长达九个月时间，期间目睹张大千破坏壁画的行为，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大声疾呼尽快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负责管理。此文经傅斯年推荐，于1942年12月27—30日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一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1943年5月，卫聚贤策划推出了《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刊载6篇有关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对于促进抗战时期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功不可没。1944年1月，经过长期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莫高窟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同年1—5月，张大千在成都、重庆两地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轰动，包括陈寅恪、蒙文通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予以评论[25]，堪称当时文化界的盛事。 由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处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仍然掀起了一股关注西北、关注敦煌的文化热潮，并且前后持续多年。敦煌学一词正是受此热潮的推动，广泛传播与普及，从而加快了术语化的进程。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一批有识之士心系敦煌，充分反映出为民族文化存亡续绝的良苦用心。可见，敦煌学这一术语的最终确立，与此特定历史条件不可截然分开。 四 小结 综上所述，石滨纯太郎、陈寅恪是各自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所谓后者受前者启发的假说不能成立。从术语接受的角度看，尽管陈寅恪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时间较晚，但影响巨大，自成体系。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较快地完成术语化过程，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且沿用至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学这一术语很可能由中国学者率先完成英译，向西方学术界推广。 透过术语的形成来重温学术史，我们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之所以积极推动建立敦煌学这一新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寻求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衔接点，通过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突破本国旧有的西北史地之学的框架，以期尽快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从而不断提升整体的研究水平，并最终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相关论著“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1]。 收稿日期：2013-09-12 注释： ①池田温推测《敦煌学六十年》讲义印行于1959年，恐不确。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开设的“敦煌学六十年讲座”课程由王重民、向达于1962年合开(参见李世娟《王重民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建立》，《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向达于1964年3月24日在中山大学亦曾做了题为《敦煌学六十年》的演讲，演讲提纲后刊登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第16-17页。 ②据周法高回忆，向达“在对日抗战时写过一篇《敦煌学导论》，脍炙人口，曾经在西南联大讲演此题，听众一两百人，把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可是由于他不善言辞，照本宣读，一直读到十点钟熄灯还没有讲完，把大家都听怕了。到了第二次续讲时，门可罗雀，急得研究所的助教邓广铭先生把工友都请去听讲凑数”(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9-520页)。文中称演讲分两次举行，这与纪要中的记录相吻合。周法高的回忆也足以印证向达的原文篇幅之巨。 ③笔者所见较早使用“Tunhuang studies”的英语论文，是1966年D.C.Twitchett撰写的关于王重民、刘铭恕所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书评(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29,No.1,pp.178)。此短语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在英语世界中流行。 ④参见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1)，《大陆杂志》第1卷3期(1950)，第1页。神田喜一郎称自己的《敦煌学五十年》正是效仿董作宾的论文题目而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