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
——访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文/本刊记者 陈希琳
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必然是以客观的经济数据作为地基盖起观点大楼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就。然而在众说纷纭的学术观点中，为国谋为民计的经济学家如何更多地讲出具有含金量的话语，不仅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做学问？对于这个话题，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坦言，他做经济学研究和政策设计有两个原则，一是尊重人，二是尊重事实；研究的底线是不做假，不动原始数据，不说假话。
如今，世界顶级湾区都开始具有各自鲜明的产业特征。比如：东京湾区定位“产业湾区”、旧金山湾区定位“科技湾区”、纽约湾区定位“金融湾区”等。
求学
1992年，苏剑考取了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自此以后一直与经济学研究为伴。
199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苏剑选择了留校任教，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方式。“我这个人生活本来就不太规律，之前老是在上班的时候困得一塌糊涂，但是晚上很有精力和精神，所以非常喜欢学校的工作方式，晚上可以写东西，也确实喜欢当老师、做研究。”
5年后，苏剑深感要想让研究做得更好一些，就得继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视野站位。出国读博在当时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完全可靠做不到，因为中国的基础数据不是很理想。”在基础数据质量不佳的情况下，他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可靠数据的宏观经济诊断模型。“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数据是可信的，主要是价格数据，例如股票指数、汇率、CPI数据等，在我们每个月发布的报告中，对CPI、PPI的预测非常准，我们通常比统计局公布的时间早10天左右，但是误差仅在0.1%左右，好多情况下是0误差。这说明目前官方的CPI、PPI增长率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苏剑给他们的宏观研究定了一个小目标：如果自己炒股的话，敢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依据。自己的成果如果自己都不敢用，那你的研究肯定有问题。
“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遇到美国人说英语还好一些，要是遇到来自别的国家的英语老师，马上就听不懂了，有一位印度裔老师刚开始老是说tree，我想经济学哪有什么‘树’啊，最后才知道人家说的是three。”
实践
国外读博的这段时间，对苏剑的影响很大。“目前我在北大带一个团队，做宏观经济研究的。我要求所有人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他给学生们举了一个例子，“就跟造飞机一样，你造的飞机得自己敢坐才行，咱们就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们的宏观研究报告写出来了，心里要能实实在在的，可以把话不说完，但绝对不说假话。”
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6万平方米，分为乳制品、蔬果农产品、肉制品和水产品、休闲食品甜食调味品、酒类和饮料等五大专业展区。徜徉其间，从参观者身上你会感受到中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那么强烈！中国当自强！中国农业当自强！
耳濡目染的听、闻、问、学，直接影响了他日后做学问的态度。苏剑感到，他所处的是一个学术氛围很好、非常活跃的环境，思想比较开放，没有不能谈的事儿，没有不能用的方法，也没有不可见的人，那些教授都很平和，只要是谈学术问题而不是闲谈，他们都非常欢迎。“能感受到他们做研究非常认真，学风严谨，绝对不允许学术作假，研究报告拿出来是非常可信的。然而国内有些研究报告拿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敢细对。”
“现在有些学者，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连原始数据都敢改，因为如果数据不支持结论，就发表不了文章。”苏剑说，原始数据绝对不能改，这是一个底线，“数据可以处理、分类，但是不能作假”。
评价时段i的灰色聚类评估序列σi=(σi1,σi2,σi3,σi4)，评价时段所属客流拥塞风险水平为k*,根据下式确定第i个评价时段的客流拥塞风险水平式(9)：
对于苏剑来说，他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国外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做学术研究的。
海外求学，往往第一道关卡便是语言关。“我们这一代是60后，外语底子比较差，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甚至连专业的老师都没有，大多是阅读，写作很少，哑巴英语，张开口不会说，听力也不太好。”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苏剑就经常去西安的英语角学习，到北京后也坚持练习口语，可出国的时候还是发现听力和口语不够用。
“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支持公费出国读学位，可以进修、做访问学者，所以大家都是自费出去读博士，那个时候没有几个家庭能够支付得起，都得靠奖学金，我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每年大概13000美元，在波士顿那基本够我们一家三口用。”解决了物质上的后顾之忧，苏剑不需要像一些留学生那样去饭馆打工挣钱，“只要专心致志上学就行了”。
同时，在羊布鲁式杆菌的防控中，要加强对羊布鲁式杆菌疫病的监测，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将羊布鲁式杆菌的防控知识进行广泛宣传，进而提高检疫人员的检疫知识、检疫技术水平。
成果
2018年，苏剑和他的研究团队出了50多篇报告，包括数据点评、预测和专题分析。“每个报告都是我们认真做出来的。其实只要认真研究问题，一般情况下研究成果的质量也不会太差。”
每年这个团队都会出3本书，其一是年度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主编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苏剑是副主编，已经连续出版了15年。
其二是《中国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开始出版，《中国经济展望报告2016》影响非常大，将被翻译成13种文字出版，囊括了所有主要语言，现在已经出了英文、俄文、韩文、蒙古文4种文字的版本。”从2019年开始，这个报告将被更名为《中国经济安全展望报告》，因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宏观经济波动，实际上就是关于宏观经济安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个观点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
其三是《把脉经济与金融》，这份报告是苏剑主办的一个月度经济论坛“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的发言稿的汇编，这个沙龙每次讨论的主题是当时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来自学界、业界、政策制定领域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相当于给当时的中国经济把脉。“其实回过头来看，在这个沙龙上，好多人做的预测非常好，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像我们一本书的编辑，书已经出了好长时间之后，突然给我发微信，说后悔当时没买房，这个书里边当初说得清清楚楚，高铁沿线哪些城市涨哪些城市不涨，回头看说得完全正确，当时做编辑，怎么就没想到靠它去买房!”
求真务实的苏剑每月还要举办一次“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每次都是请相关领域的6个专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整理成文字出版。“我们的沙龙要求每个参加的人都说真话，内部讨论会不报道，随便说，而且不求发言人名声有多高，只要有真知灼见就行，有时甚至会跨专业请专家，比如为了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战，我们就请了一个芯片工程师，给科普芯片到底怎么回事？当时他讲得很好，大家都很开心。”
在洋葱幼苗生长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洋葱的鳞茎便会开始膨大。在这个时期农户需要进行一周左右的蹲苗。完成蹲苗后，洋葱进入鳞茎膨大期，在这个时期洋葱的营养物质将会更多的向叶片基部输送，并且对于水分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是应该逐渐增加浇水的此处，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的状态。在洋葱鳞茎进阶成熟期的时候，其叶部与根系的生理机能将逐渐降低，这时应果断停止灌水。
通过信息网络与生物的本质特点进行光学理念和声学理念的融合，使高科技技术通过反应人的基本生理特性和基本行为习惯进行个人系统的识别。生物识别系统的引入优势是能够通过个人的不同的特征进行不同身份的识别，使学生或教师的身份具有安全性和唯一性。且通常生物特征是不会发生大体改变的，如指纹、虹膜特征。另外，生物识别的使用识别可以优化智慧校园的校园管理环节，具体是由于每个人都具有指纹、虹膜的特征，因此，生物识别技术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所以，生物识别平台的引进有利于高校处理学生个人信息。
贡献
20多年来，苏剑最引以自豪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政策多多少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最自豪的政策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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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从2006年开始，苏剑就呼吁中国应该立即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我当时分析人口数据时发现，2012年左右中国劳动力就会开始减少，202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每年将减少1000万左右，10年就是1个亿，好吓人啊。如果一个年轻人20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这意味着中国最晚应该在2002年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2006年的时候，已经晚了好几年了。”“当然，人口政策的调整，是许多人呼吁的结果，我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但引为自豪的是，我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且也尽力了。”
第二个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拉动内需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扩招的政策被采纳，从此开始了高校大扩招。苏剑就是提出高校扩招政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高校扩招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被认为是“教育产业化”，直到现在还有人诟病不已。“我支持高校扩招，在那个时间的确有应对当时短期经济问题的效果，但我考虑的是长远的问题，主要目的是想在中国实现普通高等教育平民化。当时本科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这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长期来看，中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如果本科教育都是精英教育，劳动力素质还怎么提高？还怎么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我就是希望本科教育平民化，让中国大量的普通劳动力都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至于精英教育，完全可以放在硕士、博士层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高校扩招非常及时。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每年减少300万左右，2022年以后每年减少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以高中以下学历的毕业生为主力，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个啥样？”
第三个是关于2012年后中国经济最低目标增速的测算。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于是在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时，就在推算最低增速应该是多少？当时李克强总理给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分配了一个任务，就是测算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最低到多少可以保证就业不成问题？“刘伟教授就找我一起做，我们商量好了一个思路后，由我执行具体测算工作。最后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速只要有6.5%就足以解决就业问题。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好多人都不信。中国最近这几年每年设定的经济增速最低目标都是6.5%，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的测算结果非常准确。”
第四个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的问题。2017年年中的时候，苏剑团队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层层加码的制度特点，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会用力过猛，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需要考虑且预防这一点。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示。在几个月后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出现了“宏观调控有度”的说法，跟苏剑团队报告中的观点一致。
第五个是关于北京地铁运行补贴机制的研究。许多国家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都鼓励人们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此都对地铁采取了低票价的政策。但低票价的结果是政府必须补贴地铁运营，否则就会出现亏损，这就需要一个适当的补贴机制，既不能让地铁运营公司亏损太多，也不能让它盈利太多，还要保证地铁运营的通畅和安全。北京倒贴补偿机制就是以苏剑为组长的团队设计的。“该补贴机制从2009年初被采纳，直到现在依然被采用。期间虽然地铁票价有所调整，但票价调整以及相关的补贴机制还是那个。”
可以说，北大良好的环境给苏剑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从1995年苏剑留校任教开始算，前前后后他在北大教书已经20多年了，在这些年里，北大良好的教育氛围让他感到舒适，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他的学术观点也出现了一些争议，“要在别的学校，就是大事了，但是北大环境很好，没有人会把纯粹的学术讨论上纲上线”。
如果你问10个经济学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判断，可能会得到11种观点。因为至少其中的1个经济学家可能同时持相反的两种意见。在苏剑看来，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很正常的。“毕竟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对经济形势做出判断很难，尤其中国经济这么大，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你摸这一块，他摸那一块，大家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得到的信息也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所以判断也不一样，这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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