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1]2002年在《新疆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现代医院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国有医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面对社会化医护服务市场竞争而必须进行的深层次改革的战略任务。近20年来的医院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国有医院只有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才有可能解决制约医院管理的深层次矛盾，使最大限度地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体居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保护和增进健康。本文分析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准入制度，合理优化配置卫生资源，进行医院管理观念的创新，医院管理体制的创新，医院组织管理结构的创新，现代医院管理体制内部运行机制的创新，现代医院管理模式的创新。加快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逐步实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资源的社会化和管理效益的最大发挥。 本文认为制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管理效率的根本原因是管理体制的落后。欲求新疆医院改革突破，当务之急是遵循江泽民同志“叁个代表”的要求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大胆地改革医院旧的管理体制，创新具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色的现代医院管理体制，即院长主管、党委监管、职工参与的“叁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董文朝[2]2012年在《新疆卫生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全自治区已基本形成初具规模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医疗质量显着提高,农牧区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新疆的卫生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特别是基本医疗服务覆盖率和质量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在新疆不同区域之间的医疗卫生综合发展不均衡,优质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首府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州,南疆卫生资源相对匮乏；此外,城市与农牧区的卫生事业发展极不均衡,农村卫生综合状况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南疆地区、广大农牧区各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比较突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尚未实现,严重影响当地群众健康状况,也制约着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本论文从调查研究新疆卫生事业现状入手,综合分析卫生政策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尝试从理论层面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新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关借鉴和参考。本论文由五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阐述研究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研究主要内容和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简要介绍新疆的历史沿革、地理与民族概况。第二章介绍新疆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影响因素。本章深入探讨民族地区卫生政策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阐释新疆卫生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影响因素,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基本理论依据。第叁章进行新疆卫生政策分析。本章系统分析新疆卫生政策所涵盖的医疗资源、医院管理、民族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社区卫生服务、农牧区卫生服务、农牧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民族医药七个方面的政策,找出其政策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剖析成因。第四章提出进一步完善新疆卫生政策的建议。在系统分析新疆卫生政策所涵盖的七方面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之上,从理论层面分别给出向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结论如下：一、通过卫生资源配置政策调整,改变现有优质卫生资源在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州过度集中的局面,大幅度增加南疆地区、农牧区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适度增加民族特色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加快这些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二、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新疆医疗卫生政策的基本目标,不断提高新疆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全疆范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叁、把严格控制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作为新疆卫生政策改革的核心,有效遏制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上涨过快的趋势,促进其价格的理性回归,保证新疆各族群众的医疗费用支出与实际收入水平相适应。四、大力发展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其质量和水平、拓宽其服务范围,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主要机构,有效缓解大医院就医困难的压力,为基本医疗服务重心下移奠定坚实的基础。五、大力推进新疆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新疆各族群众提供更多的便捷价廉、疗效突出的民族医药产品,使之成为有效控制新疆医疗卫生费用快速上涨的基本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使之成为推动新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吴常柏[3]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曹建飞[4]2017年在《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对推动兵团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兵团发展的体制难题,如团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和政事不分依然存在,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维稳戍边能力仍需加强,与加快推进兵团“叁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通过创新团场管理体制,明确团场“党政军企”职能,保证团场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才能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本文把团场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当前团场管理体制现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区位条件等因素,提出创新团场管理体制,并对创新团场管理提出相关建议。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1)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方式分别对团场管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分析。从路径分析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存在观念的粘滞使团场管理体制对计划体制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传统体制长期运行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利与垄断租金,必然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承包职工及其家庭主体地位不突出,不具备完全自主的经营权。从制度变迁方式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变迁属于以兵团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并且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2)本文结合近年来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数据结果显示,团场总体上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叁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事业稳步提高,职工生活显着改善;但团场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行政职能不健全、缺乏监督机制等,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政企不分、企业活力不足,农业经济体制不完善等,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服务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少等,维稳戍边体制存在职工队伍老龄化、民兵队伍不稳定等问题。(3)本文重新界定团场功能,提出了团场分类管理的观点,并构建了经济协调、社会稳定、文化示范、生态卫士和维稳戍边五位一体的评价团场屯垦戍边能力的指标体系,以及通过组合权重为团场屯垦戍边能力得分排名,得出了不同团场因资源禀赋和区位差异,屯垦戍边能力差异较大。基于此,为了每一个团场能够依据自身优势能够发挥其功能,确定出经济发展型团场、维稳戍边型团场和生态型团场。进而选取经济社会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将144团场划分为叁个梯队,对叁个梯队比较分析确定第一梯队团场为以经济发展功能为主。同时在分析边境团场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基础上,确定了以维稳戍边功能为主的团场,结合兵团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团场,为分类推进团场管理体制创新,为适当划分不同梯度团场提供参考。(4)以改革试点团场调查问卷和争先进位活动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设置了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对改革试点团场绩效评价,得出了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团场改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政企分开不彻底;二是经济体制方面,如团场公司经营机制不活、经营效率不高,团场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叁是社会管理方面,特殊体制不够健全完善、社区性质不明确、经费不足等。(5)本文总结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创新典型模式,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对“团镇合一”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健全团场政府职能提供了有效路径;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以1团金沃农业经营公司为例,总结了公司实践经验,为团场企业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进行探索,但是团场是否成立经营性公司要因团场实际情况而异;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125团通过撤并连队进社区,强化社区管理职能,逐步将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这种模式腹心团场可以借鉴,然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和边境团场还要充分考虑其维稳戍边的职能,探索适合其履行职责使命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185团探索“精兵+皆兵”战略的实现形式和路径,为边境团场戍边职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6)本文对不同类别团场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建议。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完善已建镇团场的政府职能(部分执法权),同时加快未建镇团场建镇步伐,要精简机构提高服务效能,提高团场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维稳戍边型团场逐步成立建制镇,机构设置中单独设置政法、统战机构,按照“授权清单”设立财政所,逐步承接城镇、交通、农业等执法权,不但完善团场政府职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同时要完善农业经营体制,确立职工的市场主体地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连队经济发展;维稳戍边型团场要从实际出发组建市场竞争性公司,稳固连队的基础性地位,多措并举聚集人口,稳固团场根基;生态型团场要处理好经济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加大对其生态补偿力度。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社会管理职能,提升服务水平,探索连队民主管理运行机制;维稳戍边型团场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党的核心领导,创新对流动人口管理,戍边团场加大聚集人口力度,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问题,维稳团场解决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不足问题。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重经济、轻维稳”观念,多种途径创新民兵编组形式,提高民兵应急战斗能力;维稳戍边型团场要转变“重维稳、轻经济”观念,保障维稳戍边经费,推行义务民兵制度,提高兵地联合维稳能力。
朱筱璇[5]2016年在《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2015年10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关系到人民身心健康的重要场所,而医院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阵地之一,在实现全民健康的要求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新医改的深化,各种矛盾互相碰撞,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一些问题。医患矛盾不断升级,有些医院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不重视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医院职工出现了工作热情低迷,精神涣散等问题,更有甚者还出现价值观偏颇,利用医生职业谋取个人利益等严重的不良现象,这就说明在当前加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刻不容缓。新疆地区处于中国的西北偏远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素质水平都与其他地方有着明显差距。作为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新疆地区还具有民族性这一显着特点,这一特点也说明了在医院思想政治教育中,新疆地区还会出现其他地区不常出现的矛盾。所以本文对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针对新疆地区的特殊性,来探讨解决出现的问题和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新疆地区的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以新疆的几所医院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为引言。本章主要是对本文的选题等相关背景进行论述,包括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章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述。从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概括出其概念,还阐述了进行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第叁章为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主要是对新疆具有代表性的医院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简单叙述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包括医院基本情况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情况,并且阐述新疆医院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其次通过调查,分析了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从社会、政府、医院、医务人员和患者层面阐述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第四章是针对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一个对策性的思考,探索了如何加强和改进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考虑到新疆地区的特殊性,较为全面的提出了几点对策,促进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的开展。这一章的内容也是整篇文章的落脚点。
贺湘焱[6]2016年在《新医改背景下克拉玛依市公立医院运行效果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调查新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克拉玛依市4家试点医院,分析和评价4家公立医院2010-2015年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服务情况和运行效率的变化情况,探索克拉玛依市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和卫生部门制定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克拉玛依市公立医院改革前后卫生资源配置和运行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变异系数方法对试点医院的运行效率评价指标进行筛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公立医院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结果：(1)公立医院分布不均衡,优势医疗资源集中在克拉玛依区。(2)人力资源情况：卫生人员总数呈逐年持续增长趋势,管理和工勤人员逐年减少或增长缓慢。年龄以中青年人员为主,45岁以下的占69.90%；学历结构以本科和专科为主,分别占42.27%和39.33%,硕士及以上学历仅占5.46%;职称结构以中级和初级为主,分别占40.30%和38.53%,高级职称仅占15.55%。 (31收入情况：总收入、财政补助收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和药品收入均逐年上升,但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下降。 (4)支出情况：总支出、医疗费用支出和管理费用支出逐年上升,其中管理费用支出增长最快,叁级医院平均增长率为483.25%,二级医院为505.19%。(5)资产和负债情况：总资产呈逐年上升趋势,大型设备的数量逐年增加。负债率呈增长趋势,但资产负债率大多在50%以下,流动比率平稳上升。(6)床位使用情况：实际开放总床日数逐年上升,平均住院日逐年下降。(7)医疗服务提供情况：总诊疗人次、健康检查人次、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手术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预约诊疗服务发展很快,叁级医院平均增长率为1268.06%,二级医院为349.94%。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逐年上升,但药占比逐年下降。(8)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还存在波动,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结论：克拉玛依市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对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在新疆率先成立医院管理局,建立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M-1-N”远程医学平台,卫生资源数量增加,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能力提高,医疗技术不断提升,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提高,改革经验值得在全疆推广。但依然存在公立医院分布不均衡,政府对医院财政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建议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合理利用卫生资源,优化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完善补偿模式,加大多元化办医力度,推动分级诊疗的发展,提高医院运行效率。
李文中[7]2011年在《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在我国筹资公平性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对卫生服务利用下降,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研究指出卫生体制改革既失去了效率也丧失了公平的背景下对我国建国以来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综合运用了基尼系数、集中系数、Kakwani指数和直接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保障筹资公平、健康状况公平等进行了测度；运用时间序列DEA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技术效率进行了估算。计量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直到政府先后大规模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才明显改善。再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条件和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健康保障融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分叁步走建成“覆盖全民、层次多样、家庭互济、供需协调、运转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冯乐坤[8]2015年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叁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吕朝辉[9]2015年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陆地边疆①的历史负荷、现实问题和政治环境体现出深层、复杂、特殊的特征。本文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既注重对当前陆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注意对“碎片化”的陆疆治理现有成果展开“化零为整”的系统性研究,既强调把研究重心确定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以来的当代陆疆治理,又注重从过往陆疆治理的“浩瀚汪洋”中挖掘智慧和汲取教训,既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又落脚于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这个具体研究点上。因此,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十分突出。本文立足于陆疆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以现代公共治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古典管理、行为科学、文化软治理、公共治理等相关理论,初步总结和探索出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四种陆疆治理方式,四种方式的有机统一即构成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全部内涵。全文在参考边疆治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一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要创新?”和“怎么样创新?”的研究思路,分成两部分回答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创新研究”这个中心主题。全文共分八章,前四章陆续从基本理论阐述、历史渊源追溯、特殊问题归纳和政治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后四章通过四种陆疆治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回答了“怎么样创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做出一些前置性说明。该部分首先交代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做了相关的研究综述,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首先对边疆与陆地边疆、治理与陆疆治理、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等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叁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接着重点考察了当前陆疆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内涵、目标和任务,以及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概述。第二章运用历史追溯的方法,回顾并全面分析了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1840—1949年近代中国、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1977年政治动荡期、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不同时期我国陆疆治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成败得失。第叁章从历史回归到现实,首先从历史、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陆疆特殊性问题的形成原因,然后从陆疆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前陆疆地区面临的四大类最为基本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具体阐述；第四章则从陆疆内部特殊问题的创新动因,过渡到了陆疆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挑战。该章首先总结了当代中国陆疆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单元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接着分析了我国陆疆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最后考察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对陆疆社会内部造成的巨大张力。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层面,具体从理论依据、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动力、运用维度、适用范畴、基本要求等方面,对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等叁种陆疆治理方式分别予以创新构建。此外,第五章还探讨了理性规制和非理性规制的标准区分问题,考察了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第七章还考察了中央、地方、社会、民众在陆疆文化性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分解问题。第八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央政府、发达地区、陆疆地方政府、陆疆社会和各族群众在陆疆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考察了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四种陆疆合作治理形态,并从基本理论、现实动力、主要特征、现实动力、基本要求等方面对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构建。结论部分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陆疆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尝试地回答了四种方式的划分标准、区别和联系、优缺点、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等理论问题。
左兵[10]2006年在《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核心,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制度是在国家重点建设政策的引导下,尤其是在国家重点学科评选的推动下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从学科建设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初具雏形,到始于1986年而延续至今的叁次重点学科评选,重点学科建设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然,更是学科建设制度设计的结果。在学科建设实践中,重点学科评选标准的规范性、系统性以及社会声誉等丰厚资源,以及重点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和由政府所赋予的合法化的建设机制,使重点学科建设制度逐渐成为普遍的学科建设制度的参照系。尽管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高校,但是,一般高校或高校的一般学科建设大都按照重点学科建设的模式和标准开展学科建设,由此,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呈现出趋同化和模式化的发展倾向,进而成为学科建设的制度性障碍,也是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问题的制度性根源。重点学科建设模式之所以为地方高校所效仿,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降低了学科建设制度的建设成本,另一方面,组织趋同中的模仿机制又强化了学科建设的价值取向,同时,重点学科建设所带来的优质资源的汇聚和社会声望的提升,又促使并吸引着地方高校在对重点学科建设模式的模仿中,不断明晰、实现并完善着学科建设的制度选择进程。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制度形成与建立的初始化时期,地方高校对重点学科建设制度模仿,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但脱离地方高校学科定位和现实环境的依赖性模仿,却会成为地方高校有效进行学科建设的阻碍力量。对西部地方高校而言,在财力短缺、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的情况下,简单的模仿难以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甚至会迷失具有西部地域和文化特征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东、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上的差距,是东、西部不同制度环境作用的结果,这里制度环境包括学科建设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东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因素。与东部地方高校相比,西部地方高校的学科设置、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经费及其它办学条件等内部环境比较薄弱,同时,西部地方高校还处于特殊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外部环境之中。受中央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寻租行为的共同影响,西部地方高校制度供给的权力主体中,既有中央政府的直接供给又有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致使制度供给主体边界模糊,目标游离,出现了中央政府对西部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的“意愿制度供给”与“实际制度供给”之间的落差,进而产生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同时,由于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集团利益的分散化使得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文化摩擦加剧和制度需求目标模糊。西部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要摆脱困境,一方面仍然需要国家加大对西部的政策扶持力度,为西部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依据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就业结构的需求,适时进行学科整合,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以满足西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西部地区“民族性”的文化特征,深挖西部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优势学科。因此,转变观念、合理定位、面向地方、突出特色,才是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理性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新疆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D]. 赵晶. 大连理工大学. 2002
[2]. 新疆卫生政策研究[D]. 董文朝.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3].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曹建飞. 石河子大学. 2017
[5]. 新疆地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D]. 朱筱璇.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6]. 新医改背景下克拉玛依市公立医院运行效果研究[D]. 贺湘焱. 新疆医科大学. 2016
[7]. 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D]. 李文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8]. 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9]. 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D]. 吕朝辉. 云南大学. 2015
[10]. 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制度分析[D]. 左兵.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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