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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11-06 白寿彝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在长达60余年的史学生涯中，在中国通史、民族史与史学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成果丰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的学术团队逐渐形成，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异军突起，成为有共同学术方向、共同研究理念的学者群体。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白寿彝学派”。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能不能有学派？ 学派是在一门学问中，由于师承关系组成的基本观点相同的科学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一种有严密纪律与制度的社会组织，而是依靠共同的信念和方向，在其代表人物的感召下而形成的。我国历史上在学术和艺术领域里，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往往出现学派，对于促进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同样需要学派、呼唤学派。2004年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浙江历史上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将来也完全有可能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出现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提高浙江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提高浙江的文化软实力。”[1]“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习近平同志很看重学派的作用，他讲到宋代浙江就有“永康学派”，代表人物是陈亮；还有“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是叶适。他把他们看作是浙江的“文化基因”。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应该有学派。因为学术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度统一的，无论哲学、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不可能有独立学派的产生。我们只有一个学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关于学派的提法早已不绝于耳，例如“侯外庐学派”[2]的存在，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辛勤耕耘、奋力开拓，撰写出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今天尚有继承这一学派方法、保持这一学派特色的研究成果推出，表明侯外庐学派还在“薪火相传”。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是关于学派的又一个案例。这个“王权主义学派”和此前已经广为流行的“刘泽华学派”所指大致相同，是刘泽华王权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李振宏认为，“他们的确已经具备构成一个学派的充足要件。这是一个稳定的学术群体，有代表人物，有基本队伍，有代表性著作。他们坚守共同的历史观，有共同的选题指向和问题意识，有共同的学术宗旨和学术立场，甚至在方法论和学术风格上都不乏相同之处，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学派呢？”[3]148 此外，学术界也有人把处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但是有共同学术观点的学者群体称为“学派”。如有学者论述了“无奴学派”的存在与学术活动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无奴学派”是指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共同主张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一个学者群体，亦可简称为“无奴派”。这里所说的“有奴”或“无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隶社会”，而不是指“奴隶”或“奴隶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派”。 总之，今天学术界对于“学派”几乎是呼之欲出。我个人认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强调学派意识对于推进学术研究是有好处的。强调“学派”，目的不是排外，也不是把学术带头人或“统帅”人物的学术模式固定化，而是有利于发挥领军人物的学术理念的积极因素，并且不断地使之发扬光大。笔者本人自2001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以来，深深感受到这里确有白寿彝先生治学的思想、理念、风范的氛围存在，进一步通过对白先生诸弟子的交流、访谈，共同进行课题研究以及后来对他们学术成果的学习、领会，深切地感受到这里俨然有一个白寿彝学派的存在。因为白先生已经在2000年仙逝，而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正活跃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有的已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为“白门学派”。 著名史学家朱绍侯先生在为瞿林东著《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学术特色和理论风格，抽象出‘白寿彝史学’这样一个史学命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白寿彝先生一生史学活动的高度概括和精当评价。”[4]这些与白先生具有师承关系又坚持“白寿彝史学”的基本理念的学者，就形成了“白寿彝学派”。“白寿彝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也是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大师就是白寿彝先生，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派。白寿彝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今天白寿彝先生的弟子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研究的深度、广度、方法等方面，已经大大地推进了老师的研究成就，成为中国史坛上的一支“奇葩”。强化这种“学派”意识会更有助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二、白寿彝史学史研究学术理念的基本特点 (一)白寿彝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历程。 白寿彝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从事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历时60年的时间里，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写了中国史学史的三个稿本。 20世纪40年代初，白先生在云南大学工作，由于教学的需要，他担任了中国史学史课，开始撰写讲稿，从先秦写到清末，成为他的第一本中国史学史讲义。 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白寿彝先生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途径的探索。瞿林东说：“从60年代以来，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致是循着两个方向深入的。一是对中国史学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一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意义和范围的研究。”[5]701964年，白先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这个教本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在国内也曾广为流传。从《教本》中可以看出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以往要籍介绍的模式，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发展的思路和理论的特色。 20世纪80年代，是白寿彝先生进入史学史领域酝酿成果的时期。1981年，白先生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分别是《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纂》《谈历史文学》。这些文章是对他在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所提出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影响很大。从80年代开始，他开始着手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著作的编写。1986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书中包括长达10万字的《叙篇》。《叙篇》阐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概括了前人和今人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思想成果，提出了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和新目标。在这一卷中，白先生阐述了先秦时期史学史的发展。此外，他的有关史学史的重要文章结集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和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中。 (二)白寿彝先生研究史学史的学术理念。 白寿彝先生在研究史学史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风格、理念：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中国的史学遗产。 白寿彝先生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明确地提出了重视史学遗产的问题。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的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史学遗产的意义，指出史学遗产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史学基本观点方面的遗产；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之认识方面的遗产；对史学工作的作用之认识方面的遗产；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的遗产；在诸历史问题上的前人研究之成果；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在1981年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中，进一步概括为关于历史观点、关于历史文献学、关于历史研究对象、关于历史编纂学、关于历史文学五个方面。 其次，确立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为史学史学科的建设确立了方向。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的《叙篇》里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他指出：“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就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它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白先生在《叙篇》中指出：“中国史学的发展，跟许多别的历史现象一样，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动，它也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老和更新的过程，有时也有些重复甚至有些倒退。”在历史理论、历史观点方面的发展中，在史料学方面的发展中，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发展中，在文字表述方面的发展中，以及它们之间的错综关系中，所呈现的成就和时代局限性，就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阶段性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中国史学发展中有规律性的东西。[6]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发展历史并不久远，虽有不少学人致力于这方面的著述，但对于这门学科的任务并不十分明确。梁启超在《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中，提到中国史学史应该包含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内容。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陆续有一些史学史的著作问世，但都没有能把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讲清楚。白先生有关中国史学史性质与任务的这些论述，瞿林东认为“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5]101。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白先生把史学史研究看成是一项关系社会、关系时代的事业，史学史工作者要通过对史学史的研究影响社会、教育群众。他曾说过：“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和社会功能。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7]296 第三，在史学史研究中坚持“求通”精神。 白先生在史学研究中非常称道“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深邃与卓识。他非常称道《史记》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他赞赏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是《史记》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变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 出于这种对“通”的追求，他十分赞赏史学史上那些追求“通”的大家们的著作。司马迁以后，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世称“三通”，都体现了一个“通”字。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的求“通”的底蕴，提出把这“三通”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且专门撰写了《说六通》一文，对他们的求通精神予以阐发。 在史学史的有关撰述中，他也有很多地方讲到通识的精神。如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文，在宏观把握和具体研究上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而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的《叙篇》中，就史学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以及他个人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精神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第四，在史学史研究中坚持创新与开拓。 瞿林东认为，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两个特点即通识与创新。无论在哪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一个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从具体研究到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我们通过对这两层逻辑联系的考察认识到：发展的观点、全局的器识和创新的精神，是寿彝先生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特点，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5]63 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编纂还是在史学史的研究中都能体现出白先生的这种创新与开拓的精神。他非常注重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遗产，但也主张不迷信遗产，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史学研究新格局。1981年，他在谈到史书的编撰时，就对传统“正史”的纪传体体裁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纪传体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他扬弃了罩在纪传体史书体裁上的封建伦理的外衣，吸取了它作为综合体的正确的形式，并以科学的观点对之进行了说明，从而使纪传体获得了新的生命。但他又指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8]这些论述，体现了这一位老一辈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9年，他主编的以综合体撰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齐，就是他的创新精神结出的硕果。 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的研究上也体现出创新与开拓的精神。他的有关史学史的著述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白先生主张，史学史的研究要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说：“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不失为可以考虑的一个前进方向吧。”[7]605 三、白先生主要弟子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继承和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白先生在史学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他的弟子的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领会他的治史宗旨、理念和风格，形成一个有实力的学术群体。白寿彝学派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标志性著作是六卷本的《中国史学史》，从先秦史学一直通到近代史学。它的作者团队是：第一卷白寿彝，第二卷许殿才，第三卷瞿林东，第四卷吴怀褀，第五卷向燕南、张越、罗炳良，第六卷陈其泰。此外，白寿彝先生主持编写的《史学概论》《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国史学史教本》等，也都是由他的弟子参与完成的。 30多年来，白门弟子在如下一些方面继承和弘扬了白先生的学术理念，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1.认真研究、总结、弘扬白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与学术成就，使之成为白寿彝学派共同的思想基础。 瞿林东、陈其泰、吴怀褀等主要弟子都曾经撰文回顾白先生对自己的教育、培养，从不同角度论述白先生的学术思想。瞿林东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和《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两书汇集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两书全面总结了白先生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学术风格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成就，这些论述充分展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学术风范，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从对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历史学家的研究做起。 白先生主张，深入把握个别优秀史家出现的社会背景、学术传承、史学思想、编撰特点、学术风格及学术影响等问题，作为研究史学史的起点。司马迁是包括白先生在内的学派团队共同深入研究的对象，有的弟子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研究司马迁和《史记》了，这是这个学派学人的共同起步点。往后的史家研究有：陈其泰的《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陈其泰和赵永春的《班固评传》、瞿林东和李珍的《范晔评传》、瞿林东的《杜佑评传》、吴怀褀的《郑樵研究》、罗炳良的《章实斋与邵二云》，以及陈其泰的《魏源评传》《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等。 3.从对个别史学家的研究到研究一个时期的史学史，展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史学的整体风貌。 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而是要努力展现一个时期史学的整体风貌，是白先生的主张，他希望他的弟子们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的弟子们努力的成果主要有：许殿才的《秦汉史学研究》、瞿林东的《唐代史学论稿》、吴怀褀的《宋代史学思想史》、罗炳良的《南宋史学史》、罗炳良的《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张越的《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等。 4.从断代史学史研究到史学史的通史研撰。 “求通”是白先生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白门弟子认为，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因为如果不“通”，那你就不能纵观全局，看不清脉络，也就不能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史学史。瞿林东的《中国史学散论》是他在追求“通”的方面所获得的第一个成果。《中国史学史纲》是他在追求史学史研究“会通”方面的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简明史学史》，这书原是《中华文化通志》中“学术典”之一《史学志》，后收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吴怀褀也在求“通”的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在完成了《宋代史学思想史》以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这正是白寿彝先生求“通”的主张的实践。《中国史学思想史》出版以后，吴怀褀进而又在新世纪前后与青年学者一道推出了多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更深入了一步。 5.从史学史的具体研究上升到理论的研究。 白寿彝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就是重视理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在其每一个时期都受到与其时代相关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先秦时期的经学思想对史学的影响几乎是每位弟子都要探讨的课题。吴怀褀还写了《易学和史学》的著作。在研究宋代史学的过程中，他还深入地探讨了理学与史学的关系。陈其泰在研究近代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对魏源、龚自珍的研究中，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出了《清代公羊学》。 瞿林东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对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就是他的探讨成果。在对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之中，他也特别关注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范畴的问题，提出“史学批评”的概念，成果汇集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史学与史学评论》也是对史学成果的理论研讨。2012年，瞿林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是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皇皇巨著，对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理论、历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梳理，对于总结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遗产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吴怀褀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带领青年学者们写出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思想通论》，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史学史著作。 白门弟子还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进行了研讨，如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瞿林东主编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此外，罗炳良在研究18世纪史学中也着重于理论角度的探讨，写出了《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等著作。 6.转换研究视角，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获取新的认识。 白寿彝史学的重要思想就是重视在史学史研究中的开拓与创新。这不仅包括对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转换研究视角则是这种创新的具体运用。陈其泰的《史学与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等著作，都是试图转换研究视角，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也对中国史上的诸多史家、史著获取新的认识，同时也将史学的社会功能提高到新的高度。瞿林东主编的多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从历史文化认同的高度，反思中国史学中有价值的理论思维，提高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充满着深刻的现实关怀。瞿林东的《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向燕南的《从历史到史学》也体现了这种思考方式的创新。 7.对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考证学的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谈到了加强对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学的研究，他本人也在创立新的历史编纂体裁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对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学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历史考察是他的弟子们完成的。陈其泰完成的“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以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课题的研究，都是这方面有价值的成果。罗炳良也对清代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学进行了研究，写出《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 8.把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围扩展到现当代。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研究并不局限于古代，也十分重视20世纪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发表过很多论著。他的弟子们也继承、发扬了的这一传统，在研究古代史学的同时也关注现当代的史学。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瞿林东主编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都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是这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张越则关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写出了《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等书。此外，瞿林东的《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张越的《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也是以现当代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史著作。 四、建设、发展“白寿彝学派”的学术意义 首先，“白寿彝学派”是以白寿彝先生为领头人的学术团队。考察该学派学人的成果，可以感受到白寿彝先生治学的基本立场、学术追求、治学风格等都一代代地被继承、延续和深化。因此，这个学派的存在不仅是由于师承关系的维系，更在于对共同学术理念的认同和延续。 其次，“白寿彝学派”的存在是已经形成的客观事实，不需要人为地组织。到目前为止由白寿彝先生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组成的学术群体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发展，是当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力团队。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对“学派”思想上的认同，并加强对学派共同理念的探索，以期使这个学派的优良传统得到更好的发扬。 第三，“白寿彝学派”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主流学派，但没有统一的治学模式。不同的学者在选题的取向，研究的路径、方法、风格上也是存在差异的，就是说在学派内部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学术个性”，存在不同观点与风格的探讨。而这种求同存异的探讨正是学派学术发展的动力。 第四，今天，“白寿彝学派”的主要领军者都是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影响力很大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弟子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造就了“白寿彝学派”的影响力，很多方面已经超出白先生当年的思考范围和认识深度。但是，白先生当年所期望的史学史研究的许多目标仍然还有继续努力实现的余地，随着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发展，许多当年白先生没有提到的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研究方法还期待着研究者继续努力去开拓、探索。因此，“白寿彝学派”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终结。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保持学派的旺盛势头，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和优秀人才。 第五，在白先生看来，史学史的研究与史学研究、历史教育等都有密切的关联。“白寿彝学派”的史学史研究不能封闭在自己的学科范围之内，要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如何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更好地推进史学研究达到新的水平，以及如何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深化历史教育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探讨的问题。 第六，加强对“白寿彝学派”本身的研究，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它有助于加强对“白寿彝学派”的共识，并借以回顾、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的道路，认识学派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促进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向新的高度发展。 以上论说，只是个人对“白寿彝学派”问题的初步思考。这里仅仅提出问题，以期得到各位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并希望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