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博览会：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中国论文,中学论文,世界博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147-08
19世纪中期，当世界博览会的钟声敲响时，垂暮的中华帝国正经历着时代变迁的最后阵痛。一直强调“重本抑末”的国度对博览会充满着不解和疑惑。然而，不管清政府的态度如何，近代工业制度和世界博览会还是以巨大的渗透力涌入这个古老社会，并把它拖入世界贸易的旋涡。中国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世界博览会是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对商业嗅觉敏锐的中国工商人士来说，世界博览会则提供了扩大影响、推销商品的良机。
一
关于世界博览会有助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因为中国人在世博会创办之初的1851年就参与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十二包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伦敦世博会，引起轰动，并夺得金、银两项大奖。
1867年，清政府首次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博览会，但因在政府层面对世博会缺乏了解，故未予理会。1873年，应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的一再邀请，清政府勉强同意由海关洋员负责参展事宜。1904年，清政府派出以溥伦贝子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成为“中国政府正式登上世博会舞台的开端”。清政府还于次年颁布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家踊跃参赛。1915年，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派出4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并以荣获1218项奖名列各参赛国之首。
晚清官员首次出现在国际博览会赛场上，是1876年的费城博览会。为了使海关筹办国际博览会的事务在国内得到认可，1876年费城国际博览会召开之时，东海关文牍司李圭(1842-1903)经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推荐，由赫德派赴会所，“嘱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其所以慎重周详者无他，亦欲敦交谊，广人才，冀收利国利民之效也”①。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李圭为博览会的盛况所震撼，回国后将博览会场的规制情形，善法良器，分别采择，记录成篇，名为《美会纪略》。且详细记述了其在美、英、法等国的游历见闻、政治风俗与西人言论所及者，取名为《游览随笔》和《东行日记》，三篇合成为《环游地球新录》。
1876年的费城百年纪念展览会历时6个月，共有包括美、法、英、俄、中、日等37个国家参展，有978万多人参观了博览会。博览会设各物总院、机器院、绘画石刻院、耕种院和花果草木院等五院展览。参赛物品种类繁多，极其完备精美。据李圭记载：“赛会之物，几乎无物不有，无美不具。逐件位置妥当，须六阅月工夫，始能齐备。游人欲尽览诸物，每日周历各处，曲折计算得五十六里，两日始遍。”尤其是机器院里的各种展品，如被当时报纸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的柯立斯(Corliss)蒸汽机、新泽西出产的缝纫机、普林斯的改良自来水笔、打字机、各种时钟等，更是展示了西方工业技术的最新成绩。故而李圭惊叹：“诚可谓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矣！”加上各国参观者数以万计，肩踵相触，熙熙攘攘，李圭身置其中，感觉“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②。
李圭在游览各院时，对展品“一一心识之，其有未知者复广询博访务得其体用”，因此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尽管当时全世界的机器制造水平都不高，打字机和缝纫机就是博览会上的“最新产品”，但李圭却从机器比较人工的优越性中看出了机器的强大生命力和前途。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机器，李圭游目其中，欲择其尤有实用者，逐件记载。他选择所见到的且“易询问者”记录在案，他所记载的各种机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新式的机器。李圭认为它们“工省事倍”，极想置之于中国，发扬光大。他看到各种吸水器，此吸彼放，循环不断，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因而认为“讲求利者，尤以此为亟务。倘得因利乘便，仿而行之，亦经世一助也”。他看到造纸机在几小时内把原料造成好纸，联想到中国的手工造纸法太落后，实在需要改良。由此他批评当时国人反对机器的守旧观点，嘲笑封建文人说机器是“机事机心，古人所不为”的昏话，认为机器可以利国利民，正当讲求。
李圭对那些可与中华产品相媲美的各国展品特别留意，认真考较，他发现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产品质形上已不如人。在英国展区，李圭看到瓷器质白洁而工精细，价值也不很高，回溯当初英国到中国学习制瓷术，而“今则不让华制，且有过之无不及之势”；其所刻画人物，“工细绝伦，华人不能制矣”。英国的“哆呢、棉竹布”都是机器织成，“工巧价廉，华人喜用之，行销甚火”，因此，“中土金银入外洋，鸦片而外，此为最巨”。这种情形引起他的忧虑。在意大利展区，他看到意大利蚕丝做法匀净，胜过华丝，引起别国纷纷争购，叹道：“其蚕桑之法，亦得自中国，仿效而成，即用以夺中国之利，可不虑哉。”③
通过参观考察国际博览会，李圭改变了自己陈腐的观念，开始推崇先进事物，倡导西学。如对国际博览会这一西方工商界竞技形式，他在未赴会前与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是无益之举，赴会考察后，他认为这种看法是华人“出外甚鲜，未得其就理”的结果，并改变对博览会的看法：“窃尝谓美国创是会也，若似乎徒费。今而知其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借以通有无，是有益于国而不徒费。”④
出现在展览会上的中国人和中国事物也激起赴会参观的西方人强烈的好奇心。当李圭穿戴整齐游览盛会，为眼前的“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而觉“心目俱骇”时，不料自己却已成为西方人观览的对象。据李圭记载，由于华人极少出现在世界面前，特别是如李圭等“衣冠整肃，动止有常者”更是从未见过，所以在参观各院时，常被各国参观者围着见面攀谈，西人“无不以得一见、交一言为幸；而啧啧叹美，敬礼有加。因之每至一处，竟若身入重围，几不可出”⑤，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文明使者。在博览会上，李圭得到各国与会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对李圭都敬而有加。在德国展区，德国琴师每日必为各国观众演奏数曲，当李圭游览到此时，琴师“特为圭再鼓一曲”。在美国公家各物院参观时，游人非常拥挤，而该院的总理、司事和蔼可亲，陪同李圭一同参观。
博览会上的中国馆，也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对于中国展馆按照中华样式由手工制造的精巧华美的陈设物，游览者见所未见，不由得啧啧称美，认为华人灵敏过于西人。中国展区“地方虽形挨挤，而布置得法，愈觉华美可观。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即陈物之木器、橱柜，以及桌椅铺垫，公事房之陈设字画，亦无一外款式者，悉为他国游览官民目未经见，无不赞叹其美。且云：今而后，知华人之心思灵敏，甚有过于西人者矣”！⑥在展览会上，中国展品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可，他们认为中国各地的丝、茶、六谷、药材，“皆为有用之物，可以增识见，得实益，非若玩好，仅图悦目者也”。这些“有用之物”深得重实用的西方人心，洋人谓“深得赛会本意，愿以他物相易”。中国的传统产品如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在各国中“推为第一”，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次之”。就贸易情况而言，中国瓷器畅销于展览会，所有欲沽的瓷器均早早地售出。因此，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世界商品展销上与外国商人做成了几笔买卖交易，获得了贸易之利。李圭对此评论道：“因忆从前法、奥之会，我国虽亦送物比赛而未获贸易之益，以无华往也；今则已得工商十余人，逐日在会与西人相处，深知其爱憎。”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第一次”。由于在费城博览会上获得成绩与进步，李圭对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商品展销更加充满了信心。他说：“闻一二年后，法国又大会。则将来赴会者，置货必有把握，非若前时之凭空揣拟矣。”当然，他也意识到，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光荣的一席，则不仅只是靠传统的土特产与手工制品，而是要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
李圭通过参观世界博览会，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由此改变了陈旧观念，此后积极倡导西学。同时，李圭的出现也为博览会增添了一道风景线，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文明使者。晚清官员与国际博览会的碰撞产生了文明交流的有利契机。
二
如果说见识过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人王韬对世博会的认知还停留在“赛奇会”和“炫奇会”的水平，那么，到1876年李圭参加费城世博会时，已感受到“是有益国而不徒费”；而1905年被清政府派往欧洲游览并参观当时举行的布鲁塞尔博览会的五大臣之一张元济，则已经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和世博会的价值了。在张元济所写的《中国出洋赛会筹备方法议》里，他批评清政府仅花费2万银两筹备布鲁塞尔博览会，从而“直使西人以为吾国之工艺与吾国政府之提倡实业不过如是”。它表明了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巨大热情，也显示了世博会成为中国加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舞台。不少中国商品正是通过世博会名扬世界。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中国名酒茅台获得金奖，一举成名；而中国人沈寿的刺绣“耶稣冠荆像”也获得了一等奖。
随着1905年《出洋赛会通行简章》的颁布，中国政府和工商界对国际博览会的认识日益加深，中国政府开始在各地设立劝业会、劝工所，并鼓励商人踊跃参加国际博览会。辛亥革命后，振兴中国实业的呼声日高，参与世博会再度引起人们重视。尤其是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期间，中国报纸舆论界作了大量介绍，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博览会热”。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希图通过参加此次博览会重塑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形象，所以格外重视，此次世博会取得了很大成功。
早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时，陈琪就因精通英语，被湖南巡抚派往美国，负责陈设湖南赛品，并调查实业。博览会后，他转道欧洲，赴德国考察陆军。这次出国，陈琪花费一年时间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奥、意、葡、西、比、土等国，归国后著有《环游日记》、《新大陆圣路易博览会游记》和《漫游记实》，记载了各国的山川风土、工商农矿和政教军事等。陈琪这次赴会调查，“不惜费半载心力”，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教育、制造、工艺、美术、电器、矿务、机器、转运、农学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观察会场的规模、布置、学术、游戏等受欢迎的形式；认真学习，细心观摩，或文字，或照片，“以告国人俾知所以求工商业之改良，且使他日与赛勿复假手外人”。⑦
1905年12月，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陈琪任参赞随员，再次游历欧美。陈琪对博览会能促进“农工商务繁盛”深有体会，第一次出游归国后，即提出要在中国举办博览会。
陈琪第一次游欧时正值比利时赛会准备阶段。在法国巴黎，他向华商了解商情，及时向清政府驻比公使上呈《赴比赛会条陈》。第一条指出，公家赴赛人员监督一人似不宜用外人，以伤国体，应请派明达商务之员。在第二条“物品”中，具体列出瓷器、茶叶等出品的产地、样式、规格，以期增强竞争力。第三条则对陈设货物的办法提出了建议。1906年，陈琪第二次游欧时，正值意大利米兰赛会期间，他又对赛会进行考察。可以说，陈琪是最早对博览会进行研究的中国人。陈琪认为，“20世纪是物质文明竞争时代”。他对世界各地接踵而开的博览会有深刻理解，认识到这是“商战”的具体表现。他指出，自英国1851年举办世博会后，法、德、意、日等国相继举行，每开一次赛会，国际贸易就增进一次，“法良意美，著有成效”。据陈琪介绍，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是1873年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以后中国曾多次参与世博会，但由于历次参赛活动的主办权都操于外国人之手，“国家赛品因任洋员购运陈设，诸多窳败”，其产生的影响及在外贸上的效果并不理想。⑧
陈琪是中国出席巴拿马博览会展团的最高领导，对于陈琪担任中国展团团长，美国十分满意，认为此人“思想开通”，“颇为熟悉博览会事务”，“具有丰富的举办博览会的经验”。对陈琪所阐述的中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表示我国民商业道德，以植国际贸易之本源；联络美国，共图扩张太平洋之商业”，美方亦甚为欣赏。
筹赛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关心中国实业的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各抒己见。当时的报纸、杂志也把筹赛之事作为关注的热点，连篇累牍，争相报道。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此次参加巴拿马博览会，不能再像以往参赛一样，依赖于洋员，有名无实，而应自主选派能人、自主选呈展品，努力恢复固有国产品的名誉，扩张土特产品的输出。使中国在博览会上，既要有与赛之名，又要获与赛之益。真正能展示本国文明程度，拓展产品销路。同时，还应注重观摩和学习，广泛交流信息，促进中国未来工商外贸的发展。
在世界博览会上，当中国人了解西方、洞察世界时，世界各国人民也充分利用博览会了解中国。世博会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最直观场所，有助于各国人民互相了解、交流和发展。可以说，在西方对中国尚不了解之际，中华的传统工艺和中华文化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世博会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窗口。
在1883-1885年的伦敦三届博览会中，中国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全面的展示。尤其是1884年的伦敦卫生博览会，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各国观众面前，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一是中国展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展区内的中国馆由中国工匠按照中国模式装饰，金碧辉煌。展区入口处是中国式的牌楼，上书三个大字“大清国”，两边各有一副木雕龙，向着红色的火珠飞去。馆两侧挂着厚绒布制成的八卦图案，另有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书写的一副对联。展览馆外修建有中式庭园、凉亭、小桥，卫生博览会上还增加了中国剧院。从远处望去，中国展区明丽耀眼，风景如画。走进展区，仿佛置身于遥远的东方中国。二是中国的展品包罗万象，十分丰富。1884年的卫生博览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卫生部，即衣、食、住；第二部分为教育部，即普通和技术教育、大学预科的教学设备。威尔士亲王希望中国展区内有中国园林、茶馆、饭馆和三四家特选商店，展区基本符合了他的要求。在卫生部，中国展品在穿着方面有不同阶层人们的四季服装、各种靴子、鞋子和帽子；饮食方面有中国餐馆和茶室，供应富有中国特色的餐饮。居住方面有广东的客厅、宁波的卧室；运输方面有各式轿车、马车、骡车等；来自北京、广州、汉口、九江的四家商店售卖各种中国产品，就似中国某大城市的一条街道；结婚轿子和灵柩车、焚香炉叙述着中国的喜俗丧礼等等，为公众提供了中国生活的窗口。此外，民间工艺品如福州的寿山石、北京的泥像和教育部内的各种中华文化典籍、近代译作和各种乐曲、乐器以及派遣赴会的六名中国乐师的表演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引进西学的成就，获得公众的好评。服装方面分为三部分：普通服装、官服、朝服。普通服装展示一年四季社会各阶层如官员、满族人、普通大众的服饰。官服和朝服展示各级官僚及其夫人的服饰。各种各样的衣服套在人像上，放置在玻璃柜内供人参观。
博览会上还展示了中国的商业生活，共有四家中国商店，如北京古玩店、汉口烟草店等，九江、广州赴伦敦的九名商人代表他们的东家经营商店。商店的铺面是从中国运去的木雕制品，每个铺面都打着中文招牌，四家商店并排相对，出售中国货，就像中国某个大城市的一条商业街，中国商店反映了中国人的商业生活。⑨
1883年渔业博览会的中国展馆成为吸引人的中心，英国各大报纸纷纷作出报道，渔业博览会当局为此给中国工匠德阿古颁布一枚银质奖章。渔业博览会结束后，德阿古继续留在伦敦，同来自北京的油漆工和木工又开始为中国在1884年伦敦卫生博览会建造中国餐馆、茶室和商店。这些建设者们的劳动，使中国展览馆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成为参观者争相游览的地方。
中国的展览吸引无数观众，“中国在卫生博览会的展出比它在渔业博览会的展出给人更深的印象，中国展区再一次被认为是包括‘老伦敦’在内的博览会上最吸引人的”⑩。《标准报》(Standard)评价说：“中国展区是博览会上最引人瞩目和最有趣的展区之一。本质上它有很高的价值。展品经过有判断力的思考而挑选，代表中国各个阶层的生活，特别是中国最高阶段的文明。”参观者被中国的生活和文明深深吸引，“在中国展区，中国生活从生到死都可供研究，再也没有比这更有趣和更吸引人了”(11)。
在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馆”，虽以中国展品、中国建筑格调以及中国式展示为主，但却悄悄融入了西方风格的技法与意境。在中国外销商品中，有极尽模仿西式者，也有如象牙连环套般以中国式技艺成为西人瞩目的焦点。例如，在博览会展示的一套宁波家具组合，一是满足了西方人功能性的需求，二是显现了中国风味。所谓“中国风味”，即一方面因应外销所需的中国意象而产生的一套风格范畴，在单一纹身的象征意义上连接中国；另一方面，就全体排列或整合而言，与国内市场所呈现的物品样貌差距显见，可说是混合着西方需求与因应而来的中国异国风味。然而，若想透过细查去追溯何谓中国成分、何谓西方成分，评断此种“异国风味”并未呈现“真正的”(authentic)中国，又过于简单。就博览会当时的中国异国风味而言，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由一方制造，也非起自20世纪之交。在世界博览会中的文化交涉，并非两个本质性的西方、中国的首次相遇，而是长期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就此而言，异国风味并未贬低中国，自我异文化风味化(self-exoticism)应是16世纪后中国外销货品的常态，表明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磨合与融通。
三
中国在世博会上首次亮相，缘于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这表明，世界博览会从一开始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伦敦世博会上荣获金银大奖的徐荣村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到沪闯荡并发迹的商人之一，主要经营丝和茶。1851年，英国宣布举办世界博览会，他敏锐地意识到将是一个难得的商机，遂决定参展。他的展品受到评委的高度评价，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并由英国女王亲自颁发奖牌和奖状。可以说，首届世博会，中国商人就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方面迈开了第一步。
由于当时清政府对于世界博览会的认识落后，观念的转变极其缓慢，导致海关洋员长期把持世界博览会事务，并作为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代表组成中国委员会出席世界博览会。这些洋员由赫德选拔，经总理衙门任命，并通知举办国批准。但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博览会的认识，对于免税、列强觊觎和成本亏折等问题的疑虑也逐渐改观。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受邀参加博览会的次数高达39次，几乎占总数80次的一半，并且实质参加了1900年法国巴黎、1902年法属越南河内、1903年日本大阪、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比利时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兰、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等七次博览会，占实质参展总数13次的一半以上。
随着中国参赛次数的增多，比赛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其中，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方面。例如，1905年《出洋赛会章程》的出台，结束了海关代理赛会的历史。之后，又专门为1911年意大利都灵万国工艺世博会度身定制了《赛会办法》，更反映了中国参赛制度建设上的进步。从《赛会办法》中可以看到，参加世博会已经不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政府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全权机构——行政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参赛过程。它既为参赛者提供了包括赛品指南、场地租赁、货品运输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同时也明确了参赛者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清末民初，虽然国人对于博览会的认识已由早期的重“炫奇”逐渐转变为重视“商战”，但政府对于参加博览会的实际目的，初期完全以联络“邦谊”为主。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博览会与否，多基于外交上的考量，“特因两国交谊，不肯漠视”。所以，不仅不可能认真学习、搜集博览会中的新式技术和商业情报，更无心开拓中国商品的销路，以致每次参展皆收获有限，甚至常亏损巨大。中国与日本在博览会事业的道路上逐渐拉开距离，也与此有关。日本从一开始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博览会仔细观摩和深究。1906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驻地大使黄诰曾举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因能透过博览会观摩，“步趋泰西”，所以能“货积而价廉，销倡极旺”。(12)直到20世纪以后，清政府对参加博览会的目的才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逐渐能兼重“商利”。
世界博览会西学东渐的成绩常为人们首肯和品评，但世博会中的中学西渐的意义同样重要，不应忽视。当时，一般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在他们看来，李圭就是中国，并且通过他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捕捉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种种信息。李圭俨然是东方文化的使者，他以自己的才干赢得了众多西方人的敬重。
世界博览会荟萃各国万物，相互比赛，各国高低一目了然，是世界各国展示国力的最佳场所。作为一个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走出来的工商界代表李圭，他所受到的震撼和激起的奋发图强之心恰恰是世博会给予中国人的最深体会。因此，李圭回国后，据旅行见闻写成的《环游地球新录》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阅者争先购置，谓足与《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相颉颃”(13)。
《环游地球新录》是李圭综合西行的日记，详细介绍了博览会的情况和感受，中国人正是通过此书第一次比较真切地走进世博会。李圭在字里行间明显地留下了西方文化印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东方文化在博览会上的魅力。例如，博览会上的中国馆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目光，馆内的陈列布置尤其是各种土特产和手工艺品，“悉为他国游览官民目未经见，无不赞叹其美，且云：‘今而后，知华人之心思灵敏，甚有过于西人者矣！’”中国的丝、茶、瓷器、绸货、雕花、景泰蓝，在博览会上被推为第一。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对经学出身的李圭在中学西渐方面作过高的期盼，《环游地球新录》的主要贡献仍然在于西学东渐。但是，他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以归化西方的心态来从事西学东渐，而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自始至终以自己所亲历、所掌握的西学谋求祖国的昌盛富强。李圭在看到西方国家优越进步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繁华景象背后的阴暗面。李圭给人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远不是十全十美的。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友善，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危险。“盖西人专尚取利他国，而己国之利源必开浚深广，并不肯轻易少泄，此其立意精密深固处。吁！可虑哉！”(14)事实证明他的“虑”是有道理的。有几位西方传教士向李圭抱怨说在中国内地传教很难，李圭则奉告“以鄙意观之，尤莫若不传之为妙”。李圭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思想渗透也保持了必要的警惕。
参加世界博览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初始参加世界博览会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念十分模糊，“那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中国和一切中国的事物出奇地无知。中国历史没有编入教科书……一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不适合像对待文明的欧洲各国那样对待它。很少人认识到在一段时期内当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还处于野蛮时代时，中国已经有了像埃及一样古老的伟大文明……很少人意识到中国人民有着许多迷人的品质、中国艺术是卓越的”(15)。晚清中国通过国际博览会向世界人民展示了绚烂的中国文化和多彩的中国生活，使中国走向世界。除1851年上海商人以自己经营的特产引起轰动外，1867年中国参加巴黎世博会时，广东某戏班在博览会上登场演剧，观者无不神移，“余闻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鲜明，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16)这是中国文化首次得以在世界舞台亮相。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海关选送的十年中国对外贸易货样和各式展品不仅品种繁多，数量惊人，而且涵盖着极大的文化价值，因而展出获得极大成功。中国逐渐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中国寄往各物遐迩，争观恐后，认为见所未见也”。(17)到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时，金登干几乎把整个中国的生活搬到博览会上展览，中国展区就像一个巨大磁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参观。世界博览会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中国。“有一些人降低国际博览会对促进国际友好关系的贡献。但是，就中国而言，可以说获得许多好处。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事物完全的无知，但那些有幸参观到这三次博览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这种无知，英国人开始用更欣赏和更友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18)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代表团获得1218枚奖章，其中大奖章57枚，列所有参赛国之首，超出了第二名日本一倍左右。更重要的是，中国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省的茶叶分别得到一枚大奖章，丝织类产品也得到了大奖章10枚。这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于中国货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象，当地媒体甚至称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前途无量之国”，就连日本的《东京时事新闻报》也说，“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行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殆未可轻视”。而且，巴拿马博览会的成果在当年就显现了出来，据美国商务部调查报告，19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较上一年猛增了6000万美元，仅江苏一省的对美出口额就增加了30%。当年，全国出口额仅丝绸一项就达1.4亿美元，茶叶1800万美元，桐油1120万美元。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原料输出国，巴拿马博览会给了中国一个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更重要的是，巴拿马博览会给中国实业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观念层面上，它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中国参与世博会，在赢得大奖的同时，中国人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荷兰驻旧金山领事曾说：“中国在会场所办之事极为美满，使各国都知道了中国的地位和出产，且中国人此次办事与欧美上流社会无二，共事六个月后，现在我已经极其信任中国人了。”而在此之前，华人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中，是何等的形象。王树榛曾写道：“美人心理大半以为中国文化至浅，工艺绝无，学校则遍国中或无一所……苟非研究中国历史有素者，莫不以为中国不足道也。”(19)随着中国不断参与世界博览会，中国逐渐被世界认识，中西不断融和。
在通过世博会改变世界对中国认知的同时，中国人更通过世博会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与世隔绝，传统的天下观只知有“天下”不知有世界，一直认为中国就是整个文明的世界，不知“六合之外”还有更大的文明体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在世界博览会上不攻自破。因为世界博览会体现的是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关系，各国拥有各自展区，分别展览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等成就，地位平等。通过展览和比较，进步与落后、贫穷与发达一目了然。国际博览会使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有助于国人反省自己，审视世界。如李圭在考察国际博览会后，对“无所不有”、“万宝杂陈”的展品留下深刻印象，对西方先进的新式机器由衷地震撼。为此，他重新认识世界，开始提倡西学。随着中国不断参加世界博览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意识到世界的发展潮流。世界博览会使国人逐渐认识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因此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赫德领导的海关操纵中国国际博览会，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他对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考究其对于博览会的认知，不能说不具有启发性。他曾说：“窃以为各国开设赛会，邀请运物赴赛之本旨：一以为考求某国物品如何作法，如何适用，以便彼此效法，多增有益之物；一以为考求某国风土习尚，举凡贵如珍宝，下及服履，暨起居日用之微物，而为他国所无者，皆得陈列会所，以广彼都见闻。”(20)
对于邻国日本在发展工商业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世博会中的优异的表现，中国人当时就曾注意到：“然而日本以东陲远国，亦复驾轻就熟，无异欧西。”中国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与以往历次参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各省参赛代表都写下了赛会观感和参赛日记，实业考察团的成员也纷纷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或介绍，或议论，一时有“满城尽说世博会”之势。直隶参会代表陆文郁曾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在政府馆内设了茶肆，以期推广本国的茶叶产品。日本茶馆设在参观者必经之路上，有日式小屋数间，日本画师穿和服跪坐其间现场画日本水彩画。茶馆所有陈设、器具都是纯正日式，喝茶价格极低，且赠送一小包带走，每天生意兴隆。中国茶馆的茶虽然品质比日货高出数倍，环境却大不如人，且纯以营利为目的，价格高了很多，结果门可罗雀。中国代表在遍观各馆之后，总结出了日本人的成功经验：重营销、善模仿、会包装。严智怡还特别剖析了日本在海外贸易上长时间压制中国的原因：“日本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外国人为主，必先考虑外国人之嗜好，而后投其所好，中国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本国侨民为主；日本人之抵一地也，必招其邻里乡党而偕来，以扩张其势力于海外，中国人之既抵一地也，不愿有后来者，更不愿有同业者，恐其分己之利；日本人之往海外也，每有进取之心，中国人之往海外也，最初则甚冒险，继而纯以保守主义，不思进取。”(21)而同年《申报》刊登的《观巴拿马归客谈》则找到了中国国货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美国赛会宗旨以新发明为最，中国则以仿古为优，故难合格。”
从闭目塞听，到开眼看世界，再到主动展示自己、参与竞争，并且勇于反躬自省、发现不足，短短数十年，中国实业家的巨大进步开始令世人刮目相看。尤为可贵的是，中国改变了从前总把目光盯着邻居日本，看日本如何模仿、如何成功倾销，转移到开始重视美国的表率作用，注意到美国在工业革命后崛起的真正原因就是科技创新；并逐步认识到，创新不足才是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仅满足于手工业、农业这些固有优势项目的“改良”，不在创新上下功夫，则永远实现不了实业兴国的梦想。中国参与世博会的观念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
注释：
①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作者自序”，第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②③④⑤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4、7、8、23、5-6、8页。
⑥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9页。
⑦陈琪：《新大陆圣路易博览会游记》，第188页，上海图书馆藏。
⑧蔡克骄：《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先驱陈琪及其著述》，载《近代史研究》，2001(1)。
⑨(11)《晨邮报》(Daily Telegraph)，1884-07-10，转引自《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第182页。
⑩坎贝尔：《金登干传》，第55页。转引自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12)《各国邀请参与有关渔牧赛会公会》，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收驻意黄大臣文，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2-20-08-01。
(13)《赫德致金登干函》，1876-01-04。
(14)谷及世：《最早一部中国人写的美国游记——介绍李圭著〈环游地球新录〉》，见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7页。
(15)坎贝尔：《金登干传》，第7页。
(1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9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7)《赛会各国珍奇之物》，见《万国公报》（一），第158页。
(18)坎贝尔：《金登干传》，第56页。
(19)赵耕：《亮宝旧金山——中国首次组团参加世博会纪实》，载《北京日报》，2008-10-07。
(20)《赛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21)赵耕：《亮宝旧金山——中国首次组团参加世博会纪实》，载《北京日报》，2008-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