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减贫理念及当代启示
张立平
（衢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 面对极其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共在延安时期以强化组织、发展为要、创新机制、问题导向等一系列先进的减贫理念为引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具有显著实践效果的减贫模式，成为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历史意义，也为当前党的脱贫攻坚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 边区；强化组织；发展；问题导向；产业扶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精准扶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初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延安时期，党团结和带领广大边区人民向贫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认真学习和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对于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打赢脱贫攻坚战无疑具有十分显著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笔者也将在此前研究基础上以基本历史文献为据，试对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略做探究，以求增进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理规律的综合认识。
一、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诚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p2）任何历史问题都是由当时当地多种主客观环境作用所形塑而成，因此，今人在回溯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之时都应首先回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寻索它背后的历史成因，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的形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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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区民众亟待改善生活状况的迫切需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生活物资十分匮乏，加之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官府衙吏横征暴敛，地方军阀巧取豪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贫困程度世所罕见，曾有时任《中央日报》记者在考察陕西之后感慨，当地百姓乃“最瘠苦之民众、任最繁重之负担”。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边区民众当时的贫困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物质生活极其穷苦。边区民众长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糠秕榆叶乃家常便饭，即便是逢年过节或祭祀之时也难见白馍、肉食，青黄不接时只能忍饥挨饿。穷人衣着褴褛，甚至难以蔽体，衣物都是破烂到无法缝补才舍得丢弃，成人赤脚穿草鞋，小孩夏日裸体、冬天也穿不上棉衣。居住环境也极其简陋，“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产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2]（p2）遇上灾荒年景，卖儿鬻女也很常见。
班级管理是一门需要仔细探索的科学，怎样开展班级管理是一门艺术。作为班主任，在管理班级中，不仅要不断激励自己，还需要用爱去唤醒学生，让学生在爱的鼓舞下积极地融入班级中，在爱的影响下，实现自我管理。一旦班级中充满爱，那么，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学生们也会感受到温暖。当学生在爱的影响下接受了班主任的管理模式，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班主任的管理，班级管理的效果也会随之得到提升。
其二，经济负担异常繁重。长期以来，地主豪绅通过地租、高利贷以及各类苛捐杂税等经济手段，对边区民众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各类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如洋烟税、白地捐、维持费、灯头捐、羊毛税、血税等。高利贷盘剥更是严重、形式也花样繁杂，如“银子租”“驴打滚”“连根倒”“牛犊账”等，部分贫雇农所付利息已占一家全年收入的45%-85%，举债度日的百姓往往被高利贷逼向生活绝境直至全家破产。同时，大量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多数民众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十亩以下的自耕农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三十”，[2]（p13）普通百姓不仅占地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大多为远山陡坡地，只能依靠向地主租种谋生，终岁收入也难以维持基本温饱。
与此同时，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比较来看，报告期内同行业公司平均毛利率分别为61.81%、60.07%、52.68%，米奥会展的毛利率显著低于行业平均，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行业内竞争力不足。
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不重视，使自主锻炼的习惯难以形成，就业和考研的压力使大学生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各种学习和测试中，过少的运动量难以促进血液在内脏器官中的循环流动，致使脑细胞供血供氧不足，从而导致头晕头痛、反应迟钝、胸闷气短、学习效率低下、精神不振等一系列亚健康表现。
在上述理念的共同引领和协同作用下，形成了涵盖组织保障、关注民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和改革创新减贫机制等在内的一整套减贫体系，延安时期成了党减贫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整个边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陕甘宁边区成为无数民众最为向往的“圣地”。
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突出影响有目共睹，维和官兵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同时，一些因素也限制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中国共产党巩固边区政权的内在要求。
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要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巩固和发展，首先需要安顿好几万人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并帮助边区民众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生活境遇，带领他们走上繁荣富庶的道路，以获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和广泛支持。然而，整个边区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人口不足150万，耕地面积仅843.1万亩，农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粮食产量低。整个农村副业及工商业凋敝不堪，植棉、纺织等大多停顿，民间仅剩少量的盐池炭窑和小手工作坊，所有日用品皆需仰赖外间输入，边区政府财力羸弱。
武夷山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一致、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等都相同，跨省级的区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并且武夷山民族地区，处于同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相同，武夷山民族地区有低水平发展地区朝着集核式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规划发展、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至关重要。武夷山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依托重大产业进行发展，首先需要使得扩散、集中容易发生的产业先进行发展，不断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为解决部队供需问题、减轻民负，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好的历史条件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努力争取外援，采用借、捐、拨等措施，尽可能休养民力、恢复经济、积蓄力量。但是，外援毕竟有限，尤其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影响，国民党不仅拖延、扣发抗日军饷，还阻截国内外进步人士给边区的捐助款项，使边区面临从未有过的财经危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3]（p892）
然而，新政权的巩固和边区建设却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特别是数额庞大的军费，以1939、1940年两年为例，各自的军费分别占边区年财政总支出的52.3%、31.4%。对此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3]（p891）此外，占财政支出比例较大的还有行政费用。以1937年为例，共计支出72811.23元，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14%；为恢复陕甘宁地区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边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投资，1937年经建总支出达29537.13元，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5.2%。教育费主要由各县筹措，不足部分则由边区政府补助。为救助灾民、安置难民，边区政府在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拿出足额资金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防止了过去一闹灾荒便有大量民众逃亡、甚至抢劫公粮等恶性社会问题的发生，避免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三）持久抗战需要稳定物资保障的客观要求。
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总后方，居于重要而特殊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因地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部分区域，东邻山西、北毗绥远、西接甘肃、宁夏，是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日军受黄河阻隔进攻不便，而中共距华北前线较近指挥作战方便，且当地民众受大革命影响思想觉悟较高，是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毛泽东曾专门指出，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出征的唯一依托十分宝贵，“‘后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有回旋余地。中共中央扎根于陕甘宁边区，使它成为抗日人民军队的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4]（p27）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侵华策略，将其战略打击重点向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转移，集中主要兵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连续的军事扫荡之际，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边区军民展开的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仅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为突破西北门户，摧毁抗日民主力量，消灭陕甘宁边区抗日中心堡垒，曾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大小23次进攻。抗日持久战带来大量物资消耗，毛泽东在1939年6月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合理解决前方战士寒衣被服、马匹粮草等也都刻不容缓，克服军队的财经困难、为抗战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能否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政治问题。
其三，社会救济无从谈起。边区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人照管、无人关心的悲苦境地，这不仅与旧社会缺乏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密切相关，边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据统计，1939—1945年这7年间，边区农田受灾面积累计高达2553.7万亩，受灾人口160万人次。天灾之外更有人祸，整个边区医疗条件落后程度惊人，没有一所医院，药品也很奇缺，群众卫生意识相当淡薄，各种疫病流行，如伤寒、天花、猩红热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
本工作采用不同氮含量保护气氛下熔炼坯料、1 000°C固溶保温1 h并快速淬火的方式研究了N含量对Fe-21Cr-3Ni-1Mo-N双相不锈钢凝固组织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二、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的主要内容
“贫穷、愚昧与疾病”是旧社会留给边区的遗产，面对任务艰巨、情况复杂的贫困局势，党领导边区人民结合战时需要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并在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减贫理念和行之有效的减贫办法，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以强化组织的理念，提升党在减贫实践中的战斗力。
其次，变革劳动组织方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曾指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困状态。为此，党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等综合性合作，以及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等专门性合作社，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3]（p931）
为贯彻落实施政纲领，党在边区成立各级苏维埃组织，乡苏维埃下设土地、卫生、农业互助、红军耕田、教育等委员会，通过临时性和经常性组织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到集体劳动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功能，帮助群众成立识字班、秧歌队、医务所，普及推广科学文化知识、改善医疗条件。
为壮大减贫队伍，1943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思想，号召农民、工人、军队、机关、小手工业者等都要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妇女也被组织进纺纱班、耕种队中。由于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措施精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众迅速被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边区减贫事业的洪流之中，群众生活得到有效改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中描述：“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5]（p223）
（二）以发展为要的理念，增强减贫内生性力量。
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重大任务，也为消除贫困，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首先，通过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党制定新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贫雇农，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除此之外，通过取消高利贷、苛捐杂税等措施减轻民众负担，并采用低息或无息贷款形式给予贫民必要的帮助，仅陕西和甘肃两省合作社就为贫民投入了7万元贷款以济发展之需。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国民党顽固势力改变战争初期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积极态度，逐步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仅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及政治打击，致使边区原本穷困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如何化解边区严重的经济危机，摆脱经济枯竭对长期抗战的限制和束缚，唯一出路是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中共在边区从上至下开始贯彻实施其减贫理念。
延安时期，党以高度的历史担当，深厚的人民情怀，积极推动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减贫实践中的战斗堡垒作用。1941年5月，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陕甘宁边区做成一个“试验田”，实行“三三制”原则，厉行廉洁政治、调整劳资关系，制定合理税收、消灭文盲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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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重视科技教育文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41年4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以及著名的“五一纲领”，内容包括奖励科技工作者，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兴办学校，把边区建设成一个包括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大学校，让群众和干部都在那里学习生产和文化；开展群众性识字运动，消灭文盲；大力办报，使群众人人都能看上《边区群众报》，三分之一的群众读上《解放日报》；丰富群众艺术文化生活，普及秧歌、春联、歌曲和年画等艺术形式，从精神上让边区群众摆脱贫困。
延安时期，为克服消费需求与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长所导致的“鱼大水小”矛盾，党推陈出新，结合实际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减贫机制。一是军民融合。朱德提出的“屯田军垦”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震开发的“陕北江南”南泥湾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是在边区军民共同劳动中深入人心，毛泽东后来评价这些创举时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3]（p894）
（三）以革故鼎新的理念，创新减贫机制。
(2)能源矿产与黑色金属矿产从业人员居多。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能源矿产从业人员较多，为11.71万人，占矿山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2.26%，其中煤矿10.75万人，占能源矿产从业人员总量的91.80%；其次是黑色金属矿产从业人员4.35万人，占矿山企业从业人员总量的23.13%。其中铁矿企业从业人员4.34万人，占黑色金属矿产从业人员总数的99.97%。
二是精兵简政。为提高工作效能、节省开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1942年9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指出“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6]（p329）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必须实行严格彻底的精兵简政，并与体恤百姓、培养民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等具体工作密切相连，被精简人员转移、充实到生产队伍，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1943年全边区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共收细粮184万石，部分农民已有余粮，个别部队已能大部自给，同年征收公粮比1941降低2万石，精兵简政从收入和支出双向提高了边区人民生活水平。
三是减租减息。为进一步解放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所束缚的生产力，1942年1月，边区政府制定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等对减租减息及执行办法做了明确规定，边区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收入增加，减贫效果显著，贫农所占户数比例由48.95%降至42.12%，所占土地比例则由18.98%上升为20.5%，每户平均占地由4.57亩提高为4.69亩。
（四）以问题导向的理念，转化减贫负能量。
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频发期。边区地瘠民贫，每次灾荒的发生都令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加剧，有些因灾致贫的贫民偷盗抢掠，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稳定，甚至被政治土匪利用，与革命政权产生对立。针对这类“特殊贫困”群体的减贫问题，党进行了有益探索，主要包括制定灾荒救助政策、有效安置灾民难民，“多予少取”，深入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1940年3月，中共边区政府做出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1941年5月，边区民政厅发布《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强调赈济必须使“受救济的贫苦人民得到实惠”，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边区政府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赈济活动，如救济春荒、急赈、民间互济与调剂、允许民间借贷等接济受灾群众；采取积极的备荒政策，主张农业生产“耕三余一”，恢复传统的义仓制度，以应对灾荒年间的“燃眉之急”。
为解决边区一批游手好闲者的生活出路问题，边区展开“二流子”改造工程。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深入社会基层调查每个“二流子”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二流子”标准进行严格划分，通过党政领导亲自教育、群众监督管理、劳动模范结对帮扶等方式，将他们纳入生产队伍中，在将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同时也增添了减贫力量，净化了社会风气。改造后的“二流子”不仅摆脱了贫困、走向丰衣足食，而且也对边区政府十分拥戴和感激，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势力逐渐转化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其四，文化教育愚昧落后。毛泽东在1944年10月30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曾对边区文教状况作如是描述——“在一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影响着广大群众。”，[3]（p1011）边区的学校数量少，民众中的识字者也不多、知识分子更是罕见，“只有乞讨之乡风，无求学之村落”是对彼时边区文化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同时，各类迷信活动在民众中较为盛行，“生病请巫医，吃饭先敬神”。文化娱乐生活的极度匮乏使得群众聚众赌博、吸食鸦片之风肆虐横行，仅延安一地的烟民竟达1300多人，20余家终日聚赌，这更加剧了边区的闭塞，并使民众以此为心安理得。
三、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对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启示
尽管党在延安时期带领边区军民与贫困问题展开坚决斗争的峥嵘岁月距今已有80余年，但其减贫理念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脱贫攻坚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保证脱贫攻坚事业。
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则是农村基层事业的“主心骨”，在当前党领导的脱贫攻坚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具体负责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到位，是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相关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组织保障。因此，在脱贫攻坚的实践过程中，着力构建“党建+脱贫攻坚”的工作新模式，将党的组织优势积极转化为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优势极其关键。
首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党的组织优势紧密团结党员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觉悟，锻造出一支能力突出、勇于担当的脱贫党员干部队伍，帮助群众转变“等要靠”的落后观念，提高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带领群众攻坚克难，敢于承担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有效利用现有优势及其资源，积极探索和开发脱贫致富新途径、新渠道。
其次，围绕脱贫攻坚做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服务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重在帮助贫困农民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分析市场形势，结合本地资源进行特色开发，不断提高贫困农民自身创造能力和致富能力。对于特殊贫困群体，要深入了解贫困实际状况，加强动态管理、追踪管理，将脱贫中的“精准”落到实处。
再者，搭建好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中间桥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人民群众联系党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政策，让贫困农民准确及时地了解相关政策和信息，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底气和信心，另一方面需做好对外宣传，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事业，以期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同时要认真总结扶贫工作过程中的经验及其不足、汇聚基层党群干部的治理智慧，并及时向上级领导部门进行汇报，为党和国家科学制定、合理调整脱贫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二）创新扶贫体制机制，提高脱贫攻坚效率。
脱贫攻坚工作要克难困难、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创新扶贫体制机制是重点。
一是完善贫困县的考核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贫困县摘帽，但不能弄虚作假、蒙混过关，或者降低扶贫标准、为摘帽而摘帽。要严格脱贫验收办法，明确摘帽标准和程序，确保摘帽结果经得起检验。”[7]（p44）因此，理顺和强化贫困县各类考核体制，规范考核程序和考核方式，将贫困地区脱贫效果和速度有机统一起来，扎实推进贫困县的脱贫进度。
从图3a可以看出，运行期间矿化床对于COD、氨氮、总氮的去除效果呈下降趋势，各污染物浓度有明显上升趋势，推测由于矿化床靠微生物和吸附作用，受外界影响变化大，且易堵塞孔隙，极大影响矿化床的处理效果，这也是目前矿化床在实际工程运用中较难解决的问题。出水的COD、氨氮和总氮并没有维持在达标水平，需增加深度处理工段保证出水达标排放。
围绕着生本课堂的创建，教师要创新教学的方式，要能够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工作实际中。尊重学生，激励学生，给学生更多的支持，让学生享有更多的自由，唤醒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所以，作为一名教师，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将当前非常受教育界认可的情境教学、小组合作教学、角色扮演教学、微课堂教学等形式巧妙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激发，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二是创新内源式脱贫机制。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期阶段，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信心，提升贫困群众自身的创造力和致富能力，脱贫方式正发生着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换，而后者恰恰是一种内源式“以人为中心”的脱贫方式。因此，健全完善内源式脱贫机制，需根据贫困地区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制定合理发展目标，由政府引导贫困群众主动参与到脱贫工作中，建立提升贫困群众致富能力的职业培训机制、创业机制以及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在脱贫中的运行机制等，充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创新社会脱贫参与机制。社会力量作为脱贫攻坚中的补充性吸纳力量，在整个脱贫攻坚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脱贫事业从“连片式”转向“插花式”的新局势下，建立起对接“零星、分散”贫困户的有效社会帮扶机制，已成为提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实效性的重要内容。
（三）坚持问题导向，克服脱贫攻坚难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勇立时代潮头，引领中国进步，其重要原因在于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当前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问题导向无疑是脱贫事业克难攻坚的重要方法和路径。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总结前期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进行合理反思及理性纠偏，努力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查找问题、探求答案，对原有扶贫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进行完善和修补，以解决精准扶贫前期阶段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其一，坚持问题导向，厘清脱贫攻坚“要脱谁、由谁脱”的问题。精准脱贫的重要前提是精准识贫，只有弄清“要脱谁”的问题，从源头掌握特殊贫困群众的准确信息，才能将“因人施策、精准帮扶”落到实处，真正兑现“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的政治承诺。同时，只有解决“由谁脱”的问题，才能选拔出作风过硬、懂扶贫、会帮扶的干部，为脱贫事业输入新的血液、提供力量保障，防止大规模脱贫攻坚连续作战后的“厌战”情绪和“疲劳症”等现象的发生。
其二，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认识“脱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贫困户“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他们的致贫原因、发展需求及能力各不相同，只有坚持脱贫攻坚全程精准，按照“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要求，通过“精准配置”将政策、资金、项目等资源合理有效供给深度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才能最终实现贫困群体全部脱贫的奋斗目标。
其三，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脱贫攻坚“如何脱”的问题。精准脱贫的本质在于“干扶贫之事、求脱贫之效”，经过数年的精准扶贫，“连片式”的贫困问题已基本解决，剩下的多为“碎片式”“插花式”的贫困，根本在于“如何脱”的问题。易言之，必须坚持“真脱贫”“脱真贫”的理念，采取“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的差异化脱贫方式，强化脱贫管理与考核，将脱贫工作落到实处，防止数字脱贫、“被脱贫”等形式主义，克难攻坚、破解深度贫困难题。
（四）推进产业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在任何时期注重自力更生是党的事业不断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面对目前精准扶贫所取成效，如何将其巩固并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脱贫攻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8]（p131）因此，以产业扶贫为重点，引导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其中，是防止脱贫农民再返贫、巩固脱贫成效的根本策略。
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首先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弥补产业扶贫中硬件条件不足的缺陷。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水利、能源、通信及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困难，消除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障碍，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
其次，通过农业产业的组织化、集约化、特色化，保持产业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重在改变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强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和发展，吸纳和帮扶合作组织中的贫困农民，发挥合作组织的力量，帮助解决仅凭个体能力难以解决的困难，引导贫困农民加快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重点发展贫困农民能够受益的特色产业，确保产业增收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还去大连？你是不是还想着付玉？我怕你再和付玉搅合在一块儿，这个女人可不是个好东西，你让她害的还不够？可别鬼迷心窍。再说，你爹娘是在大连出的事，咱要去那儿，不是心里不舒服吗？
再者，正确处理贫困农民和扶贫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确保产业发展利益真正惠及贫困农民。构建多样化利益联结机制，尽可能为贫困农民提供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让贫困农民成为产业扶贫的主要受益者。
总之，治理和减少贫困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难题。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史，就是一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与贫困做斗争，努力消除贫困、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并在各个时期高度重视减贫、扶贫问题，与中国人民一道同贫困展开矢志不渝的斗争。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认真学习和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从中汲取党治理贫困的历史智慧，对于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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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31；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9-0019-06
作者简介： 张立平（1975—），女，法学博士，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浙江省2016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思政实践课‘四进三同’体验式教学模式改革”（JG2016016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