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近期小说的审美意识流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与论文,流向论文,意识论文,现实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3-0017-08
近年来中国经济再度高速发展，加入WTO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互联网和移动通 信在大中城市迅速普及，这些都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下岗再就业的压力依 然严峻，农民大量涌进城市造成的后果，环境资源恶化的状况堪忧，法轮功的困扰和台 湾问题等等，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社会在近年是乐观积极的， 也是充满希望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管是 对变动的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的表现，还是对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的反映，都显示出它 与这个时代形成的直接对话关系。这与90年代初大批的作家回避现实，无力反映现实的 状况形成鲜明对照。90年代初的作家热衷于讲述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故事，沉迷于回 忆和虚构往事。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与变动的现实息息相关，他们的直接经验就是 当代现实最敏感的变动。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文学日益成为消费社 会的一部分，成为消费文化。这与文学一直怀有的那种精神价值关怀和严峻的意识形态 诉求很不相同，近年来的文学主导趋向一直在努力贴近现实，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想跟 上正在热烈变化的商业化现实和图书市场。文学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改变它衰落的命运， 文学期刊开始向大众娱乐文化靠扰。1998和1999年，中国的文学期刊销量滑到历史低谷 ，大多数刊物的发行量在5000份上下徘徊，这与80年代上半期的几十万份形成鲜明反差 。2000年以来，多数刊物开始加大步伐转向市场，最突出的算东北长春的《作家》，这 份刊物一直以登载纯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而闻名，然而，最近两年，《作家》的印剧装 帧全面改版，大量的广告，非常个性化的版式，把文学刊物完全融入广告的氛围中。它 看上去更像是一本时尚杂志。略为收敛的情形出现在《大家》和《山花》这两本文学期 刊中，同样是标榜先锋派写作的期刊，在糅合大量的前卫美术图片和广告的印刷版式中 ，可以看出它与这个时代商业时尚风格贴近。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刊物的外表装帧以及商业化的市场操作，更重要的在于它所发 表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状况，它们是如何靠近当代变动的社会现实的?当代消费社 会的时尚又是如何渗透进文学的审美趣味的?年轻一代作家又是如何理解当代现实的变 化的?总之，与当代现实变动构成的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 。
一、时尚化写作：在现实的平面舞蹈
近年来最热闹的文学景观当推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由此引起的卫慧、棉棉之争 。《上海宝贝》版权页上标明是1999年9月出版，但真正全面上市是在2000年初，引起 反响是在上半年遭到查禁之后。很显然，《上海宝贝》引起一阵骚动，既有非文学方面 的原因，也有青年读者群的狂热，更多的则是媒体推波助澜。这部小说是卫慧以往的小 说的一次总结与冲刺。青年人的爱欲，反社会的行为，流行的时尚趣味被表现得相当彻 底。
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重要，无非是年轻女孩在酒巴、歌厅遭遇一些男人的情爱故事， 其中出现的多角情爱关系显得离经叛道，特别是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马克的 情爱也充满了东方主义式的煽情。那种青春期的骚动和露骨的情欲描写，使这部小说博 得青年读者的青睐，也引起广泛争议。但应该看到，小说能抓住那些尖锐的环节，把少 女内心的伤痛与最时髦的生活风尚相混合；把个人偏执的幻想与任意的抉择相连接；把 狂热混乱的生活情调与厌世的颓废情怀相拼贴……卫慧的小说叙事在随心所欲的流畅中 ，透示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感。这一切都被表现得随意而潇洒，这才是青年亚文 化的叙事风格。青年亚文化在美学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种激进/颓废的美感。在 多数情况下，青年亚文化是外向式的，因而也是激进的；但这种文化以个人的方式存在 的，它经常就呈现为颓废的情调。这种自虐性的，个人化的被延搁了快感高潮的美学， 与集体性的狂欢相对立，在所有的主流审美霸权中，“颓废”都处于被排斥的边缘状态 ，它像精神病一样被界定为异类。颓废与激进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激进总是伴随 着颓废，集体狂欢之后，就是不可抗拒的颓废。卫慧的小说中出现的个人幻想，个人的 梦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病态的，都具有颓废的特征。那个叙述人“卫慧”与倪可的差 异，正像一个不断参与集体狂欢的激进主义者与一个沉浸于幻想中的颓废主义者的区别 。
在卫慧的松散柔软的叙述中，始终包含着一些坚硬的东西，一些不可逾越的生存障碍 ，但卫慧的人物绝不是一些幽闭的女孩子，她们渴望成功，享乐生活，引领时尚。她们 表面混乱的生活其实井井有条，卫慧确实写出了这代人独有的精神状态——那种历史终 结之后的混乱和出奇的平静相混淆的状况。
卫慧小说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把流行的时尚趣味，与前卫的个人体验相结合，并以富有 修辞性的语言策略全面而彻底地加以表现，构造了一种具有颓废主义色彩的青年亚文化 乌托邦。她的叙述充满了动态的感官爆炸效果，她不断地写到一些动态的事物，街景， 闪现的记忆，破碎的光和混乱的表情等等，这些日益建构着当代城市乌托邦失控的表象 ，它们是对乡土中国乌托邦的狂热悖离。把生活撕碎，在混乱中获取生活变换的节奏， 体验那种尖利的刺痛感，在各种时尚场景行走，构成了卫慧小说叙事的内部力量。她能 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感性奇观，在感性呈现中展示商业主义审美霸权，这一切都使她的 小说给人以奇特的后现代感受。卫慧的《上海宝贝》在媒体和网站的炒作下风行一时， 连带着与棉棉的小说构成抄袭关系，更被闹得沸沸扬扬。从文本来看，似乎没有足够证 据表明《上海宝贝》与棉棉的《糖》之间存在明显的抄袭关系。只不过它们之间的故事 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小说风格颇为接近。棉棉的《糖》(《收获》，2000年第1期) ，讲述一个年轻歌手的经历，这些经历混合了青春期的爱欲、施虐、自杀、拘禁、酗酒 、吸毒等等，少女青春期的内心痛楚和焦虑刻画得楚楚动人。棉棉在这部小说的题辞中 写道：“这本书，是一些我曾经流不出的眼泪，一些我笑容里的恐惧。这本书，是因为 某个黎明，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吃下去，必须让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在我 这里变成糖……”这本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几乎是第一次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当代社 会的另类生活，这些以搞艺术自居的人群，与正常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他们天生具有反 社会的倾向，寻求刺激、不安定、混乱和破碎。那些疯狂的爱夹杂着伤害，似乎就是他 们必要的生活方式。棉棉有意创造一种灰暗、模糊、孤僻和冷漠的情调，她的叙述显得 凝炼干脆，她几乎是直奔那些怪异的事实，把生活的每一个片断撕碎，把那些另类经验 磨砺得有棱有角，不管是在文本叙述还是在个人经验方面都提示了一种尖锐的挑战。作 为一种对生活的直接经验进行原生态状况的表达，棉棉在展示完那些另类经验的新奇怪 戾的特征之后，还有多少花样翻新的余地呢?这是她和卫慧都面临的问题。她们对现实 的直接表现，看上去充满了反社会的意念，她们不断试图打破正常的生活秩序，改变生 活方向，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潮流的一部分。现在的前卫，不 再是现代主义式的先锋派，也不是后现代初起时的实验主义，而只能是时尚前卫。她们 所有的反社会的反常经验，都迅速变成下一波的时尚，都不过是时尚的必要更新而已。
长期以来，当代小说一写到城市生活，要么是先锋性的实验小说，要么是通俗性的故 事。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在表现当代商业社会现实的时候，如何保持文学 既往的那种品味和格调，并且能提示文学创新的经验。
2000年，云南的《大家》(第4期)发表巴乔的中篇小说《一起走过的日子》，巴乔是一 位不知名的青年作家，他的这篇小说显得很有特点。小说讲述一个靠写作谋生的城市青 年巴乔与一个风尘女子小晴的情爱关系。用作者的名字直接作为小说的主角，为的是强 化亲历性，这是青年一代作家惯用的手法。这个叫做巴乔的青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某日邂逅在饭馆打工的外地女子小睛，吸引巴乔的是小睛的性感的身体和柔顺的品德。 浓郁的颓废情调使人想起欧洲19世纪的浪漫派和早期现代主义的那种风格，而温馨感伤 的气氛却又不断重现中国传统青楼的格调，这二者的混淆，使这部小说把两种完全不同 的美学质素融合在一起，正如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男女拼贴在一起一样。当青年巴乔得知 这个外地女子是一个三陪女时，他并没有歧视她。在中国过去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 小说里，这种情节通常是引起人物心理和精神巨大波动的机制，但在这里，一切都很平 静，巴乔一样喜欢这个从事三陪和按摩职业的外地女子。中国古代文人就有狎妓的作派 ，巴乔的游手好闲，以文为生，也与中国传统文人颇为相似；但他的那种逃离主流社会 的个人主义意识，那种颓废和蔑视道德规范的态度，却又兼具现代派的品性。这部小说 在叙事风格方面显得非常清峻流畅，如行云流水般明丽隽永。这种叙事风格也如同小说 中的人物所表现出的非主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小说涉及到三陪女，只要作家一触及到当代消费社会，触及 到人们渴望有欲望的表达，总是与三陪女发生关系。李唯的《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小说界》，2000年第5期)，讲述二个小公务员到外地出差嫖妓被公安局抓获的故事。 小说用大量篇幅叙述了这二个公务员年轻时严肃刻板的经历，长期生活于制度体系中自 我压抑，熬了几十年后却在现在失足，第一次嫖妓就落入公安局手中。小说所包含的反 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张守信和李朴长期经受性压抑，不管是家庭还是单位，他们都处 在制度的底层，他们的压抑转化为对他人的监视与报复。小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他们内 心的欲望被扭曲的过程和逐步发生的转化。最终的结果，这样两个最压抑的人都经不住 诱惑而去嫖妓，由此可见，欲望的压抑与反压抑是如何构成当代人的内心矛盾。
张者的《朝着鲜花去》(《收获》，2000年第6期)，讲述大学教师乘坐公共汽车经受不 住年轻女人的肉体诱惑而被骗钱财的故事。这篇小说在叙述方面紧张有弛，流畅而隐含 悬念，小说集中笔墨用于揭示一个男人被女人性爱诱惑时所做出的反应。行骗的女人本 质上属于三陪女的形象范畴，虽然这里没有关盂肉体的直接交换情形出现，但这个女人 唤起这个男人的兴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她的肉体提供的想像。这篇小说并没有特别深 刻的主题，关于一个人如何上当受骗的过程也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但关于诱惑如何产生 和变化的描写，却是极为出神入化，它把这个时代某种典型的关于欲望想像的心态揭露 无遗。
近年来的小说中大量出现各种三陪女的形象，她们被作为消费社会的典型象征符号来 加以表现。三陪女是当今中国一个奇怪的符号，它是欲望、邪恶的化身，又是各种媒体 反复谈论的资源。她们的形象既是贬抑的对象，又具有高度概括的功能——它显然是消 费社会欲望生产最高度的概括，看上去它与消费社会的时尚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那些 时尚：时装、化妆品、首饰、香车、豪宅等等，这些与美丽女人相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 为，都隐含着欲望这个谜底，而三陪女则是这个谜底最集中的概括。任何消费作为欲望 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和彻底，因此，三陪女的形象则是欲 望的最高度而彻底的表达。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的小说中，大量出现 描写三陪女的故事，所有关于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批判还是揭示其本质，相当多的青年作 家都选择了三陪女的故事作为表现对象。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小说有意识地去反映消费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就以上提到的小 说而言，都有它们所要侧重表现的主题。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当这些作品把消费社会 作为表现的背景的时候，作家们选取消费社会的典型标志居然主要是三陪女。这种概括 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三陪女确实集中体现了消费社会的欲望生产的本质特征；但这一 符号化处理的表面化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个符号的过于明确的意指作用，使消 费社会的特征被文学处理得过于简单和平面。当代小说并不想去深究当代社会更为复杂 的内在性，而是抓住它的表面特征，加以直接的处理。很显然，通过对这一象征符号的 书写，当代小说靠近了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文学在挪用消费社会的欲望化资源时，也 在强化和再生产这种资源，因而它也是在接受和传播这种审美趣味。这使当代小说逐步 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在高于生活的抽象意义上虚构消费社会，而是在同一平 面上成为它的一部分。
二、女性的自我审视：重返历史的愿望
女性作者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力量，并且大有成为主导潮流的趋势。相当 多的女作家并不刻意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如王安忆、范小青、迟子建、蒋韵、张欣、 池莉、方方、毕淑敏等人，她们的写作依然保持原有的美学规范，并且在艺术上日臻成 熟。另一些女作家，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偏向于强调女性写作的性别身份，注 重发掘女性的个人经验，例如，前面提到的卫慧、棉棉。这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 家近年来一直活跃于文坛，她们的写作切入女性的内心生活，表现女性逃离社会、拒绝 中心化的反常经验，她们的写作构成持续争论的焦点。
2000年第1期的《大家》发表林白的《玻璃虫》，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主人公80年代介入 电影与文学的一段生活历史，其中出现不少人物采用实名制，使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一 段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作者力图用散文般的记叙呈现出80年代的一种文化情境。她以 女性自传体的纪实方式来反省一段宏大的历史，表现在男性的权力和话语谱系中女性无 根的漂流状态和不断错位的倔强选择。
把女性自我认同的故事融入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眷恋，构成这部小说的特殊意味。这个 倔强的女性一方面试图逃脱既定的男性语境，另一方面，她试图进入这个时期的文化场 ，在文化语境中来书写女性的自我意识。这部个人经历的自传体小说，生动地体现出作 者对一段男性话语历史的嘲笑与质疑，正像男人的性欲的虚假性一样，那些话语表达的 虚假性，在这部作品中始终是被质疑的出发点。令人惊异的在于，林白能在历史与性别 的不断错位式的对话语境中，去重述历史现场。对文化黄金时代的回望，显示出一种特 殊的精神体验。这部看上去简洁平实的自传体类的小说，在叙述方面无疑有着特殊的意 义。林白的叙述始终把叙述人与被叙述人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剥离开来的特点，使她的叙 述贯串着一种自由穿越的力量。她的叙述人与人物的自我意识，构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反 讽关系。她的主人公(自我认同)的形象永远处于生活的弱势状态，她顾影自怜，但从不 自以为是，她总是恰当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弱势地位，因而她的人物天 然拒绝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若即若离，既是一种自怜，自我保护，也是对权势的抗议 和嘲讽。从这一意义来说，林白的叙事就不是简单直接的女性身份认同，而是不断地拆 解，拆解女性最内在的自我——与其说它不是走向肯定，毋宁说是走向更多的疑虑。女 性的身份是什么?女性有身份(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吗?林白始终充满了疑虑，因 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
作家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两本陈染的新作：《不可言说》和《声声断断》。这两本书 装帧设计颇有创意，前者夹杂着大量陈染的个人像片，后者则穿插有各种风景静物图片 。装帧风格一致的图书，似乎在诉说着陈染不同的故事，更准确地说，诉说着不同的陈 染的故事。《不可言说》作为访谈录，记录着陈染与媒体和一些专业研究者的对话。可 以看到陈染是如何进入公共视域，如何进入公共话语并扮演一种角色。很显然，这些公 共话语与陈染那些被反复讨论的主题缠绕，陈染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女性主义作家面目 出现，她的核心故事是与主流社会相悖的同性恋主题。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压抑机制， 陈染那些关于同性恋若即若离的故事，就显得桀骜不驯而引人注目，陈染一再表白她的 写作与政治无关，她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但她的那些逃避社会的情感表达，却奇怪地 具有了尖锐和坚硬的社会指向。陈染似乎不再强调自己远离现实的本义，她也习惯于默 许人们对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加码。也许有一种主义的标志，总比没有主义更有魅力。 这是陈染的幸运，还是她的无辜?
但仔细阅读一下《声声断断》，却又可以发现陈染的另一侧面，这完全是私人生活的 侧面。与她过去的所有的标榜的私人生活故事相比，这部日记体式的随笔集，则无疑更 具有私人性，并且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审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这里呈现的陈染，单 纯自在，率性而行，听其自然。对日常生活进行思考，寻求个人生活的真谛。真正远离 社会现实的陈染具有自然主义的意味。这本书确实非常真切地反映了陈染对自然事物的 思考，这些思考细致独特，于平静亲切中总有非同寻常的见地。它们反复表现了陈染的 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思想，于平淡中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形而上理趣。这种内心体验远 离理论的和逻辑的强权，它们和身体，和每时每刻的存在相关。人们惊异于陈染的个人 私生活完全诗意化了，她再次生活于自己创造的意境中，在这样的时代，能够我行我素 ，能够自怨自艾，也是一种至福境界。
海男在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男人传》，这部小说遭遇与《上海宝贝》同样的命运， 这种遭遇与其说与海男的写作有关，不如说与海男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有关，以及围绕 这个名字而派生出的社会关系有关。在我看来，《男人传》在进行跨文体实验的同时， 也就是说在把诗、散文、杂感和回忆录混为一体构成一种称之为小说的文体时，表现了 一种锐利的语言经验和思想锋芒，它是近年少有的带有形式主义实验倾向的作品。
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反小说。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明确的故事时空，只有叙述 ，纯粹叙述和纯粹的思想。如果按照断行来排列，那就无疑是一部长诗。这不得不使人 惊异海男对诗性和叙述的把握所达到的极限状态。如果这部小说还有什么主题的话，那 只能说是对男人的成长历史进行一次梳理。这部小说按男人从10岁到80岁的时间为段落 ，对每一个年龄段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进行诗意化的思考。很显然，这里的男人已经从历 史化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只在象征和抽象的层面上加以反思。也许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与 她有直接关系的男人，也许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抽象男人，一个精神性存在的纯粹男人， 以及一些围绕着他的无穷无尽的女性符号。正如海男在小说叙述的意义上是反小说的书 写一样，她写作的男人是反历史的，看不出这个男人的现实化的故事，他被放置到纯粹 的情感情境中去阐释。这个男人传，又是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外传。其实质是解构男人的 历史，把男人的历史折叠放进女人的圈套中。也许这部男人传可以简要地读解为一个关 于恋父情结的故事中隐含的一个恋母情节的故事。正如海男过去的女人一直生活在父亲 缺席的阴影之中一样，这个男人一直生活在女性的阴影之中。海男对男人对女人的那种 渴求与恐惧的理解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永远无法成长成人的拉康式的男人，他如何小心 翼翼地走进女人的世界，就如同落进命运的陷阱。以女人和成就的渴望，使男人注定了 只能在宿命论的圈套里成长。这部小说的根本主题在于探讨男性生命的幽暗与生命之光 ，生命在哪里开始和停止，在哪里迷失?海男始终想进入历史，个人的、女性的、男性 的……但语言表意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因而她书写的历史总是迷失在语言的迷宫里。
铁凝在千禧年发表长篇小说《大浴女》，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关注。如果说，铁凝过去 的作品都在一个相当的层次上，但总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那么，《大浴女》则是给人 酣畅淋漓的体验，显示出铁凝具有大手笔的才华。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年轻女编辑对少女 时代的回忆以及在不同时期与两个男人的情爱关系。显然这一回忆追究的故事和生活的 实质意义，与她后来经历的情爱挫折和自我超越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这部小说一开始试图从作者个人的真实记忆展开叙事。小说女主人公的身份是一个年 轻的女编辑，她与某个极为走红的名人的情爱纠葛，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都在某 种程度上暗示与作者的关系，都表现出浓厚的自传体的意味。小说试图接近个人隐秘的 生活，从年幼时就留在内心的罪恶感。但是，这部小说并没有停留在个人内心生活的剖 析上，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历史，个人的原罪从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中获得了解脱，而个人 的隐私式的情感记忆，同样在道德感的重新强调中获得升华。作者试图去揭示个人的内 心生活，也倾向于把个人真实的隐私式的经历作为小说叙事的基础，但它终究没有摆脱 习惯性地反思历史的倾向。
这部小说一直在真实的个人记忆(隐私?)的呈现与历史反思、在情欲表现与道德诉求之 间转换，前者是后者的铺垫，而后者又是前者的遮蔽和修饰。最后的一切都转向历史， 转向了道德完善。就此而言，小说一开始试图进行的个人的忏悔和呈现隐私的冲动，并 没有构成小说叙事持续的动机，它只是一种叙述策略和修辞手段。尽管这一点令人颇为 不满，小说在触及个人的精神生活时，走得不够彻底，还是回到历史反思的老路，但从 总体的艺术表现风格上来看，这部小说在叙述上无疑非常出色，这得益于它总是蕴含着 充足的张力，这些张力来自一系列持续的反思性表达。也就是说，在故事与叙事之间始 终构成一种紧张的反思关系，使这部小说看似平常，却隐含着非常不同的艺术表现力。 这种张力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常规小说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的今天，如何在常规性写 作中，找到更充分的表现力，一直是困扰当代中国小说艺术表现的难题。大多数常规小 说缺乏必要的艺术表现力，我想，铁凝在叙事中不断介入的反思性视点，确实卓有成效 地把小说叙述艺术推到一个新高度。
皮皮的《比如女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描写90年代的人们对爱情和 婚姻所持的矛盾态度，男人女人都为爱所苦，生活却始终平庸。小说以平实的笔调写出 了激情消退的90年代，人们在情感上的迷惘和无能。这本并不特别出色的书的销量极为 可观，至少发行30万套。由有名的出版机构“布老虎”出版，“布老虎”是挂靠春风文 艺出版社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出版机构，由于出版卫慧的《上海宝贝》现在已经被有关 部门查封。相比较起来，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携带着媒体的各种争执在中国大陆风行 ，但销量并不令人满意。这本书曾在欧洲以“The Daughter of River”为名出版，并 且畅销一时。小说讲述四川重庆一个女孩贫困饥饿的成长经历，青春期遭遇到的政治压 抑和肉体压抑，她的内心所滋长的反叛和绝望情绪。这本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体的意味 ，毫不保留地写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创伤。小 说结构紧凑，语言朴实无华，对那些特殊的生活情景的表现显得十分出色，给人留下明 晰的印象。
近年来，女性写作异常活跃。女作家越来越年轻，她们以自由撰稿人的面目出现，与 社会主义文学体制无关，她们可能在报纸、出版部门工作，也可能是公司职员。重要的 是她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与既定的文学制度明显区别，她们的作品主要以表现个人感 受和消费时尚为主导内容。王芜的《什么都有代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8月)， 讲述一个公司的年轻漂亮的女职员，因为偶然打手机，爱上一个有手机和汽车的男人。 她明确表示，她爱这个男人就是因为他有手机和汽车。小说叙事中不断强调她的这个宣 言。小说对这种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既进行欣赏，又加以讽刺，这可能就是这代青年女 性的真实的态度，也表明转型期的中国人对物质崇拜所抱有的双重态度。小说对处于消 费社会中的人们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在叙述上流畅、随意，语感和节奏都把握得相当 出色。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是一部网络文学，它与传统印刷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些个人感受很直接随意，片断式的叙述自由变换，既像梦境，又像是生活的现场的 直接记录。这本书后来印刷成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被标上“互联网上 风头最健的新生代作家”。这类作品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但在传统文学圈里，并不被 重视。
2001年初，有一大批女作家的作品被各家出版社推出，赵凝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 》，写一个女大学生在大学和毕业后的个人情感经历，小说写出青春期的女孩对自身存 在的迷惘和盲目，她无法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她与几个男人发生肉体关系，但她始 终无法理解自己的动机。小说把那种偏执和盲目，渴望与迷惘混合在一起，揭示出一种 质地独特的生活状况。马枋的《生为女人》(中国青年出版社)水晶珠链的《偏要是美女 》(经济日报出版社)，九丹的《乌鸦》(长江文艺出版社)等，都对女人的个人经历和偏 执的情感渴望进行表现，女人的生活陷入个人幻想和时尚潮流的双重夹击，她们的自我 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个人主义的重新体验呢?这种探寻都始终流荡着一种困扰不安的 情绪。
三、无法深化的现实批判：道德与美学的分裂
近年来，不少青年作家关注生活于底层的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着力去揭示生活的痛苦 本质。当然，苦难历来不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但当代作家是在中国城市化加剧、经济高 速发展、市场化深化的历史前提下描写这种主题，这批作家显然试图重新面对社会现实 发言，只不过这次是描写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作为非主流的声音表达文学的批判性力 量。
东西近年来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反映错位的现实。东西数年前以《没有语言的生活》获 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1998年)显示出东西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 。2000年，东西发表小说集《痛苦比赛》(北岳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集表现了东西一 贯的风格，他始终关注普通人被挤压被扭曲的生活状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在报上登 出征婚广告，求婚者若赢得痛苦比赛就能与她成婚。这引起了一大群青年的强烈兴趣， 于是求婚者都在寻找痛苦。东西显然是有意嘲弄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态度，在析解失 去真正痛苦的人们生活的盲目与无聊。东西也许在提醒人们注意，并不是当代生活就没 有真正的痛苦，而是人们无法面对、无法理解真正的痛苦。东西同时期在《收获》杂志 发表《不要问我》，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教师，在一次喝醉酒的时候，到 女学生宿舍门前喊一个女生的名字，并因此遭受学校的处罚，他也无法在这个学校呆下 去。他提着一个父亲当年用过的箱子南下，但这个惟一维系他的历史的箱子被人偷窃， 他变成一个失去历史的人物。结果他面临种种修复自己历史的困境。东西的小说着力于 表现生活发生意外的那种反常状态，他的人物看上去都是被生活压抑扭曲变了形的家伙 ，他们有意和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作对，几乎是盲目地把个人的生活推上绝路。那些生 活的意外，被扭曲的关节，强行撕裂的边缘，都被东西磨砺得有棱有角，使他的叙述始 终保持一种饱满的张力。东西无疑热衷于写作生活的苦难和不幸，但他所有的兴趣都放 在扭曲后的生活所呈现的荒诞感，持续表现出的自虐性的快感。痛苦的本质到底在哪里 ?东西并不认真去追究生活的荒诞性根源，而使之转化为个人怪戾的性格。正如东西自 己不断在小说中追问的那样，痛苦的本质，或者说真正的痛苦并不能被理解，在他的小 说中，痛苦的本质实际被一系列的美学趣味所替代。东西的小说可以说是契诃夫与法国 荒诞派戏剧最恰当的结合。
《花城》2000年第2期登载了荆歌的中篇小说《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 引起任何注意，该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 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 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们 进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 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普通女 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就从她所处的社会地 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
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 ，于1999年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 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 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 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 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 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 的生活困境，以及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
熊正良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 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 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 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
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底层劳动阶级艰难困苦的生活 。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 。无可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 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 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 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探究这些问题，可能触摸到 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
在荆歌的小说中，女主人公计帜英的苦难伴随着她的性爱史的发展而走向绝境。苦难 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当了欲望的冒险英 雄。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 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转折、错位或者断裂。实际上，荆歌并不过分 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 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
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小说的主人公徐 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 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做妓女的母亲。母亲的痛苦与 女儿的痛苦不能重合，这在逻辑上也许很难使这一痛苦顺理成章。在这里，道德批判的 基础陷入困境，作者无法确定做妓女的女儿的苦难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
抽象的、绝对的、社会的道德判断，被卷入中国的现实和具体的个人遭遇，其内在的 社会本质变得复杂而相互缠绕。母亲的苦难与女儿的苦难并无直接关联，女儿并不苦难 。母亲的苦难卷入社会现实陷入歧义，也陷入相互冲突的困境，因而，她的苦难的社会 本质反倒被消解了。母亲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性格悲剧，她不断偏执地寻找女儿，在这 个过程中，母亲被推到极端的性格显示了出色的艺术表现力，而所有关于妓女的各种话 语又产生相当强烈的阅读效果。一个绝对的痛苦，被以相对主义的方法加以叙述，这种 分裂，归根结蒂，就是道德批判与美学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也是这个时代可延续的道 德观与新兴的美学趣味构成的对抗。类似的分裂和冲突在最近几年的小说中可以大量见 到，特别是那些艺术上趋于成熟，也比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家的作品也表现出这种矛盾。
四、结语：真正切入现实深处
近年来的中国文学还有一系列的大事件本文无法进行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非学术的原 因。另一些热闹的事件是带有学术性或是市场化的。例如，由Book321网站与台海出版 社共同举办的中国50位作家的“孤篇自荐”活动，这场活动借助网络声势浩大，最后演 变为确立当代中国五十位作家为跨世纪的“梦之队”。这引起相当多没有入选的作家的 强烈攻击。尽管这个活动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经显示明显的炒作意味，但它对提升当 代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2000年的中国文学界已经处在媒体 的支配之下，一些争吵和攻讦成为主导热点。余杰与余秋雨的争执，王朔对金庸等人的 质疑，以及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的悼词等等，持续构成2000年媒体关注的焦点。 当然，这些批评都充满睿智，无疑有独到之处，但长期以往，会使人们处于文学批评已 经媒体化的错觉之中，也就是说，任何认真的、学术性的、深入探讨的文学批评都不重 要了，只有相互攻击和武断的否定才是当代文学保持繁荣的法宝。
当代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形成规模，城市 化的进程正在加快，特别是影视传媒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使文学面临压力。就以上论述 的几点，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在贴近现实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个要点 加以关注：
1.文学不再是时代思想意识的主要生产和传播的机制，文学退到并不重要的社会边缘 地带；2.这使文学不得不以更直接的方式切近现实，表现现实最新发生的生活变化，同 时，年青一代作家也试图写出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深切感受；3.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使 文学对现实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表现也经受着多重矛盾的分裂， 例如，作家在表现现实时，明显受到当代生活时尚的影响等；4.文学在追赶现实生活的 潮流时，它也变成时尚文化或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成 为与当代消费文化分庭抗礼的强势文化。5.年轻作家写作的现实生活，他们的个人感受 ，趋向于与当代消费社会达成和解；6.这些都使当代文学中的具有现实敏感性和文学表 现活力的作家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依然比较表面化，难以真正切入现实社会的深处，把握 这个时代最内在的生活矛盾和精神危机；7.另一些更成熟的试图批判现实的青年作家， 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也受当代消费文化提示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尽可能地适应当代隐含的 读者群的趣味。但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他们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表现也显得更为全 面和有力。
尽管当代中国文化从制度方面来看依然处于意识形态整合的形势下，但人们的思想变 化是无法压制的，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不再依附于体制，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市场化的操作 生存，这使他们的个体存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不同代的作 家、不同经验背景的作家，都有很不相同的思想立场和美学趣味。也可以说一个多元化 的文学表达空间正趋于形成，只要不直接与政治对抗，每个作家都可能以他的方式表现 艺术上的创造力。那种强大而又隐蔽的压制性力量，也许可以作为文学艺术表达的复杂 背景，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足够的才能真正去开掘其中的深度。
收稿日期：200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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