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滞后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中国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促使中国文艺界打破了长期的封闭状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激烈转换的过程,逐步开始改变自身的观念,迈向新的阶段,出现新的飞跃。
然而,就在中国电影、电视以及歌坛等方面,不断与国际接轨,向世界进军的同时,中国戏曲却依然举步维限,处境困窘,有日暮途穷之感。
我认为,中国戏曲所以会出现这种滞后现象,是与中国戏曲界长期所形成的保守心态有关。因此,虽然我们已身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之中,但是,很多政府行为以及戏曲界人士却依然遵循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行事。因而,造成南辕北辄,处处格格不入,寸步难行,陷入困境。
一、淡化“版权意识”
过去的戏曲界,很重视“版权意识”。一个作家写了剧本,能给演员多置二亩田。出让“秘本”,必须酬予重金。一个徒弟向老师学了戏,是祖师爷赏了饭吃。师恩必报,甚至终身奉养。这就是“版权意识”。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写本子的和教学生的,“版权”所有,受之无愧。
建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照计划经济办事,没有私有版权,一切都是国家的,一切都是人民的。国家把大家包养下来,剧作家与老艺术家就应该无私奉献。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剧作家写出剧本央求剧团接受、老艺术家哀叹没有人向他们学戏的怪现象。在戏曲界,知识与艺术逐渐不为人所尊重,从而大大挫伤了很大部分知识分子与艺术骨干的积极性。造成目前戏曲滑坡的处境,其根源就在这里。
大家都说:“剧本是一剧之本”。然而,大部份剧作家在戏曲团体中,几无立身之地。全国三千多个戏曲剧团,真正属于剧团编制的编剧人员,恐怕最多只有二、三百人吧?相差如此悬殊,足可见戏曲剧团轻视知识的程度!
再说“版权”。文化部曾经规定,一个剧本上演,剧团必须付给作者首演费及上演税。但除了少数大型戏曲剧团按规定付给首演费以外,很多剧团都不按规定执行。高兴起来,赏你三、五百元,不高兴就置之不理。剧作者拿不到钱也无处申诉,很多文化部门都站在剧团角度讲话:“你是拿国家工资,写剧本还要报酬?”“剧团经济很困难,拿不出钱来。”等等。文人大都脸薄,不好意思开口。讲得多了,还可能背上“死要钱”的黑锅。至于“上演税”之类,自“文革”以后早已取消。在全国,能坚持执行的,恐怕寥寥无几。
戏曲界漠视“版权”,还表现在剧目“移植”方面。一个剧团,耗费很大精力,演出一个好戏。任何剧团都可以无偿地拿去“移植”演出。这是一种不用养编剧、不用花心血的无本生意,这个戏演滥了,再去“移植”一个新的。当地的文化部门非但不制止,甚至还鼓励提倡。这种养艺术懒汉的奇怪现象,至今仍大量存在。而热衷于搞艺术、出精品的首演剧团却大受其害。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成果却由别人所享。大量投资难以收回,剧目信誉也往往被一些质量差的剧团所损坏。戏曲所以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与此大有关系。
漠视“版权”,后果严重。文化部门与戏曲剧团至今恐怕仍未对此引起重视。我们请看前辈戏曲作家翁偶虹、陈仁鉴他们,著作等身,演出他们优秀剧作的戏曲团体,成百上千,有几个曾付给他们什么“版税”,报酬?翁、陈二老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剧作者水土流失严重,这又怪谁?
二、缺乏“流动意识”
谈到流动,过去的戏曲班子流动量很大,因而被称为“走江湖的”。人员流动,也非常频繁,班子聚散,自由组合。除了少数剧场有“坐包”的基本演员以外,一般戏班,都是订合同的特约演员。这种自由流动的形式,符合娱乐圈的工作特点。观众是“喜新厌旧”的,喜欢不断看到新的人才,新的剧目。它可以促使艺术竞争,自然淘汰。并且可以不断发现新人,培养优秀人才。这是促使文艺团体蓬勃发展的重要机制。
建国以后,各地的戏曲剧团都被国家包养下来,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时间一长,也出现了严重的弊病。捧“铁饭碗”,吃“大锅饭”。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绝对平均主义。使工作懈怠,艺术衰退,后学者不思进取,艺术家灰心丧气。而剧团又只能进不能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出外演出,拖儿带女,从炊事员到指导员,从锅碗瓢勺到旗锣伞报,一应俱全,包袱沉重。单是差旅、住宿费用,就很惊人。剧团所得,又有多少?因而有“大演大赔,不演不赔”之说。如此建制,又何谈什么戏曲振兴?
目前,影、视界及歌坛等,“流动意识”普遍增强。并且,还涌现了很多的“个体户”。他们出于对艺术事业的追求,单枪匹马,勇于闯荡,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这种不怕风险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相对来说,戏曲界似乎仍然在当年计划经济的建制下,安分守己的过着半温饱的生活。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听天由命,身不由己。演员在剧团是无戏可演,白白地虚度青春。而剧团又要养着所有的演员,坐吃山空。至今,文化部门尚拿不出有利于戏曲剧团搞活的政策法规,听凭自生自灭,任其奄奄一息。如果再不认真解决,那末,积习难返,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前些时候,上海京剧院的主角演员孙爱珍,只身离团到各地的京剧团去搭班演出,反映甚好。我认为,这应该是今后戏曲界人士的必由之路。对此,有关方面应该及时总结她的经验,制订出相应的政策,鼓励戏曲界人士,也能象她那样,使人才充分的流动起来。但时至今日,响应者寥寥,症结就在于文化部门的思想观念滞后,导致戏曲界人士迟迟的流动不起来。这里面还有个经济因素。如果,孙爱珍也能象体育界的球星那样,高价转让。如果,孙爱珍也能象过去的名角那样,卖票抽成。如果,孙爱珍也能象现在明星、歌星、笑星那样,腰缠万贯,自己购置别墅、轿车。那又何愁戏曲人才不急起直追,打破“一潭死水”的境况,获得生机?
最近,上海成立了首家民间性质的友联京剧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认为,建立班底剧团,邀请名角轮流登台,这是戏曲改革的重要措施。今后不妨全民、集体、个人性质的均可尝试,拉开档次,相互竞争。但对民间性质的似乎应给予更多的优惠。他们白手起家,自筹经费,如果忙到最后,仅仅是收支相抵,那就会使很多仍然捧着“铁饭碗”的人,会裹足不前的!
三、漠视“群众意识”
过去的戏曲,靠唱戏卖票吃饭,视观众为“衣食父母”,“群众意识”很强。为了要吸引观众,必须刻苦练功,提高艺术水平。所谓“一招鲜,走遍天”。唯有这样,演员才能站稳脚跟。剧团也需要常演常新,不断推出新剧目,方能保证场场满座,常演不衰。
建国以后的戏曲剧团,因为有了固定收入,日常上演已退为其次,反正多演少演一个样,“群众意识”已开始谈薄。“文革”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剧团长期坐在家里,无法演出。有些剧团则服从行政指令,热衷于关门排戏。搞出新戏,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群众爱看不爱看,戏票卖出卖不出?而是领导喜欢不喜欢,专家欣赏不欣赏?戏曲演员参加日常演出,最多每天多拿一点夜餐补贴。但如果参加会演,可以得奖、出名、评职称,还能够立功、提级、升为领导。两相对比,请问演员究竟乐意面向群众,还是愿意讨好领导与专家?
时至今日,依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套做法,来指导戏曲工作,将戏曲引入衰亡的歧路。搞“会演”,就是一例。由于领导与专家强调政治与高雅,无视戏曲的市场特征,忽略群众的审美需求,因而出现了很多“叫好不叫座”的“会演戏”。这些戏,往往轰轰烈烈地热闹一阵,最后便烟消云散。反正,这些都是政府行为,国家掏钱,“会演”时论功行赏,花完拉倒。“会演”后一哄而散,各有所得。至于群众不满意看,剧场卖不出票,谁也不负任何责任。由于眼光向上,漠视群众,以致造成如今这般“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困境,其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
以行政命令来指挥艺术生产,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建制下,显然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广大的戏曲界人士,何尝不明了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但是,又何法抗拒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搞“会演戏”,就不能参赛、评奖,就不能进北京、评功摆好,这就意味着当地的文化部门与剧团领导工作没有成绩,演员们也得不到政治上的奖励与物质上的报偿。“吃饭戏”演得再好,也上不了名次,评不到职称。这就促使大家违心地大搞那些昙花一现的剧目,也就是自己在为戏曲挖坟墓,亲手送它早上西天!
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部应该作出决定,暂停各地所热衷搞的会演、晋京、重奖之类的短期行为。戏曲的生命在于扎根群众,真正发现优秀的剧目,文化部门可组织专家到基层去看演出,进行指导。不要再让奄奄一息的戏曲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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