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动态演化历程的特点、反思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精神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3-0017-11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3.003 长征精神作为最重要的红色文化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进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长征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精神支柱。但长征精神不仅仅是特殊时期革命精神形态，也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它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继续延续。对八十多年来“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进行一番研究，总结经验，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度透视相关现实问题，为扎实推进“四个全面”建设提供指导作用。 一、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历程 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历程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长征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途经11个省，实现民族解放与人民自由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它不仅仅包括红军的革命精神，也包括经过红军长征洗礼的人民所形成的民族革命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强调文化与情境的交互动态作用，即当特定的文化情景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1]长征精神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的社会价值是与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紧密相连的，而每个时期所继承与发扬的长征精神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将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长征精神形成历程、革命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 (一)第一阶段(1919.05-1936.10)：“百折不回、勇往直前”——长征精神形成历程中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发扬 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而长征精神的灵魂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坚守与信仰。长征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历过萌芽、发端、形成、升华等过程。从长征精神的发展来说，它蛰伏于近代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萌芽于五四运动前后，最早表现为一九一九年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蓬勃发展的伟大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形成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正因为有像方志敏、夏明翰这样的革命先烈坚定“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执著于解放全中国，让广大穷苦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生存状态的“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2](P590)，他们才能排除万难、坚决斗争、无私无畏、不怕牺牲。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在长征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发扬。历时两年的长征途中，物质条件缺乏、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也不好，不仅每日天上有几十架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下还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其中的艰难困苦是世所罕见的。毛泽东感慨道：“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3](P193)而支撑红军的是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4](P174)。长征途中，红军伤亡惨重，原本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二万五千人了，还不到十分之一，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直激励着红军奋勇前进。“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4](P213)毛泽东指出，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而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5](P465-466)长征精神是在特定的极端恶劣环境下对红军的身心艰巨考验的胜利结晶。 长征精神基本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会议坚决反对和结束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的第一次重大开创。长征精神直接继承了“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又吸收了中华苏维埃的执政经验。瑞金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在执政中破除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破除了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旧道德观念，树立了平等意识，保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引导建立了新型家庭关系，树立与国民党旧习气截然不同的社会新风尚。而这些精神在长征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达到成熟，凝成了“不怕艰难险恶”“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的丰富内涵。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既是红军顺利渡过长征劫难的重要法宝，也是红军革命的一次实践宣传。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5](P466)长征途中，除了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与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意党内团结，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最为典型的就是同张国焘军阀作风作斗争，争取军队的团结，保证了队伍的整体力量。 长征精神的升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重大转折——“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红军到达陕北后，长征精神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红军的胜利，红军是英雄好汉；同时，长征在11个省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革命纲领，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又是宣传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第一次最大范围、最大规模地与少数民族接触、交流、沟通和互动，也是党的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奠定基础的过程，开创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二)第二阶段(1936.10-1949.10)：“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历时较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对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宣扬 这段时期战争成为主题，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进行，因此，继承与发扬长征精神成为这个时期的精神宝藏和精神支柱。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强调是否发扬革命传统，是我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长征精神是我党最具特色的革命传统，长征精神所表现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之精髓；艰苦奋斗的作风是革命胜利的纪律保证；密切联系群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体现；实事求是是战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强大法宝。1942年11月，由于各种原因历经5年多约30万字的《红军长征记》付印出版，这一部纪实性报告文学记录了长征亲历者的真实个人感受，它将长征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鲜活地呈现出来。面临严酷的战争，“一不怕苦、二不死”的长征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直都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强大精神支撑，强调从事革命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为革命利益而奋斗，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6](P361)。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极大地激发了革命者为集体而献身的斗志，革命队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改变作风、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是长征精神在全国抗战与国民党外压形势严峻下的伟大发扬，是中华民族从挫败走向复兴的精神转折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对长征精神更多的是赋予政治性内容，即提倡一种革命精神，而对于普通民众如红军女战士、普通农民的心理、真切生活感受关注不够。 (三)第三阶段(1949.10-1978.12)：“艰苦奋斗、服从组织、顾全大局”——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对长征精神集体主义的提倡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要矛盾也从革命战争向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长征精神也赋予了新的内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7](P1438)这里的“万里长征”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具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时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也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党中央将长征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长征精神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不断延伸，而“艰苦奋斗”精神是其核心。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是党面临着由农村向城市、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夺取政权向建设国家的历史性转变，面临着革命胜利和即将执政的新的考验，继续发扬“万里长征精神”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继承和弘扬了长征精神，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成为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时髦口号，无论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还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科学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抑或“服务人民、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爱岗敬业”的雷锋精神都是长征精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当代继承。关于长征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最为突出的是出版了红军长征回忆录专集——《星火燎原》的第三集，1958年至1982年，共编辑出版了10集。但这时的长征精神的发扬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突出政治至上，强调伟人的力量；突出集体主义，轻视个人需求。而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1975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依然复杂，“四人帮”控制纪念活动，宣传中阶级斗争的痕迹明显，其重点还是评《水浒》、反修防修以及农业学大寨。 (四)第四阶段(1978.12-至今)：执政为民、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社会主义改革对长征精神革命现实主义的发扬 长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将长征精神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价值体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等密切联系起来，执政为民、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成为核心内容。传统的长征精神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热潮中焕发出新的光芒。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重大转折，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邓小平强调：“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8](P339)这里所说的“新长征”具体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86年10月22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发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的讲话。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仍需要发扬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要继续发扬长征的军民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来落实好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更多关注困难群众，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胡锦涛指出：“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不懈地发扬光大，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9](P9)胡锦涛强调，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仍然需要“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长征精神作支撑。胡锦涛指出：“我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就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更好地担当起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9](P11)结合今天的改革发展，我们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充分沟通，特别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方案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使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由于这一时期实行改革开放，门户大开，所强调的长征精神的现实主义内涵，受到了西方文化功利主义思想的很大影响，人们主要注重经济利益的实现，而政治理想、精神传承却被消减，如何振奋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转变特点 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处在快速的转变之中，长征精神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它的丰富内涵也随着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深刻的转变。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从革命性向政治性、建设性转变 长征精神本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凝聚，其英雄神勇、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信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这八十年来，长征精神内涵的发扬主要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个时期是从长征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表现为传统革命性。长征结束后，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这种革命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党的工作的精神支柱。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表现为政治主导性。随着新中国成立，战争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其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让劳苦大众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求得生存，获得解放；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是让人们吃得饱、穿得暖，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时长征精神的传统革命性向政治性过渡，突出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长征精神的继承转向建设性。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二)从政治向经济、精神文化倾向转变 长征精神的本质就是实现人民解放。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容由最初实现人民政治上的解放，逐渐转变为改善民众的经济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众除了要求改善经济状况外，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精神缺“钙”现象，迫切需要长征精神振奋人心，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注入活力。因此，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突出内容特征发生了由政治倾向，向经济倾向、再向精神文化倾向的转变。 (三)从单一维度向多样维度转变 无论是长征精神的理论研究，还是对长征精神的实践探索，都向更深层面、更广领域、更加灵活的方式转变，其视角也从单一维度转向多样维度。研究长征精神除了政治学、历史学的视角外，应该向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延伸。实践长征精神除了党员教育、政府官员行为示范外，还需要融入到工厂、企业、民众生活之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长征精神的宣传教育主要是“灌输”式的。因为在社会环境相对封闭、利益构成相对简单、人们思想相对单纯的社会，采用灌输教育的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的主体性充分发展，过去生硬的灌输教育已不能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大众普遍要求民主、平等、对话的教育方法。在这种背景下，长征精神应多维度地通过发挥主体参与度等的“柔性”力量来实现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硬”的政治功能，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四)从整体性转向个体性 民众对长征精神的关注和体验从整体性转向个体性，即发生了从集体主义整体性活动到个体性体验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纪念长征精神的活动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富有时代气息。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来“重走长征路”缅怀先烈的各项活动，在几十年各种“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中，“走”的形式已经越来越“花样百出”，“步伐”也越来越现代化了。起初是步行，接着是骑自行车、摩托车，后来发展为自驾车。大中小学生除了参观传统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进行实地感受外，在网络化时代，教育形式也开始走向虚拟化。如2005年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当地报业集团实行“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按设定的长征路线游历并答题“攻关”；2006年7月，中国教育电视台在“七一”期间推出“百万青少年重走长征路”活动，该活动采用网络游戏如“红小鬼闯关”等形式来吸引青少年的参与，即将长征中发生的事件、故事等以各种惊险形象的游戏设置层层关卡，将现实的长征故事、图片和歌谣等移植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展现信息时代的混合趋向。革命圣地在人们心目中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不同的群体，其“红色情结”也是各具特色：老年人主要来自于当年翻山越岭艰苦岁月的生活回忆；中年人主要是接受教育，到实地感悟，通过参观有一个直观印象，而其中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居多；“红色旅游”也是党员干部接受革命教育的首选课题；各类学生多半是为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全国各地的革命圣地、故居、旧址等“红色”景点的旅游越来越呈现“红火”势头。据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到革命圣地的游客中，年轻人占到一半，而年轻人的个体性体验更为显著。 (五)从重政治教育转向淡化政治色彩 对于民众而言，政治不是他们生活所直接关切的焦点，他们更青睐于日常生活的精神延续。因此，长征精神只有逐渐淡化政治色彩，才能真切地融入民众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长征精神作为政治话语范围，现正在被商业文化重新反刍，“红色”圣地的政治教育式被旅游式、体验式、创作式和慰问式等多种形式代替。长征精神也从浓重的政治色彩转向政治教育色彩的淡化，彰显出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趋向。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革命话题正以轻松的形式，以亲民的姿态，以多元的价值观回归民间。 三、“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理论反思 纵观八十年来国内外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渐拓展了长征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长征精神”理论研究重内在结构而轻外在结构 从广义上讲，“长征精神”为红军长征中的“人、物、事、魂”的统一体。即长征途中，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领导人或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等“人”；在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之“物”(包括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进行了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即“事”；通过这些“事”体现的革命精神即“魂”。 从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对“长征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原子式”的解读：对“人”“物”“事”的史料研究；或侧重于“魂”的研究，即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的内在结构，理智要素、情感要素、意志要素等方面的总结。而对中国共产党长征精神的外部结构，即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党作风、组织心理等，研究成果却不多。把“人、事、物、魂”结合起来研究，总结其规律、经验或教训的高水平的成果不多。 以长征精神中的军队“民主主义”为例，红军的民主的内容是平等主义实践和民主主义实践的完整的混合体。红军民主是在坚持士兵朴素平均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利益认同进行动员的有效方法，也是保障队伍价值认同的纪律原则。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军队中包括当地苏维埃政府一直实行的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的“平等、民主、求是”的政治作风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当地的居民和少数民族以及社会党外人士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合力”。民主主义是我们党的法宝。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指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是红军破坏封建雇佣军的重要武器。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是在战争中被俘的雇佣军，毛泽东想把这些以前的封建主义的仆从改造成为一支革命军队，他的努力包括对苏维埃、地方势力和军队的整合，也包括对党和军队的整合，但整合是以军队自身的民主结构为中心的。这对于吸收和鼓励新分子来说是最重要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10](P65)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不但工农群众需要民主主义，军队更加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实行民主制度，官兵一致。红军的官兵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关心爱护士兵，尊重士兵的人格，规定长官不许责打和辱骂士兵。官兵吃穿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经济开支，士兵代表审查决算，监督和批评干部。红军就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能融化，其法宝就是民权主义的影响。官兵平等，士兵觉得有尊严，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较差，不如白军的好，但精神上得到解放，打仗也更加勇敢。1928年红军的群众政治活动与它的经济平等主义同样有趣。建立在连、营和团一级的士兵委员会有责任监督军官，代表士兵的利益，参与对士兵的管理，在军队里执行政治训练，并在人民中指导群众运动。这时(与后来的实践相反)，毛泽东认为有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这些相应的级别上就没有必要建立政治部了。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赞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自觉性。他说，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其严明的纪律是建立在士兵们的自觉性上的。战士们会自觉地认为，吃了人民的苹果是很卑鄙的，而不吃才是高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直接的措施，却十分有效地将主要成分为农民(长征时党员中农民的比例达90％以上)的红军塑造成风骨傲然的铁军战士。 那么，将长征精神的这些内涵通过丰富的材料、逻辑论证阐述出来，这能使长征精神的内涵显得更加丰满，也为继承和实践长征精神提供可操作性的“范式”。 (二)实践“长征精神”重形式而轻内容 研究长征精神，其根本就是要将这种精神付诸实践。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精神，提出支撑人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不仅决定一个人的人格优劣，还关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兴衰。继承与发扬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重要资源。但是在开展各种实践长征精神的活动中存在着重形式而轻内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纪念活动重形式轻内容。“文革”结束后，长征纪念活动逐步呈现固定和集中的特点，每隔十年都会举行纪念长征胜利的盛大活动，如1986年、1996年、2006年分别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大会，其规格很高，一般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还有各宣传部门、学术界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但纵观这些活动，我们会发现纪念活动存在着严重的重形式而轻内容等问题：一是重宣传轻落实。纪念长征胜利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发扬长征精神，即从口头承诺落实到实际中。而在实际过程中，往往重宣传形式，而缺少对行动的落实。二是上面“热”，下面“冷”。每当纪念长征胜利几十周年时，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之下，各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也会顺势而为，广泛报道，除了党员举办政治学习、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外，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这是因为传统的由政治性主导的宣传活动吸引力不大，形式单一，普通民众的感觉是在“作秀”，他们更渴望看到“长征精神”能在党员的工作和日常行为中切实体现。三是“热”的背后缺少持续性。近年来，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呈现出“火热”态势，但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却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冷静思考，就是这种“热”能持续多久？这种由政治主导，主要由政府发起并埋单的活动缺少可持续的机制，这样必然会使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例，投入多收益少，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长征精神”也难免会“一阵风”。 第二，实践长征精神的主体应该是党员和行政官员，而不是中小学生。“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法宝，本是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政治文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其根本在于教育党员和行政官员贯彻长征精神，更好地执政为民，同时也能让这种精神渗入民众的情感世界。但当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转移到中小学生时，一方面会削弱党员和行政官员的纪律自觉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中小学生品德教育的虚空化，缺少可操作性。 第三，实践长征精神的重点是教育党员。长征的胜利或者说长征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而这重要的法宝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教育党员。长征的胜利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非凡能力。毛泽东指出，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强调：“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1](P150)“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凡的领导力，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P150)邓小平也强调：“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8](P345)当前，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四大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有所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党既要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党负面影响的考验，又要经受住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包围、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有的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能力不足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应对诸多挑战)、“脱离群众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消极腐败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我们党面临着比当年红军更加复杂的环境，如何把长征精神有效地贯彻到党员教育中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胡锦涛指出：“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9](P12) (三)反思“长征”理应是“长征精神”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长征精神的正能量之外，长征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警惕： 第一、红军长征是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错误地发动了“围剿”而导致的结果。红军长征是在中国内战时期进行的，当时还面临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而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置民族存亡不顾，错误发动“围剿”，红军被迫北上抗日的军事运动是以千万名红军的牺牲、国内民众生灵涂炭为代价的，因此长征不能重演。毛泽东指出，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的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的反复，并且包括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10](P194)毛泽东强调，防止内战是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首要前提，“停止内战，共御外辱”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一项策略方针，但是也要时刻提防被动挨打局面，因为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所以在新环境中要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因此，“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3](P437)(标注者注：此处“内战”指十年内战时期；“现在”指1942年)。保持中国政局的和平与稳定，避免战争和“内耗”的发生，是防止“长征”悲剧重演的首要条件。 第二、长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长征不仅是蒋介石“围剿”，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状况造成的，更是因为我党长期以来的错误方针和错误政策导致的。他说：“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11](P356)一方面，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不懂得团结资产阶级，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政治上“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军事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照搬苏联路线，轻视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用红军主力攻打国民党军防守严密的碉堡，最后损失惨重。在防守中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的错误口号，使红军分兵把守，损失惨重。退却时又犯了逃跑主义，军心涣散。可以说，长征中红军急速减员主要是博古、李德“左倾”路线导致的。湘江战役后，部队就只剩下三万多。而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红军的伤亡相比较小。“大跃进”的浮夸风、“高产全靠大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政治错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因此，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我党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第三、长征途中一些错误的做法，造成了无谓的牺牲。长征本来就是在一种极端动态和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的，红军身后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根据人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行军，可是“左”倾思想始终笼罩着军队，一些指挥员错误地发出急行军指令，而许多红军都是在行军路途中累死的。毛泽东曾心痛地指出：“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12](P286)。所以，毛泽东强调人的重要性，行军途中尽量保存实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消除疲劳。这种不顾实际后果，急功近利的做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表现较为突出，如“大跃进”中死干蛮干，超强度地劳动，由于缺少科学性，造成了许多劳动人民过劳而死的悲剧。 四、长征精神动态演化的发展趋势 长征精神作为一种实践精神、行动哲学，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它将遵循其内在逻辑转变为现实。描述伟大理想的时代已经过去，重要的是如何去实践它。因此，长征精神也会从理想描绘转向现实描绘、从目标分析转向过程分析、从原则论证转向操作论证、从单渊源转向多渊源、从衍生性转向创新性。 (一)从理想描绘转向现实描绘 长征精神由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转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信念，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以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长征精神也将由实现社会主义远大理想转向“中国梦”的实现，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二)从目标分析转向过程分析 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由从目标分析的顶层设计转向对过程分析的“落地”行动。长征精神由外在特征、外在整体风貌抽象性的描述，向实际效果转变。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将长征精神融入扶贫攻坚的反贫困工作。2015年6月，习近平在考察贵州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指出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不仅要在投入上、在体制机制上、在目标瞄准等方面下工夫，而且更需要有一种精气神。特别要弘扬长征精神，要有红军长征时“乐于吃苦、不惧艰难，勇于战斗、无坚不摧，重于求实、独立自主，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长征精神，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2006年的重走长征路活动中，中国交通部组织的大型长征路上看交通采访活动经过江西、贵州、四川、甘肃及陕西五个省的部分地区，将深入老区了解那里公路的建设情况。交通部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来解决“三农”问题。“十五”期间，全国新改建农村道路三十多万公里，使农村沥青、水泥路总里程达到六十三万公里。农村客运同步发展，乡镇公路客车通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老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加强了农村渡口、渡船改造，大力发展老区客运工作。长征所在的十一个省大多数是偏远落后地区，近年来交通、旅游、经济、人文也都在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中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种过程分析在以后的活动会常态化。 (三)从原则论证转向操作论证 长征精神的本质是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当前需将长征精神融入“中国梦”。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因此，长征精神也会从原则性论证转向操作论证。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干兴邦，就是我们的实践途径。中国梦就是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3]“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操作论证的保证，而执政党的守纪团结是其根本保证。对一个事业的发展来说，严守纪律和团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长征的历史表明，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红军长征充分表现出了顾全大局、团结互助、严守纪律、不谋私利的精神境界。例如，党中央为了以严明的军纪保证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要求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三大禁令、四大注意”。当前，党的“八项规定”和依法治国方略，为反腐倡廉、严密纪律作了清晰明确的规定，为中国梦的操作论证起了纪律保证作用。 (四)从单渊源转向多渊源 长征精神的魅力保持不单是红军的严明纪律能实现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开明政策、有效的党员教育，还有当地民众的支持等因素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长征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毛泽东指出，不要看轻了留下的这点力量，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4](P174)因为“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14](P69)毛泽东分析之所以能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指出：“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11](P14)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组织，现分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部、团委四级。有着严密的军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密切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5](P469)因此，对长征精神的研究，不仅需要深挖政治资源，还应从政治角度的单渊源研究转向经济、文化、国内外环境等多渊源研究转变。如将长征路线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开发保护等。 (五)从衍生性转向创新性 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其衍生性文化的发掘与扬弃，更应该创新其内容与形式，与时俱进。如将长征精神拓展为“长征”经济带、政治带、文化带。长征所经地区大多都是革命老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发展“长征”地带的经济则成为今后我国消除贫富差距的重要建设点。同时“长征”地带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起点，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不可轻视。第三，“长征”地带文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此地带的广大群众民风淳朴、精神境界较高，是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如何利用此民风引导社会精神风貌发展是我们要重点开发的；另一方面此地带的农村文化发展滞后。2006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重走长征路总里程6000多公里，沿途各地经济、社会都有很大变化，一路没变的是当地老百姓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就是打麻将。崔永元在所经之地总共放了120多场电影，观众最多时有3000多人，可大城市有时一场电影就几个人在看。文化上也有差异，类似《太行山上》这类电影在农村很火，但是像《疯狂的石头》这类在大城市很受欢迎的影片沿路老百姓却不愿意看，他们说看不懂。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薄弱的环节。 作为一种精神传承，长征精神动态演化历程既是传统民族文化与时代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长征精神社会价值的实践体现，它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当代中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这些精神都与长征精神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长征中表现的不惧艰难、乐于吃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无坚不摧、勇于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独立自主、重于求实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善于团结的集体主义，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重要革命精神。它不仅彰显了“壮士长征，气薄霄汉”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精神气魄，并开启和创造了中国新的政治文化形态。应该说，长征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的革命创造精神，又吸纳了西方“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等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它延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的民族特性，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它鲜明地回答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革命向何处去？”“革命服务于谁？”的革命时代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先进性、创造性和群众性。“红军长征，推动我们党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指导问题”[9](P7)，长征精神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力量。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追忆长征、纪念长征、发扬长征，就是要更好地把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为实现人的解放，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利益，谋取人民的幸福，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做出最大的努力与贡献。 收稿日期：201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