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是考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根据这一方法，作者从观念、实践方式、发展战略三个方面考察了可持续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人文观念是以人为中心的多极主体性；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的生产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人的实践结构和实践方式的现代转换，其特点是具体的、历史的，各国因具体条件、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可持续发展战略呈现出历史性、差异性。
一、可持续发展与马克思的实践反思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规律、特点、主导人文观念等做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不可否认，当前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大多停留于“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1]，没有真正揭示出其实践本质；满足、沉迷于对西方有关发展理论的介绍、评价与发挥，忽视对社会发展实践的历史、具体分析；漠视人类实践史、文明史、思想史的成就，论证所谓“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中心地位的抛弃”，“否定人类中心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绝对条件”。
这几方面归于一点，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对可持续发展，“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即缺乏实践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考察社会、现实的根本观点。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点是人们对发展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新的发展实践的构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内涵是人的一种发展实践，是人类发展实践的一种具体状态，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实践方法才能科学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规律特点。
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马克思的实践方法也就是实践反思法，其要点在于：
1.认识的出发点、归结点是实践，对事物要在实践过程中去理解。
2.从后思索、反思。“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2]，即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回溯历史，总结、发现历史的规律，而不是如黑格尔的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3]。因为“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
3.抓住“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6]，也就是要抓住占主导地位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整个实践网络、社会关系“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7]，也就是要抓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矛盾。
4.多极主体的主体性原则，马克思认为对世界的考察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交往中的主体，社会关系中的人，多极的主体，不存在抽象的社会、抽象的人类整体。历史由多极主体的实践创造，社会由多极主体组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存在抽象的人类中心，而只存在具有平等地位的多极主体的人类中心。所谓多极主体，一是指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体（个人）或个体群（如民族、国家）；二是指现在的人与未来的人。多极主体的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的独特视角。它既强调个人、个体，又强调社会性、多极整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多极主体原则是坚持自身主体地位与尊重其他主体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是以上几个要点的统一。实践反思强调理论随时代的社会实践的脉搏而跳动，思想方法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社会。实践反思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具体统一，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统一。实践反思法是我们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它要求我们在认识可持续发展时应做到：
1.坚持实践观点，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的结果、问题与经验，以此为反思的起点与归结点，揭示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坚持多极主体原则，深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人文观念。
2.超越“概念平衡”，深入分析人类实践的历史，抓住“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3.坚持实践观点，揭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史性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特点。
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有三种含义：作为一种观念，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对社会发展实践的反思、预见、理想；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可持续发展是人的社会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其本质是人的劳动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作为一种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人们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实现理想、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原则、策略，其核心是人的实践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二、作为观念的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二战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大多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即实施了“传统发展战略”。传统发展战略以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发展核心，认为财富增加了，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公正、教育进步等会随之自然而然地实现。但这种以追求财富总量为主的发展实践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繁荣，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畸形、贫富悬殊、政治动荡、人口激增、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观念正是人们对这些实践问题反思的产物，是对西方实践理念片面性的认识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实践理念的核心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以科学、客观、功利、实证等为特色，而相对忽视人的价值、情感与主体地位，甚至把人当做机器。一方面，这种实践理念对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西方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对西方社会生活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也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实践理念以“物”为中心，片面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到了20世纪的今天，终于使西方社会走向了“发展的极限”。如果不变革这种实践理念，西方将没有明天。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正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实践理念片面性及其后果的觉悟和对人的价值与主体地位的呼唤，反映了西方实践理念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向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转变，即从片面实践理念向全面实践理念的转变。东方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东方社会在学习西方原有实践理念、科学精神的同时，通过自己与西方的发展实践而认识到了这种实践理念的不足。
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莱斯特·R·布朗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满足自身当前需要时不牺牲后代利益的社会”[1]。1994年9月在埃及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也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中心指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人、自然、社会取得协调关系的以人为中心。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与古代的以人为中心有很大不同。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的是“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体”，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则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但那时的以人为中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混沌式感悟，不是对社会人类发展状态的具体描述。
现代有关以人为中心的论著有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与佩鲁的《新发展观》等。英格尔斯列举了十几项人的现代化的标准，佩鲁则揭示了以人为主体的发展的内生性、整体性、全面性。他们所理解的以人为中心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这个意义、框架中的以人为中心，他们虽然描述了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但与可持续发展观的以人为中心仍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后者将自然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发展的框架中。
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实践成果的积累是可持续发展观具有新内涵的基础。古代的落后生产力状况产生不了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以人为中心的观念。17世纪下半叶，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标志着人的实践能力在各个领域对自然界局部、细节作用的展开。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的实践能力作用于自然界局部、细节力度的加强。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人的系统、整体、网络化的实践能力开始形成。本世纪中叶，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以计算机、空间技术为标志，人终于形成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点面结合的系统化实践能力，信息化、系统化、网络化、自动化、生态化是当今人类实践的新特点。以这种实践能力、实践方式为基础，人类终于可以以整体的姿态面对整个自然，这时产生包含将自然作为重要变量的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从马克思的实践观来看，人类中心主义者无疑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理所当然的价值中心，世界历史的中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寻求所谓“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显然混淆了存在与价值两个层次的意义。自然先于人类，存在比价值更具本原性；但存在具有价值只是对人来说才存在，是人通过实践赋予存在以价值，价值与人不可分，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只有在多极主体的实践关系中才能产生价值[2]。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者虽然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却并没有真正科学地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缺点在于脱离人的实践关系，把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无差别的“类”、整体。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社会是多极主体实践的产物，人类由具体的不同个体及个体群即多极主体组成。作为每一极主体的个人或个体群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只有一个。个人或个体群在这唯一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时不应危害其他极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既不能危害同时期的其他主体，也不能危害未来主体的生存与发展。人们在利用资源、改造自然时，要把同时期的人和未来人的利益考虑在内。而当一极主体的行为、实践危及到其他人时，由于交往实践关系的反自身性，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危及自身。随着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发达，这种对自身的反作用的力度将越来越大，到达自身所用的时间也将越来越短。因此，对自然的保护不是为了自然的什么价值主体地位，而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样，也不存在抽象的“类主体”的价值。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概言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主导人文观念既不是抽象的类主体、类中心，也不是自然主体、自然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多极主体性。
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多极主体的人在实践中的现实矛盾，“人的问题只能靠人自身来解决”。简单的事实是：在历史与现实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野蛮开发，总伴随着少数人的富有与多数人的奴隶化劳动。在现代，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进行掠夺和不平等贸易的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最大破坏者、浪费者。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1/3，却消耗掉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并构成对地球的主要污染。据世界资源协会的数据，1989年美国人均释放的二氧化碳量为19.7吨，同期中国是2.2吨，非洲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不足0.5吨。而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是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废气源[1]。所以，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必须依据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深入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本质。
三、作为实践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与本质
作为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协调互动，其本质是人的生产实践和实践能力的可持续。
从外延上讲，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状态的更全面描绘。过去人们常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来描绘理想的社会发展状态，生态自然环境不在直接考虑之内。可持续发展则把自然环境作为重要变量直接纳入对社会发展的描绘。如我国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人的生产、社会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统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推进，等等。在国际性文件中这一点更明显，如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报告中说，“要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发展内容的更全面反映和把握。
从内涵上讲，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目标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危害”，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这反映了人们更高的发展理想，即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协调推进的理想社会发展状态，反映了人们对“主体－客体”、“自然－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建构，即从单一主体的发展思想转向多极主体的发展思想，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向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综合现有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我们认为可以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四个变量来描述作为实践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即“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的协调互动”。这与用“生态、经济、社会”、“物质、精神、生态”、“人、社会、自然”来描述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却更具体、更注重操作。
但是，用四变量来描述可持续发展只是描述了其内容，并没有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本质。如果仅停留于此，那也只是做了一次新的“概念平衡”游戏。正如我们以往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而必须深入到实践层面，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样，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只有抓住了可持续发展状态背后的深层“以太”、“普照的光”，并从一级本质深入到二级本质，才能真正了解可持续发展。因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只是简单重复这句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他应当竭力弄清楚，这种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是怎样发生的”[1]。
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四个变量中，生态自然是社会发展的环境，它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提供最初的对象、资源。经济变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政治、文化变量是社会发展的保障。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与生态自然的关系来看，经济与自然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经济活动从起源的意义上讲，就是人对自然的人化，即人把自然对象按人的需要进行改造、利用。生态自然环境的优化与破坏都直接源于人的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政治、文化对自然的作用表现为，通过政策、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影响经济活动，再通过经济活动影响自然。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但不管如何，政治、文化对自然的作用都是间接的，必须经过经济这个中介。
经济是可持续发展四个变量中的“特殊以太”、“普照的光”，但抓住了经济这个关键只是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级本质，仍没有从最根本上揭示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本身有四个要素或称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经济的四个环节对自然的作用程度并不相同，只有揭示出这四个环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不同程度的决定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本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找到落脚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关系作了经典性的论述。马克思针对庸俗经济学家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概念平衡”，寻找脱离现实社会的“一般生产”、“一般人类规律”的错误，深刻揭示了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的决定作用。“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
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者对自然的关系来看，生产无疑也处于主导、决定的地位。生产的对象、能源、场所等最终都是由自然提供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主要由生产实践环节造成。当今社会，虽然消费对生态自然的污染越来越大，但引起污染的消费方式、工具本身都是由生产环节提供、决定的，对消费环节污染的根本改善也只能通过改善生产环节来实现。
生产即人类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劳动实践这个“特殊以太”、“普照的光”，使分配、交换、消费，使文化、政治、自然的“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1]。抓住了劳动实践这个根本，也就从可持续发展的一级本质进入到了二级本质，也就抓住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底蕴，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想的实现找到了根本的切入点。
通过上述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反思”，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本质是劳动实践的可持续。由于人的实践能力是劳动实践中的主体决定因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可以更全面地表述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人们对人口的控制，对资源、生态环境、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改善，无非是为了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源、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为人的劳动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创造条件。如前述，可持续发展应该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莱斯特·R·布朗说，可持续发展“要求每代人都能保证其后代继承的是一份自然资源不曾匮乏，经济活力不曾消减的遗产”[2]。“经济活力不曾消减”也就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可持续。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报告呼吁“要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他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进适当的政策，包括与人口有关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里各种政策的归结点是“满足需要的能力”，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人的劳动实践能力。
四、作为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特点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要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们根据具体发展状况、条件制定的实现理想、推动发展的具体原则、策略。从劳动实践和实践能力入手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在于实现实践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具体而言，这种转换包括：
1.实践能力的现代转换。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本主义内在根据。这种现代转换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劳动素质的提高与知识结构的合理，既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专业技能也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科学观念。
2.实践多极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打破知识垄断、技术垄断，全面提高所有个体的素质，使绝大多数人都有较高的实践能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实践多极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整合动力。
3.实践结构的现代转换。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与运行机制。即调整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企业运行方式，使社会经济从“以生产场所扩大为主”的外延型运行方式向“以提高生产资料利用率为主”的内含型方式转换；从“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在较多的土地上，以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产量”的粗放型运行方式向“在一定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采用新技术进行精耕细作，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运行方式转换；从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生产方式向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高的生态型生产方式转换。
4.管理实践方式的现代转换。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保障。即从以“物”为主的管理方式向以人为主的管理方式转换，从职责不明的结构松散型经济向职责明晰的有机网络型经济转换。
可持续发展是为世界所认同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践方式的转换，但可持续发展战略却是具体的、历史的，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各不相同，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存在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时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他们侧重的是对已有发展成果、发展能力的保持，倡导通过“减少和消除无法维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来维持一个生存的生态环境。发展中国家侧重的则是对较高发展速度的保持，对发展质量的改善，强调增加发展成果，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为后代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与生产力基础，并为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提供可持续的资源基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侧重点的不同，根源于他们已有的实践能力、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已有的实践能力、实践成果是各国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既定前提，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呈现出历史性、差异性。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实践基础不同，选择、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便各有差异。但一种全面发展观念仍是必要的，有了这种全面发展观念的指导，就能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发展重点，及时学习其它国家、地区的经验，从而在向可持续发展实践方式的转换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
我国现有的发展状况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口众多，资源与劳动力的结构分布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农村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相对低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任务。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就不宜超前使用、抽象使用“全球战略”、“人类共同利益”、“大时空观”等观念。当前我国的发展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实现两个转变，切实走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而改善科技、教育体制，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实践能力，转换实践方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关键。
注释：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2]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3]参阅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
[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6]同上书，第109页。
[7]《〈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1]莱斯特·R·布朗：《全球预警·1990年世界形势评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2]参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对物品、商品及其价值的分析。
[1]参阅顾鉴塘《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若干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上海）1995年第7期，第65页。
[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页。
[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2]莱斯特·R·布朗：《全球预警·1990年世界形势评述》，第236页。
[1]《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