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调整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镇论文,人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3)12－0014－09
一、引言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目前最重要的议题。中共中央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口既是决定消费总量的最终因素，同时也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要素。因此有关人口对消费的作用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特征呈现出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以及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升级的两重性。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统计，低收入国家在1990年和2003年的家庭最终消费率分别为70％和67％，比我国相应年份的最终消费率高了近15个百分点。在以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52.47％下降到2010年的33.8％。[1]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调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以城市居民为例，其食品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54.25％下降到2010年的35.67％。而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则出现增长。以城市居民为例，医疗保健消费从1990年的2.01％上升到2010年的6.47％，而交通和通信的消费则从1990年的1.20％上升到2010年的14.73％(见表1)。
有研究表明，随着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水平增长起减速的作用。[2]不同年龄段人口具有差异性的消费模式。例如，老年人的增加会带来医疗保健需求增长，而青壮年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导致住房需求的提高。[3]虽然，从消费能力上来讲，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要低于年轻人。老龄化很可能会减缓收入提高带来的人均消费量的增长幅度。但是，人口结构调整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会对我国经济结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总负担系数开始提高。对我国居民的基础消费和边际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人口构成的调整对不同类消费品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能够对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指导消费升级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的30年里，“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使得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加快，另一方面，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据统计，我国14岁及以下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27.7％下降到2011年的16.5％；相应的，65岁及以上从1990年的5.6％上升到2011年的9.1％。青少年和老年人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总负担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该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将社会总负担系数放入作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变化与消费结构的调整情况，以期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较大的人口基数，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会成为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深层原因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释放和体制转型时期与消费需求有关的重大体制建设不到位。彭秀健指出人口的低增长并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应当严格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矛盾，提高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有效需求的战略性选择。[4]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曾令华指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城镇化对需求的创造源于人口城镇化创造出来的消费城镇化。[5]当农村人口与土地完全脱离，变成城镇人口后，其消费完全实现商品化。对应地，消费城镇化即消费完全商品化。则消费城镇化使市场需求获得倍数扩张的能力。另外，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城镇居民有比农村居民更优越的消费环境，且其消费领域也比农村居民广。在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集中的情况下，城镇化的结果是能创造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有效的促进经济不断循环有序发展。
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是由于人口性质的转化带来的，也是随着城镇化过程中对消费结构调整发生的。温涛和孟兆亮运用ELES模型，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预算份额、基本需求支出和实际消费支出、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以及消费结构变动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跨期分析。[6]研究结果表明，在“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三个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消费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对缓慢、消费结构仍然不合理，因此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贸易有效地促进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对国家的消费产生有效影响。[7]范金建立的二次几乎完美需求系统(QUAIDS)模型，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22个OCED国家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8]其研究结果指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方向是从对食品、衣着和家庭耐用品等可贸易商品的需求转移为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娱乐文化教育等不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另外对外贸易对人们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远大于FDI。
于学军指出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家庭规模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建议积极主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发展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过程中，促进扩大内需，力争做到人口与经济协调双赢。[9]唯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增长。
然而，人口的老龄化很可能抵消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王金营和付秀彬通过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折算为标准消费人后发现，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将部分抵消由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增长。[2]
王舒和李曼利用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8年的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支出，尤其是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文教娱乐等，但是会增加医疗服务的消费支出。[3]李洪心和高威提出的建议也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保持一致，健全老年社会的保障制度，来缓减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10]
我国老龄化的人口特征会降低我国消费总量的收入增长效应。但是从基本的消费水平来看，老龄化很可能带来人均基础消费的调整，人均基础消费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是判断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而现有的消费结构分析，还没有将人口特征放进去。本文结合我国人口特征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拟对人口特征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论述。[11]在预期我国未来社会总抚养比将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调整和基本需求量的变化。
三、模型和方法
(一)理论模型
消费是收入的映像。为了考察人口结构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妨考虑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居民的消费构成，并进而导致总消费水平的变化。笔者假定居民的消费可以分为基础消费的部分和随收入变化可调节的消费两部分，再考虑存在人口结构调整和不考虑人口结构调整时，对两部分消费产生的影响机制，提出待验证的假说。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模型，可以看到，消费是由基础消费和可调节的消费两部分组成，即：
由此可见，各类消费品的基础消费量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是决定我国总消费的关键。
目前最常用于研究消费结构的计量经济模型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前者源于斯通(Stone)[12]的线性支出(LES)模型，而后者则是由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and Muellbauer)[13] [14]于1980年提出的。虽然ELES和AIDS均具有很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被大量的运用于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当中。但由于ELES在进行参数估计时无需任何有关价格的信息，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则需要一套完整的价格系统。在本研究中，因受各项支出价格数据的限制，笔者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进行分析。
具体的理论模型源自克莱茵和罗宾(Klein and Rubin)[15]提出的效应函数：
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的待估参数为基本需求量
和边际预算份额
。但是，由于总预算V是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支出之和，是内生变量，无法外生给出，使得模型难以估计。所以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并没有被实际应用。为克服LES在估计上的困难，1973年路迟和威廉姆斯(Lluch and Williams)[16]对LES作了两点修改，一是以收入I代替预算V，二是将的概念由边际预算份额改为边际消费倾向，提出了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二)待验证的假说和实证模型
笔者将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将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纳入到上面的关系式中。因为人口是一个外生变量，当收入保持不变时，老人和小孩作为净消费人口，其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各不同类的消费品均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本文的实证模型具体如下：
传统的消费结构分析，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截面上的比较，观察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以及变化；二是时间序列的比较，观察消费结构的升级情况。但是这些都没有考虑，人口结构本身对居民消费构成的变化。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贫困线的制定是根据恩格尔系数制定的。而国际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则进一步考虑了家庭人口年龄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转型较快的阶段。简单地以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的收入水平来确定的贫困线，既无法捕捉到我国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型，也无法反映出因社会变革，人们的消费模式调整的影响。而本研究通过将人口构成变化对不同消费品支出的影响，来分析总的基础消费，能够给确定我国的贫困线作一个很好的参照标准。
四、数据和实证结果
本研究测算对象是我国2012年城镇居民八类消费：食品、衣着、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居住(租金和水电费等)、医疗保健、娱乐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的商品和服务。各类型商品消费支出以及居民的收入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笔者选择了2010年我国31个省的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为突出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当中对比不考虑和考虑我国各省总社会负担系数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量的差别，以及八类消费品对应的基本消费量和收入弹性。
本文利用的是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故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进行实证分析，以消除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表2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模型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均支配收入对各类消费构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一)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调整对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产生影响，且社会总负担能降低人均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比不考虑和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分别为0.6783和0.6427。即没有社会负担系数情况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就能带来0.6783元的消费。在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时，笔者发现，社会总的负担系数虽然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是其降低了人均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应地，这验证了笔者提出的假说1。由于儿童和老年人是净消费者，且消费能力小于青年人。因此，在社会总人口中该部分人口的比重越高，人均的消费水平则出现下降。根据式(2)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每增加1元，其中0.6427元用于消费，其他都储蓄起来了。这从一个侧面对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做出了解释。
从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构成支出的变化，可以看到，完全不考虑社会总抚养比的情况下，简单的收入回归将削弱对居民消费支出构成的理解。这表现在，对人均生活基本支出的低估。在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情况下，估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八大类商品的消费额度为11921.05元/年，占当年总可支配收入(19109.44元/年)的62.38％。而不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情况下，估计出总商品的基本消费额为2713.41元/年，远低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4381.82元/年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讲，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我国城镇居民的基本支出水平。同时，该结果表明：以社会总负担系数作为我国人口结构调整的代理变量，从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在日常生活消费中的食品等支出不会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因老年人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相应也提高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其中，衣着、食品和医疗保健将成为基本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三大支出。根据表2的结果，该三项基本支出占总支出额的47.2％。
表3进一步汇报了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社会总负担系数对八大类消费品支出的影响大小。如表3所示，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社会总负担系数同食品、家庭耐用品以及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其与食品和交通通信的相关性，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随着社会中老年人比重的提高，其减少对衣着等方面的支出，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同时，从城镇居民消费构成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到食品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支出源，其消费占总边际预算的份额的33％，其次是交通通信为25％，接着是衣着、家庭耐用品以及医疗服务的比重，三项加总占边际总支出的比重的11％。社会总负担系统的提高，对应我国居民的食品、交通通信占边际支出份额已超过50％，且表3对各类消费的构成排序结果可以看到，其同温涛和孟兆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除了增加食品等的消费之外，娱乐文化和教育将成为消费构成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社会总负担系数同各类食品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表3的结果中显示，随着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提高食品以及交通通讯的支出额度会出现进一步的提高，而衣着和医疗保健的边际支出额度将会有所减少。对比表2中八类商品的基础消费额可以看到，我国城镇居民在衣物的基本支出额已经达到2140.27元/年，接近我国农村居民2010年总的消费水平的一半，表明城市居民的衣着支出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因此，随着家庭负担系数的提高，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是人们首要追求的。相应的是人们在衣物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份额将被挤压。
(二)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分析
收入弹性反映了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是指某种食品价格等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变动1％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表2中显示了我国城镇居民食品、居住、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和娱乐文化教育的收入弹性较大。其中，食品、衣着和居住的收入弹性分别为0.844，0.1514和0.8865，收入弹性小于1，属于正常商品。即我国城镇居民的此三大类的需求呈现刚性，即使当价格水平提高或是经济出现短暂的停滞，人们的该部分支出变化幅度也不大。相反，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和娱乐文化教育的收入弹性分别为1.1386，1.5750，1.3419，均大于1。人均收入的增加，导致该方面的消费增长更快，这是由这些商品高预期支出的性质决定的。
对比不考虑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下的收入弹性可以看到，八类商品中，只有家庭耐用品和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出现了提高，其他的各类消费支出的收入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总负担系数明显地降低了人们在衣着和医疗服务的收入弹性。在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之下，由于我国人口结构中，老龄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可预测的未来，人们的交通通信需求显著增加，4G通信等项目很可能成为未来发展新型高科技的方向。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一方面表现为基本需求量从人均445.33元提高到了1528.17元，另一方面，医疗服务的收入弹性变得更小。这意味着医疗服务更具有日常生活的必需性的特征，收入变化对其支出的影响程度不大。
表4中对角线为各类商品的自价格弹性。从数值来看，交通通信的自价格弹性最大，且大于－1，意味着该类商品价格的降低，对其需求的量上涨的幅度更大。传统的步行显然无法满足稍远距离的办公、生活等，尤其在社会总抚养比增长的背景下，儿童和老人的出行安全，使得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费用在自己的交通通信上面，来增加自己生活的便利。在我国加速城镇化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城市内的轨道交通越来越便利，扩大了城市服务圈的范围；另一方面，高铁以及高速公路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其次家庭耐用品和教育娱乐和文化服务的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对艺术、娱乐的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高水平，高层次的娱乐服务在提高我国居民的文化素养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根据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分析了人口结构的调整，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1)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社会总抚养系数的提高会增加人们基本生活支出，尤其是食品、衣着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根据本文的估计，该三项基本需求占人们基本生存金额的47.2％。(2)在不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情况下，我国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存在严重的低估。根据笔者的计算可以看到，在没有考虑人口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额为2713.41元/年，远低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4381.82元/年的水平。在考虑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情况下，估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八大类商品的消费额度为11921.05元/年，占当年总可支配收入(19109.44元/年)的62.38％。(3)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文化和教育将成为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提高很可能对衣着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产生挤压。(4)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和娱乐文化教育的收入弹性大于1，收入增长对该部分的需求增长也快。未来消费结构优化的重点也应当增加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和娱乐文化教育的贡献，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人口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制约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必须采用合理的政策措施，积极地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对此，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完善食品生产、流通和加工体系，促进高效健康的食品供应渠道。根据笔者测算的结果来看，食品的边际预算额达到了33％。未来我国的人口总量仍会出现增长，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食物需求作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其有效的供应，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团结。(2)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3)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随着未来我国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负担系数的提高，有关老年人护理、医疗以及保健需求会大幅度提高。完善养老保障以及老人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利于我国居民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4)有针对性的开发因人口结构调整导致的产品需求，通过宣传教育普及消费品和服务知识，引导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推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时间］2013－07－23
标签：人口结构论文; 消费结构论文; 收入弹性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老龄化社会论文; 需求弹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