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若干问题再探讨
——与《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一文商榷
贾 凯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发表的陈少卿《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趋于失败时，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和部分工余社成员从冲突到联合，最终抛弃勤工俭学理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认为：勤工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是勤工俭学运动失败的结果，又与其自身社会经济处境密切相关，而这个过程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革命化。
陈文主要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实际上侧重分析现实境遇变化的影响，对于学术界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很有价值。但是笔者认为，陈文还有一些可以完善乃至再探讨的问题，故而提出一些浅见，就教于陈少卿及学术界同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指的是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人(1) 中共成立初期，很多活动是以团组织的名义公开开展的，旅欧党、团亦是如此。而且除个别年龄较大者外，旅欧中共党员一般都具有团员身份，参加团的活动，团员后来也大多转为党员。因此，考察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一般情况下不必区分党、团员。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08—709页。 。
本文采用混合物模型作为描述气液两相冲压发动机内部流场的基本模型, 混合物模型是一种简化的多相流模型, 将每一相流体视为是连续的, 可以模拟具有不同速度的多相流动, 但是假定了在短尺度空间上的局部平衡, 通过求解混合物的质量守恒方程、 动量守恒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及离散相的体积分数方程及代数形式的相对速度方程， 对多相流动进行建模. 稳态条件下其主要控制方程如下:
一、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类型和特征
留法勤工俭学原本是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深受工读主义影响的教育、文化运动。台湾学者陈三井认为，李石曾等发起这场运动，“其动机除了让欧美学术运河平均灌输外，更崇高的理想便是要沟通东西文明，融合中外学术，另创一种新文明，为人类开一新纪元”(2) 陈三井：《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3页。 。然而，运动的实际发展与其发起人之预想大相径庭。一方面，多数勤工俭学生陷入失业、失学的困境，部分青年甚至绝望自杀。另一方面，这场运动远远超出教育、文化范畴，引发了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大规模革命活动；其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使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有着多重面相，不可简单化论之。笔者认为，陈文在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类别、特征等方面的一些论述还有商榷之余地。
问题之一，对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类别，可以作出更合理的划分。陈文在第四部分中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分为“本有其他信仰的”和“游移不定的中间派”两类，进而分别论述了他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与此同时，勤工俭学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实与其赴法理想密切相关。对此，陈文在第一部分提到，勤工俭学生赴法的理想大概分两种，“第一种是希望赴欧洲求取真理，从而完善个人、改造社会，这种理想为少数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所有；第二种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理想，就是取得晋身之阶”。由此而言，陈文大约是从两个角度对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进行了分类：一是有无明确信仰；二是“为公”还是“为私”。
笔者认为，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分为三类，可能更为恰当。第一类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且有一定信仰或倾向者；第二类是或多或少受到各种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但没有明确信仰或倾向者；第三类是因国内升学机会少、花费多，而赴法勤工俭学花费较少且能“出洋”，所以才选择赴法的青年学生。第一类如陈文提到的陈延年、陈乔年，他们与吴稚晖、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有较多联系，受工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第二类包括蔡和森等人，他们受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影响，如蔡和森赴法前推崇墨子思想，但又或多或少认同俄国十月革命；第三类数量最多，他们响应李石曾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号召，赴法目的是“出洋求学”，同时又或多或少对现实社会感到不满。笔者之所以不倾向于采用陈文的分类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很多青年对于某种主义的认识还达不到信仰的程度。以陈文提到的赵世炎为例，他在赴法之前已经加入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3)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1卷，第708页。 ，但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相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行性，在二八运动之前与蔡和森、李维汉等人持相反观点(4)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79—80页。 。也就是说，此时的赵世炎既加入了中共早期组织，又受到工读主义影响，很难称得上有明确信仰。又如，李维汉回忆道：“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以及旅法华工会办的《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0页。 李维汉在提到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时，使用的是“笃信”一词，可以说已经接近“信仰”的意思了，但对自己则只说“有很大影响”。而他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工学世界社的发起成员，可见无政府主义对勤工俭学生的影响是比较普遍的。因此，除陈延年、陈乔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姑且能够称得上“信仰”之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很难称得上信仰某种主义。
依据之二，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通信和会谈，推动两派关系逐步缓和。李立三回忆说，大约在1921年三四月间，他和赵世炎离开巴黎，赴位于克鲁梭的工厂做工。二人离开巴黎时，“决定主动的和他们(指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引者注)联系，由世炎给和森写信。以后世炎同志到克鲁梭工厂时绕道到蒙达尼找和森等同志面谈。谈了两三天，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18) 《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1—82页。 。据此可以推断，此时两派主要领导人已达成一定共识。从李维汉的回忆看，二八运动与两派关系的变化颇有关联。他写道：“‘二八运动 ’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交换意见不只一次。若飞则来蒙达尼和我们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我们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动起来。”(1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7页。 尽管李立三回忆的时间未必完全准确，李维汉也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是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到蒙达尼会谈对推动两派关系逐步缓和的重要作用，同时都没有提及拒款运动的影响。这从侧面反映出，两派关系的发展与拒款运动没有直接联系。
工学世界社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陈文对此已有充分介绍。新民学会则不仅同样颇有影响，而且其在法会员与工学世界社成员是高度重合的。据郑超麟回忆：“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8)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陈文中有一句话，涉及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蔡和森、萧子升等离湘赴法之前，新民学会就决定吸收外省成员，并在法国发展组织。这个决议的具体落实，就是1920年3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外围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当年7月，工学励进会又改组为工学世界社。”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原因如下。
其二，李维汉在谈及勤工俭学励进会成立时，完全没有提到蔡和森、萧子升的影响，反而说自己与蔡和森相距较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泽东同志的”(10)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0—12页。 。实际上，该组织的发起成员均与李维汉同船抵达法国，却不一定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此外，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指导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新民学会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基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的联合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不断推进的过程。二八运动后，两派成员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嫌隙，但双方主要领导人很快尽释前嫌，并不断推进两派联合的进程。至拒款运动时期，两派已经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提上议程。
二、工学世界社的缘起与性质
问题之二，关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特征，似有值得商榷之处。陈文开篇即指出，与同时期国内的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相比，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有一个迥异的特征——“作为无产阶级一员，他们深受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根据对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家庭背景的分析可知，其中大部分人来自破产的地主家庭或农民家庭，可以归入无产阶级。但笔者认为，他们在法国求学未成、生存无果的状态可能还算不上“深受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充其量只是留学理想破灭而已。
其一，陈文之所以认为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立是对新民学会决议的落实，依据是《新民学会文献汇编》。但实际上，相关文献的原文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9)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也就是说，萧子升、蔡和森等人赴法前，新民学会讨论的是“会友向外发展”，而不是“向外发展会友”。笔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希望会友能够“走出去”，去法国留学，而不是在法国发展新的会友。陈文可能误读了这则材料。
抵法之初，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于法国社会的印象普遍很好。这一方面是出于实现赴法留学理想后的喜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确实比中国更“先进”。例如徐特立认为，“法国人民尚平等自由”，并不因自己高龄入学而另眼相待，而且社会上并无“阶级之见”，甚至“无所谓总统，无所谓平民，无所谓黑奴，无所谓文明种族，同为人类，即同为一家也”。这种评价并非个例，《晨报》刊载的一篇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详情的文章，开篇即发出感慨：“来到这博爱、平等、自由的法国，耳濡目染，真是无处不促人反省，使人钦羡，令人愉快。”王若飞离开就读的枫丹白露公学时也是恋恋不舍，认为该校“待遇中国同学，非常优厚，就是这地方的人，对于我们的感情，也还不坏”。(7)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92、256、214页。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才亲身感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对劳动者的压迫。陷入求学未成、生存无果的窘境后，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个人发展问题在法国同样无法得到解决。然而，这不意味着他们深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更很难说这是“迥异于同时期国内的中共党小组成员”的特征。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自筹建之日起便十分强调与劳动者相结合，因此很多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这种“不发达资本主义”的压迫甚至比发达资本主义的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三，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联系频繁，但组织本身却相对独立。蔡和森是新民学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因为对工学主义不认可，不仅始终未加入工学世界社，而且积极引导该组织转向共产主义。同时，工学世界社召开年会时曾邀请新民学会会员列席，在法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7月召开会议时也邀请工学世界社成员列席。二者显然是相对独立的。
陈文认为，工学世界社成立后，在留法学生中形成了一个以该团体成员为主的派别，并指出：工学世界社“最终认同了蔡和森的主张，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学世界社的指导思想”。“工学世界社是最早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旅法学生组织。”其中，关于工学世界社认同马克思主义，陈文的基本依据是1920年12月29日的贺果日记。贺果写道：“又谈一天的话，到晚九时，才表决了个倾向，各个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可是数日的讨论，得个结束，告一段落。”(11) 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的确，我们似乎可以根据这段资料得出结论：经过“数日的讨论”，工学世界社在蔡和森的影响下，于1920年底成为“最早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旅法学生组织”。然而笔者认为，这次“统一”可能仅仅是暂时的或初步的，依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C#面向对象程序封装、继承、多态的三个基本特征贯穿在程序的整个设计中，他们相互作用，共同完成各种类中的成员调动后的最终任务。见图8。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对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作了深刻阐述，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要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努力掌握科技竞争主动权。这为我们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遵循。
前言:献血不良反应是指献血者在献血时和献血后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四肢无力、面色苍白等症状。献血者一旦出现献血不良反应,会降低献血者献血的意志,不利于促进无偿献血事业的更好发展。通常情况下,正常的成年人一次性献血400ml以下不会对献血者的身体产生不利影响,但受献血者精神状态、献血环境和营养不良等因素的影响,献血者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献血不良反应。基于此,本次研究分析了街头无偿献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原因,并了阐述预防措施,现将研究流程报道如下[1]。
一方面，工学世界社的名称并未变更。郑超麟、李维汉的回忆都提到，蔡和森因为对“工学”二字不满，拒绝加入工学世界社。如果工学世界社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那么为何不改变名称呢？直至1921年7月，蔡和森主张将新成立的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时，仍因郭春涛反对而未获通过(12) 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同月，贺果日记记载：“我自己主张(1)假若是搞共产党的组织，我以个性不任束缚的关系，必需退出社外。(2)假若是采普泛的组织，我仍在内”。工学世界社开会时，“修改名称一项，引起大争论，一方面主张‘名副其实’，必须改名，一方面主张应付事实上必要手段，无须改名，人数各半，卒以无法表决，暂时保留仍旧名”。(13) 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104、107页。 显然，此时的工学世界社仍有人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共产党组织。
FH患者发生早发冠心病78.38%，远高于非FH患者早发冠心病的40.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非FH组比较，FH组有较低的冠心病发病年龄，较高的他汀类药物治疗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FH组仅有3例达到LDC-C<2.6 mmol/L的水平，而达到LDC-C<1.8 mmol/L水平的只有1例，低于非FH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见表4。
另一方面，工学世界社成员的思想转变并未完成，或者后来又有反复。1921年1月14日，贺果在日记中写道：“人的行为的动机，皆是出发于‘自利’之一念，无所谓利他利人。利他利人是因为要完成利己，所以才生出利他。凡一切人的行动，莫不如是。”(14) 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第46页。 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观点。甚至1921年9月里大事件后，工学世界社的郑超麟仍然“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15) 《郑超麟回忆录》(上)，第375页。 。
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推断，1920年底工学世界社成员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问题的共识是暂时的、不稳固的。此时的工学世界社只能算暂时或初步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旅法学生组织。这种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迟至1922年6月才成立这一情况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三、工学世界社与劳动学会何时尽释前嫌
受蔡和森影响、以李维汉为核心的工学世界社和赵世炎、李立三领导的劳动学会，是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两个主要源头。学界普遍认为，二八运动后，两派开始逐渐靠拢。陈文则通过对多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呈现出群体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进而提出新见解：“二八运动后，两派并未立即携手，而仍互相攻击，各自扩张势力。例如，站在劳动学会一边的张申府向蔡和森发起了笔战。两派联合的契机到1921年的夏初才出现。”陈文还以汪颂鲁拜访工学世界社，邀请尹宽、郑超麟参加“通信图书馆”为例，说明两派的较早沟通“与中法借款一事泄露的时间吻合”，并认为1921年6月爆发的拒款运动是“两派捐释前嫌的台阶”。
分析两个派别或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切入，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群体研究的困难和复杂性在于难以确定某个个体的思想、行为能否代表群体，以及群体成员的思想、行为是否同步。因此，前述问题肯定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笔者的看法是：二八运动后不久，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的领导人便开始推动两派联合；拒款运动是各旅法华人团体基于爱国主义的大联合，也是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均参与的活动，但不是“两派捐释前嫌的台阶”。
依据之一，尽释前嫌的前提是两派消除误解，而这一转变很可能始于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表宣言。二八运动之前，围绕着勤工俭学理想是否已经破灭，两派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甚至发传单相互攻讦。由于赵世炎、李立三反对请愿，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竟出现了两人被中国驻法公使陈箓收买的谣言。为了澄清谣言、谴责法警殴打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中法两国政府(16) 宣言的发表时间应该是二八运动后不久，有学者认为是3月1日。参见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第79页。 。李立三回忆道：“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17) 《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0页。 由攻讦、传谣再到谣言解除，这应当是两派关系转变的第一步，毕竟谣言是因两派分歧而传出的。
二是很多青年并非单纯地为个人发展而赴法勤工俭学。虽然陈文所说的“求晋身”确实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但最好能用“求学”等更加客观、中性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勤工俭学生赴法的动机极为复杂，在为自己谋求光明前途的同时，往往还有更高尚的理想追求，二者难以彻底分割。例如，李维汉曾对工学世界社成员赴法的原因作过集中概括。他写道：“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这与陈文引述的陈毅的那段话，即“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等等，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李维汉接着写道：“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的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0页。 20世纪20年代初，留洋求学固然是科举废除后重要的“晋身之阶”，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劳工神圣”口号，以及勤工俭学着力打破“智识者”与“劳动者”差别的理念，使得“留法勤工俭学”不同于普通的留日、留美等“留学”。因此，将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称之为“游移不定的中间派”，将其理想说成是“取得晋身之阶”，或许还不够准确。
依据之三，两派不同成员在推动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态度不一致、不同步，甚至出现过激烈争论。陈文以张申府发起对蔡和森的笔战，以及汪颂鲁主动拜访尹宽、郑超麟时的不愉快，证明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成员之间存在嫌隙。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与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对两派关系发展的推动。这种不一致、不同步现象，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述工学世界社内部成员思想分歧方面，还始终贯穿于两派组织的联合过程之中。例如，赵世炎、李立三在克鲁梭做工时，意识到应该加强对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希望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对此表示同意。然而1921年7月召开的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在更名一事上并未达成共识。列席会议的李立三无奈地感叹道：“我是赞成的(指赞成成立少年共产党——引者注)，但因为是客人所以只能发表个人意见，但不便争论。”(20) 《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2页。
黎永兰，女，1976年4月生，九三学社成员，曾任四川广安市政协常委，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科教文卫等方面工作。2017年10月22日晚，黎永兰被男友林雪川袭击后重伤入院抢救。2017年10月27日，黎永兰因颅脑重度损伤，抢救无效死亡。
卢一平警醒了,要在父母面前做一个能尽孝的儿子,要在儿子面前做一个能尽力的父亲,他就要割舍。目前,卢一平要舍的,卢一平能舍的,就是对写作的追求。只有看破、放下、清静、正觉,他才能心无旁鹜,他才能凝心聚力,轻装上阵,一往无前,去获取等值超额的物质回报。
四、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
陈文认为，此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认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没有考虑到他们先组织入党，后精神入党的特殊情况”，并指出：“勤工俭学运动的革命化是勤工俭学生亲身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参加和集体抗争达成的，有先经历实践、后接受理论的特点。”陈文还强调，里大事件是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对于陈文所述里大事件之后大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理想破灭的情况，笔者是认同的。但笔者认为，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比较各种理论，进而确立信仰的过程。
首先，五四时期，包括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在内，学生社团信仰多种思潮的现象十分普遍。由其衍生出的地方中共组织或早期组织，同样思想庞杂，甚至信仰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并不鲜见。(21) 参见〔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黄金凤：《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系之研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改组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 从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既是清除非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过程，又是两个团体的成员研究、比较各种主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如果不是因为蔡和森、李立三等骨干被遣送回国，以及遇到了几次运动而相对延长，那么仓促成立、没有统一意识形态的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很有可能重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之覆辙。
其次，赵世炎、蔡和森这两位主要领导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很难用“先实践，后理论”或“先理论，后实践”来概括。赵世炎赴法前已加入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又受到工读主义影响。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陈公培组建了巴黎的中共早期组织。蔡和森抵达法国后，既没有入学又没有做工，而是通过“猛看猛译”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久便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在法期间始终未加入张申府建立的中共早期组织，其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计划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由是观之，赵世炎、蔡和森这两位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领导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发展过程”。
将1424例到我院诊断冠心病的患者作为研究主体，研究时间选取为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将冠脉造影检查作为诊断金标准，全部患者均行256排螺旋CT冠脉成像检查。参与本实验的1424例冠心病患者中，男性患者为769例，患者的年龄在50～74岁之间，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2.99±4.25）岁，女性患者为655例，患者的年龄在52～75岁之间，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3.07±4.36）岁。
再次，里大事件发生于1921年9月，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却迟至1922年6月才成立，这同样说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成员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周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尚且经历了一段时间，其他人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一方面，群体成员的思想发展具有不同步性。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先影响群体其他成员，群体成员又相互影响。到了后期，赵世炎、周恩来逐渐在影响其他成员、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2) 有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转向共产主义后，凭借其优秀的英文能力，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Chae-Jin Lee，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5；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0页。。工学世界社向共产主义组织的转变，也反映出群体内部成员思想不一致现象的普遍性。例如，蔡和森以工学世界社为基础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计划，因内部始终存在分歧而未能如愿。1922年，周恩来希望在“五一节”时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又因工学世界社想整体加入但内部又有分歧而被迫延期。此外，思想的不同步、不一致还意味着先进者一直在努力教育、引导落后者，否则该组织将因思想分歧而解散。另一方面，个体思想的发展往往具有反复性。例如，贺果原本在1920年底工学世界社年会上同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本组织的指导思想，却又在次年7月第二次年会上反对“搞共产党的组织”。这种思想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在贺果日记中不胜枚举。又如，陈毅原本因里大事件而放弃文艺救国理想，但回国后又经历了一次动摇，“最后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才下决心干革命”(23) 聂元素等编辑整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37页。 。可见，不论是1920年底召开的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还是标志着留法勤工俭学理想破灭的里大事件，都推动着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个体思想发展的反复性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群体思想的接受进度。
总之，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虽然里大事件基本宣告留学理想破灭，但是他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认清现实。毕竟赵世炎也一度躲到北方做工，意志十分消沉。因此，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实践与认识辩证互动、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可能更为全面。
五、结 语
百年前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深远，其中产生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场运动及相关人物，学术界不可谓不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从群体维度和社会经济视角开展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陈文考察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群体视角而非领导个体视角切入，侧重考察社会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并将其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众所周知，群体研究具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在如何把握领导个体的特殊性与群体的一般性，以及群体成员个人的特征能否代表群体等问题上，陈文处理得较为妥当。其所运用的资料也较为全面、系统。本文无意推翻陈文的基本论述，只是认为其在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类型和特征、工学世界社的发展历程、工学世界社与劳动学会的关系、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等方面，尚有可再探讨或深入研究的余地。总之，笔者认为，考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时，应当更全面地展现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对青年的复杂影响，以及“五四”一代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的不同步性、反复性等诸多特点。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从翻译到建构：中共留法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2072019104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赵 鹏)
标签：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群体论文; 社会经济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革命化论文; 失败论文;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