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配置及其路径依赖偏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99(2001)03-0297-05
目前，我国正在集中精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战略，即是说我国正在依据市场规律和国家的制度安排来治理社会经济。但是，这似乎是不够的。诺斯(1981)提出经济增长有3大变量：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厉以宁(1997)指出除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外还有习惯与道义调节；张雄(1996)论证了习俗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唐能赋(1998)呼吁注重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制衡研究；严清华、刘穷志(2001)描述了中国个案经济支配力量的路径依赖特点等。可见，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除了市场与国家制度以外，还存在着第三种配置力量。本文旨在结合中国实际揭示这种配置力量，并以之寻求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第三配置：理论整合
从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理论范式出发，新古典学派以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强调市场对稀缺资源的完美配置。基于对市场“失灵”的认识，凯恩斯学派推出国家干预理论，强调国家的自觉干预会有效地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分配不公和社会公害等。然而，仅靠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似乎仍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价值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危机，“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1]（第253页）马克思还在批判国家权利时进一步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第22页）这就告诉我们，除了市场和国家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配置力量，即伦理道德等社会文化方面的配置力量。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交换出现以前的长时间里以及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换出现以后的一个部落内部，其资源配置既不是市场也不是国家，它只能是第三种力量。于是，便引出了本文在此所使用的“第三配置”概念，它所指的是除市场和国家以外的由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组成的力量对资源进行的补充性配置。
第三配置存在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之中，有其独特的作用领域。新古典学派假定经济行为本质上是理性的，但事实上经济行为乃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在理性领域，“经济人”由市场调控；在非理性领域，资源由第三配置决定。霍奇逊指出：“实际经济行为发生在制度范式的框架中，这一事实暗示了，这些与利益无关的动机因素在经济行为的决定过程中起着作用。”[3]（第148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性经济行为所要求的信息及计算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能力，要对市场行为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计算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第三配置适合于市场环境里的补充性因素或一般性交易，而理性的决策行为多数被用来作为限制性因素或关键性交易。除了对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发生作用外，在理性的行为里也有第三配置的作用空间：(1)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惩罚的可能性相对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时候或者说惩罚大大少于收益时，由于第三配置的负作用，“搭便车”行为便会发生，偷盗、诈骗、白领犯罪和虚报开支等机会主义行为亦会大量涌现。(2)当成本大于收益时，由于第三配置的正作用，生产领域的无私奉献、分配领域的捐助等便会普遍存在。
第三配置在运行机理上呈现出一种“从众”趋势和适时转换的特点。人们在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时，通常会基于既存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被已经形成为一定思维模式的“世界观”所引导，从而呈现出“从众”趋势并使决策过程简捷明快。在通常情况下，第三配置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所持的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思想意识，并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其经验的新的理性。有悖于理性的持续变化或影响人们幸福的根本性变化会迫使人们改变其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从而使第三配置发生转换。这种转换通常发生在4种情况下：(1)产权的改变，而这些产权已被人们作为习惯或公正予以承认；(2)在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上，交换的条件偏离了已为人们认为是公正交换的比率；(3)在劳动中，一个特殊集团的相对收入状况发生了偏离；(4)信息成本的降低，人们相信不同的或更优惠的交换条件可能在别处占优势。但无论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怎样变化，成功的第三配置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团体的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认同。尤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有助于克服“搭便车”现象。其基本目的在于促使一些团体不再按成本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无论维护还是推翻现存秩序，这都是第三配置的中心问题。
第三配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独特的功能：(1)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市场的运作是建立在刚性契约之上的，保障市场契约正常签订和履行的主要是大量市场行为者所存在的“共同意识”——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的制约。(2)它通过制度化向社会提供行为准则信息。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通过固定人类行为范式，或者设定人类行为界限，向其他当事人提供信息。(3)它引导市场消费心理取向，启发人们的消费预期。许多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从主导价值上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开启人们的消费预期。(4)在经济转型期，第三配置同样面临转换。传统的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将面临新制度的检验，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新旧第三配置的置换乃不可避免。
第三配置虽然作用巨大，但相对于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来说，其功用只能是补充性的：(1)从作用边界与原则看，三者各不相同。市场在经济领域里讲求自由交换、功效和趋利避害原则，若市场泛化而进入政治与道德领域，则尽管存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指导，但腐败与道德沦丧仍不可避免；政治法律制度在政治领域内追求公正性、服从性和他律性，若漫无边际地行使其权利则会导致强暴政治和践踏伦理道德行为的发生；第三配置奉行自尊、自觉、自律和教化约束原则，但无限扩大其作用领域又会产生“以情代法”等现象。(2)从功能看，三者互补。市场对资源起着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第三配置稳定社会经济。(3)从结构看，三者相互制衡。经济关系是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基础，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又是推动经济关系变革的社会力量，三者相互制衡。
二、第三配置的路径依赖偏好：中国个案的时间序列检验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名词，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路径依赖的运行是由收益递增机制和不完全市场推动的。当人们选定某一制度后，该制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就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沿着非绩效的路径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状态中。前者称为“路径依赖Ⅰ”，后者叫做“路径依赖Ⅱ”。由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则强调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不完全市场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使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这样，主体在收益递增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即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制度变迁的路径。
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由此而形成的第三配置理所当然地具备路径依赖属性。这是因为：(1)从生理特征上看，任何社会经济行为者都是生活在来自过去的事物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他们出生前人们一直在做的、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会随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而绵延不断。第三配置的正反作用不会导致一个形态对另一个形态的全盘否定，其转换与更替也只是新旧间吸收与摒弃的统一，只是“扬弃”的结果。(2)高度发达的市场配置不仅不会扼杀第三配置，而且还会强化第三配置。因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交换己不单纯是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特有产物，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社会经济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市场经济行为者。可见，第三配置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偏好。中国第三配置路径依赖偏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铸就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但中华民族的衰落也是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市场成分少，因而资源配置主要是国家配置和第三配置，第三配置的地位较高、作用较大。
位于世界东方的地理位置和生产的手工劳作决定了构成封建社会第三配置的主要成分。其具体表现是：(1)贵义贱利。中国自先秦开始，以儒家代表人物孔丘为鼻祖，即已形成这一思维定式。一般说来，儒家并不忽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也不否认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求，但他们更注重经济行为的正当性、正义性，认为一切正当的经济行为都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义”。“义”既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南，又是调节人们经济行为的杠杆。(2)重本抑末。即重视农业而抑制工商业。(3)黜奢崇俭。即强调节俭，反对奢侈。
由于市场的缺位，封建社会的非经济理性空间正适合第三配置，由于“礼”、“义”为民众所认同，交易费用得以大量节约。在理性空间里，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在第三配置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而调节了收入分配。第三配置弥补了市场配置的缺位，并使自身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因而维持了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均衡稳定。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从未间断过，但起初由于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而使封建社会的第三配置的收益递增，强化了第三配置的路径，尔后虽然人们的收益递增机制消失，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市场不完全，因而使封建社会后期的无绩效的第三配置“闭锁”在“路径依赖Ⅱ”上，从而使市场配置始终位居其次。
封建社会的第三配置是不能掩饰其自身的缺陷的：它越来越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腐败丛生，民怨沸腾，国家配置随之开始动摇。
19世纪下半期，信息成本降低，西欧重商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加上封建统治集团的相对收入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封建社会的第三配置长期有悖于人们的理性，于是人们开始领悟到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比第三配置更有效率。知识型倡导者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的醒世构想，洪仁玕推出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取向的《资政新篇》行动指南，孙中山更是著出《实业计划》乌托邦，于是传统的封建性第三配置理念开始向新型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型。但是，与国家配置相比，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的配置作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由于一致性行动或政府干预一直未获成功，故从1840年到1949年，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的国家、市场以及第三配置呈现混乱状态。
1949年新中国取代旧中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配置旋即完全取代市场配置而居于决定性地位，第三配置作用降低。形成这一局面的基本原因是：(1)公有制产权代替了私有产权；(2)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计划配给制；(3)在劳动中，人们同工同酬；(4)旧的第三配置被认为不公正。但由于有些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仍然存在收益递增机制，因而并未对旧的第三配置实行全面抛弃，而是有所扬弃和吸收，如劳动人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理念，就是对“礼义”的吸收与升华，从而使部分“路径依赖Ⅰ”得以强化。然而，这时的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更主要的是注入了共产主义理念，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种新的第三配置得到翻身作主的人民的广泛认同，从而在国家计划配置下，极大地减少了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市场缺位，在非经济理性和经济理性领域里对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配置，因而在建国初期人们“热火朝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国家计划配置路径的逐渐被“闭锁”，面对人们日益变化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信息成本的降低，加上西方市场经济文明的撞击，高度集中的国家配置越来越显得僵化和失效，其弊端日益显现，它越来越不能克服诸如偷懒、官员腐败等“搭便车”问题，从而使公众的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发生转换，并使第三配置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得重要与突出，从而促进了国家配置的调整和市场配置的呼之欲出。
三、第三配置的新设计：转轨经济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市场取向的改革，立即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市场配置已渐居基础性地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第三配置起补充作用，三者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进行重新定位与整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第三配置随着国家配置和市场配置地位与作用的变化而理所当然也要发生转换。此次转换的导因大致可归纳为：(1)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厌恶；(2)产权变化，公有制经济的不断退出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成长；(3)信息成本降低，科技进步使人类即将进入信息时代；(4)交换条件变更，计划配给制让位于市场供求价格制；(5)特殊集团的相对收入发生前所未有的偏离，贫富差距、工农差距拉大，地区经济不平衡等。新历史条件下的第三配置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在日益增强与扩大，它正在逐渐发挥其应有的功能：(1)保障市场契约的履行，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2)通过提供经济信息从而引导人们进行合理的消费与投资；(3)实现新旧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的传承、转换，使第三配置沿着有利于市场经济建设的路径生成与延展。
新历史条件下的第三配置在克服“搭便车”等问题上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新的市场观念、价值观念使市场配置、国家配置和第三配置的边界与原则模糊，腐败滋生，道德沦丧，权钱交易，以情代法等现象仍难以消除。
面对新历史条件下第三配置对市场配置和国家配置的不协调，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其依赖的路径，针对新的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的不兼容部分，对第三配置进行新设计：
(1)高度重视第三配置的地位与作用，充分利用新历史条件下第三配置的功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在我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转轨时期尤其应当如此。
(2)对第三配置的内容进行重新设计。针对当前的腐败现象、失业问题、贫困问题和经济刑事犯罪等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在官员中加强“三个代表”教育的落实，在普通百姓中引导他们对现实经济制度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以治理这些消极现象，并使这些措施被公众所认同。
(3)密切关注第三配置的易变性，并随时对其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既能克服“搭便车”现象，又能为公众所接受。
(4)注重市场配置、政府调控和第三配置的协调。尤其要在充分发挥第三配置积极作用的同时，消除其起阻碍作用的消极成份，如道德沦丧、“法轮功”邪教等。
总之，转轨经济对我国第三配置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对第三配置进行新的设计，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新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