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强[1]2003年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文中研究表明杨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在清末民初的鼎革巨变中颇有影响，却长期遭受学术界和官方正统评价的冷落，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为了客观地呈现历史，本文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为题，分析考索杨度在晚清时期的思想及活动。力图在深入挖掘、广为搜求史料的基础上，尝试揭开蒙在杨度头上的各种不实面具，对其进行公正的审视和评述，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对几种中国近代史常用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指出每一种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要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去审视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而以往的杨度研究大多受“压迫——革命”模式的束缚，远远谈不上准确和客观。鉴于单一理论模式的局限性，本文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尝试把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和微观的个体行动分析结合起来。宏观的结构性概述便于分析杨度思想转变的原因，微观的个体实证性考察又可作为重新认识晚清社会的具体例证。从晚清社会结构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中，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通过再现杨度早期乡绅阶段的生活实录和思想特点，剖析了杨度从传统士绅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原因和心路历程。 因经济特科考试而逃亡日本的杨度逐步成长为留日学界的领袖人物，并日益活跃于公共政治舞台。以客观真实的具体描述来破除有关对杨度的丑化和不切实际的批判，是这部分依然延续并更加突出的研究思路。这部分先是叙述评说了杨度在留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的交往，他在“取缔规则”风潮中的表现，以及立宪运动之初的组党办报；接着系统分析了杨度的政治思想，指出杨度金铁主义说的本质内容是对内富民、对外强国。杨度对革命党狭隘种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亡国论的驳斥，提倡融合国内所有民族的国家主义，都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宝贵的民族主义理论资源，既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是杨度反对革命党暴力革命的主要原因。杨度主张建立虚君共和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运用舆论的威力就可以把放任专制的清政府改造成为负责任的民主政府，并提出以开国会为号召的舆论鼓吹办法，杨度因此成为了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和设计师。杨度归国后出任政府官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积极推动清政府的宪政进程，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并非由民党领袖变成了朝廷的御用官僚。杨度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活动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并没有充当中华民国的绊脚石。 深厚渊博的旧学新知功底，匡济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略显狂傲的个性，这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他是一位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生活在一个并不理性的时代。
童舜尧[2]2013年在《杨度政治思想探析》文中提出所谓政治思想在百度百科中给出的解释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和系统的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所以探析杨度的政治思想,是不能脱离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实践的。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杨度是个较为活跃的政治人物。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他都是双方要极力拉拢的对象。除却政治身份,他又是一个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他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成为了一名宪政专家。他的思想大多是他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寻找答案的结果。同样,时势的变迁也推动了他思想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他的人生虽然走过弯路,但总体上还是一个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发展趋势的人。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从“帝制祸首”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犹如一个缩影,映衬出的恰恰是当年的仁人志士探索救亡真理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杨度的政治思想包含着变与不变的因素。从“变”的因素来说,是指他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早年作为乡居绅士时,他崇尚的是帝王之学,信奉春秋治世的家国理念以及“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论,并亲自参加了革命派的早期反满活动。经过“梁头康足”事件之后,他又转而研究起资产阶级宪政理论,期待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当洪宪帝制的失败击碎了他的君宪梦之后,他又醉心到佛学理论的研究中。不过,文人的桀骜不驯配以深厚的儒学功底,再加上西学的熏陶与多年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他不会去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字不漏地听从佛学教义。他总是在用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去解释佛家经义,创立了“无我法门”,并一再强调“出世即入世”,自己要把佛家天堂搬到现实世界,探索出一条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之路。杨度把佛家的清规戒律尽数否定,实际是在走一条改造佛学的道路。而这种改造又和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紧密联系,他借助佛学的语言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未来世界的社会状况,即自由、平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形式。这样的认知让他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交流的共同点。思想的融通再加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精神感染,最终使杨度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佛学实际上是杨度寻找救国之路的理论工具,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佛学思想作过渡,研究杨度晚年的历史观(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缺乏理论的支持。佛学虽然是出世的,但也是救世的。《君宪救国论》虽然是杨度救国实践的败笔,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有着救世精神的探索与勇气。连他最大的政敌同时也是至交好友的蔡锷,在临死前都有对他的开脱之辞,期望民国政府爱惜人才,宽容杨度。除了政治思想的“变”以外,不变的因素,则是杨度政治信仰的合理内核,这一内核贯穿于他整个人生的起起落落。那就是功利主义思维下的国强民富观。无论是《金铁主义说》,还是《君宪救国论》,以及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洪流,“国强民富”都是他始终如一的政治追求。他的政治追求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春秋战国以来,连续两千多年的王道与霸道的争论,以杨度“国强民富”观的提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完成了王霸合流的理论建设,事实上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终结者。杨度既深受湖湘文化功利主义的影响,也自觉地传承着“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他能在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上从弯路走向正途,本身就是致用精神在他人格与思想上的体现。正因为有了这个合理内核,杨度政治思想上变与不变的因素才能相互交织,推动了他没有停下探索救国真理的前进步伐。除了变与不变的因素之外,我们还不可否认的是杨度看待问题有着敏锐的思维眼光,能得出异乎常人的认识结果。早在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能走极端,不能认为西方文化一切都好,而否认自己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在和嘉纳治五郎进行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战中,他清醒地认识到洋人对中国开展奴化教育的狼子野心,提出了“丢掉幻想,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命题。杨度研习了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并将这一门源自传统文化的学问,结合到他的宪政理论的研究中,既扩展了这门学问的理论高度,也使着他的宪政思想不同于康梁一派,而独树一帜。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不反对使用武力来建设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好理解一个曾经醉心君宪大梦的人,在日后也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对于民族问题,杨度将之视为自己君宪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又指出蒙古问题事关国家的安全,放在了非常突出的研究位置上。这样的认识在同时期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他的废厘说是建立在直接从法理、学理上否定厘金税存在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他所设计的征收畅销税的办法,把废厘加税问题和晚清地方自治运动联系起来,成就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还有要说明的是,杨度政治思想的内容之所以涉及面如此广泛,是和清末民初政治斗争的现实分不开的。他关注这些斗争,他的许多思想其实是在为这些斗争寻找解决之道。说起铁路观,是因为他要在风起云涌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发声,并为自办粤汉铁路找到出路,践行他铁路强国的思想；说起厘金观,就是因为“废厘加税”后,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陷入中央王朝与地方督抚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中,杨度的废厘主张最终目标就是要消弭这一斗争,并为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说起刑律观,就是因为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的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新刑律》的制定进程,在宪政编查馆工作的杨度必须要表明态度,为《新刑律》的制定创造舆论环境,扫清前进障碍。抓住清末政治斗争的基本脉络,也就等于厘清了杨度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离开政治斗争的现实环境,我们对杨度政治思想内容的归纳就会不全面。铁路、厘金等这些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的思想,要是脱离杨度的政治实践活动来谈,那就体现不了杨度政治思想的本色。故而将其纳入杨度政治思想的范畴来研究,也是本论文的一大特色。杨度因参加科举考试而成为传统绅士阶层的一员,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既接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能转而从事君主立宪的政治实践；他既参加过革命派早期的反满活动,也能在清政府的官场上谋得官职：他既能为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添砖加瓦,也能履行自己的政治诺言,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摆脱困境；他既是“无我法门”的创始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支持者。他的至交好友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彼此又相互影响。由此可见,杨度政治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涉及的面还相当宽泛,有法律方面、民族方面、铁路方面、佛学方面、厘金方面等等。所以探析杨度的政治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清末民初的政治状况,更好的认知“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吴昊[3]2009年在《杨度立宪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杨度生于湖南湘潭,早年跟随经学大师王闿运研究经学,学习帝王之术,后来留学日本,学习西方宪政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初一名君主立宪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杨度立宪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学“帝王之术”、传统经学关系密切。本文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大致分化为叁个时期进行研究。早年,杨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重点学习“帝王之学”,受地理因素和其老师王闿运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律观以“君主一统”为中心,这一时期是奠定其思想理论根基的最初形成期。留学日本以后,杨度开始接触“西学”,又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启发,同时在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对西方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逐渐成为立宪主义的倡导者。但是,他却站在“君主立宪”立场。这一时期标志着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杨度在为五大臣撰稿各国宪政考察报告之后,创办《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归国开展立宪活动,发表《君宪救国论》,组织“筹安会”,不遗余力地奔走宣传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同时积极参与清政府晚期的预备立宪活动,而后还全力辅佐袁世凯登上“君主”之位。随着其“君主立宪”思想屡屡受挫,逐渐倾向于“暴力革命”模式的君主立宪。国内外固有矛盾的升级导致政局大变,杨度虽然已归隐佛山少有闻世事,但是为遵循诺言,再次出山加入了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开展革命手段的立宪运动。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促使杨度重新开始认识符合我国新历史背景条件下的法律政治制度,这一时期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金铁主义”及“国会改造”。所谓“金铁主义”,即是从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入手,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所谓“国会改造”,即成立政党,大兴舆论,以政党之力促成召开国会,凭借国会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以达到最后的君主立宪。这两个方面是杨度君主立宪的重要意旨和构想。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深刻的。他不仅把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引进中国,唤起了对皇权与民权的关注,而且对君主立宪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同时,在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之下来阐述君主立宪的基本价值使得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有所不同。但是,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最终破产说明了其暗含有历史局限性因素。一方面原因在于晚清政府的无能和各路政客、军阀的私欲;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杨度本人对君主制的过分信赖和对精英主义的盲目崇拜。
徐赛帅[4]2016年在《清末民族政策分野下的宪政模式之争》文中研究说明清末,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大宪政模式,立宪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深刻影响了清末的历史进程。杨度,作为立宪派人士的重要代表,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宪政治理的诸多政治主张,极具系统性与前瞻性。杨度虽然没有参与到梁启超与革命党人间,关于君宪与革命的论战中,但是由于与革命党人政治理念的不同,加之对国内政治形势、民族状况的考量,杨度也对彼时革命党人“不切实际"的宪政主张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一文发表后,旋即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激烈回应,双方的论争由此爆发。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杨度与革命党人间论争的时代背景,以及本文的叁个研究着力点：民族政策内含的平等要素；君主的“主权”要素；君宪改良的历史意义。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双方在民族定义与满汉同化问题上的论争。民族的界定应当以文化为标准,文化是民族间同化的重要媒介,而民族同化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基础。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君主的法统作用与双方在民族政策的分歧。君主在法理上所具有的“主权”要素,具有维系蒙、回、藏族服从中央的重要作用。论文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双方在实现立宪的路径选择上的分歧。政治革命的改良主张,合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起到了推进清末新政的作用。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双方在立宪模式上的分歧。国会立宪、责任内阁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模式虽然未能取得成功,并不能否定其在清末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论文的第五部分主要是对双方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评析,归结出五族君宪在清末的历史意义。
刘波[5]2013年在《“五族合一”与“大中国”》文中认为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议题,而杨度的《金铁主义说》,特别是其中的“五族合一”思想,及其所体现出的他的“大中国观”,曾经产生过重要历史影响,是中国民族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的民族关系,亦或有所启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国家重建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以及怎样处理和调试民族关系。革命派与立宪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却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杨度做为晚清立宪派的重要成员,不可避免得卷入到了这场论战当中。杨度在他的《金铁主义说》中,就其关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主张进行了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集中表现为他的“五族合一”思想,也体现了他的“大中国观”。本文以《金铁主义说》为主题材料,分次展开论题,并结合历史环境及相关材料对杨度的“五族合一”思想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杨度的《金铁主义说》,特别是其“五族合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现实需要和主观因素,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重建的主题,20世纪初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激烈论战,以及杨度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立场。此外,还介绍了《金铁主义说》的基本情况,以及为何选择该文做为分析的主题材料。第二章主要介绍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阐发的“五族合一”思想的各项具体主张。主要包括杨度对国内五族划分的理论依据和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以及对革命派“亡国论”和“排满论”的驳斥；对满汉关系的重点剖析,并在分析具体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实施“五族合一”的必要性,美好前景,以及具体途径；从“五族合一”角度论证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以及推行民主立宪可能造成的“五族分裂”的恶果。第叁章为结语,主要是对杨度的《金铁主义说》所反映的其“五族合一”思想和“大中国观”的总结和反思,并予以客观和恰当的评价。指出了杨度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所提主张的重要贡献与严重不足,并在整体上充分肯定了其为中国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阳信生[6]2003年在《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1895—1912）》文中研究指明绅士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权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并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士绅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的确，绅士阶层作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发展、演化以及锐变对封建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绅士阶层作为封建制度的附属物，其命运也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命运的缩影。因此，对绅士阶层及其演变的研究，对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化及其最后的历史命运，对于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总结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绅士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对中国绅士阶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绅士阶层的区域研究还非常缺乏，特别是对湖南这一中国近代绅士数量发展最快、绅权势力最大、绅权特征非常典型的地区而言尤其是如此。湖南绅士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比较分散，零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的专着问世。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极其分散的有关湖南绅士的历史资料，以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1895—1912)的演变为经，以湖南绅士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纬，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对湖南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同时，分析了湖南(并以此观照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和阻力因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引言主要介绍了湖南绅士研究的基本概况以及本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意义，以为正文的铺垫。 正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讨论了与绅士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讨论了近代绅士的涵义、起源、基本构成、分类、地位和作用机制以及主要特征，回答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为笔者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分析了湖南近代绅士的基本概况。特别是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进行了比较全面、认真的统计分析。用真实可信的统计数字回答了“湖南是近代中国绅士数量增长最快、绅权力量最为强大的地方之一”这一命题。并据此对湖南绅士阶层的基本构成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1895年以前湖南绅士阶层是以守旧为主要思想特征的。 第叁章研究了戊戌维新时期绅士阶层的历史分化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影响。洋务派绅士和维新派绅士的崛起，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化;但是，不可避免的绅士新旧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挫败。守旧派绅士仍然具有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力。 第四章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历史影响。虽然清政府主动开始了近代化运动，但这些措施还基本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在这种新政大背景下，绅士阶层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湖南社会的演进。 第五章探讨了预备立宪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重大转型及其对湖南社会演进的历史影响。“预备立宪”运动为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立宪派绅士开始成为湖南绅士阶层中的主导力量。他们通过咨议局、地方自治机构等合法的政治舞台，扮演着具有一定近代色彩的社会角色，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由于与清政府的矛盾愈加激烈，使得立宪派绅士附和革命，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绅士革命”极大地制约了辛亥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中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给中国的近代化蒙向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第六章、第七章分别对新式绅士和守旧派绅士进行了个案研究。新式绅士选择谭嗣同、谭延阎、龙璋、杨度等人为研究对象，旧派绅士选择王先谦、叶德辉、王闻运、曾廉等人为研究对象。新旧绅士对近代社会变局回应的方式，力度，以及基本的目标都存在重大的差异。绅士阶层守旧与开新的力量消长的基本态势，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结束语。结束语中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绅士分化的速度和彻底程度，而绅士的近代分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绅士阶层就是在传统与近代的困境中艰难擅变的。而绅士阶层近代化转型的缓慢和艰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困境。中国近代社会就是在这种困境中不断发展演进的。
余安娜[7]2014年在《历史意识与历史叙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唐浩明小说历史意识与历史叙事系统的研究,历史意识呈现出作品的时代品格与作家的主体精神向度,关系到作家的创作思路与叙事逻辑,而叙事话语进一步凸显历史意识的思想内蕴与审美价值。这构成本文写作的内在理路。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唐浩明小说研究现状及本文写作思路。第一章：历史意识的发展。本章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以“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为关键词的历史意识,它表现为叁个方面的内涵：一、对晚清历史因果关系变迁的梳理。二、对历史智慧的总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功名奋斗的成功法则与处事哲学。其二是心性修炼与立身之道。叁、敬畏历史,意味着面对历史时的自我约束与道德践行。作为人生价值追求值得肯定。但如果作为学术观点的话,则具有一定的理性缺失。第二部分,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观念进行阐述,并对《张之洞》中体现的“当代性”与“主体精神”做出分析。第叁部分,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现了作者历史意识的发展。前者要求历史小说家在创作时沉潜到历史的纵深之处,尽可能的还原笔下的历史。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智慧。后者凸出创作者的当下体验,历史研究,既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一种精神存在,它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精神和现实处境的关照。从重现到“重建”,展示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从还原性认同到建构性认同的思想变化。第二章：近代转型语境中的晚清士人书写。士人书写是“晚清系列”的精华所在。从清流、重臣、名士群像的塑造到个体文化人格建构及至士人命运与人生际遇的书写无不凸显了唐浩明对晚清士人的深沉关怀。清流的特点是迂直、好名且有的时候虚而无当。重臣则表现为敢于任事,深沉但随着权势日隆骄矜之态益显。名士大多才华横溢,但也自视甚高,与官场的暖昧现实铸就了其矛盾纠结的心理,一方面“说大人则藐之”,另一方面又积极为权贵奔走效力,企图以依附权贵实现其政治理想。清流、重臣与名士之间的罅隙体现了近代转型时期儒家内部价值伦理的分化以及士人的自我嬗变。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文化人格形象的建构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负载的文化基因的充分开掘。曾国藩集合了传统文化的多元质素,儒、道、法的杂糅使其表面达到了“圣王”的双重境界,但给其带来了心灵的萎缩及精神的困顿。湖湘文化中的“血性”同样灌注于曾国藩与杨度的身上,从曾氏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忍不拔,而在杨度身上更多的表现为轻率与蛮干。张之洞形象展现为儒家经典的君子型人格,他重义轻利,廉洁无私。崇尚气节,行事坦荡。但在周围小人的引诱之下,他的道德日渐滑落。此外,唐浩明对于晚清士人的命运作了深沉的思考与诠释,既有宿命意识的一面,又有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一面。第叁章：近代化历史叙事。本章从历史的文体特征重点探究晚清系列的历史意蕴。以宏大的主题架构叙事是20世纪历史叙事的重要文体特征,史家按照某一思想线索构思的历史起源、发展及结果将庞杂的历史片段或者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在叙事中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唐浩明小说以“现代化话语”建构叙事,由“衡情论理”入手。从情绪、心态、伦理学等角度,以书写晚清士人的人生轨迹为依托,全面展示了他们在近代化实践中的思想嬗蜕与心态变化,因而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学理思辨色彩。但有的时候过于关注历史的因果与论证式的叙事架构,往往会妨碍读者更深的参与历史。小说对于日常生活化叙事、历史张力的叙事、互见法叙事等手法的运用,能在表叙历史理性的同时,极大的融入人性的情致,为小说平添了丰富且深邃的内涵。第四章：历史与小说的跨文体探索。本章从历史情境的“重演”,“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的互文阐释,精英与大众之间叙事立场的尴尬叁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特征进行了梳理。唐浩明历史与小说的跨文体探索主要通过历史情境的“重演”得以实现,主要表现在从历史画面还原,历史氛围营造,历史想象书写叁个层面。小说还以潜意识、心理描写、情节建构等方式深刻诠释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对慈禧、光绪形象“人”的还原,通过对他们复杂人性及微妙情感的开掘,历史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相得益彰的呈现出来。此外,小说基于精英化的叙事立场,对于大众叙事自觉的疏离与不自觉的接近,这种貌似矛盾的叙事立场,则体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处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尴尬情境。
刘席威[8]2017年在《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文中认为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蹒跚地步入20世纪,内忧外患迫使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为挽危图存而掀起自救性质的“新政”。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加之日俄战争的刺激和“避免革命”心理的驱动,立宪派异军突起,成为左右国内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围绕着宪政改革的诸多焦点,立宪派与清政府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立宪派有其特有的政治取向,譬如对政党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态度、“焦虑”的情绪与“救急解困”的心态、“亲政府”的政治情感以及较高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变革决心。这些政治取向深刻影响着立宪派的政治理念与活动。为了尽早走上强国之路,立宪派转向急进,他们要求清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鼓吹地方自治,追求英国立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表现出求全、追高、速成的节奏,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失败。作为晚清最后十年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别,立宪派无疑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宣传了爱国主义,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法治理念,提高了国民的参政意识与民主觉悟,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走向近代化,客观上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但也应正视立宪派政治取向中的不足,比如对西方政治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焦虑”的政治情绪与行动上的急于求成,忽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支撑立宪的其他条件以及过于“依赖政府”的态度。通过分析立宪派的政治取向与政治活动,总结其中的得与失,以史为鉴,或可为如今的法制与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邹奕[9]2010年在《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深谙立宪理论并投身于立宪实践的时代先驱,杨度以其君主立宪理论独步于近代中国,为方兴未艾的中国立宪建言与践行。研究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近代宪法思想的学理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辨证地借鉴清末民初的立宪实践,为当代中国的宪法事业提供经验。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萌生于内忧与外患并存的近代中国,其理论来源有二：西学东渐下的立宪理论和带有湖湘情愫的“帝王之学”。二者的价值理念迥然有别：前者是理论层面的“用”,后者是思维层面的“体”。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独具个性,博大精深。他认为：救危亡、谋富强是立宪之用；组政党、开国会是立宪之方；争自由、促平等是立宪之本；弃共和、存帝制是立宪之魂；讲诚实、不欺民是立宪之基。解读与评价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必须回到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时空,回到杨度相关论着的具体文本。一方面,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具有相对的进步性、一定的科学性与明显的诚实性。另一方面,其立宪思想未能突破宪法工具主义的桎梏,未能走出宪法万能主义的误区,也未能摆脱狭隘精英主义的羁绊。
陈维根[10]2010年在《《中国新报》的宪政思想宣传》文中提出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人为求富强执着追求宪政,日俄战后,对宪政的渴望尤其强烈。一时间,立宪派的各种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创立,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宣传宪政。《中国新报》是当时一份颇具特色的宣扬宪政的报刊,但史学界对其所进行的舆论宣传及思想主张研究不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辨证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力图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杨度等立宪派创办《中国新报》旨在宣传立宪思想,实行君主立宪,阻止民主立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清政府出卖利权和预备立宪的虚伪性,主张立即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变现行专制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推行金铁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新报》准确地抓住了君主立宪的叁个标志即责任内阁、国会和宪法。本文主要就《中国新报》君主立宪思想的内容(君主立宪、责任政府、开国会、政党)、特点及其在近代中国宪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以期说明《中国新报》在立宪宣传中的重要地位,即对当时的国人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意义,指引了近代中国立宪思潮的方向,推动了清末君主立宪的政治运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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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D]. 刘席威.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9]. 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研究[D]. 邹奕. 中南大学. 2010
[10]. 《中国新报》的宪政思想宣传[D]. 陈维根. 湘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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