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之[1]2004年在《大学生在不确定情景下的析取推理的实验研究》文中认为析取推理作为一种复合推理，国内学者已有研究，但在不确定情景下，析取推理的表现以及影响推理的因素研究较少，值得对此进行探索。 本文设计了四个实验，考察大学生在不确定情景下，解决析取推理任务的思维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实验1主要考察了大学生被试完成不确定情景下的析取推理任务的推理水平和影响因素，实验2主要考察了中国大学生被试在解决析取推理问题中的“析取效应”。实验提供给被试一个“抛硬币博奕”的游戏场景，同时呈现赢条件(在第一次抛硬币后赢得200美元)、输条件(在第一次抛硬币后输掉100美元)和不确定情景(不告知第一次抛硬币的输赢结果)，考察被试的反应中有无“析取效应”。随后，为了验证Shafir猜测的形成析取效应的两种心理倾向，做了实验3和实验4。实验3的目的是验证“普遍拒绝”的心理倾向，实验4则用来验证需求无关信息，急于消除不确定性的心理倾向。 四项研究都选取的是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本科生作为被试，在本研究条件下，获得了如下结论： (1) 大学生被试在不确定情景下进行析取推理的成绩的总体水平不高，平均正确率低于50％。 (2) 不确定情景下的析取推理困难的原因不在于复杂计算的认知能力的缺乏，而与思维风格(包括认知需求和认知风格)有着高相关。 (3) 大学生被试在不确定情景下的决策出现了析取效应。实验3对Shafir所推测的普遍拒绝的心理倾向予以了否定；而实验4支持了Shafir认为决策者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寻求无关信息的心理倾向的观点。
周禹希[2]2013年在《主体关联性与任务复杂性对析取效应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析取效应作为在不确定情景下出现的一种非理性决策的现象,自Tversky和Shafir(1992)提出以来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但多年来研究者们对析取效应产生机制的探讨在学界中并未取得一致定论,并且少有研究将主客体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析取效应产生的原因,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前人的实验,结合主体关联性以及任务复杂性等因素来探讨其对析取效应出现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一次性囚徒困境游戏作为材料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1采用2(主体关联性)×2(收益复杂性)的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了主体关联性与收益复杂性对析取效应的影响；实验1是操纵数字的复杂性,即操纵收益的复杂性；但并未从根本上反映人们出现析取效应的差异,这也许和决策问题中所隐含的结构未被识别有关。因此,实验2将选取决策树图来操纵结构的复杂性试图探测结构对析取效应的影响,此外,鉴于主体关联性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将予以考虑。实验2采用2(主体关联性)×2(结构复杂性)的被试间实验设计。结果表明实验1中主体关联性的主效应显着,收益复杂性的主效应不显着,两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着。实验2中主体关联性和结构复杂性的主效应都显着,交互作用不显着。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析取效应确实存在。(2)主体关联性对析取效应的出现有显着影响,被试在与已无关的囚徒困境游戏中析取效应的出现数量比在与已有关中多。(3)收益复杂性对析取效应的出现没有显着影响。(4)结构复杂性对析取效应的出现有显着影响,被试在复杂结构(无图)的囚徒困境游戏中析取效应出现的数量比在简单结构(有图)中多。(5)学科对析取效应的出现有显着影响,文科被试在囚徒困境游戏中析取效应出现的数量比理科被试多。
王晓庄[3]2009年在《决策中的锚定效应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结果或目标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锚”的方向过度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它是在决策研究的描述性范式下,探索决策行为与决策过程中发现的一种启发式偏差。锚定效应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启发式策略对决策的负面影响,探寻减少决策偏差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关于锚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生活领域锚定现象的揭示与检验,对于不同材料内容、不同锚值类型锚定问题的决策特征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对于不同类型锚定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锚定效应在个体身上的发展变化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本研究以初一年级、高一年级和大学生为被试,实验材料为知识经验与图形数量估计两种类型,考察外部锚、内部锚和双锚等叁种锚定问题决策的差异性及发展变化特征。研究主要由叁部分构成：研究一采用一般知识性问题、生活常识判断问题以及社会真实事件锚定问题等实验材料,从发展角度考察知识经验类材料下外部锚、内部锚、客观内部锚一外部锚等叁类锚定问题决策特征。共包含5个实验：实验1采用经典两步范式,通过对于材料熟悉度水平和高、低锚值的操纵,考察外部锚效应的程度及发展特点,比较不同熟悉度条件下高、低锚值所引发的锚定效应的差异性；实验2采用内部锚问题一步范式,考察决策值从内部锚调整的幅度及年龄变化特征,对调整机制的“满意”原则进行检验；实验3在综合内部锚问题一步范式和经典两步范式基础上,采用“内部锚问题回答+经典两步范式”的实验步骤,通过操纵外部锚的合理性,考察问题决策中客观内部锚与外部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年龄段被试双锚问题决策差异性。实验4以真实社会事件外部锚问题为实验材料,操纵锚值有无信息支持及高、低锚值等实验条件,考察外部锚效应的程度及年龄变化特征,分析锚值的支持性信息对于问题决策的影响。实验5采用以正负性质信息为背景的生活常识判断材料,运用眼动研究技术,通过改进经典研究范式,分四步迭加呈现背景信息及决策问题,考察正负性质信息背景外部锚问题决策的眼动特征,对于锚值影响问题决策的过程机制予以检验和分析。研究二采用随机分布的五角星图片材料,从发展角度考察图形数量估计材料下外部锚、内部锚、客观内部锚-外部锚等叁类锚定问题决策特征。共包含3个实验：实验1采用“目标图呈现+经典两步范式”实验程序,考察外部锚效应的程度及发展变化特征；实验2采用“内锚图学习记忆+目标图呈现+内部锚一步范式”实验程序,考察决策值从内部锚的调整幅度及年龄差异性,进一步检验决策中的“满意”原则；实验3采用“内锚图学习记忆+目标图呈现+经典两步范式”实验程序,通过操纵外部锚的合理性,考察客观内部锚与外部锚共同作用对问题决策的影响、双锚之间的关系及发展变化特征。研究叁采用一般知识性问题和生活常识判断问题,考察时间压力和加工流畅性对锚定效应的影响。包含2个实验：实验1通过操纵时间压力条件,考察外部锚、内部锚和内外双锚等叁类锚问题在有、无时间压力下锚定效应的特征和差异；实验2通过操纵生活常识判断锚定问题材料的字体与灰度、锚值等实验条件,考察加工流畅与不流畅条件下外部锚效应的特征和差异,考察元认知难度对于外部锚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知识经验类材料由于与日常生活的知识经验密切关联,容易激活经验系统和启发式决策策略,产生了更大程度的锚定偏差；图形材料的物理属性和估计任务,更大程度上调动了决策者的感知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增加了决策过程分析式加工的投入,问题呈现本身又提供了决策可利用的现实资源,锚定效应的程度有所减弱。(2)外部锚效应程度较高,且没有年级差异；内部锚效应和双锚效应都有随年级升高而减弱的倾向性。表明在不同类型的锚定问题中,引发的努力思考的成分越多,分析式加工介入的程度就会越高,锚定启发式被激活或采用的程度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时,年龄增长在认知能力发展上的优势也更加得以显露。(3)双锚问题决策过程中存在着通达与调整两种机制的相互牵制与相互作用,因材料内容、问题类型不同,双锚的关系和占优性不同,最终影响决策结果。(4)不同材料内容、不同锚值类型锚定问题决策中呈现出不同的年龄差异。锚定效应在青少年时期有随年级升高而减少的倾向性,但同时也呈现出变化趋势的不稳定特征。(5)锚定效应的产生源于对锚值的重点关注与加工。(6)双加工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锚定问题的内容效应、类型效应、年龄效应及影响因素。
陈彦垒[4]2013年在《条件推理心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条件推理的语用特征是本文的主题。条件推理命题表达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条件句的对与错，另一个是条件句的可断定性。前者需要实质蕴涵的解释，后者需要概率的解释。条件推理心理学的研究不是要证明逻辑规则的错误，而是要扩大亚里士多德以来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解释的范围。逻辑学和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对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条件句逻辑研究有以下叁个方向：条件句的实质蕴涵假设、可能世界语义学假设和条件句概率语义学假设，当前推理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在这叁个方向上进行归类。条件句自身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实质蕴涵的假设出现怪论；可能世界语义学假设能够对虚拟条件推理进行解释，但对事实条件推理缺少定量的预测力；条件句概率语义学虽然遇到了平凡结论（条件句概率不等于条件概率）的挑战，但它能够整合前两种假设，已经成为当前推理心理学研究的主题。本研究评述了条件推理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四种基本取向：心理逻辑理论、心理模型理论、条件推理的概率计算模型和条件推理的双重加工理论。以推理的内容效应为主线，本研究分析了条件推理心理学从形式到语义再到语用的研究内容转变。依据言语行为理论，本研究将条件句分为了陈述、建议、承诺、威胁、命令、警告和因果七种形式。陈述性条件句与指示性推理相对应，后六种条件句与义务性条件句相对应。基于以上对条件句和条件推理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1）条件推理心理学的研究应该突破实质蕴涵假设，以条件句概率语义学为研究范式；（2）条件推理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加工，有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叁个层次的心理加工过程，可以用特征推理、语义推理、语用推理和逻辑推理来解释；（3）逻辑推理的经典范式Wason选择任务的困难之处在于其将演绎推理变为了归纳推理，将确定性推理变为了不确定性推理，研究者应该用归纳推理的理论进行解释；（4）对条件推理概率的不一致源于条件句逻辑研究中条件概率与条件句概率不统一。推理应该参照的是条件句概率；（5）指示性推理和义务性推理的分类方法不能有效的解释Wason选择任务，义务性推理的各种理论均是领域特殊性的，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和概率理论的研究能够整合之前的理论；（6）在指示性条件句条件下，事实因素与概率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7）问题的难度、推理者的推理水平、语言能力及其言语思维倾向对条件推理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以上假设，本文共进行了四项研究：研究一以推理形式为主题，以Wason四卡问题为研究内容，设计了叁个实验。实验一比较了抽象四卡问题中的各种效应。结果发现，标准四卡问题的困难性再次得到验证，证真效应不能有效解释标准四卡问题的推理结果；匹配效应应该从内容匹配和位置匹配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现实内容的确能够帮助被试解决四卡问题。实验二和实验叁分别使用了正确率和反应时指标，探讨了Wason四卡问题的实质是发现的逻辑不是证明的逻辑，被试进行的并不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而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研究二以推理的语义内容为主题，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四提出了特征推理、语义推理、语用推理和逻辑推理的四种推理形式，认为条件推理过程中被试首先进行的是特征推理，然后是语义和语用推理，只有高能力的被试进行完全的逻辑推理。语言的丰富性促进了推理问题的解决，语言的复杂性也限制了推理问题的解决。实验五探讨了指示性推理和义务性推理的二分法的可行性，并提出该方法不能完全解释条件句反例证对违反规则和证伪规则的不同作用。影响被试作答的是条件句概率。条件句概率越高，被试越倾向于认为反例违反了规则，也就更难完成否定后件式推理。研究叁以推理的语用特征为主题，设计了叁个实验。实验六对义务性推理进行了分类，探讨了不同义务性推理、逻辑规则训练和推理形式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逻辑训练增强了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推理的推理认可度；命令条件句和威胁条件句是条件句类型的两种对立的形式，其他条件句的推理认可度在两者中间；命令条件句情况下，被试对四种形式的推理认可度都是最高的，建议条件句和威胁条件句情况下被试对四种推理形式的认可度是低的，威胁条件句情况下不同推理形式下的推理认可度差异不显着。实验七对义务性条件推理进行了概率解释，研究结果与条件概率的计算模型和P-Q映射模型的解释均不一致，本研究范围内发现了条件句整句概率与条件推理结论存在高相关。实验八比较了指示性条件句下事实因素和概率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前后件概率不同组合的确对推理产生了影响，在事实条件句下，HH组合的各种推理形式认可度均高于其他组合，在反事实和准事实条件下HH组合的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在肯定后件式推理中，HH认可度低于LL。被试对不同事实情况下不同推理形式的认可度不同，在反事实条件下，被试对所有可能的概率组合的判断均低于事实条件句，且否定前件式、肯定后件式和否定后件式均为低认可度。准事实条件句下，肯定后件式推理的认可度显着高于其他情况。无论哪种事实情况，肯定前件式推理均为高认可度，否定后件式推理均为低认可度。研究四以语言因素为主题，设计了两个测验，并基于E-prime2.0开发了基于汉字形意结构的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测验，进一步探讨语言因素在推理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本研究范围内，推理中语言作用在复杂推理问题上体现的不明显。被试的语文能力、言语理解与表达测验成绩、图形推理成绩、逻辑判断测验成绩和文字类比推理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不显着，说明复杂推理需要更深层次的认知能力；依据汉字形意结构开发的认知风格测验系统项目分析和信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能够较好的区分被试的言语表象认知风格；言语表象型认知风格倾向得分与被试在四卡问题和现实条件推理中否定后件式的选择相关显着，言语型认知风格的个体更倾向于能够完成否定后件式推理。演绎和归纳处于Brunswik认知连续体的两端，条件推理处于演绎和归纳连续体的中间部分，也是假设检验的一般形式。抽象逻辑条件推理，指示性条件推理和义务性条件推理需要不同的认知过程参与，当从条件句的语用特征和概率特征角度看待本属演绎推理的条件推理时，条件推理已经由证明的逻辑变为了发现的逻辑，条件推理心理学研究也就成为了领域特殊性问题。
胡领红[5]2007年在《创造性思维水平不同大学生的分心抑制能力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考察选择性注意中抑制机制的基本实验范式是负启动实验范式,它包括位置负启动和特性负启动两种形式,相应地考察位置抑制能力和特性抑制能力。这种主动的抑制机制能够保证与任务有关信息的内在表征被激活的同时,无关信息的内在表征也会得到积极主动的抑制,从而了避免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干扰或混淆对有关信息的加工,所以分心抑制是思维的流畅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对于思维的最高形式和核心——创造性思维,它与分心抑制的关系在国内外的研究甚少。本研究从位置抑制和特性抑制的分离入手,探讨了创造性思维与分心抑制能力以及工作记忆容量的关系。本研究首先采用测验法筛选出创造性思维水平高、低的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然后在实验1和实验2中利用负启动实验范式分别考察了创造性思维水平不同大学生的位置抑制能力和特性抑制能力的异同,结果发现,不论创造性思维水平高、低,所有被试均能产生显着的位置负启动效应,都具有位置抑制能力;但两组被试的位置负启动量差异并不显着,这说明,人的位置抑制能力并不随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变化而产生明显的变化。低创造性思维水平组被试能产生显着的特性负启动效应,表现出明显的特性抑制能力;而高创造性思维水平组被试没有产生显着的特性负启动效应,这说明,特性抑制能力随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变化而产生明显的变化。实验3探讨了创造性思维水平不同被试的分心抑制能力及其与工作记忆容量的关系。结果发现,高创造性思维水平组的工作记忆容量显着高于低创造性思维水平组的工作记忆容量,而且,不论创造性思维水平高、低,两组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与其位置抑制能力之间均无显着相关。
黄涛[6]2006年在《风险决策中框架效应及确定效应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同的描述方式可以导致决策者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偏好，该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展望理论运用S状的价值函数和非线性的权重函数解释和预测框架效应。确定效应即在决策判断中，比起最初可能的影响人们常常偏好确定性的结果。 本研究以广州地区在校大学生和企业员工为被试，以保险投资为背景设计风险决策问题。该研究中所有实验均采用2×2×3因子设计，目的在于考察框架效应与确定效应对决策判断的影响，不同被试、不同的损益背景、不同的概率水平影响效用。由于加入了确定效应，是否会改变框架效应已有的研究结论。揭示确定效应及框架效应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方式。通过对被试风险偏好类型的判断揭示个体特征因素对决策者行为倾向的作用。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与企业员工的风险决策行为存在差异，大学生存在框架效应；而员工则不存在框架效应。其次，在小概率条件下，确定效应对被试风险偏好特征影响显着；中等及高概率条件下，框架效应对被试的决策行为影响显着。人们的选择性偏好会随着概率变化而发生改变，这说明对风险决策的研究应该区分不同的概率条件。风险中立型假设的存在进一步丰富了对人群特征类型的划分。保守型大学生比冒险型更容易受到框架方式和确定性因素的干扰。男性员工对得益更敏感而女性则对损失更敏感。
张绍全[7]2009年在《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文中提出多义词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其研究在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来说,多义词一直是一大难题,原因在于受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无理可据的,缺乏系统性。对于多义词的习得,要么要求学习者死记硬背各个义项,要么就是鼓励他们根据语境去推测义项。然而,死记硬背是一个极耗时的方法。此外,一些研究发现,根据语境去推测多义词的义项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更重要的是,它不提高长期记忆。认知语言学对于多义词的研究表明:1)多义词的义项是通过隐喻、转喻、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相互联系的;2)多义词的义项可以构成典型结构、家族相似性结构或词汇网络;3)无论从语言学概念还是非语言学概念来说,多义词研究与范畴研究有许多共性。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多义词教学。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与二语词汇习得的界面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国外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二语学习者英语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尚存在着以下不足:1)局限于语言理解,没有研究学习者对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了解能否帮助其提高目标词的产出能力;2)受试的样本量较小;3)没有相关实验证据表明该范式对长期记忆是否有好处。国内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与英语多义词习得的界面研究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多义词教学实践中,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为基础,以英语专业大学生为受试,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情况怎样?推测规则多义词义项与不规则多义词义项的差异如何?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系统习得状况如何?3)他们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吗?他们是怎样学习多义词的?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否使其更容易、更有效地习得多义词?是短时习得还是长时习得?其目标词的产出能力如何?通过测试和教学实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以死记硬背方式习得多义词义项;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促进其多义词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并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全文由8章组成:第1章为导论。简要论述多义性概念和多义词的分类研究,对国内外多义词习得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第2章讨论词义演变的方式、动因及认知机制。如果一个词具有多义性,这往往是词义发生演变的结果,历时语义演变的共时反映。词义演变经历“创新→扩散→结果”叁个阶段。词义演变的动因包括主观、客观和语言叁个动因。词义演变是发话人与受话人意义协商的结果,其中发话人是词义演变的核心。隐喻化、转喻化和主观化是发话人语义创新的主要认知机制。第3章评述多义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用学研究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多义性是异常,单义和同形异义是常态,主张把多义词的各个义项视为笼统定义下由语境确定的例示。但问题是一个笼统的定义很难覆盖多义词的全部义项。对许多词项来说,多义性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多义词的语用学研究强调语境对于多义词义项的确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则多义词,忽略了对不规则多义词的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了多义词的心理表征和多义词义项的提取,其研究对我们的多义词教学有一定的启示。但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忽视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通常仅仅研究多义词的两个义项,并错误地把多义等同于岐义;此外,很少关注多义词与思维的关系。第4章探讨多义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把多义词看成一个复杂的范畴,范畴中的多个义项通过隐喻、转喻及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而相互联系构成辐射网络,其中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我们对一些具体的多义词的语义系统进行了分析,发现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转换能很好地解释多义词义项之间的理据联系。第5章调查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现状。我们以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105名学生为受试,用英译汉、汉译英和问卷调查叁种测试工具调查他们多义词习得的现状。通过分析数据发现: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受试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大多死记硬背多义词在词典中所列的前面1-3个义项。第6章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我们以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220名学生为受试,并随机把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给实验组的受试讲授目标词义项之间的隐喻和转喻认知理据,而对于对照组的受试只要求他们死记硬背目标词义项。讲授完后,立即用英译汉、汉译英两种测试工具测试两组受试的短时习得情况。半个月后,在事先不通知两组受试的情况下,用同一套测试题测试受试的长时习得情况。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目标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着性差异。第7章对英语专业学生英语通感式多义词的习得进行实证研究。通感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以它为认知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通感式多义词。在本次实验中,受试为同一批学生,实验方法和步骤与第6章中的研究相同。惟一不同的是,本次实验只用了汉译英一种测试工具。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通感式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着性差异。第8章为结论与讨论。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结论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研究对于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吴世全[8]2009年在《道义条件推理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条件推理是推理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推理形式,研究者在条件推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叁十年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道义条件推理的研究。最初,研究者在条件推理中使用道义条件句对四卡片问题进行研究,发现道义条件句对解决四卡片问题具有促进作用。从此之后,许多研究者都在四卡片问题的研究中采用道义条件句,研究结果表明道义条件句确实能促进四卡片问题的解决。有些研究者认为要全面了解道义条件推理,就不能把道义条件推理的研究局限在四卡片问题上。于是,这些研究者就采用实用的推理材料对道义条件推理进行研究。本文对道义条件推理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在研究中采用许诺条件句、威胁条件句、建议条件句和警告条件句探讨影响道义条件推理的因素。实验一中的研究结果表明道义条件句中的说话者的控制力会影响推理,在高控制力条件句中被试接受了更多的推理结论,在低控制力条件句中接受了更少的推理结论。条件句的类型和推理结论的类型也会影响推理,被试在诱导条件句中接受了更多的推理结论,在低控制力条件句中接受了更少的推理结论;被试在推理中接受的推理结论MP和DA明显多于结论AC和MT。在实验二中探讨被试在高控制力条件句中接受更多推理结论的原因,研究发现被试在高控制力条件句接受更多推理结论的原因是:被试认为高控制力条件句的可信度高于低控制力条件句的可信度;被试认为高控制力条件句的条件概率P(q|p)高于低控制力条件句的条件概率P(q|p);高控制力条件句中的前提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强于低控制力条件句中前提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殷树林[9]2006年在《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分总论和分论两编，对现代汉语反问句作句法、语义、语用的多维立体研究。文章力图将描写的全面性和解释的深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对现代汉语反问句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 总论部分探讨了反问句的性质特指、定义和范围、询问句和反问句句法结构、反问的应答系统、反问句的语用价值、反问句的理解等5个问题。文章提出了反问句的3个基本特征：无疑而问、不需要回答、表示否定。在此基础上，文章给反问句下的定义是：反问句是对其形式有所否定的无疑而问的问句。文章对询问句与反问句句法结构的差异作了总结，询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主要有两类，反问句特有的结构有17大类。文章主张区分隐性应答和显性应答。隐性应答是由反问句诱发的受话人的心里反应，从受话人识别问句到利用各种语境信息推论出问句的意思(答案)为止。隐性应答是反问句固有的特点。显性应答是受话人或说话人实际作出的应答。反问语力简单地理解就是说话人通过发问施加的要求受话人联系语境推断出说话人原意的约束力。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文章定义了两种不同的显性应答：回答句和回应句，前者指应答者未能识别出反问语力或故意取消反问语力而作出的显性言语应答句，后者指应答者针对反问语力而作出的显性言语应答句。除了显性言语应答，还有显性非言语应答。就断言类反问句而言，非言语应答是一种辅助应答，一般不独立使用；而就指令类反问句而言，由于它关注的是对方的动作，对方的动作应答有较重要的地位，是必须作出的，而且和言语应答可以剥离。至于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文章提出了3条：诱导、提醒、礼貌。反问句的理解包括反问句的识别和句意重构两个过程。文章认为利用语境识别反问句是个根本的办法，但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反问句在语音、句法结构、意义、语篇上的一些特点来帮助识别。句意重构包括意义的重构和隐含意义的重构。前者对反问句而言是必需的，后者不是。 分论部分共有4章：是非型反问句、特指型反问句、选择型反问句和正反型反问句、几种特殊的反问句，对反问句的各具体类型作了分析。
参考文献：
[1]. 大学生在不确定情景下的析取推理的实验研究[D]. 黄任之.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2]. 主体关联性与任务复杂性对析取效应的影响[D]. 周禹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3]. 决策中的锚定效应发展研究[D]. 王晓庄.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4]. 条件推理心理学研究[D]. 陈彦垒.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5]. 创造性思维水平不同大学生的分心抑制能力实验研究[D]. 胡领红. 辽宁师范大学. 2007
[6]. 风险决策中框架效应及确定效应的实验研究[D]. 黄涛. 暨南大学. 2006
[7]. 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D]. 张绍全. 西南大学. 2009
[8]. 道义条件推理的实验研究[D]. 吴世全.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9].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D]. 殷树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