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对美国统战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战论文,美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共论文,抗日战争胜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从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出发，开始酝酿战后中国和平建国的政治构想，认为实施这一政治构想的关键是要冲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遏制蒋介石的内战图谋。鉴于美蒋间的特殊关系，中共将美国政府的态度视为上述构想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中共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对美统战工作。本文仅就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客观基础、策略思想、收效等略作探讨。
一、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
抗日战争后期，当经历了百年战端磨难的中国人民即将赢得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之时，中国又一次处在内战与和平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此时的中国政治局势中出现了一系列抑制内战、促进民主实施的重要因素。如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和发展，完全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中国政局中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全国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形成了一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舆论态势；国际上各主要大国刚从二战中解脱，都反对中国出现新的战端。另一方面，上述制约因素并不能足以阻止蒋介石国民党以内战保独裁的图谋。首先，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的空前发展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从另一方面刺激蒋介石国民党的仇视心理，并促使其下更大决心来发动消灭中共的内战。国民党虽然表面上声称对中共要继续谋求政治解决的方针，但蒋介石声称：“今天的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的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注：转引自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正如毛泽东在抗战后期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谈话中指出的：“共产党是比过去强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争取团结，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大了。但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还是目前这个样子，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只会使国民党更加坚决地想要消灭共产党。”（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其次，蒋介石国民党的唯心史观总是使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轻视或无视人民的力量。在酝酿消灭中共的内战计划过程中，蒋介石声称：“比较敌我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补给——如粮、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都控制在我们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打败我们。”（注：[日本]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第73页。）再次，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一个相对意义的命题。这种壮大还未能发展到足以平抑蒋介石国民党内战企图的程度。毛泽东认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
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远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5～1126页。）。
中共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是战还是和在主观天平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个决定性筹码。蒋介石国民党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代表，长期以来，又是美援的唯一承受者。中共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决定了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的方针在政治上和财力上不得不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因此，缺少了美国影响这个重要因素，就无法形成战后遏制国民党内战的合力。
基于上述原因，争取美国对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支持，就成为中共这一时期对美统战的主要目的。此外，维护与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壮大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反攻力量，也是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正如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强调指出的：“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二、中共对美统战的客观基础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共对美统战，虽然处在太平洋战争以来中共与美国关系的低潮时期，但从客观上看，仍具有较为有利的基础。
首先，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对地处中国抗日战略要地的中共武装极为重视，一直试图从军事上建立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政府最先从中国的抗日战场感受到中共力量的存在。抗战中后期，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中共军队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国飞行员。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曾拟在东北、华东沿海登陆作战，此举也需要八路军、新四军配合。
其次，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美国政府愈益从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角度，重视中国问题中的中共因素。1941年至1945年，美国政府陆续收到了美国外交界、政界、军界一批驻华访华人员发回的一批批有关中国的报告。这些来自美国人笔下的关于中国国共力量的对比报告，以极强的反差，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战后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充分正视中共因素的存在。这些来自中国的信息对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最高决策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对美国政府说来，要考虑其战后的对华政策，就必须重视中国问题中的中共因素。
美国罗斯福政府正是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虑，作出了与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决定。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美军上校包瑞德领导下，分两批飞抵延安。这种官方联系的建立，为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打开了通道。中共与美军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44年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为推动与美军的合作，毛泽东在1944年8、9月间指示山东八路军迅速向美军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毛泽东还批准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落围内设立一个无线电网。拟议中的美军在华登陆打击日本的计划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1944年8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之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毛泽东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同时，中共中央对盟军从黄海沿岸登陆的可能也作了准备。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军未能在中国沿海登陆，但中共与美国间的关系却通过这些合作而得以大大增强。据八路军总部的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中共提供给美军经过整理的情报、书面报告有120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共102人（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三、中共对美统战的策略思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赫尔利使华为标志，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的侧重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即支持中国抗战到底，从军事上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使美国能腾出手来，应付欧洲战争。鉴于中国战场的客观状况，罗斯福总统重视地处抗日战略要地的中共武装力量，并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后一个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美国开始着手调整其战后全球战略。出于美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虑，美国政府无视政界、军界、外交界访华驻华官员提出的与国共双方都实行合作，使美国立场富于弹性，以适应中国局势演变的建议，把扶蒋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选择，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大的摇摆和倒退。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讲话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向扶蒋反共方向转变的一个标志。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对华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
中共对美蒋关系本质上的一致性洞若观火。为此，中共中央告诫全党：“美国的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此外，敌人打败他，国际干涉他，都不归我管。”（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807页。）因此，中共对美蒋不存幻想，并将立足点始终放在自身发展的基点上。同时，从战后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愿望出发，意在对美统战的中共，尤其注意的是战后美蒋间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倾向于确定扶蒋的主旨，但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允许美国全面、直接地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因素，美国担心作为其远东战略支撑点的蒋介石政权，由于坚持专制独裁和穷兵黩武的内战政策而加剧其统治危机并导致其最终崩溃。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针对美国的上述疑虑，在与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成员的接触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共在国共关系、美蒋关系、美国与中共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对美国发起了强劲的统战攻势。这种以利用美蒋矛盾为前提的对美统战策略具体表现为：
1.抓住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蒋介石国民党以内战保独裁方针的尖锐矛盾，从美国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强调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必要，以促成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实现。
(1)中共认为，中国战后的和平除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争取外，希望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国民党施加压力，以制止其发动内战的企图。
毛泽东通过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告诉美国政府：“我们共产党人担心内战，我们厌恶它，我们是不会先动手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懂得国民党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最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避免它”；“我们共产党人从惨痛的经验中对内战深有感触，我们知道它将意味着中国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她在远东保持稳定的影响，她的继续发展都要被耽搁。不但中国人受影响，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益的国家都会蒙受影响。”（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谢伟思在1944年8月从延安发回美国的报告如实传达了中共的要求。谢伟思指出：“共产党以为……我们有能力支持国民党并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将决定中国战场上战争的进展情况；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制止内战并使国民党走向民主。”（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
(2)中共希望美国在战后中国民主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迫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在中国建立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美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本位制度优越感的国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向外输出资本的同时，也企图用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去征服和统一世界。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虽然以扶蒋为其主旨，但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封建陈腐性却一直持批评态度。美国希望国民党进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以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美国还多次催促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代替其专制独裁统治。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毛泽东针对美国朝野上下对国民党政权封建陈腐性的强烈不满，侧重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它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而不得不法西斯化，其内部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将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对于这样一个腐朽没落、危机四伏的政权，美国应该有何作为呢？毛泽东指出：“美国是否领会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虽然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会领会这一事实，而在于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
为了具体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明中国内战问题解决的唯一出路，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现状，逐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联合政府方案，以显示中共对民主的诚意。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必须改造它自己和改造它的政府……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吸引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马上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所有的团体派出代表……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种建议并加以积极支持吗？”（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
2.抓住战后美国国际战略调整期内的对华政策的举棋不定、自相矛盾，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有理有利有节地批评美国政府一度推行的扶蒋反共的错误政策，阻止美国对华政策向错误方向发展，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
(1)中共利用赫尔利为代表的援蒋反共政策与美国朝野上下主张对国共实行调处意见的矛盾，利用美国多元政治的特点，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赫尔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战时美国扶蒋政策是罗斯福总统一石两鸟的举措。促使蒋介石抗战到底，这只是美国眼前利益的需要。牢牢抓住蒋介石，以保证美国战后在远东的利益，这两者才是美国扶蒋政策的完整含义。来自中国国共状况的报告使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现实充满了矛盾和疑虑，美国战后利益对蒋介石政权排它性需要和罗斯福总统为首的美国最高决策层主观上对蒋介石政权潜在能力的怀疑，促成了赫尔利使华。赫尔利来华后，以美国利益的客观需求之矛，击穿了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政权的疑虑之盾。撤换史迪威，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暂的观望又重转向扶蒋为主旨。在调处国共冲突的活动失败后，赫尔利企图劝说美国政府直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赫尔利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政府战后对华政策的有关构想。然而，赫尔利在中国的即兴发挥，过分夸大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低估甚至忽视了中共因素的作用，一度使美国对华政策超出了美国战后远东战略的承受能力。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反映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调整中的一个超幅度的摇摆。对此，中共尖锐地批评了其危险性：“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增长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的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根据美国政治多元化的特点，针对赫尔利扶蒋反共政策在美国国会内外引起了较为普遍的批评这一状况，中共谨慎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一部分反动分子，而不是整个美国政府。在军事上，中共一直执行与美军合作的政策。
(2)中共利用美国政界面对赫尔利对华政策所产生的新的困惑，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
中共在批评赫尔利的同时，以灵活的态度将美国对华政策的昨天与今天相区别。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大使来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期，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有同样的思想，他是不会签字的。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政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现在似乎又摇摆起来。”（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1945年7月，中共明确表示：“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反对到底。”（注：《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社论。）
四、中共对美统战的成效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对美统战以灵活的策略，就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晓之以理，辅之以坦诚的建设性意向，既显示坚定的原则性，又表现了相当灵活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中，同情中共、力主美国对战后中国和平民主施加影响的一批“中国通”的出现，特别是罗斯福总统的继任者杜鲁门政府对华调处政策的确立，与中共对美的强大统战政策不无关系。
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样，杜鲁门政府的扶蒋政策从其酝酿之初就面临着中共因素强有力的挑战。二战结束后，以国际“冷战”为背景的美国全球战略，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为其远东战略的落脚点。为消除中共因素对扶蒋的阻碍，杜鲁门政府从各种现实可能出发，设想了不少方案。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确定以调处国共冲突为途径，和平消除中共威胁，使美国的远东战略顺利实现。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从两方面调整了美国对华政策。第一，撤换赫尔利，改派马歇尔使华，以显示美国调处政策的新姿态。赫尔利在中国扶蒋反共的全部活动，过于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超出了美国远东战略的承受能力，任其发展，后患无穷。还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就开始批评赫尔利的中国政策。杜鲁门上台后，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指责更是有增无减。作为对上述一系列批评的反应，赫尔利向杜鲁门提出了辞呈。他满以为总统会坚决地出来为他保驾，并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出乎赫尔利意料的是，杜鲁门总统第二天就接受了他的辞呈，改派马歇尔作为他的特使前往中国。杜鲁门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因为他相信：“中国现在看来是被引向更麻烦的境地去了。我们不能派遣军队之类来保证蒋介石的优势，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则是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7页。）故此，以马歇尔代替赫尔利决非一般外交人事更动，它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新的姿态。第二，确定了软化中共和对蒋介石适当加压的调处方针。谢伟思曾告诫美国政府：“我们应当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希望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希望解决中国的问题。”（注：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显然，杜鲁门政府的调处政策是注意到了谢伟思的意见。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调处政策，中共因素被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杜鲁门政府有限度地支持了中共的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要求，从而将美国调处政策部分地置于了美国利益和中共要求相一致的交叉重合点上，从而为调处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杜鲁门总统充分注意到中共通过谢伟思等所转达的“战后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和促使蒋介石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符合美国利益，因而美国有保留地支持了中共的上述要求。
首先，美国政府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作出明确、肯定地回答，并以此作为美国调处方案的重要内容。马歇尔使华前夕，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明确表示：(1)希望国共协商解决争端，防止内战的爆发。“美国政府相信最关重要的是：第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第二，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的统一……”（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页。）。(2)希望国民党结束一党政府的局面，以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2页。）美国政府的上述表态，构成了其调处方案的重要内容，美国政府以此为基础，希冀达到软化中共，使其军事上交出武器，政治上臣服于蒋介石国民党，确保扶蒋主旨的顺利实现。
其次，利用美国影响，迫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调处方案。美国为保证调处成功，对蒋介石施加如下压力：(1)配合马歇尔使华，造成一种使蒋介石接受调处方案的国际舆论压力。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明示马歇尔：“你可以用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作为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9页。）1945年12月16日，英美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一致呼吁中国应立即停止冲突，改组国民政府，并在它的领导下，建立统一与民主的中国。(2)以调处的进展情况作为美国对华财政援助的先决条件。美国政府决定，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并命令进出口银行指拨给中国5亿美元货款，暂不拨出，一切均以马歇尔调处进展情况为转移。(3)军事上在不违背马歇尔出使目的的情况下，“由他斟酌决定何时把中国军队运到华北去”。
扶蒋是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贯穿始终的主旨，杜鲁门政府对华调处政策的一度实施，表明了中共的对美统战政策对美国政府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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